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慧 高瑞翔
“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是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美学与艺术研究相融合的学科，也是当前音乐美学、文艺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它于1999年由神经科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森马·泽基（Semir Zeki）教授首创。神经美学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脑科学、“神经艺术史”（neuroarthistory）、艺术审美的神经机制、审美活动脑激活机制等重要领域，还涉及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审美体验以及艺术创造心理等方面的内容。当代音乐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在以前，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与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神经美学研究重视探索传统美学研究所不能抵达的领域，会广泛涉及音乐信息传递的“表达性意义”以及音乐意义的情感性、指示性和象征性等问题，因而，音乐美学研究也可以与神经美学研究产生广泛而深入的联合，这将有助于深入探究音乐知觉、音乐句法加工、音乐意义、音乐动作、音乐情感等基本音乐审美问题，对当代音乐美学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神经美学与音乐审美：美学史的证明及其理论前瞻
当前，神经美学研究方兴未艾。泽基在谈及神经美学时曾说：“许多人可能认为美学具有一个统一的和奇异的属性，是一種更高的精神活动，这无疑是由大脑赋予的……艺术，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是为了愉悦人心或者为后人描绘一种场景，或引起一种滋养、扰乱和刺激。”[1] 泽基指出，他所提出的神经美学，其目的是从逻辑上对艺术进行基于脑科学和心理学上的分析，从而探究艺术审美实践在脑生产机制层面上的复杂性，对那些“语言‘难以言表的艺术的美”[2] 做出分析。有的研究者提出：“神经美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清晰的研究领域，依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视觉、听觉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美学研究成果，将迎来认知科学与美学发展的繁荣兴盛期。”[3] 也有的研究者分析梳理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与神经美学研究的关系，提出了“认知神经美学”[4] 的学科概念。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究艺术家大脑的复杂性，探究分析艺术家及其受众审美机制的特殊性问题，这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方向。
神经美学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按泽基的说法，他提出的神经美学是“希望能在美学神经学（neurology of aesthetics）或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的基本理论上贡献绵薄之力，让人们能够更深入了解审美体验的生物学基础。”[5] 但实际上，自从泽基提出神经美学构想以来，近20年来心理学、脑科学、神经学等领域的科技进步，以及脑成像技术、计算神经技术等方面的所取得的成果，都进一步推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不断被应用到人文科学，加快了神经美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这其中就包括音乐审美机制的研究，或说“音乐—神经美学”[6] 的新进展。
泽基进一步提出：“‘何以为美的生物学决定因素和文化影响因素一样至关重要。”[7] 而从美学的角度看，从审美心理层面出发的音乐审美机制的讨论很早就有较为积极的理论确证。在审美活动与审美教育中，音乐以及音乐美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社会文化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的朋友梅克夫人（Nadezhda Filaretovna von Meck）就曾说：“在音乐家身上，比之在旁人身上，我更能寻找到我所憧憬的人间的特质。”[8]
18世纪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在众多研究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内在感官”，他认为：“所有的各种感官似乎都有其特有的器官。”[9] 他进而说：“如果没有具有美的感官的心灵去沉思对象，我就不会明白，它们如何会被称为美的。”[10] 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这种理论观点也为音乐审美心理机制问题研究做出了理论先导性的阐释，音乐审美活动与审美快感密切相连，一部优美的乐曲所产生的快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音所产生的快感，而音乐所产生的快感则伴随着心理感受形式的变化。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在《审美的人》中就说道：“当某人追随一场复杂的交响乐的进程时，会喉头紧缩甚至会颤抖或痛哭流涕。”[11]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音乐审美表达机制来讲，音乐审美活动也涉及人的感官关系，有的研究者提出，音乐审美活动就是“对音乐信息进行理解、认知的一种表征形式”。[12] 人具有音乐审美的需求，同时也具有创造音乐审美的基本感官能力。早期的欧美学者们也很重视音乐审美的心理表达机制，强调“音乐意义产生于我们的期待性习惯反应受到延迟或阻碍”[13]，主张运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用仪器记录音乐审美中包括人的肌肉在内的审美感觉变化过程，证明音乐审美中的确存在着审美心理感受机能的变化。如单凭视觉或听觉器官只能感到单音所产生的较微弱的快感，这是人的初级的感觉皮层的反应；
而具有高级复杂情感体验的音乐作品形式则离不开内在感官的接受，去感受复杂的音乐形式所传递的音乐“表达性”信息。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借助音乐等艺术形式来理解我们的感官科学，来理解大脑与神经机制，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艺术家——不管是普鲁斯特还是塞尚——事实上是神经科学家”[14]。因为音乐艺术所传达的意义信息不仅与情绪相关，还有形象性、指示性和象征性等意义，音乐艺术传达意义的过程不仅是符号学的问题，也涉及语义学、心理学、脑科学，包括如何将意义信息整合进一个特有的语义环境中，这就涉及了音乐意义加工的神经关联，有效破解这种神经关联的意义与方式，对理解人类大脑如何加工意义信息十分重要。因此，音乐审美机制研究对于把握人的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神经美学与音乐审美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与借鉴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可以进一步推动“音乐—神经美学”的发展。
二、音乐审美的神经机制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到：“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15]“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6] 在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中也是这样，艺术离不开人的实践，离不开人的各种感觉活动的综合参与。在马克思提出人的各种综合感觉的实践功能问题的时候，神经美学的理论与实践还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而后来的研究表明，当代神经美学除了强化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感觉的综合实践意义之外，同时也弥补了以往关于音乐审美心理表达机制问题研究的不足。美国脑神经科学家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指出：“任何一个领域，只要在创造适合人类需求与欲望的对象方面富于经验，都不会与我们的脑的运作方式相背离。”[17] 结合当代神经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当代“音乐—神经美学”在音乐审美的神经机制方面得到极为深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代神经科学已经充分探讨了人的大脑等器官与审美感觉的关系，为“音乐—神经美学”研究提供了脑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美国脑神经科学家埃利泽·斯滕伯格（Eliezer Sternberg）医学博士指出：“当我们看见或听见某个事物，感觉信号就从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传向人脑的感觉交换站——丘脑，然后再由丘脑传递到脑中的视觉或听觉皮层。”[18] 脑神经科学发现且明确了感觉信号在人脑中的传递路径，基于此，当代“音乐—神经美学”得以深入探讨音乐审美活动的神经机制问题。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早就提出，音乐音响的刺激会在大脑皮层上形成一个知觉图示系统，当这个知觉图式系统与其他经验形成的知觉图式相同或相似时，音乐便与那个经验世界形成了对应的关系。在音乐审美中，对音高、节奏、节拍等音乐特征的知觉是基础，而不同特征要素的感知加工由大脑两个半球不同的脑区来完成。[19] 音高主要以拓扑排列的表征方式在初级和次级听觉皮层中加工，而节奏与节拍的加工则与大脑皮层运动前区和辅助运动区、基底神经节以及小脑等都有关。[20] 这些认知神经的实验研究从实证角度阐释分析了音乐审美感知各组成要素的活动特点，对音乐审美的神经机制研究具有启发。
其次，当代神经科学在“大脑听觉亚皮层（ACFs）”的功能特性研究提出，人类听觉皮层包括频谱结构的核心区域和带状区域，“这些区域包含着基本的声音处理特征，而周围的高阶准带状区域具有更抽象的刺激处理特性。”[21] 正是在大脑神经机制的参与下，音乐审美激活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神经网络。人的大脑在接收到有关内外环境的音乐信息的刺激后，可以在很短的潜伏期内使位于脑桥网状结构尾侧的巨型网状脊髓神经元，即听觉脑干神经元兴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底神经节、辅助运动区和前运动皮层的结构都会被激活，从而对“音乐的”和“非音乐的”意义信息的理解进行有意识的认知整合，激发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促使音乐情感的传达在创作者、表演者与欣赏者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音乐审美的作用。
音乐并不是不相关的听觉事件在任意序列中激发的结果，而是音乐创造者基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丰富的客观世界表象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心理经验与感情体验的结果，音乐的旋律主导动机承载着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与此相关，音乐审美意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如何倾听并理解音乐创造者的音乐语言及文化表达，这就需要大脑的内在结构与功能的配合，在音乐审美活动中达成听觉、感知觉和人脑的审美反应机制的多通道的联系，使音乐家的创造活动与人脑感知的可塑性达到有效平衡。德国马普学会音乐认知和脑成像实验室成员舍费尔（Anne-Sophie Schaefer）参与的实验研究认为：“与音乐意象和音乐知觉显著相关的前额叶眶额表层、前额叶正中区及前额叶腹区内侧边缘区、前运动区、辅助运动区和布罗卡区等多个亚区，在音乐意象之形成与下行性的意识性体验、认知性评价、情感性反映、知觉性表征等过程中，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2] 若熟悉这些脑神经机制，音乐家开展音乐创作与组织活动就可以更好地加强音乐审美沟通的作用。
一项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数字和认知音乐学实验室”（DCML）研究人员关于音乐审美活动中“句法树”的认知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句法信息逐级从“树顶”传递到下属层级的分支中，树状结构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支配着下属分支。树状结构表现出作品曲式结构的安排、乐句以及乐句结构、和弦的功能属性、音调的域间关系，以及由分支间的下属层级规则所决定的音乐信息的稳定性程度等问题。[23] 马丁·罗尔迈耶（Martin Rohrmeier）等人根据音乐信息加工的这种“句法树”特征进行了音乐认知行为的研究。研究表明，音乐审美体验与音乐信息加工的结构规则密切相关，音乐审美体验中的情绪反应也存在一个类似“句法树”的结构规则的逐级区分和传递的情形。最后，音乐审美的神经机制与音乐句法加工的脑神经研究之间还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二者除了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心理与脑活动变化上有关联之外，在音乐句法加工的神经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联系。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句法加工源于人脑的三处神经区域：一处位于下额外側皮层的岛盖部（pars opercularis）下侧（对应于BA 44下侧），另一处是腹外侧的运动前区皮层，最后一处位于前颞上回（颞平面前级）。[24] 在这三处神经区域，音乐句法加工依赖于以长期记忆形式存储的音乐句法规则，自动决定音乐句法信息的加工，在调性音乐、旋律、和声、节拍中，欣赏者根据已经存储的音乐句法规则可以随时有效地建立音乐信息加工的结构一致性，并在深入理解这些结构一致性的基础上形成音乐表达。
三、音乐审美的情感体验及其“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启示
音乐审美是一种高级的情感体验形式，“音乐活动并非纯感性也非纯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25]，在相关研究中早已获得共识。但是，从当前“音乐—神经美学”的研究成果出发，可以对音乐审美这种高级情感体验形式进行更具实证性、更具形象性的分析。
在“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启发下，可以进一步加强对音乐审美与听众情绪体验的实证分析。在关于音乐、情绪以及声音紧张解决模式的研究中，弗莱德·勒达尔（Fred Lerdahl）提出了量化旋律与和声紧张感的模型理论，该模型被用于比较模拟的紧张情绪解决模式与听众所知觉到的紧张解决模式之中。该研究提出，调性音乐是分层组织的，这种体系和表征结构涉及听众紧张情绪及其解决的问题。当听众倾听大小调音乐时，听众情绪体验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脑中和声关系的网络激活和扩散。人的大脑对音乐体验情绪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音乐句法对观众情感心理的现实性影响。当听众听到欢快的乐曲时，他们的紧张情绪会有所缓解甚至终止，观众会产生诸如拍手、叫喊、清唱、微笑等积极的动作或表情。在某种社会情境中，当一群听众随着音乐做动作时，他们的欢快情绪也会从中产生，紧张情绪就消失不见了。[26] 当代“音乐—神经美学”将这种音乐审美与听众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称为随着音乐的同步脉冲而逐渐显现的神经行为效应，是调性音乐的句法加工与情绪反应建立密切联系的结果。这也说明，调性音乐中的音乐表现意义并不是凝固的，而是需要人脑予以反应的，也是需要听众情感体验予以意图呈现的。“音乐—神经美学”这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为音乐的“社会意图维度”（Socio-intentional dimension），即强调音乐审美在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下展现音乐审美体验的协同、凝聚功能，体现“音乐嵌入日常生活”的音乐创造特征。很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也离不开“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参与。
音乐审美的情感体验还对一个人的整体情绪具有传递和暗示的意义，可以引起人体的一系列正向生理、心理和情感反应，引用当代“音乐—神经美学”的相关研究，强化和拓展音乐审美情感体验形式的传递性和暗示性，对于音乐审美的健康体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布拉德和扎托雷（Anne J. Blood & Robert J. Zatorre）指出，通过对人的神经系统研究可以发现，在音乐审美中，创作者和欣赏者的主观反应与各项生理、心理指标紧密关联，特别是表现出愉悦性音乐审美体验的“战栗”情绪发生是和一系列生理、心理体验密切相关的。[27]“战栗”情绪发生在腹侧纹状体、中脑、杏仁核、眶额叶皮层以及腹内侧前额叶在内的脑区，布拉德等人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实验，对和谐与不和谐音乐刺激情绪的脑活动参数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伴随愉悦情绪体验的增加，额极、眶额叶皮层以及扣带前回的激活也增加了；
如果非愉悦情绪增加的话，则伴随右侧海马旁回和楔前叶激活的增加。[28]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和音乐认知研究专家佩雷茨等人（Isabelle Peretz，et al.）在对被试者进行调性音乐与非调性音乐的情感色彩任务判断实验时发现，调性音乐在大脑左半球进行加工时多被判断为更加愉悦，非调性音乐在大脑右半球进行加工时多被判断为更不愉悦。[29] 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了音乐审美体验中的生理、心理与情感反应，是从“音乐—神经美学”角度对音乐审美的健康体验做出的辅助性分析。音乐是少有的能够有效激发人的正向情绪的审美手段之一，人在高度愉悦的音乐情境下会心跳加快，位于纹状体下面的伏隔核会被激活。[30] 但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总是能引起正性向的反应，嘈杂、分贝过高的音乐可能会危害我们的神经系统。同时，音乐审美过程中还会诱发多种情绪，产生复杂的激活与恢复效果，人的各种情绪通常对植物神经系统和荷尔蒙（内分泌）系統产生影响，因而也能够造成免疫系统的变化。音乐促使个体脑释放神经递质的效应实验研究也表明，当一个人聆听愉悦音乐时，他的多巴胺水平会显著提高。[31] 另一研究发现，有高血压症状的老鼠听到莫扎特音乐时，血压会降低，而这与多巴胺水平提高有关。[32] 这些研究内容都是从当代“音乐-神经美学”研究中获得的启发，可以推动音乐审美情感体验与人的情感心理表现的研究。
当代“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还可以对音乐审美习得研究有所推动。英国学者约翰·奥尼恩斯（John 0nians）甚至提出，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魅力问题的研究不一定完全用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观来解释，“而要用心理上的喜好来解释，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相信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喜欢希腊艺术是因为我们喜欢儿童的天真。”[33] 每个人的个体成长背景与个性不同，偏好不同，在音乐审美体验中唤起的情感也不同，音乐审美习得会受到个体经验差异的影响，也受群体生活实践影响的制约。在个体层面而言，音乐审美习得与个体的内在自我有关，个体可以在音乐中以一种特殊的、个人的方式认识自我，这种个性差异特征不仅仅体现于情感方面，还反映在一些具有特殊性和个人特色的音乐结构的建立中。如某一支特定曲子或某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对个人审美体验来说往往具有特别的含义，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欣赏者个体的文化经历，我们可以把它称作音乐或文化的个体特异性规则。这一观点得到了喀麦隆玛法人的实验研究支持，德国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弗利茨（Thomas Fritz）的研究表明，西方听众和玛法听众对协和音和不协和音乐的偏好是由欣赏者的个体文化因素决定的。[34] 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在“音乐—神经美学”研究中也有体现，英国神经科学家罗斯（Steven Rose）就指出，脑和心智不止处理信息，“它们关系到生命的意义”[35]。脑和心智更会关注情绪的机制，人脑既掌控个体意识的目的性，也激发或者辐射与个体音乐修养有关的机能与器官，因而当个体面对特殊的音乐审美体验而展现出差异性与个体特异性时，人脑所触动和传达的感觉体验是不同的，这自然会影响作为个体的审美经验习得的养成与传播。
从群体的层面而言，音乐审美体验也具有调节人际关系、创建记忆习惯和惯例的功能，人们通过这些惯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生活中达成音乐审美的沟通与合作，进而让音乐审美起到满足人类群体生活需求、传递人类共同文化知识的作用，这是音乐审美习得在群体生活中最重要的功能。基维（Peter Kivy）在他的《大脑的愿景》中，就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瓦格纳（Richard Wagner）这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进行了基于脑科学方面的分析，他提出并思考的问题是具有语言和音乐技巧的人为什么比大多数人更能打动人心。他强调，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优秀的艺术家所打动，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因为“通过瓦格纳、贝多芬和其他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们能够传达许多人发现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36] 瓦格纳曾经说过，如果人们听不懂他的歌词，他们不用担心，音乐会把一切都搞清楚。基维甚至提出：“瓦格纳是一位神经学家，但他从未意识到。”[37] 对基于主体间文化惯习一致性而获得的审美共同体经验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借助“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相关成果。音乐中愉悦的调性如何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中获得一致的审美感受，其审美反应的脑神经机制有哪些规律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当代“音乐-神经美学”研究中予以思考。
最后，“音乐—神经美学”的相关研究还涉及有关音乐意义的信息传递与信息加工的研究，这会对音乐美学本体研究中音乐意义问题的理解起到推动作用。在音乐性意义的理解中，“音乐—神经美学”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对音乐性意义的理解，是人在具体内在的音乐审美活动中对音乐作品的一种整体判断，包括感觉、经验、价值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这就涉及听、看、记忆、感知觉、思维、想象、协调与期待等多种脑神经机制，包括对音调、音阶、和声、乐节、旋律、节奏等总体乐感意识的感知。这些音乐体验或音乐理解需要一个音乐欣赏者具备成熟完备的神经感官系统，能够随音乐产生喜悦、甜蜜、忧伤等情绪体验。
我们相信，这些对音乐性意义的感受和体验规律特征可以从“音乐—神经美学”对音乐审美机制的研究中得到更丰富的说明和新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证。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当代西方‘音乐符号—媒介理论范式与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GD18XYS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与美育实证研究中心）
注释：
[1] Semir Zeki：Inner Vision：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
[2] 同[1]，p.9.
[3] 胡俊：《艺术·人脑·审美——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研究进展、意义和愿景》，《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5页。
[4] 孟凡君：《认知神经美学对“意象”“幻象”研究的启示——泽基神经美学研究再探》，《浙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224页。
[5] [36] [37] 同[1]，p.2.
[6] 也有的研究者称为“音乐的神经美学”，见曾颖、夏天生：《音乐的神经美学：从审美反应到神经基础》，《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9期，第1596页。
[7] [英] 萨米尔·泽基：《大脑的辉煌与悲怆》，孟凡君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8] [俄] 波纹、冯·梅克编：《我的音乐生活：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陈原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9] [英] 弗兰西斯·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0] 同[9]，第12页。
[11] [美] 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胡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3页。
[12] 李杰：《音乐审美的内核：音乐意象加工的科学阐释与实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13] [美] 伦纳德·迈尔：《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4] [美] 安简·查特吉：《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林旭文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15]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16] 同[15]，第85页。
[17] 同[14]，第126页。
[18] [美] 埃利泽·斯滕伯格：《神经的逻辑：谜样的人类行为和解谜的人脑机制》，高天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
[19] Daniel J. Levitin & Anna K. Tirovolas：Current Advance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09，vol.1156，p.213.
[20] 張卫东：《音乐、心理与大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90页。
[21] 唐孝威等主编：《脑功能成像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1页。
[22] 丁峻等：《当代神经美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9页。
[23] Martin Rohrmeier：Towards a generative syntax of tonal harmony，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Music，2011，vol.5，pp.35–53.
[24] Stefan Koelsch et al.：Investigating Emotion with Music：An fMRI Study，Human Brain Mapping，2006，vol.27，pp.239–250.
[25] 王次昭：《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26] Fred Lerdahl & Carol L. Krumhansl：Modeling Tonal Tension，Music Perception，2007，vol.24，pp.329–366.
[27] Anne J. Blood & Robert J. Zatorre：Intensely pleasurable responses to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reward and emo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1，vol.98，pp.11818–11823.
[28] Anne J. Blood，Robert J. Zatorre，Patrick Bermudez & Alan C. Evans：Emotional responses to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paralimbic brain regions. Nature Neuroscience，1999，no.2，pp.382–387.
[29] Peretz，I.，Gagnon，L. & Bouchard，B.：Music and emotion：perceptual determinants，immediacy and isolation after brain damage. Cognition，1998，vol. 68，pp. 111–141
[30] Anne J. Blood & Robert J. Zatorre：Intensely pleasurable responses to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reward and emo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1，vol.98，pp.11818–11823.
[31] Laura Ferreri et al.：Dopamine modulates the reward experiences elicited by music，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9，vol.116，pp.3793–3798.
[32] Den"etsu Sutoo & Kayo Akiyama：Music improves dopaminergic neurotransmission：demonstration based on the effect of music on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Brain Research，2004，vol.1016，pp.255–262.
[33] [英] 約翰·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从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到巴克森德尔和萨基》，梅娜芳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34] Thomas Fritz et al.：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Three Basic Emotions in Music，Current Biology，2009，vol.19，pp.573–576.
[35] [英] S.罗斯：《大脑的未来：神经科学的愿景与隐忧》，尚春峰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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