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懋学 万安伦
[摘 要] 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刻《孔圣家语图》不仅具有个人特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充分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家语图》初刻于万历十七年，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付梓。在尊孔重儒、明黜异学的时代背景下，吴氏出于自觉的卫道精神及其欲借刻书以图仕进的私人因素，纂刻《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这对认识明代大量刊刻儒书的现象不无启发。《家语图》并非吴氏所标榜的“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实乃吴氏拼凑而成，由此可窥探晚明刻书伪窃之风。是书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并一直流行至今。一方面与世人轻信吴氏之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具有一定的文献、艺术与商业价值。
[关键词] 《孔圣家语图》 纂刻 晚明 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2-0121-08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Wu Jiamos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of Kong Sheng Jia Yu Tu
Zhang Maoxue Wan Anl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u Jiamos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of Kong Sheng Jia Yu Tu not only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 but also has a certain universality of the time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is book was first engraved in the 17th year of Wanli， and was later added and modified by W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pecting Confucius and valuing Confucianism and dethroning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Ming Dynasty， it is reasonable for Wu to compile and engrave this book out of his self-conscious spirit of defending Taoism and his personal factors of seeking official advancement by carving books， which enlightens us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onfucian books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is book is not what Wu claimed to b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Wu， which can reveal the trend of counterfeiting and stealing of the engraved boo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fter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many derivative books appeared and have been popular up to now. It is related to the worlds credulity in Wus words， more importantly， this book has certain literature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Key words] Kong Sheng Jia Yu Tu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Late Ming Dynasty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吴嘉谟，字绩可，汉阳（今属湖北武漢）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其寄寓杭州时纂刻《孔圣家语图》十一卷（简称“《家语图》”）与诸传世本《孔子家语》《孔子圣迹图》不尽相同，《家语》前增《圣迹图》一卷并附序文、按语，“庶同志者统观《家语》，可以窥圣经之全，而首按其图，又可以见圣人之迹”[1]。是书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儒藏·孔孟史志》将其辑入其中，近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又将其影印刊行。当今学者如郑振铎、孟久丽、沈津、许瑜翎、陈东等多关注此书之图，将其置于明清《圣迹图》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有认识错误及研究未尽之处，而从文本生产与社会传播视阈下系统研究此书者殆无人焉。《家语图》虽号称“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但其图、文之来源却颇为可疑。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书既具有个人特殊性，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分析此书的纂刻过程与内容来源，不但有助于考察此类书籍的编纂背景，亦有利于研究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
1 《孔圣家语图》纂刻考
《家语图》首吴嘉谟《孔子家语图叙》，次王鏊《孔圣家语图题辞》，次王世贞《孔圣家语图叙》，次《家语图凡例》，次《孔圣家语图目录》，卷一《圣迹图》标题皆为四字联语，末有《附历代赞咏》，后十卷为《家语》，篇目编次从何孟春本。次卷一《圣迹图》，前半叶为图，后半叶为序文及吴氏按语，首幅版画题作“先圣像”，与《目录》“先师遗像”不同，图后仅具按语而无序文。其余画题均与《目录》相应，镌在左上角或右上角。次卷二《家语》正文，首行题“孔圣家语图卷之二”，次行题“武林后学吴嘉谟集校”。册尾为杨士经《孔圣家语图跋》。其中，《孔子家语图叙》为后人了解是书纂刻过程的重要依据，现将此文节录于下：
王文恪公尝录其（《家语》）全而家藏之，余得其本。……岁丁亥，余师澹所杨公捧册鲁藩，过阙里，谒孔林，获所传《圣迹图》，归而授余。……余患目，弗获赴戊子省试，养静山房者数越月。因取王氏藏本，按《孔氏全书》与杨师所授图考究其概，……余遂缉为一书。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名曰《孔圣家语图》，僣以授之剞劂氏。……万历乙丑岁孟春人日武林后学吴嘉谟谨叙。
观此，吴氏曾于早年获王鏊家藏本《家语》，其師杨士经（字澹所，仁和人）又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以孔林所获《圣迹图》相授。次年，吴氏因目疾而无法参加省试，遂取王鏊藏本《家语》，按《孔氏全书》与《圣迹图》详为考究，辑成《家语图》十一卷，并于万历十七年（1589）付梓。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别本《家语图》，索书号为“30105328”，线装凡六册。吴氏《孔子家语图叙》题作《孔圣家语图叙》，无王鏊《孔圣家语图题辞》、王世贞《孔圣家语图叙》。《目录》卷一《圣迹图》标题三字至七字不等，画题四字至八字不等，且两者多不相应，如《目录》“绕室降庭”，版画作“二龙绕室五星降庭”等。无首幅“先圣像”及所附按语，画题皆为小字且位置不固定。其余版式、内容甚至全书字画均与通行本一致。王鏊《题辞》、王世贞《叙》从无至有；
原吴氏《孔圣家语图叙》改作《孔子家语图叙》以与王世贞《孔圣家语图叙》相区别；
《目录》卷一标题、画题从字数不等，至整齐的四字联语；
画题从与《目录》不相对应且位置不定，至位置固定并对应，这显然经过吴氏划一整理。据此可以推断，台图藏本应在通行本之前，是明万历十七年初刻本，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刊成。
至此，吴嘉谟纂书之过程已明。吴氏先后获王鏊家藏本《家语》与杨士经于曲阜所得《圣迹图》，后因目疾未能参加省试，遂将《家语》《圣迹图》辑为一书，并于万历十七年付梓，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刊成。吴氏从起事至纂成《家语图》十一卷，前后耗费仅一年，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2 吴嘉谟纂书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动机
由吴嘉谟“弗获赴戊子省试”可知，吴氏纂书之时早已中举。其因目疾错失省试（即明代会试），却反而从事更为繁重的纂书工作，颇启人疑窦。探讨吴氏纂书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动机，不但有助于了解《家语图》一书，亦有利于认识明代大量刊刻此类书籍的社会现象。
吴氏纂书之背景在《孔子家语图叙》中已有提及，“今天子明黜异学，诸不在孔氏之书者，禁不得进”。明朝作为一个以武力夺权的封建专制王朝，必然以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相配合。在明代提倡儒学，明黜异说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下，吴氏纂刻“圣经所散见”之《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无怪乎有明一代出版儒学典籍特多，仅《家语》就有20多种版本出现。儒家经典确实也是明代畅销书之一[2]，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导向。
明代文化专制政策虽贯彻始终，但至晚明，朝廷政权已露颓势，众多政令形同虚设，世人对文化禁令僭越之举频繁发生。然而，吴嘉谟似乎一直恪守朝廷法规，这恐与其个人身份与人生际遇有关。吴氏纂书之时，已然中举，而据有关学者统计，“隆庆元年至万历十九年，各省直（乡试）的平均录取率都在3％—4％之间。”[3]如此低的乡试录取率表明，吴氏是科举士子中的佼佼者，其必然熟读《四书》《五经》，也必然拥护儒家学说，是以其师杨士经云：“两人所读，裁损壹禀于孔氏，其他恢谐、曼冶、怪诞之语不读也。”[4]吴氏对圣人之仰慕早已情见乎辞，在其获《家语》时，便遐想与公卿大夫、圣贤弟子交游“而恨不获一覩其范有年矣”，得《圣迹图》后又感慨“圣人之语与其遗迹，而俾后学之士，宛如化雨中人”[5]。而吴嘉谟时代，《家语》已先后有王广谋本、何孟春本、黄鲁曾本、陆治本、邹德溥本等行世，《圣迹图》亦有朱见浚本、邹德溥本等出现，这为吴氏纂书奠定了文献基础。《家语》与孔子像合刊之形式由来已久，邹德溥更将《家语》《圣迹图》合刊，这为吴氏纂书提供了经验支持。发明于唐前期的雕版印刷术至明已渐趋成熟[6]，刻书技巧、版画技艺不断提高，刻书工价极廉，这为吴氏刻书提供了技术支持。出于对圣人之仰慕及自觉的卫道精神，吴氏欲表彰圣人事迹以弘扬儒道，故借鉴前人成果，利用当时发达的刻印技术，将《家语》《圣迹图》合刊。
除自觉的卫道精神外，吴嘉谟纂书恐另有其私人因素。明代广开科举，施行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是布衣入仕的重要路径。然如上文所述，明代乡试的平均录取率极低，会试的平均录取率也仅为8.6％[7]，以科举入仕并非易事。与科举并行之法尚有荐举，明初曾一度罢科举而独行荐举，“儒士”即为荐举科目之一。永乐以后，科举虽日重而荐举日轻，但荐举之法一直推行。万历年间，被荐举授官者仍有湖广举人瞿九思、江西举人刘元卿、江西处士章潢、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8]。其中之陈继儒，乃明中后期山人墨客的领袖，曾作《孔子家语雋序》云：“圣谛贤诠，莫此（《家语》）为真。”[9]吴嘉谟受陈氏启发，难免会有借刻《家语》以求荐举之心。况且，当时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10]。足见刻书已成为当时读书人的一种例事。即使未能如愿，吴氏亦能借刻书赚取文化资本，这与《圣迹图》《家语》的性质密切相关。《圣迹图》主要表现孔子言行事迹，常作为宣传道统立场之工具，张楷编辑，何珣增补，朱见浚、朱胤栘重刊，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家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之书，事关儒家教化，明代儒生、儒官如何孟春、陆治、邹德溥等多借刊刻是书以求名。吴氏于明代诸传世本《家语》中独取王鏊本作为底本，恐与王鏊本人在明代科举史与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11]。反观吴氏，其因目疾无法参加省试，却仍带病从事更为繁重的纂书工作，纂刻《家语图》十一卷巨著，亦仅耗费一年时间，其急于借是书以图仕进之心便昭然若揭。
18年后，吴嘉谟终于得偿所愿，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新建县令、户部主事、扬州知府等，于任上打击强盗、治理水灾、整顿粮仓[12]，可谓颇有政绩，是一名合格的儒官。吴氏当年匆忙纂成的《家语图》也意外风行于世，这恐是吴氏纂书之时所未曾预料到的。
3 《孔圣家语图》内容考实与晚明刻书伪窃成风
既然吴嘉谟欲刻书以求名，自然要极张己书之美，故标榜《家语图》“图按圣迹之旧，文仍王本之遗”。其师杨氏亦为其鼓吹，认为“吴子之能读古文辞也”，“恂恂然博雅君子也”[13]。然而，后来增补的王鏊《孔圣家语图题辞》、王世贞《孔圣家语图叙》之来源却十分可疑，吴氏号称其书图、文源自名地、名家，亦似不宜轻信。考察《家语图》的内容来源便势在必行，由此反映的晚明社会文化风气也需着意一辨。
《家语图》于万历十七年刊竣，而王鏊卒于嘉靖三年，不可能为此书题辞。王鏊《题辞》又见于《震泽长语》、明嘉靖四十三年陆治手稿本及其明隆庆六年刻本（简称“陆治本”）[14]，与陆治本《孔子家语题辞》关系最为密切。《家语图》除将陆本“明少傅王鏊题”改作“常熟王鏊题”，仅有三处讹误。王世贞虽卒于明万历十八年，但晚年长居南京，恐亦无法为此书作叙。王《叙》又见于明隆庆万历间邹德溥补注《新锲台阁清譌补注孔子家语》[15]、明万历间吴勉学刊《孔子家语》，因吴勉学本与《家语图》刊刻时间约略相同，故王《叙》或来源于付梓更早的邹德溥本。《家语图》除将邹本末行“琅琊王世贞题”提至次行作“琅琊王世贞譔”外，二者仅有五处不同，且多为异体字之差。另经笔者考证，《家语图》并非“图按圣迹之遗”，实以明弘治十年（1497）吉简王朱见浚刊《圣迹图》为底本，兼采邹德溥本《圣迹图》及当时流传的其他版本。图后序文、按语及《附历代赞咏》多径袭明蔡复赏辑《孔圣全书》。《家语图》亦非“文仍王本之旧”，实以陆治本为底本，兼采王广谋本、何孟春本、黄鲁曾本、邹德溥本而成。此书虽题“武林后学吴嘉谟集校”，实乃吴氏辑众书而成。因吴氏急于成书，缺乏认真细致的校勘，故此书多有讹脱倒衍之处。
《家语图》实为抄袭拼凑而成，吴氏却标榜其图、文源自名地、名家，而不惮东窗事发，盖与晚明刻书伪窃成风有关。以王世贞《叙》为例，除见于邹德溥本、《家语图》及吴勉学本外，明周宗建《新刻注释孔子家语衡》之《孔子家语叙》即袭王世贞《叙》，仅稍加删改。明陈际泰《新刻注释孔子家语宪》之《家语宪叙》部分语句亦源于王世贞《叙》。又如邹德溥本《圣迹图》，除被《家语图》径袭外，尚有明路一麟《新锲订注孔子家语》，明张鼐注释、李光缙校阅《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明顾锡畴注释、孔贞运评林《鼎锓二翰林校正句解评释孔子家语正印》及周宗建本、陈际泰本等亦袭邹本《圣迹图》。再以《家语》而言，即使明代《家语》版本众多，除何孟春注本、陆治补注本，其余所注皆不名一家，多沿袭前人旧说，如邹德溥本袭王广谋本，吴勉学本袭黄鲁曾本，钱受益本袭吴嘉谟本，周宗建本、陈际泰本又袭邹德溥本等。由此观之，从王世贞《叙》至《圣迹图》再至《家语》，无不被明人抄袭删改，其中不乏有邹德溥、周宗建、陈际泰等儒官，尚未出仕的吴嘉谟不免会受此类伪窃风气的影响，而时人对此种抄袭现象恐早已司空见惯。
明人刻《家语》如此，刻它书亦如此。时人主要通过以下4种手段掩人耳目：第一，冒名伪托，虚假宣传。明代以“批注”“评点”或“序”“跋”等形式出现之书、文常假托名人，杨守敬即云：“明代书贾好假托名人批评以射利。”[1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著名刻书家余象斗曾三刻《大方纲鉴》，竟先后托名李廷机、袁黄等以射利。第二，改窜删节，抄袭拼凑。明代凡以“汇编”“咀英”“欣赏”等标目者多为改窜拼凑而来。陈继儒撰《笔记》《读书十六观》《珍珠船》等书，四库馆臣斥其杂采古书成编而不著所出，“盖明人好勦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17]富有明代特色的“书帕本”亦有删改割裂之弊。第三，盗刻他书，改易名目。明代刻《家语》者多以“新刻”“新镌”“新锲”“鼎锓”以新耳目，其实大多为翻刻之作。更有甚者，径直变易书名而冀其多售，如将《北堂书钞》改作《大唐类要》，《容斋随笔》改作《搜采异闻集》等。叶德辉谓：“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18]第四，剜改原版，以次充好。明人刻《家语》多袭王世贞《叙》，仅将《叙》中“家语图”之“图”字挖掉，遂能掩人耳目。通过剜板改字，尚有以残本冒充全本者，有以明本冒充宋本者，更有以此书冒充彼书者。明清之人郎瑛、顾炎武、李慈铭、陆心源、缪荃孙、叶德辉等对明人刻书伪窃之风多加批评，清人更推演出“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论断，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实，明人刻书伪窃之风至万历前后始盛，是以顾炎武谓：“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19]
循顾氏之言，考察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便会发现刻书伪窃之风至晚明始盛的原因。首先，明代较为宽松的出版政策与晚明文化禁令松弛，促使刻书乱象的出现。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20]虽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存有偏差，但免除税收对明代出版业意义重大。明朝虽时有禁书之举，但多针对某人、某书，禁书举措亦未能一以贯之。相较于宋代屡次颁布出版禁令及元代施行出版审查制度，明代的出版管理政策相对宽松。至晚明，封建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文化禁令松弛，当时政府恐已无暇整顿出版界的伪窃之风。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导致无序的市场竞争。雕版印刷术自唐代发明以后，经过宋元两朝的发展改进，至明已臻于完备，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也被大规模应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为出版行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纸、墨、木板等原材料的供应，到写样、雕版、印刷、装订，再到图书分销，晚明出版产业链基本形成。官刻主导的出版产业至晚明已转为由坊刻主导，出版机构的增多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而书坊主大多缺乏社会担当，过分追求商业利益，晚明刻书伪窃之风随之出现。最后，学校教育的推广与读者群体的扩大，为晚明图书市场的繁荣奠定基础。明太祖于建国之初便诏令府、州、县设立学校，后又增设乡间社学，“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除广立官学，书院、私塾、义塾也渐具规模，是以“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21]。经过200余年的教育积累，晚明社会群体的文化水平已大为提高，读者群体已由传统的士人阶层扩展到普通平民，所需书籍种类与数量也大为增加。但市场上的书籍种类，特别是渊源有自的儒家经典在短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为了与其他书商相区别，并迎合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射利者便通過伪窃之法“推陈出新”以提升销量。
4 《孔圣家语图》的衍变与流行
《孔圣家语图》虽非“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但是书纂成后，为世所重，多有衍生本出现，是《家语》《圣迹图》各自传世本系统中的重要一极。考察《家语图》的衍变与流行，对认识此书及其同类书籍具有重要意义。今谨据目录典籍所载及笔者所见，将其衍生本具列于表1。
除以上诸本外，多有将《家语图》作为校本者，如日本宽保元年刊冈白驹补注本、日本宽保二年刊太宰纯增注本、日本宽政元年刊千叶玄之厘订本等，三家注对吴书多加征引以校勘，千叶氏《标笺孔子家语凡例》更明言：“今所重刻，会粹明人何孟春、吴嘉谟、钱受益、毛晋、刘博德之五本，雠校标笺，不敢臆断。”
后世学人多轻信吴嘉谟之言，将《家语图》视作善本，而真正“文仍王本之旧”，并经陆治考证之本却乏人问津，此实为灭本存末也。清人张云：“《家语解》流传至今……莫如明王鏊、金蟠、葛鼐刻本，至广谋王氏、包山陆氏，皆病在颠倒错乱。”[22]张氏特意将王鏊本与包山陆氏本（即陆治本）相区别，盖错将《家语图》当作王鏊本。时至今日，学界仍轻信吴氏而盲目抬高此书之价值，钱伯城认为“本书标举‘集校，尚非虚语”，然其所举《正论解》“齐国书伐鲁”，“樊迟为右师，不踰沟”两条，并非吴氏补正，实皆源自陆治本。“樊迟以告孔子”条，《家语图》阙“告”字，陆治本不误，盖吴氏抄袭脱字致讹。钱氏以“本书则是继王肃本和明何孟春本后的一个新的本子”，更是欠妥[23]。刁忠民曰：“嘉谟是书所据为王鏊家藏本《家语》”[24]，显然亦受吴氏误导。江苏大学出版社近来重新影印此书，题作“明吴嘉谟辑注”，更是误甚[25]。
既然《家语图》乃吴嘉谟仓促拼凑而成，为何能广行于世？即使对《家语》研究颇深者如张、太宰纯等人，亦未察觉其抄袭痕迹，今人亦多被吴氏所误导。这虽与吴氏标榜其书图、文源自名地、名家，书前序跋亦出自名人之手有关，但从整个《家语》刊刻史来看，《家语图》得以流行又与其本身价值有关，这也是此书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首先，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吴书之《圣迹图》以早已亡佚的朱见浚本为底本，保存了后世删去的“观周欹器”，使今人能略窥朱见浚本之旧，增加的“访乐苌弘”“观台释戮”二图亦有助于推测当时《圣迹图》的流传情况。吴书之《家语》虽为拼凑而成，但吴氏几乎参考了当时所有传世本《家语》，斟酌删节，不为无功。其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吴书首幅版画“先圣像”右下角题“新都程起龙伯阳甫薰沐写”，左下角题“歙人黄组镌”。程起龙是当时著名插图画家，黄组为歙县著名刻字、版画工人，当时民间流传有“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精在于画”的说法。据此，《家语图》乃吴氏斥巨资请名畫家、名写手刊刻，整体质量较高。《圣迹图》又经重绘，将传统横式构图改为直式，极具创新性。钱伯城即谓：“这些图，构图匀称，线条明畅，刀法细腻。尤其值得一提的，绘刻上已注意人物的喜怒哀乐，使之各具表情，不仅是直线勾勒而已。”[26]许瑜翎说：“吴本可说是孔子圣迹图表现中的佼佼者，不但是目前所见直式版式中刻工最为精美的，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本子之一。”[27]今之《家语》整理本多择选其图作为封面、插图，张涛译注本书前所附“夹谷会盟”“删述六经”二图即从之出[28]。最后，颇具商业价值。吴氏将《家语》《圣迹图》合刊，比有文无图或有图无文者更能迎合读者的需求，较之图文并有诸本如邹德溥本、吴勉学本、周宗建本、陈际泰本等版画更多且更加精美，并附序文、按语加以说明，整体内容更为完备、精良。
5 结 语
《孔圣家语图》与诸传世本《孔子圣迹图》《孔子家语》不尽相同，是二书各自传世本系统中的重要一极。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书既具有个人特殊性，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充分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吴氏获王鏊家藏本《家语》与曲阜所得《圣迹图》后，将二者辑为一书，并于万历十七年付梓，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刊行。在明朝尊孔重儒、明黜异学的时代背景下，吴氏出于自觉的卫道精神及其欲借刻书以图仕进的私人因素，纂刻《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然而，《家语图》并非“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其文以明隆庆六年刊陆治本为底本，兼采王广谋本、何孟春本、黄鲁曾本、邹德溥本等。其图以明弘治十年吉简王朱见浚刊《圣迹图》为底本，兼采邹德溥本《圣迹图》及当时流传的其他版本。图后序文、按语及《附历代赞咏》多袭蔡复赏《孔圣全书》。由此可窥探晚明刻书伪窃之风，时人主要通过伪托名人、删改拼凑、盗刻易名、剜板改字等方法掩人耳目，这与晚明文化禁令松弛、出版业发达、读者群体壮大等因素有关。《家语图》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亦多有将其作为校本者。这一方面与世人轻信吴氏之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书本身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这也是《家语图》得以风行于世的根本因素。当今学者应当正确认识《家语图》，使用此书时，取其长者、弃其短者可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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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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