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骅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会馆”的注解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暂住。”会馆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清代盛行。一般以县、府、省为单位，也有由相邻地区合组的，如安徽省徽州府和宁国府的“徽宁会馆”。在京师的会馆多由外地官僚士绅所组织；
在商业城市的会馆多由外地工商行帮所组织。近代亦有纯同乡性会馆（后称同乡会）或纯同业性会馆（后改同业公会），一般为同乡和同业内部的利益服务。我国最早的会馆是“芜湖会馆”。
芜湖会馆的设立
芜湖会馆位于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当时芜湖在京城做官的人不少，仅永乐年间在京为官的就有：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即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其父俞季忠被永乐皇帝任命为承德郎，在北京工部营缮司内担任主事）、晋俭（刑部主事）、杨复（户部主事）、郭谕（北京南城兵马司指挥）、葛义（礼部主事）、高志（光禄寺监事）、张坚（永乐元年举人，永乐十三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
随着明代迁都北京后，芜湖的学子进京赶考，希望有个落脚的地方，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同时，在京的一批芜湖籍官员由于远离家乡，也迫切需要一处空间来祭祖敬贤或排解思乡之忧。这让来自芜湖的工部主事俞谟萌生出了创建会馆的念头，他就在前门外，向骆姓人买“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了芜湖会馆。会馆有东西两院，各矗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椿树。正厅有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当他回乡归里时，就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成为芜湖乡人聚会的场所。这实际上是芜湖京官已形成同乡团体意识的表现，此处的“旅舍数椽”便是专为芜湖籍的举子赴京应试时提供食宿之便的。另外，对于寓居京师的官员来说，能集中于会馆共以乡音叙乡情，既慰藉了远离故土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又加固了本籍同人心理和感情维系的纽带。这对于以宗法制为本、安土重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子来说，其意义更非一般。此时的会馆所体现的是最直观的意义，即食宿、集会之馆舍与心灵交流的空间。
俞谟之所以在前门外创建芜湖会馆，和前门外的地理位置有关。明朝的大内，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在前门内不远之处，而且中央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设在前门内大明门的东西侧。因此，各地官员到北京六部办事，住在前门外附近就比较方便。清时，朝廷各部也是在此附近。
芜湖会馆在北京设立之后，各府州县在京官商，纷纷效仿，慷慨乐输，京中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继芜湖会馆后，北京陆续出现的有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与福州会馆等。
芜湖会馆的沧桑
在明英宗正统末年，一个姓骆的北京人突然手持房产地契，声称芜湖会馆是他家的私有房产。此时，俞谟早已回乡老死。得到此消息后，俞谟的儿子俞日升立刻从芜湖赶往北京，与骆姓人打起了官司。好在俞谟在购买房产的当年就与这位骆姓人的父亲签下了一份买卖契约。辞官回归故里的时候，他将这块房产无偿地“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且将契约带回家乡芜湖保存。正是凭着这张保存完好的买卖契约，俞日升赢得了与骆姓后人的“构讼争地”，产权终于回到芜湖人的手上。俞日升复为清理，馆内旧有明泰昌土地位，东西院有大椿树各一株，正厅、西厢房墙外，有鲍姓捐免江夫碑一座。俞日升清理完毕之后，又委托芜湖人予以管理。
清代，芜湖会馆一度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雍正八年（1730年）的地震中受到损坏。据嘉庆四年（1799年）的《劝捐修馆启》记载：芜湖会馆创建已数百年，坐落中城东长巷三条胡同南口外高庙对过，大门向东，正厅向南3间，东西廊房6间，厅后向南3间，西院后向南3间，中有东西灰棚4间，前有向北灰棚2间，沿街小屋5间，又向南小屋2间，向东小屋2间。旧大门在北首，对门有铺面屋2间。康熙十八年七月，地震，房倒，嗣邀皇恩，计间修茸。其时看馆韦长班领银七两，搭盖如旧。雍正八年八月，地震，对门铺面复倒，未经盖造。仪部邓公亮臣掌馆，具呈兵马司在案，迄今基地空存。馆内图榜旧载馆基四至，东至井外沟坡，西至罗房山墙，南至明房，北至三条胡同行路，四至方正。前经督学徐公、太守葛公、仪部邓公、鸿胪韦公节次掌馆修葺。其西院3间，为观察龙公暨知金坛县事宋公敛资监修。后掌馆复经存案请示，门窗墙壁时加修理，同乡寓内，家伙略备，虽大门旧移南首，门房未經盖造，又沿街小屋梁柱亦须改换，所余空地尽可添盖屋宇，现在计议鸠工，需项数百金。凡属同乡宜思前人创业之难，捐纳公项，稍扩规模，芳名勒石，永垂不朽。此知。
咸丰年间，馆址为京民侵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芜湖人经康杰（字伟臣，光绪戊子科举人）禀官清理，收回产权，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修缮完毕后，特作《重建芜湖会馆记》以示纪念，并“勒石以垂永久”。
《重建芜湖会馆记》曰：京师芜湖会馆创自前明，国朝康熙十八年暨雍正八年两次地震，先后倒塌，皆随时修葺。嘉庆四年邑人邵公士铠、韦公运标等又劝捐添盖，前后共计正偏各屋三十余间，堂构整齐，规模宏敞，井井如也。咸丰间南方遭粤匪乱，无会试，公车乱定后会试入都者又多疏于查访，故我邑会馆失落三十余年习焉罔觉，读他人入室之诗，不能不慨焉兴感矣！光绪壬辰邑中会试，公车较往年独多，又带有嘉庆四年修理劝捐启一纸，馆基四至方向了如指掌，杰等按图索骥，彻底根究，禀请中东坊官详城办理。案延数月，移至南城，始断归我邑，而南首基地仍未全还。会馆之兴废，固前数欤？抑亦视人力之勤惰为馆之兴废欤？不可得而知也。癸巳恩科会试均住馆。而所存各屋，除南向正屋三间暨门厢外，余多剥落朽败，行将倾圮，不得已商诸里中诸前辈筹措公款银六百余两，设法兴修，留期住京督理。阅两月而蒇事，虽未必如畴昔之金碧辉煌，而同乡来京者差堪息足矣。今年会试入都，公议馆规十数条，并将壬辰禀批各件榜诸馆中，略叙颠末，勒石以垂永久。计南向正屋五间，东西厢平台四间，北向正屋五间，东向平台一间，大门门厢各一间，后院空地一块，四至丈尺刻列碑阴，以俟来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邑人经康杰、鲍世期、鲍文镳、胡作霖、汪一元、周冕忠同立。计由东至西直长九丈八尺，由南至北横阔九丈八尺。
民国初年，芜湖会馆破烂不堪。1913年，芜湖人鲍世期等受芜湖人委托“住京监修”。1917年，时任国立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的洪等为使家乡在京就读的青年学子和旅京的商贾能日有所栖，夜有所宿，同时也为当时旅京的芜湖籍人士能有一个聚会的场所，遂首倡邀集当时在京的芜湖籍人士程良楷（日本留学生，时任教育部佥事）、程良模（字子茫，时任农商部主事）、彭昌祯（字阮伯，时任京师地方审判庭推事）以及鲍濮（字幼斋，鲍之弟）、高列爵（字古天）等捐款集资，对芜湖会馆加以修葺，并在后院重建正厅5间，“拆去西首灰棚，隔以垣墙，以别内外”，使“京都芜湖会馆”恢复昔日的风采，深受家乡人士的赞誉。
重视科举入仕的芜湖人
早期的京师会馆多由外地官僚士绅所组织，是为科举应试的士子服务的。芜湖人之所以最早在北京设立“会馆”，这和芜湖所在的皖南地区重视科举入仕有关。皖南地区即清代安徽省的徽宁池太广道。芜湖是道治所在地，徽宁池太广道又称芜湖道，下辖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德直隶州，共领22县。据清人吴长元所编辑的《宸垣识略》记载，从清军入关至乾隆年间，北京的会馆共计182处，有的省仅有一所会馆，有的一县竟有数所会馆。而从《宸垣识略》的记载中也可看出，自清军入关至乾隆年间，仅徽宁池太广道就有泾县、贵池、休宁、芜湖、南陵、太平、石埭、旌德、婺源、青阳、绩溪、宣城、歙县等13县在北京设立了15所会馆，其中休宁县和旌德县各有两所会馆，这也说明徽宁池太广道下辖属县对科举的重视。这里特别提一下徽州府的休宁县。据1990年3月出版的《休宁县志》记载：明清时期，休宁人口17万余，书院多达14所，其中私办12所。除县学外，私塾遍布城乡，故夙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
皖南地區为什么重视科举，将科举入仕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首先，皖南地区是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地区，其大族大多来自中原的儒学之家或显宦之第。他们不仅仍保持原有的宗族体系，而且也继承“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即使是农家子弟，只要条件稍微允许，都会读个几年书，无形之中也为大部分的皖南各县在北京设立会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其次，皖南各地广泛创设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为子弟科举入仕创造条件。除官学外，民间创设的塾学、义学、书院、书屋、文会等各类教育机构遍布城乡。这些教育机构的创设虽然各具意义，但为科举服务无疑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另外，皖南人对科举入仕者建牌立坊，创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特别是皖南的徽州，明清时期，徽州的城乡到处耸立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牌坊和牌坊群。大多是“世科坊”“进士坊”“状元坊”等科举功名坊。
会馆在芜湖
芜湖地处青弋江、裕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扼中江之险，为长江之锁钥，皖南之咽喉。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清代时，全国形成“四大米市”（江西九江、安徽芜湖、江苏无锡、湖南长沙），芜湖为其一。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早将芜湖视为货物的集散中心。芜湖也是徽州商人走向全国的基地和跳板，徽州商人把芜湖作为商业往来的大本营和桥头堡，并且不断地由此向外扩展。明代的阮弼（浆染业）和清代徽墨四大家中的“胡开文”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芜湖有各种类型的商业会馆。在安徽省，芜湖是省内会馆最多的城市。据1915年的《怀宁县志》记载：清末的安徽省会安庆有会馆14所（安庆当时称怀宁），而在芜湖设立的会馆却有22所，其中包括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10个省所建13所，本省计有徽州、庐和、安庆、太平、旌德、宿太、合肥、桐城、青阳等9所。这些会馆建于明代的2所，清代的17所，民国的3所。其中最大的会馆要数徽州会馆，最早的会馆是山东会馆，创建于明代。
芜湖的会馆都是由商人筹资或由官商合建的，商人在会馆发展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兴建新式学校，很多会馆都成了公学、两等小学校（相当于初小与高小）的办学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及民国年间芜湖的会馆中有山东、湖北、湖南、徽州、庐和、泾县、太平等17所会馆设立了17所小学校，办学的会馆占会馆总数的77％。办学目的，“以侨寓芜湖之官商界各日增月盛，使后起子弟咸受教育，诚当务之亟也”。另外，芜湖的会馆还有崇奉同乡名人的特点。如徽州会馆崇奉朱熹，“供奉朱子神位”，为其建祠。山东会馆先是崇奉唐护国公秦叔宝，故原名“护国庵”，光绪年间改为山东会馆，崇奉孔子。会馆为社会、为同乡、为同行也做些实事。如徽州帮的商人，为芜湖修桥铺路，在交通建设方面，做过一些社会公益工作。山东、湖南、江苏、福建和安庆、泾县等会馆，都设有义山义地（即坟山坟地）、殡房（类似平房），起了济贫和互助作用，专为死去的贫苦同乡办理善后事宜，很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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