百年钩沉：反转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移，百岁光阴有几。”
我在翻检文献时，无意间看到193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当时，国内西医人数不足5000人，而中医则有40万之众。到了今天，西医人数已达428万，而中医只有73万。这组数据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千。“感慨万千”是一个多么弱的词，它根本词不达意，我用它掩盖了一个真相。其实，我看到这组数据时，顿时泪流满面。但我不知道这么深的触动，是不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从哲学的角度看，主流与非主流一般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客观上，任何事物都没有永远居于主流地位的可能。可是，流传几千年的中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备受打击，最终变成现代医学体系的补充和替代，这是一个多么惨烈的转变。
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谈论中医时，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去访问这一段历史？
《“国医”之殇》一书写过，在二十世纪初，广州《医学卫生报》刊发一篇文章，呼吁巡警部取缔和管理街头凉饮，第一次提出水源的清与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不成问题，但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以为使用的井水清，就可以保证它是洁净的。其实，清是清澈、清亮，而洁是洁净。清重外表，洁重内容。这个区分传递的是关乎微生物学的信息。与此同时，“卫生”一词开始进入公共话语词条。当时《医学卫生报》的主笔有著名西医梁培基、陈垣等人。西方医学的理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代新政开始出现卫生部门，医学行业开始有了公共行政的管理理念。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包括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等学科，为现代医学插上了高飞的翅膀。其中，微生物的发现与抗生素的发明，绝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个伟大的发现在1940年落了地，青霉素被分离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惧怕法西斯的枪炮，但更怕难以抑制的细菌感染。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九千余万人，绝大多数是由细菌感染而死。青霉素的出现，挽救了战争中无数士兵的性命。此后短短的几十年，一大批抗生素如头孢类、大环内酯类等，被发明出来，并应用于临床。迄今，抗生素依然是感染性疾病，特别是重症感染者的救命药。
毫不夸张地说，抗生素将人类的寿命提高了十年以上。现代医学的精准治疗之功绩，谁也抹杀不了。
抗生素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身上带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时代最为推崇的若干特征，治疗直接、显见、精准、可預测、可检验，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科学主义举着抗生素的刀剑对细菌进行大肆杀戮之时，也把传统医学逼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在相同的时间阶段，东方的医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提出废止中医案。当时，首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了医疗卫生专家参会，全部都是留欧、留日的西医。所谓的卫生，当时被理解为纯粹西医的概念，卫生行政计划根本没有把中医列入其中。但是，在这个中医缺席的会议上，却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存亡问题。会议议案共四十九件，其中四件涉及中医，最出名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当时，西医的社会性基础尚差，中医界为争夺生存空间，通电集会、停业罢市、抗议请愿乃至抗辩，经过全力抗争，此案最终未被施行。然而，西医因为掌握了行政话语权而具有导向性。此后，中医的文化价值，备受轻视、歧视、限制和打击。医生执业、注册、医学教育等，也纷纷开启全面西化模式。中医现代化发展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了现代医学强势的话语系统，临床、科研、教育、评价，莫不如是。
百年钩沉：余云岫与“废止中医案”
后世说到中医黑，多会提及鲁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严复等文化名人。这些人物反中医的言论多为片言只语，背后也有复杂的缘由。真正算得上中医黑，又狠又辣的，其实是余云岫。此公为原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少年曾习中医，后赴日本留学，被称为“废禁中医第一人”。
余云岫的正义在哪里？他是受近代科学救国思潮影响，怀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新的发展。这个参照体系给余云岫注入了强心针。回国之后，他开始了豪情万丈的医学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中西医的对立，由此开启。
我很想以更加客观、全面、公正的眼光来谈论余云岫。我相信他对于医学学科科学化的雄心和贡献，我也相信他对中医做出过努力。学者杜敦科对余云岫做过研究，余云岫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认为早在唐代的《崔氏别录》就有过肺结核记载，比西方早了一千二百余年。他认为《素问》《金匮》《脉经》《庾信集》《千金方》等中医著作中均有对糖尿病症状的记载，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疾病。抗日战争时期，余云岫开始着手撰写《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该书采用训诂之法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古代疾病名候做了详尽梳理……然而，对中医学而言，我还是无法选择原谅他。
余云岫的杀伤力之所以那么巨大，原因在两点：其一，他利用了行政权力；
其二，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批判理论。他不认可中医哲学的思维方式，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下手之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中医基本理论的阴阳五行、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全部否定，他认为那是“说谎”、“绝对不合事实”，他说某药入肺某药入肝，用某药治肝是金克木，用某药治肾是金生水，那是“一派胡言乱道”。接着他批《伤寒论》：“以余观之，《伤寒论》之最无意义者，六经也；
最荒谬者，六经之说也。”他彻底否定了中医的认识论，并认为中医的所有临床效果都是“幸中偶合”。他以西医思维系统评价中医药，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自然是要循着科学的系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药物的作用。一一照他们西洋药物学研究的法子，研究出来的成果，才靠得住，才可做几篇外国字的文章，去外国医学杂志上报告报告，外国人就会试用我们的药了。他陷入唯科学主义的偏执行径却不自知。他的批判理论中蕴含的“废医存药”思想，迄今依然是对中医认知的最大伤害。有一点是我羞于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在我没有深入采访中医之前，我认同“废医存药”。据我所知，拥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为数不少，包括以西医思维使用中药和中成药的中医，对中医很有诚意的西医，大量的崇尚科学逻辑、对中医一知半解的病人和非病人。
我很想知道此公晚年思想。激进、偏狭都可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会有改变吗？个人会有反省吗？事实上并没有。1950年，七十二岁的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他与另两位医学界人士联名提了一个《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沿袭了他二十几年前的思想。这个提案最终没有提交上去，并不是因为他的认知的改变，而是他参会后学习了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后，临时改变了主意。这是一个颇值玩味的细节。
中医的式微自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只是，余云岫的夺命一刀，贻害百年。
余云岫于1954年逝世，他把遗体捐赠给医学界作解剖研究。我无意间看到《中华医学杂志》刊发的那份《余云岫医师遗体病理解剖报告书》，从病史记录到巨体检查、显微镜检查、解剖诊断，较为详尽。这份报告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庸，只是放置回半个多世纪前，当是非常珍贵。它对于我们现在时的毫无意义，正显示出它过去时的超凡意义。余云岫把毕生贡献给了现代医学，最后连肉身也一并献祭。
遗憾的是，他在奔赴、参与建立和缔造一个新文明之时，非得跃马挥刀，残忍地把另一个文明摧毁，踏成废墟，那殿宇、那房舍、那轩窗、那亭台、那回廊，那从数千年前穿越而来的风与云，那里面无数的人的歌与哭……
思想的芦苇：知识与权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即权力”。他的意思是，真正的秘密只有专家知晓，任何权力关系的背后都有一套知识话语，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很难解开。在赋魅时代，巫术和法术盛行，巫师便是当时的专家。到了祛魅时代，科学和理性登场，在医学领域，便是医学科学至上。
在中西医论争之时，很多人强调的仅仅是医学文化体系上的差异。文化系统本身的原因当然是有的。比如，同样是对疫病的预防，中医强调内因，治未病，个人与家庭具备一种预防和救护能力，可以藏医于民；
而西医则强调外因，针對病原体，阻断传播途径，可以实施集体性预防，群体接种。由此也可看出，西医的文化特点，更容易与行政权力结合。
追溯到近代，中医受到攻击的核心原因应该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传统政治是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的，也就是说，中医与权力的关系发生了脱节。古代倒是有负责医疗的太医院，但它只对宫廷和官府负责，民间医疗与卫生的管理是缺乏的。据《“国医”之殇》一书所载，直到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在其下的警保司中设卫生科，中国才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巡警部管制章程》规定“掌考核医学堂之设置，卫生之考验、给凭，并洁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这也是我国政府机关文件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同样的，在许多行业都可以提出类似的疑问。比如，公共卫生制度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内部完成？
也是李约瑟，他承认，每一位研究流行病史和公共卫生史的西方学者都知道，很早以前在以东方为背景的环境中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但是几乎没有学者致力于将中国文献中的事实挖掘出来。
这正是我在阅读葛洪时，心里产生的感慨。还有数不胜数的“葛洪”，留下文字的和未曾留下文字的。
很多人认为，知识是纯粹的，是为追求真理而存在，因此它独立于权力。即便两者产生关联，也是外在的。但福柯认为，权力和真理是内生的，两者共存亡。一方面，权力产生出真理的效果；
另一方面，真理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出功能，真理也会产生出权力的效果。
录音回放：西医出身的中医局长
采访对象：徐庆锋（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
林渊液：您是读西医的，从事行政管理，后来又转到中医线，这是您个人的自主选择，还是命运的安排？
徐庆锋：读书时没有想那么多，邻居有病，父母有病，就想着学一门医术可以帮助他们。到中医线之后，才知道学医的作用，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里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大学毕业之后，我其实也从事过两年半的临床工作，在省人民医院外科，后来到（河源市紫金县）蓝塘中心卫生院当基层医生一年。在那里目睹了基层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不足。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想，作为医生面对的只是病人，作为管理者，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下乡回来刚好工作需要，就被调到省卫生厅医政处，从事卫生管理工作。
真没想到我会来省中医药局当局长，没有准备。但听说组织要推荐我过来，就开始主动关注和参与到中医药工作中，很快就把整个广东的中医药情况基本了解清楚。（2014年）1月16日宣布我当中医药局局长，17日下午4点钟我就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领导汇报广东中医药工作情况，脱稿汇报40分钟。
（这个表述跳跃性比较强，我打断三次才弄明白，当时省中医药局两个多月没有局长，宣布徐庆锋当局长的当天晚上，他就乘坐7点钟的航班飞往北京，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第二天是总结大会。）
林渊液：在此之前，您对中医有多少了解？
徐庆锋：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在医政处当调研员，具体负责全省的医疗救治协调工作，广东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病人1512例，死亡58例，病死率3.8%，是全球最低的，全球大概11%，中国大陆是7%。广东的中医药早干预、早治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医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来了之后，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我读《黄帝内经》，其中《上古天真论》就讲健康养生，也就是三步：“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凝结了哲学智慧的精华。它批评不良习惯，两千多年前的观点，放在今天也还适应。“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我一开始提出的“五个下功夫”，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做。第一个下功夫，是针对我自己的，就是在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上下功夫。不只读《黄帝内经》，还读《大医精诚》，读《伤寒杂病论》，读《神农本草经》，这些年，可以说是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知识，并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工作当中。
林渊液：您刚到省中医药局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徐庆锋：（2014年）2月初，春节刚过，我就组织全省中医药工作大调研。分成5个组先到基层。我走的粤东这条线是最差的，一路走，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当时广东的中医的住院量和门诊服务量是8.8%。第一站到××市，两项都是2.2%。到了××市，门诊量是9.5%，住院量只有3.2%。到了××市……
还有，管理体制不健全，全省21个地级市，只有10个有管理机构，11个没有，连“中医科”也没设。在2017年，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每一位市委书记、市长写信，请他们支持中医药工作。当时，有些市领导拿着信，到市委常委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是马上批示，让有关部门去落实。管理机构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现在地市级机构基本上建立了。地市级下面的县区管理机构，像梅州、云浮，县区一级已经100%设有中医股。云浮市中医药管理局是全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的市级机构，有18个人。
采访手记：从潜能到实现的绽放
在中医线采访，第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提及徐庆锋，竟是毫不掩饰的夸奖。他说有两个省份的中医做得最好，一个是广东，另一个是甘肃。
说这话的人是谁？李道政。老爷子是非常骄傲、不攀附权贵的一个人。当年，广东省中医院做“杏林寻宝”项目，接收到李氏砭法的申报资料，审核过程中，杨志敏带着专家同仁去上海拜访李道政，考察项目，还亲身体验了他的弟子的刮痧技法。她开玩笑说，我们自己付费的。我问，那不是申报项目吗？杨志敏说，他还养着一帮人呢，还有，我感觉到这位老师有点傲气，我们尊重他。后来，李道政果然在“杏林寻宝”项目展示中获得多方好评，李氏砭法也在省中医院落地，李道政应邀授课带徒。这种以无证的民间中医师傅带有证的徒弟的做法，正是广东开的先河。徐庆锋与李道政当年一起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并接受采访。墙内开花墙外香，一个上海的民间中医，在广东得到价值确认，并由此走向外面的世界，香飘千里。
徐庆锋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所涉猎的工作都有数据为凭。脱口而出的那些数字，像一颗颗闪烁着光芒的棋子，繁密分布在他心中的那只大棋盘之上。行政权力是一种架构宏大、包罗万象的结构，其分支可以向下延伸、渗透到社会的微细血管。那些数字的内容包括，每年服务体系工程的投资多少，基层占了多少，国家拨付多少，省里拨付多少。全省中医生多少，在医生队伍占比多少。全省中医院多少，三甲多少，二甲多少，基层中医馆多少。每年服务量多少，在全省占比多少，在全国占比多少。绩效考核进入全国100强的中医院有多少，综合评价分数是多少。每年科研创新经费多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多少，省级科技进步奖多少。通过师带徒的形式培养的师承人员多少，定向培养的基层人才多少。中医治未病指导中心多少，培训多少。国医大师多少，国家中医教育名师多少，全国老中医多少，岐黄学者多少，广东省名中医多少。《中医药法》颁布之后，确有专长的考试，某某年报名多少，通过考试多少，今年报名多少，通过考试多少。中草药种植面积多少，每年產值多少，规模以上中药生产企业多少，产值10亿元以上的企业多少，单项品种超亿元的中药品种多少。零销售额多少，在全国占比多少。搭建对外交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峰会议开了多少。广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类药在全球多少个国家获得了知识产权保护注册、销售，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日月有常，星辰有行。毫无疑问地，这些数字交上了一份优秀答卷。只是如果这一个个数字仅仅是数字，没有那以自己个人名义写信为中医呼吁的热情和理想，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这一切是不是还会一样？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说过一句话：“光线先于任何凝视而存在，它是理念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
徐庆锋有许多管理理念，有些在文件里看起来平淡稀松，似乎只是常识和套话，但深究却是正中中医界弊端。比如，“讲台上有声音”，那是要宣传，要话语权。宣传是任何领域都希望做好的事情，为什么中医界愈加重要。这个世界上，既有余云岫们的曲解，便需要千千万万人来去蔽，中医人更需要自己讲出来。在省中医院采访时我听一位宣传处处长说，徐局长说中医就是要学母鸡生蛋，生完了咯咯咯叫，母鸭生完游泳去了，结果，大家只记住了鸡蛋，只琢磨鸡蛋，只吃鸡蛋。比如，“杂志上有文章”，徐庆锋说，这在中医界并不仅仅是发表论文的问题，更重要的倡导一种新风气新观念。中医领域一直有着保密传统，祖传秘方，只传后人、只传入室弟子，家族里传承，甚至有传男不传女的遗训，致使大量秘方失传，不同流派之间也缺乏沟通。
这件事情我深有体会。我的家乡汕头澄海，大娘巾妇科可谓是树大根深。在广州采访时我意外获悉，大娘巾妇科终于把世家传承的秘方公开出来，并辑成《粤东蔡氏女科世家》一书，皇皇巨著，有八十万字。大娘巾妇科鼻祖蔡敏斋，生于明朝正德年间，迄今有四百多年。蔡氏后人多人业医，世代相传，享誉粤东及东南亚地区。从医的后人当中，有人一直隐于民间，也有人通过科班学习，得到理论滋养，成为大家。小时候，我所住的地方，拐出街口便有一位医生，是大娘巾传人之一蔡友清。我从未见过他的样子，街坊邻居八卦时，只听过谁谁不孕、谁谁有妇科暗疾找过他调治。“采得古方三百个，阿娇无子竟难治。”不孕这事情有神秘性，即便尊为皇家，也与贩夫走卒一般无奈。只是，大娘巾祖传秘方一直秘而不宣，外界难得一见庐山真面目，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冼建春老师和培基堂的王福强医生两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说动蔡友清，三人共同整理此书。这个过程历时四年，辗转中国、泰国、越南等多国，遍访大娘巾后人百余人。王福强后来也成为了大娘巾妇科的传人之一。
每一个家族秘方的公开，都有各自的契机。其实，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怕公开，杨真海、李道政等老师，公开宣讲的场次非常多，他们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反而相互辉映。杨真海老师的黄帝内针，正是通过弟子刘力红老师的协助，才整理出版了《黄帝内针》一书，让这门针法得到弘扬。李道政老师的李氏砭法，一开始我是在其诸多学生和研习者的学术论文中获得专业确认的。相信会有越来越开放的环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除了作为局长的徐庆锋，在我心里，还有一个作为师兄的徐庆锋。他是我上大学时的师兄，我见识过他的日常起居。休息的日子，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喜欢穿着闲适的衣衫去爬山、去散步，去上菜市场，做一桌子菜给家人吃。只是这样的闲暇时光很少了。他每周的排期都是满满的，不止满，还经常溢出，休假日也要贡献出来，还必须经常赶场。比如，周三下午必须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汇报工作，周五至周日在北京大学参加管理培训班，这两场都是在北京进行的，可是，周四上午有一个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那么周三晚上是必得从北京赶回的，不管多晚的航班，第二天都得准时出现在广州的会场。地市级活动一个连着一个，他经常在往返各个城市的路上颠簸。我问，能不去吗？他说，我去了，市里的领导会来对接，得到重视，他们今后的工作就容易开展了。
他的记忆力，以前是给诗词歌赋的。记忆中，他经常在朋友们面前背宋词和长赋，不需要停顿、不需要喘气地背。没想到古典文学功底，竟为他后来学习中医典籍铺了坦途。《黄帝内经》中那些艰深晦涩、需要用力攀登才能领悟的语言，他读起来如履平地。自己学习之后，忍不住又要与人分享，他在各级医院和医药院校做过多场《大医精诚》的宣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认为这篇文章可补中医人之钙。
令人吃惊的是，时至今天，他仍然每天晨起读书，读《道德经》，读《寒窑赋》，读《枯树赋》。不论寒暑，每天早晨六点多开读。我自视为读书人，但有了微信之后，不得不承认，读书量是下降了。手机阅读是碎片化的，看视频、看直播，就更耗时间了。他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的荒芜。对于徐庆锋来说，时间永远是不够安排的。然而，他读的竟然是闲书。其时间布局让我想起中国书画的一种美学观念：疏可跑马，密不透风。这种美学观念带来的哲学效果是：计白当黑。
一个凭读书确立自我的人，果然没有令人失望。刘力红老师到广州讲课时，徐庆锋专门拜会了他。那两天我跟着采访刘力红老师，恰好在场。席间谈及《大医精诚》，徐庆锋背了一大段：“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其中“重加其疾”他念的是zhòng，是“加重”的意思。刘力红纠正说应该念chóng，是“重新”的意思。徐庆锋开玩笑说，学这一个字，今天就没有白来。有这样较真的刘老师，也有这样闻错则喜的徐局长。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人的潜能得到最为充分的实现，人才会拥有他的最高善。从潜能到实现的绽放过程，也就是繁荣或繁盛。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文化生态也是如此。
录音回放：读经典&跟名师
采访对象：吕玉波（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广东省中医院原院长）
林渊液：省中医院的崛起，可以在《致中和》一书中得窥堂奥。三十年看下来，人才是最强劲的力量。您的人才培养理念是怎么样的？
吕玉波：我带人走访了全国著名的中医药专家，他们的成才之路无一例外——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我们开始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首先启动的是“温书工程”。当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还健在，书单是他列出来的。我们一年组织读一本经典，要读深读透，读的效果如何，与职称评定挂钩。
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中青年医生跟名师”计划。当时普遍不重视中医师承教育，邓老和全国几位名老中医心里非常着急，曾一起联名上书中央。我把师带徒计划拿去跟邓老商量，他一听非常支持。在邓老的呼吁和我的热诚邀请下，15位国宝级老中医表示愿意南下带徒，传递岐黄薪火。那是2000年。15位老中医是：邓铁涛、任继学、焦树德、路志正、干祖望、颜德馨、朱良春、陆广莘、张琪、唐由之、吉良晨、周仲瑛、石仰山、罗金官、张学文，当时他们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年龄。首批请来的这15位老中医，后来有11位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当时，有个问题很困扰我：老师的报酬怎样给？我征询了几位老中医的意见，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一分钱都不要！”能够把中医传承下去，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报酬。时年九十多岁的江苏著名老中医干祖望已退隐二十年，这次是再度出山，他当场留下“但使中医有传人，岭南裹尸亦不悔”的感人誓言。
與老中医的热情、激情形成鲜明对比，一开始中青年医生跟师的意愿并不高。他们都在学校里读过那么多年书，中医不就那么回事嘛。医院只能用行政命令，先从科主任入手。50岁以下、有中医背景的科主任必须跟师，不跟师就得辞去职务。
计划启动之后，跟师所见所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震撼。
内科有一位头痛病人，持续二十多年，全国著名的中、西医生都看过不少，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头痛一发作就只能靠镇痛药来解决，而且止痛效果越来越差。徒弟请上海老中医颜德馨查房会诊。颜老用了自创的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给他诊治。令人惊奇的是，服药仅三天，折磨了病人二十多年的头痛竟缓解了。徒弟们内心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不是中医不行，而是我们这些学习中医的人不行！中医的自信心被激发出来了，跟师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一开始是要用行政手段逼着跟师，接着是主动跟师、争相跟师，再到后来一位名中医来院带徒，就可能有几十人抢着报名。
这是我们创新的师承教育模式，由学生跟名老中医或其高徒学习、出诊，通过书写学习心得、整理病例资料等方式，巩固专业思想，进行学术传承。
林渊液：这些中青年骨干，不仅仅要接受老中医传承，还要接受现代医学训练？
吕玉波：是的。年轻医生必须掌握现代医学的知识与技能。我们要求50岁以下的医生必须两套都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为复合型人才。为了使医院具备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能力，我们要求每一位医务人员都要学会呼吸机的使用，精通现代医学的抢救手段。
我们请著名的西医专家来医院授课，也送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学习。我们帮忙联系的进修点，不是一般医院，而是这个领域的最顶尖的西医专业，这是连西医生都很难有的进修机会。一开始人家嫌弃他们的中医出身，可是，进修完成之后都获得好评。为什么，这些中医院出去的骨干，比任何人都学习得更加勤奋。
思想的芦苇：中医师承制的复魅
师带徒这种模式，广泛存在于中医、书画、工艺、餐饮、手工等行业。它更多是一种经验性的传承，是属于心的，属于个人化的。它解决的是难以标准化、难以批量生产的那些部分。师带徒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带有很大的民间性、封闭性，似乎更合适发生在草臺上、在破庙里、在田埂中、在私人的空间里。
当师承到了现代，它应该如何发展？现代性自带一种开放、共享的特点，当师带徒出现在现代性的公共空间，蜕变是必然的。
广东省中医院的师带徒形式，我最看重的是“集体带，带集体”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一个弟子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师承若干老师，一位老师，可以同时带若干弟子。传统师承是线性的，像一株藤蔓，只有一个源头，代际之间很容易弱化、很容易断线，也很容易自设藩篱，固步自封。而这种现代化的师承，其本质是网状的、复合性的，拥有了兼容的可能、超越的可能。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是中医师承制的完美复魅。
省中医院正在挑大梁的中医专家们，正是在这种现代师承制中成长起来的。我所采访过的这几位专家，德叔先后师从岭南医学代表医家甄梦初和国医大师晁恩祥，杨志敏师从国医大师颜德馨、邓铁涛和张学文，邹旭师从邓铁涛，又跟随王文远教授学习平衡针疗法。后来，杨志敏和邹旭又跟随李树森教授学习长桑君脉法。不同门派的思想和技法在一个人身上碰撞和交融，终成大家。一代带二代，二代带三代，他们每一位都已带出了很多优秀学生。
最具中医特色的中医经典病房，科主任颜芳师从邓铁涛和李可两位老中医，其他业务骨干也都各有师承，他们在临床实践中打造出了一支中医经典团队。中医经典病房的传承模式也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开花，与他们成为专科联盟的多达二十多家。近两年我所看到的比较活跃的联动单位，有重庆市中医院、郴州市中医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惠阳三和医院等的中医经典科。广东省中医院的中医经典科，经常为联盟单位远程会诊，或派出医生和护理业务骨干前往联盟单位深扎，指导临床。科主任颜芳、护士长刘宇也在全国各地带出了不少传承人。
江湖河海，纵横交错，每一条河道都通往大海。
思想的芦苇：摸象
中医虽历经百年沉浮，但今天，在整个文化生态中我看到了一股发自地底的迫切萌动的力量。山川河岳，已有定局。风雨过后，荒原上森林正在成长，榕树的气根一根一根地落地，又长出了一株又一株。溪流或急切或潺湲，它们与高飞的鸟雀一起，把蒲公英的种子带向远方。狮子在稀树草原上卧看月色，鹿群在晨曦沐浴的林子里奔跑。榕树底下，蚂蚁们忙着搬运食粮。芦苇丛中，萌萌的小天鹅们不时扇动翅膀，准备起飞。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中医是什么样的？我只能说，它是一头大象。这世上，大多数人都在盲人摸象，只摸到它的局部，对它充满了误解。我像一条虫子一样渺小与浅陋，摸到的也极可能是象腿、象鼻子、象耳朵。在旅途之中，我的思想意识一直在发生激烈的冲荡和改变。作为一个有着实证主义倾向的西医，我对中医的每一步的考量都是严苛的，这也意味着，每一个改变都可能经历万水千山。它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微小的关乎身体和健康的理念，关乎疾病的认知，也可能关乎人生哲学。所幸是，完成这次旅程之后，这头大象在我心中呈现了一个隐约的轮廓。说它隐约，是因为年深日久，它的竹篾断的断，伤的伤，图案并不完整。可是，细瞧了，断茬与断茬是有呼应的。可以确信的是，它一直都在那里，完整的，带着神秘之光。我采访过的所有人，包括医生、护士、病人、医学生、教育者、管理者，是他们的学识、人格、气息与吐纳，把竹篾一根一根搭起来，把断茬一个一个对接起来。
流水账：裸裎
我是因为母亲的病才与她走得这么近。七十多岁的身体就是一副老机器，不是这个零件坏了就是那个部件锈了。母亲的身体有一个秘密。她曾因车祸做过一场不大不小的手术，麻醉药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在手术台上她几乎是被活剐的。那时候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体质：抗麻药体质。这种体质通常是后天习得的，酗酒或吸毒。母亲不喝酒不吸毒，可是，回想起来，酒对她确实不起作用，从小她就可以大碗喝酒。经过这一遭我彻底明白了，母亲以后不管患上多么大的病，是再也不能做手术的。
母亲的衣衫褪了下去。这是我远离童年之后，第一次直视她的身体。母亲面对我时，已经没有了羞赧之色。她的皮肤老旧了，没有光泽了，她的身子原是偏胖的，为了把双乳的丰满遮掩下去，她长年用老式的菊花牌乳罩把它们勒得紧紧的。我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背，左右双侧各有一条深深的凹槽。
在中医线采访之后，我的朋友圈出现了大量的中医界人士，通过他们的日常分享和转帖，我订阅公众号、购买书籍、进入各种民间的微信学习群，学到了很多中医知识和技法。漫浸东篱一地香。现在，对付身体的各种问题，我好像有很多办法。这是以前当西医时，根本不相信，也想象不出来的。
母亲双侧膝盖患上腱鞘囊肿，已经很多年了。以前是长在关节内，腘窝里膨出一颗“鸡蛋”，父亲帮她抽取了果冻样液体，就好上一阵，过后又复发。这一次，是长在关节外皮下，双膝内侧像是长了一坨肉。如果是以前，只有任由它去了，等到影响膝盖功能母亲走不动了，就去做手术。然而，那是母亲的一个噩梦，在膝盖功能没有完全坏掉之前，她得带着这个噩梦行走。我虽然没有太好的办法，可是，病则不通，通则不病，疏通经络总是没错吧。那天，我为她刮痧，开背完了，让她自己刮四肢。这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母亲的动作让我一时失语。不是手法不对，而是在她那一刮一刮的抖动中，我发现，她并不爱自己的身体。她任由刮痧板在身体上划过，好像是在刮掉什么遭人嫌弃的东西，而那身体似乎是脏的。我把母亲的脚抱上矮凳子，为她刮痧。顺着小腿的山坡起伏，顺着河流的流淌方向，我一板一板地刮，像玉雕师做着艺术品一样，不错过任何一个地方。母亲突然羞赧起来，感动起来。是的，她裸着身体面对我的时候并不羞赧，但当我爱着她的身体时，她却羞赧起来。
那一天，我一边刮痧一边与她聊天。她聊完家长里短，我也聊刚刚看过的书，德国作家埃尔克·海登莱希的小说《背对世界》。《背对世界》是一篇短篇小说，写了男女主人公的两次约会，相距二十多年。在约会中，他们全情投入爱情之中，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世界似乎只生存着两个人。第一次约会，刚好是古巴导弹危机；
第二次约会，刚好是柏林墙倒塌。这是一个既考验普通人道德观，又考验写作者责任感的故事。母亲并不是这篇小说的适读者，我和她也不可能在这篇小说里获得深度的沟通。可是，她竟然听得十分愉悦，不时还评点了一句什么。我竟然也十分喜欢这样的感觉。
思想的芦苇：现代化语境
关于中医的复魅，有一点是我一直无法解决的，那便是中医理论与伦理道德的捆绑。儒家的伦理观念，在古代是全覆盖的，政治、文化，甚至科学，所有的领域无一幸免。中医大家中不管是儒是道，都是如此。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的序言中更是直接说：“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我认同第一句的观念，家家自学，人人自晓，那就是让自己做身体的主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可是，后面的一句，把伦理道德架在医学理念的身上，别说会遭中医黑诟病，连我也没能接受。
我从来不愿意用“孝”字。对于长辈的尊重和爱，是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是发自心底深处的情感，而不是亲亲尊尊的、做给别人看的、有道德期待的。
那些流传甚广的孝道故事，翻拣起来，都有血迹泪痕。小时候常随母亲和外婆看潮剧，有一出《芦林会》，是根据明传奇《跃鲤记》改编，是二十四孝中的“涌泉跃鲤”的故事。书生姜诗娶妻庞三娘，夫妻俩甚为孝顺。因婆婆抱病思饮长江水，三娘便去江边汲水。不料遇狂风骤雨，三娘连人带桶滚入江中。幸遇渔翁相救，才捡回一条命。回得家来，婆婆竟说她故意迟归，对自己不孝，命姜诗把她休弃。恩爱夫妻说休便休了。即便被休，她还要尽孝，到芦林捡拾枯枝，要为婆婆烹煮鲤鱼并送过去。就在这里，她碰巧遇到丈夫姜诗。夫妻俩在芦林里一番拉扯，姜诗终是知道她受了委屈，但他依然没有勇气去母亲面前申诉，理由是这样的：姜家乃是有孝悌門风，谁人不知，堂上道你有不孝，我何敢顾及夫妻情爱。为人子，重人伦，全孝义，孔孟有言，诗书有载。然后，他把一切归结于命运：怨只怨你我命乖蹇，莫要怨东共怨西。
二十四孝中的另一则“埋儿奉母”的故事更是违反人性。这则故事讲的是一个家道殷实的人家，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全部给两个弟弟，他自己领取母亲供养。后来家境贫困，他竟对三岁的孩子动了心思。他跟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供养母亲。然后他们挖起了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令人恐怖。他对母亲的孝道，似是一步步做出来的局。首先，家产三分，这是情理中之事，为何要把自己的一份略去？其次，他高估了自己赡养母亲的能力，却要用三岁的儿子去买单。活生生的一个孩儿，他是怎么忍心的，他的妻子是怎么同意的？坑已经在挖了，动作这么大母亲不可能不知道，她这个祖母是怎么同意的？最后，他果真把儿子活埋了，按照他的逻辑，不是使母亲和两个弟弟陷于不义？
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故事？
古代统治者，大多标榜以孝治天下。汉魏之时，士人当官以举孝廉为途径，由官员向上级推荐当地的孝子廉吏，很多人便以孝子为晋身业绩，造假的案例也甚精彩。有人在母亲去世后哭得甚为伤心，他每次哭，便有乌鸦飞来在他头顶上盘旋。这是孝感天地，地方官勘验后，把这个孝子当成典型推荐上去。后来事情败露，原来这家伙每次哭时就偷偷把面饼撒在地上，吸引乌鸦啄食。
并不是说尽孝的人都有虚假造作的嫌疑，而是孝这件事本身是不能标榜的。它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情感，是子女与父母亲最为亲密、最为微妙的联结，而且，这种关系是相互的。
在采访刘力红老师时，其实有过一次卡壳。当时，我正是向他请教，中医理论如何把伦理道德剥离出来？他说，张仲景的话末一句是次要的，只是为了突显第一句的重要性。我重申了几句，他有点生气地说，你如果纠结这些细枝末节，是进入不了中医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隔天，我们聊起“讲病”这个话题。讲病，也即性理疗病，是近代民间教育家、慈善家王凤仪创立的。“性”是人的气质和性格，“理”是规律。性理疗病学说指的是，五行人性的阴阳消长与身体健康和疾病是有关系的，运用这个规律分析患者的内在情志因素，可以为患者治疗或者帮助患者自我疗治。王凤仪的讲病在当时影响很大，也获得很多神奇的效果。它与现代心理学不同，涉及更深入的层次，对于病人，是在最根本的“性”的层面起干预作用。理论上，我接受并认同性理疗病学说。但看过王凤仪的《讲病录》，我觉得现代人很难接受，为什么？他的所有案例都是对于伦理道德的宣讲。当时，刘力红老师说出了一句话：语境不同。
在一个现代化语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讲病？
当我每次为母亲做刮痧，或者做经络锻炼法时，当我给母亲讲海登莱希的小说或者其他什么时，我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好像减轻了一点点。
流水账：苏醒的虫子蜕变了吗
身边的亲友，在我无孔不入的念叨中，或多或少接受了我的理念。可是，一旦他们的身体出现了故障，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去哪里找到这么好的中医？
那么好的中医远在天边，而近在身边的好医生不一定能够相互遇见。
在世界的那一头，我无能为力，也许在世界的这一头，我可以做另外的一些事情。
我开始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中医理念传播。所幸，领导和同事信我、支持我。我所在的健康教育所，经常有巡讲活动和健康咨询活动，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我到社区，教给居民们经络锻炼法和健康养生理念。由于我对经络学有一些皮毛理解，竟然使得各个层次的人都十分欢迎。我与基层医生分享关于中西医的文化汇通理念，也获得不少认同。
那一条在惊蛰中苏醒过来的虫子，不知道蜕变了没有。如果成蝶、成蜂、成蛾，说不定可以为某一朵花授粉，说不定，那是一朵决明花、五味子花或者麦蓝菜花，可以长出决明子、五味子或者王不留行。
思想的芦苇：中西医文化汇通
为什么不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是默认中医和西医两个系统并列存在，共同发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西医是强势一方，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实质上是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模式。
中西医文化汇通是希望回到文化的源头来看待身体和疾病。
中医文化更倾向于这几个特点：整体观、动态平衡性、象思维、时间性、个性化。与之相对应的，西医文化更倾向于：系统论、静态观、实证与精准性、空间性、标准化。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从另外一个维度看，中医和西医，何尝不是一对阴阳。
日常的运动，中医倡导八段锦、站桩，西医倡导保健操、跑步。中医重“运”，重视整体调息与内脏系统；
而西医重“动”，重视运动系统。中医的锻炼方式是以静制动，西医的锻炼方式是以动获得阳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偏向于枯坐、伏案，而且经常待在空调房，“动”的作用也很重要。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运动方式。但被现代人标榜为时尚的健身房，却潜藏着一些危险。由于在非日常生活环境中锻炼，锻炼者一般会限定一个固定时长和运动强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趋于标准化的锻炼方式。当身体不舒服时，锻炼者下意识中还是会继续坚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在健身房猝死，那是因为心肺功能与运动的强度不相匹配。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告诫过：“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
中医的整体观，对于体质这个概念比较重视。西方医学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也有体液学说，将人的气质分类，以探求体质、性格特征和疾病的成因。但此类研究在现代医学中已经式微。我当年做儿科临床，与同事们发现，很多支气管哮喘的小孩子是过敏性体质，会同时发生其他系统的过敏性疾病，而且，在哮喘治愈之后，变应性鼻炎很难治愈。但当时，支气管哮喘属于儿内科，鼻炎属于五官科，大家各管各的，在儿科学术界并没有把这两种病联系起来研究。我的一篇论文斟酌再三，用了“鼻炎—哮喘联发”这个组合词，杂志编辑还是提出了质疑。我不得不写一份说明，几乎是附带写了另外半篇论文，才得以通过。后来，综合医院终于成立了变态反应科，呼吸、五官、皮肤等不同系统的联发问题得到了解决。从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来看，西医虽以系統论为特点，但也渐渐有了整体观。
中西医对于过敏性疾病的治疗，路径完全不同。西医是回避和对抗：避免接触过敏原、抗过敏。过敏原如果有100种，全部回避吗？如果是1000种呢？如果还不止呢？我接诊过一个小男孩，大米过敏、鸡蛋过敏、海鲜过敏、鸡肉过敏、牛羊肉过敏，如果生在南方或生在海滨城市，就会知道他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吃。中医的思维并不是这样子，过敏原还在的，不去管它，通过辨证施治，改变体质，改变过敏的条件，提高自愈力。
另一个关于体质的例子。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等疾病，在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病种，甲状腺结节属于内分泌科，肺结节属于呼吸科，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属于妇科。在临床中发现，一些人会同时出现两个、三个或者几个系统的结节，是谓结节体质。用现代医学是解释不通的，西医对这些病的治疗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放任，等待结节长大了再做手术。为了缓解等待和一定机率恶变带来的焦虑，一些激进的医学观点认为手术时机应该提前。我的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正是因为乳腺结节而做全乳房切除术。但中医认为这是情绪导致的，气郁、瘀血、痰湿，痰瘀互结，在哪个地方不通，就在那里长结节。病机是明确的，采用中医思维也可获得调治。如果仅仅是把这里的结节切除了，致病因素还在，那么它依然会在其他地方长出来。近年，国内已有中医院开始开设结节体质门诊。异病同治，这在中医治疗过程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中医整体观的启发下，我对西医的“综合征”这个概念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通常把一组无法归类、无法命名的症候群称为某某综合征，比如席汉氏综合征、肾病综合征、梅杰综合征、炎症反应综合征等。叫做“综合征”的疾病，在西医的治疗中都是比较棘手的，最后如果没有办法，多半会用上激素。激素类药物其实是动用了骨髓储存的能量，吃了以后，骨质会疏松，其他并发症也会先后出现。这其实是对身体的一种透支。疾病症候群，在中医整体思维指导下，应该是可以找到核心病机。席汉氏综合征，我便在《朱良春疑难杂症辨治薪传实录》一书中看过一个医案。因病人患病时间长，来诊时一派脾肾亏虚、肝肾动摇之象，国医大师朱良春从肾论治，兼调中气，燮理阴阳以治其本。经治疗，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作者所用的术语听起来有点玄，但也不难理解，其实就是整体调治，使其阴阳平衡。
西医的精准性，当然是它引以为傲的资本。感染性疾病，比如败血症、脓毒血症，致病菌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抗生素敏感试验是可以做出来的。你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用青霉素、头孢类药打下去，症状的好转是肉眼可见的。如果这两种耐药，还可以用万古霉素。一百年前，当我们在讨论水源的清与洁之时，认识还是那么模糊，当葡萄球菌和青霉素相继被发现之后，一切就清晰了。中医高手，当然也可以用中药治疗感染性疾病。即便如此，治疗之前发现是葡萄球菌感染还是大肠杆菌感染，治疗之后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是否消失了，这精准的指标依然可以指导诊断和疗程的长短。
物理医学同样带有精准性。我的腰疼病又一次发作，这是一个我早已默认可以用中医解决的身体问题，针灸、刮痧加中药。但我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这一副老机器需要维修的频率也增加了。这一次，我找了康复医生帮忙。康复医生认为，脊柱增生变形之后，肌肉的牵拉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但这些承载力过重的肌肉总有疲累的时候，深层的肌肉便需要参与进来。这些肌肉它本来不具备这些功能，所以，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它们便开始使小性子了，疼痛便是它们对你的嗔怪。在康复医生的建议下，我开始进行肌肉训练。比如，以臀桥、蚌式开合等动作，训练腰腿的核心肌群，激活背部深层稳定肌群。
现代人的思维习惯，相信检查结果更胜于个体感受。这虽然不值得倡行，但恐怕不容易扭转。因此，精确性也会带来不良反应。比如，去医院体检，甘油三酯的正常值是0-1.7mmol/L，你是2.0 mmol/L，那么坏了，焦虑随之而来。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不正常。其实每个人个体差异非常大，这个数据对于你不一定是异常的。即便异常，它也只是一个中间数据，不一定与某种疾病直接挂钩，不一定需要处理。可是，这个被铁板钉钉的不正常，就如一根鲠，拔不去吞不下，一直在那里让你难受。
感染性疾病的病人，很多人病好了身体也垮了，很久很久缓不过来。西医没有太好的办法，只笼统说补充营养吧。我在儿科当医生时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多小婴儿在重症感染后，出现面色?白、泄泻、夜啼、舌淡苔白，我当时的同事林广裕（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教授、儿童医院原院长）是中西医双修的高手，他说中医儿科专家孟仲法老先生提出小儿感染后脾虚综合征的概念，这些小婴儿刚好符合，便给小婴儿们用了《局方》匀气散加减，效果非常好。根据这些临床案例写成的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医杂志》上。这刚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案例。我所采访过的蔡楚伟，他也经常用中药为颅脑手术后的病人调治。在重症疾病西医治疗之后、在围手术期，毫无疑问地，中医的调治非常重要。
英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平奇合著的《勾勒姆医生》一书，借用勾勒姆这个传奇式隐喻来解读与洞悉医学的现代性迷思。勾勒姆并不具备神的全能智慧，但拥有英雄主义特质，通常地他会为人类福祉服务，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但他也有笨拙鲁莽的一面，如不加以引导和管束，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祸害。
以《勾勒姆医生》探讨的第一个话题为例，安慰剂效应被作者称为医学中的重大难题。理性主义者认为，安慰剂从药效动力学解析是没有效果的，但临床上使用安慰剂之后患者的改善往往超出了预期。还有一类安慰性外科手术，即是对病人进行麻醉后仅仅在皮肤做一个切口而不做实质性的外科手术干预，结果，安慰性外科手术比真正的外科手术更为有效。理性世界与价值世界在这里是分离的。他们通过若干层面的实验对比和逻辑分析，安慰剂效应的原理，虽然不是产生于直接的生理效应，但它常常是通过引起间接的生理变化来提高身体的自愈力，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这是属于人文范畴而非科学范畴。他们重申的是一百年前现代临床医学大师奥斯勒所说的：“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
榫头为阳，卯为阴。中西医这一对阴阳，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它们正在相互靠近，它们本来就是相互交织、相互补足、相互成全。
流水账：天光和云彩
父亲已经垂垂老矣，老得像个孩童。他不想动，我教他经络锻炼法他也不做。他如果吃药，只能吃婴儿剂量。他的耳朵有点聋，如果是不感兴趣的事情，他就更加听不见了。我和母亲暗下里说他是选择性耳聋。在他面前，我需要一直高分贝嚷嚷，对话现场比较像俄罗斯歌手维塔斯的表演现场。
只有两件事父亲是极为上心的。一件是他在为我儿子写一本验方集，他要把平生积蓄倾倒出来，装在一个麻袋里送给他的传人。他就像武侠江湖上那些把内功传授出去的人。有意思的是，儿子在帮外公整理发表论文题录时，发现外公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与他的温病学老师同框，那是2003年的杂志。这份隐秘缘份的镌刻竟然早在二十年前，在他還是懵懂幼儿之时。
另一件，大概缘于一种职业本能，只要谁把手伸过去让父亲搭脉，一切就不同了，他就秒变回一个睿智老人。似乎搭上了谁的脉，他的生命就可以与这个世界通上电流。
我一直不知道搭脉为何是在桡骨茎突这个地方，在世界接近尽头之处。
象数思维是东方文化的主导思维，其最大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时空统一观。中医作为一种唯象医学，正是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特点来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脉象，恰好是象数思维最为常见、最可触摸的取类比象。
我与父亲严肃谈过脉象问题，类似于打探职业秘密。我问他，只通过脉象真的可以诊断吗？他说，没有那么神的，大多数诊断都是四诊合参，是综合判断，搭脉只占不到四成。父亲说，有一些脉象是非常容易判断的，比如，感冒发热，中医称为风热，脉浮数有力。“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痰症、妊娠的是滑脉，这也非常容易把出来。肝气问题，是弦脉，比如高血压、头疼、胁疼等。还有，六脉中比较起来哪一脉沉，基本可以断定该脏腑虚弱。这是父亲数十年来习得的，于脉法，他并没有精研，这应该是最为普通的中医生的摸象水平。
后来我接触了许多大家，又看了《黄帝内经》《难经》《脉经》中关于脉学的论述，深感脉学博大精深，一如中医学本身。而脉学既备受遮蔽又备受神化的命运，恰好与中医学的命运深刻相关。
我所接触和听说过的、现在在中医界和民间备受追捧的脉法，如长桑君脉法、朱氏脉法、寿氏脉法和太素脉法等，都非常神奇，每一法都值得书写成一部书。我放弃了对脉学的考究，只保留下关于它的神话。有一次，碰到一位朱氏脉法的民间研习者，他说自己刚刚开始学习。他一边为我把脉，一边讲给我听。他说，把脉者的手下，如果摸到了小石子，那是缩小了很多很多的小石子，那个区域可能是有病变的，如胆结石、肠息肉之类。如果手下是针刺样的感觉，那情况不妙了，一般那个区域会有癌症。若是有过电的感觉，那是情感的释放，如果在心肺区，被把脉者是想倾诉、想哭，如果把脉者和被把脉者是一对亲密关系，对方在肾区出现过电的感觉，那是人家对你有好感，起念了。如果，你受过情感伤害，不管是陈旧性伤还是新伤，那也是可以从脉象把出来的，手感好的人，可以断出那是在哪一年，那是什么样的伤害，那个伤害已经钝了还是继续锐利着。可以这么说，当你把手伸出去，可以摸出来一部个人史。
在天成象。那头大象的背后，幻化出天光和云彩。
林渊液，作家，现居广东汕头。主要著作有《倒悬人》《有缘来看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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