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俊红
关键词：中国营造学社；
水残文件；
朱启钤；
《工作日记》；
抢救保护
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先生（1872－1964年，号蠖公），热衷于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等营造技艺研究，1925年即与同好阚铎、瞿兑之等创立“营造学会”，搜集整理有关营造记述的历史文献资料。1930年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之前，已经校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着手编纂史上善工艺之人的《哲匠录》。1930年7月创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及时发布学社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
此后的六七年间是学社活跃发展的黄金期，奠定了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基底，开创了田野调查、实地测绘、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与保护传承相结合的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践特色。1932－1937年間，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带领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赵法参、麦俨曾等，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杭州及南部、江苏苏州等地调查古建筑、石窟寺等遗迹，对重要建筑进行详细勘察测绘。1934－1937年间还测绘了故宫60余处建筑。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调查日记、笔记、测量图稿、图纸等资料，有的形成文章及时刊发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学社历年积累的古建筑实物照片和实测图纸为主，配以文字说明，由梁思成、刘致平编纂的《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可以说是对传统营造技艺的承续总结和活化传播。学社在营造文献整理方面，一是着力搜集经典著作如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明代计成《园冶》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组织学社人员进行校勘注释。二是用现代的阐释方式来补充完善传统营造规制，如对清代《工部工程做法》，朱启钤组织增补图式600余张并编校则例。三是利用档案史料的营造史专题研究，如刘敦桢利用样式雷图档研究《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朱启钤的《样式雷世家考》等。四是对文献史料的重新审视、整理和编纂，如《哲匠录》《营造词汇》《明代营造史料》《清代建筑年表》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8月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暂时解散，学社的贵重物品如照相机、重要的学术文档资料，如胶卷相片、图纸、文稿等运至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的麦加利银行（今解放北路153号）保存。不久，学社成员随文化机构先撤至长沙，梁思成、刘敦桢仍为法式、文献部主任组建临时工作站，恢复学社工作。后学社撤到昆明。朱启钤仍留北京。11月，学社在北京东城宏通观C6号设保管处及保管专员，经费由朱启钤私人资助。
1939年8月天津遭遇水灾，学社寄存在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物品和文稿资料被水淹达二三个月。这批宝贵资料被称为“水残文件”。
近来在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档案文件时，发现一份1939年12月29日至1940年3月31日学社抢救保护“水残文件”的《工作日记》（档案文件号DA01048），主要记录当日参与修复的工作人员及其工作内容、方法和工作量。日记主要是作为发放给工作者劳动报酬的查照依据，客观上也大致勾勒出了抢救保护过程的工作实况，从中更可以看出在当时日侵的艰难时期，朱启钤等保存延续学社文脉的强烈责任使命感和紧迫感，对修复工作的强力支持和不遗余力。
1939年12月29日晚，这批为躲避日侵而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的珍贵资料被运回北京。《工作日记》首页记：“廿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晴。本日晚间天津水残文件运抵来京，共计十件”（图1）。
由朱启钤主持的抢救修复工作旋即开始。1940年1月1－3日，主要是磋商议定修复方案和计划，组织工作团队，摸索工作方式和提高成效的方法。
1月1日记：“今晨社长到社，召集旧同人磋商整理方策，当经议定计划书一纸，遵循办理。”
（图2）当日办理了两件急重之事，一是请人（孟昭威）取走第一、二号照相机及附件代为修理（协和医院照相部烘干）。照相机是社员们外出实地现场调查进行图像记录的重要设备。二是请润华阁李福云承修石印本有眉批的《营造法式》一部、《营造法式校勘记》稿本一册，以及水残木版《营造法式》两部，并限定其旧历年底交卷，议价一百元。
而《营造法式》校勘批注本的受损状况更是让朱启钤心焦不已，因纸质沾濡太久行将腐烂，倾注社员们十年心血的校注眉批很有可能走失，能否复睹尚不可知。
1月2日，实施整修的主要成员聚合到岗工作，除学社成员纪玉堂之外，新雇用了单少康②、单士锜③、智扶庠。对于不同类别材质的图纸、文稿、照相底版、拓片，分轻重缓急采用相应的修复手段，并明确负责办理人员（图3）。
具体而言：
1. 将橡皮纸标本大图摊开平放大案之上，每张用纸隔离吸收水分，例须三天翻倒一过，待其自干。
2 . 对蜡纸图稿， 先行揭开，用吸水纸隔离平放案上。大图及图稿的整修主要由纪玉堂负责办理。
3 . 对文稿散页， 揭开后利用旧书每页夹衬一篇吸收水分，秩序不致颠倒，等干后重行装钉。对于学社最重要的调查日记及调查草稿，先揭开，在原册上用吸水纸隔离，干后另行装订。文稿及调查册的修整由单少康、单士锜、智扶庠负责办理。
4. 对于照相机及底版的修整，与五兴商铺议妥每日派三五位匠人来社里洗晒。相片因互相粘连太紧，拟待以上工作完毕后再整理。
5. 对于拓片，因纸张特殊，不易揭开，拟选择重要者觅裱画铺再装裱。
在开始抢救修复的最初一周，尽管纪玉堂、单少康等几位核心工作人员各有分工，但也会根据修复对象的急缓和工作进度，及时调配人力，高效协作。
1月5日记，揭晒蜡纸图，原由纪玉堂负责，但他需要排比新冲洗出的底版，无暇兼顾，而蜡纸图稿，纸质薄弱，如再迟延，将益糟朽，因此，除新雇用图书馆抄书人王承樾之外，又令单士锜进行协作（图4）。1月7日“二人揭晒蜡纸图四十卷，约七百张，均经分别注写名称”（图5）。
除纪玉堂、单少康、单士锜、智扶庠、王承樾5位较固定的修整人员外，学社旧人单士元、王璧文、赵法参、陈仲箎、韩仲文、蔡申之、宋麟徵，在抢救修复的最初一周内，分别几次到社里，或“会同工作人员将文稿、调查册等物，分别重要次要种类，俾定前后整理秩序”，或察看指导工作，或帮助整理揭晒已干的文稿（1月7日记）。
关于修复工作人员的报酬，1月3日记：“单绍康、纪玉堂二人薪金按月计算，自一月份起每月各支卅元，其他工作人员均按日计算，每人日给工价一元，将来查照工作日记发给之。”《工作日记》重点记录当天的修复工作者、工作内容和完成的任务量。记录用纸为“中国营造学社稿纸”，记录者并未署名。
这次修复工作中，对于照相底版的重新冲晒、分类整理、填注编号等工作尤其费时费工。从1月2－18日，五兴商铺每天派工人三五名来社冲洗底版，共计1.15万余张，19－24日派工人二名分揭照片900余张，揭废底版若干张。对于新冲晒底版，纪玉堂等人要随时填注底版号码，再按底版的英文字首分类、排比整理、甄别好坏，再裁剪底版四周无药膜之处，并重新填注号码名称、对照相片。这项工作除1月26日－2月1日之外，貫穿了3个月修复过程的始终（2月6－16日，过春节放假）。从工作记录中可见他们工作的辛劳，更反映出他们做事的认真、细致和敬业精神。
图纸类文件有橡皮纸大图和蜡纸图，橡皮纸质地坚硬厚实，在修复工作启动的第3天（1月2日），大图便全被揭开平放大案之上待其自然晾干（未记大图数量）。之后每3天翻倒一过，以使图纸平整。这项工作历时一个月，到2月5日（除夕放假前一日）检查大图完毕。
蜡纸图的保护则要紧急和棘手一些，蜡纸质地薄弱，且水洇过久极易糟朽，需尽先尽快逐张揭开，从1月2－7日共揭蜡纸图1300多张，均分别注写名称。之后再定期翻倒一过。2月5日，检查蜡纸图，完成了修复工作的第一步。2月29日记，“蜡纸图待熨平剪齐边缘”。
各地调查日记、笔记及测量图稿等文件尤为重要，也是从开始便抓紧进行揭晒的一项工作。1月3日揭晒测量图稿及调查笔记20多册，4－6日揭晒故宫测量稿55册。稿本已干之后再整理、熨平、编排次序、装订，对于测量稿本还要再写出地名、号码、建筑名称，编实测底稿目录。此项工作到2月20日完成。
对于文稿、书稿的修复，同样也要经过揭晒、整理、熨平、补抄破碎者及排比次序、装订等工序。极为重要的一部经过校勘批注的石印本《营造法式》及《营造法式校勘记》稿本一册，委托润华阁承修。经工作人员修整的文稿有：清代建筑年表、清实录、明实录稿本一件、江南园林志（中英文稿）、哲匠录、明宫苑考、清内务府奏销档、明代建筑年表杂稿、法海寺稿、开元寺塔及济源舍利塔稿、辽金元明各朝之营造史料稿及杂件、佛塔专刊稿、工部工程黄册、工部奏销档、元大都（稿本）、营造学社汇刊合订本（有的有刘敦桢批注），以及调查时用作资料的湖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方志抄稿。
上述文稿中，《清代建筑年表》《哲匠录》篇幅较大，修复颇费时日，尤其是《清代建筑年表》稿，1月2－23日前后揭晒6700多页，对已干的随时进行整理装袋，之后再补抄破碎者、排比次序等，一直到2月24日资料编排完工。《明宫苑考》稿和佛塔专刊的修复，因文稿被水浸透，而一张稿纸上又多有小条粘贴，故在进行各修复工序时均要细致用心，“非逐页逐条粘贴排比次序方不致有散失之虞”，费时费工自不待言。
对于重要拓片的修复，最初计划外觅裱画铺装裱。但从《工作日记》的记录来看，对于拓片的揭晒，是由在社的工作人员纪玉堂、单少康、王承樾、单士锜共同协作，时间集中在1月29－31日，揭取拓片50多张。
整体的修复工作进度，从1940年1月1日－2月29日，抢救性的照相底版冲洗、文件揭晒等关键性工序基本完成。2月29日记：“凡文献组各抄件全部完竣，都待第二步工作，编排次序或装订成本。法式组只有蜡纸图待熨平剪齐边缘等项工作。”（图6）
3月2－31日，修复人员从之前的5位（纪玉堂、单少康、单士锜、智扶庠、王承樾）减少到2位（纪玉堂、单少康）。纪玉堂主要负责“分类底版、裁剪底版、填注号码并办理杂物”，单少康的工作内容有：对《明宫苑考》《佛塔专刊》《元大都》等文稿资料进行粘贴、补抄和编排次序等。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日记》中对于朱启钤社长到社察视工作情况的记录有7次，1月有6次、2月1次，其中1月1日、7日是日记的记录者所写，其余5次从字体笔迹看均为别人的补写。内容如下：
（廿九年一月一日 晴暖）今晨朱启钤到社召集旧同人磋商整理方策，当经议定计划书一纸遵循办理。
（一月三日 晴暖）午后社长来社视察，嘱为工作人员制避秽口罩。
（一月七日 晴和）本日午后社长偕同孟昭威来社，将工作实绩分别摄影并撮残物照片数帧以存鸿爪。
（一月十一日 晴暖）蠖公午后偕朱湘筠④去社察视。致林斐成详函说明还平整理经过并寄照片十张（图7）。
（一月十五日 阴甚寒）蠖公午后来社察视，并发寄昆明详函。
（一月二十六日）蠖公偕朱湘筠来社察视。
（二月二十五日）蠖公下午至社察视。
从言简意赅的几条记录中，可体悟到时年67岁的朱启钤对于抢救保护这批凝聚着学社成员数年心血而积累起来的学术资料的急迫心情和保护行动上不遗余力的鼎力支持，并将保护修复情况及时记录反馈给当时后撤到昆明的学社骨干成员。
此外，2月5日的补写记录还提到了乔家铎对整理“水残文件”的核检造册，体现出当时工作的细致和严谨，以及朱启钤对工作人员的体恤关怀，“明日为除夕，循例放春假七日。工作人（员）预支薪资半月。乔家铎核造整理水残文件成绩清册”（图8）。
《工作日记》的记录截至3月31日，也许是修复工作暂告一段落，但似乎并未全部告竣。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下半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这批“水残文件”与其他图书资料转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代管保存。1954－1955年间，经时任文整会行政秘书兼文献组组长俞同奎开箱拆包进行过整理，编有《营造学社水残稿总目》（档案文件号DA00979-3，图9）。1958年12月再次整理时编有《中国营造学社水残稿清理目录》（档案文件号DA00891-1，图10），登记文件279项。时至今日，虽历经沧桑变迁，这份珍贵资料尚完好保存，有待进一步全面地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