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属于套套逻辑，其效率标准不能成为真实世界市场过程的效率标杆。它把很多主观评价客观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数学模型，存在过度客观化和形式化的问题。其中的宏观经济学，表面上把各种总量及其关系作了客观化、整体化、数学化和精确化处理，其实质是放松和损毁了经济学的精确度和正确度。
一、主流经济学的大致发展脉络
新古典经济学发轫于门格尔、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三者在同一时段分别独立发展了边际效用理论，发起了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其中门格尔在其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其边际效用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边际效用理论和边际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形成以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标志。对各个经济领域的系统的边际分析就发端于马歇尔。其后，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优化分析、均衡分析以及边际分析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其间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引发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并促成其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发表其论文，通过建立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完成对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存在均衡解的证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萨缪尔森推动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形成“新古典综合”。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理性人”假设，属于一种最大化假设，即假设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消费者为效用最大化者，生产者为利润最大化者。
二、主流经济学的内核“完全竞争均衡范式”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谬误。其严重的谬误首先在于其内核即完全竞争均衡范式的谬误。完全竞争均衡范式，假设里面已经包含了结论，属于一种循环论证或者套套逻辑。完全竞争均衡范式，假设市场中存在多个买者和多个卖者，而且买卖各方都是“理性人”，同时假定产品是同质的，技术水平是给定的，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信息是完全的，众多买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没有议价能力）。这导致经济可以不费成本达至均衡状态，在该状态，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等于价格，经济利润为零。这种状态被视为均衡解，一种理想状态。不难想象，上述条件在真实市场中是难以具备的。完全竞争均衡反映出一种没有真正竞争的状态，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强调竞争作为一种动态过程，是完全对立的。完全竞争均衡理论作为竞争状态理论，事实上消灭了竞争。
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优化分析，虽然能够得出很多分析结论，但属于罗宾斯式的经济人范式，即目标和手段都是确定的，经济人只是一个给定目标和手段条件下的最大化者，而不是米塞斯意义上的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和手段的“行动的人”。根据奥地利学派行动的人范式，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行动，行動的人对可供其选择的一组目标和手段进行主观价值评估，并将其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行动的人选择排序在前的目标，并配置以一定的手段。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理性的”，而不需要考虑行动的人是出于自利、互利或利他的动机。所以奥地利学派行动的人范式是真实世界的真实的人的真实行动的范式。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中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假设，剥夺了人的很多选择，尤其是对很多可选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只允许在给定的目标下对给定的手段的选择，甚至排除了企业家的贡献的考虑，排除了对差异化产品和创新的选择，排除了把分散的信息和知识用作为资产的选择（而这是新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权）。完全竞争均衡模型把绩效竞争降维为对同一产品的朝着均衡点方向向下压价的价格竞争。在该模型中，没有企业家的地位，只有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地位，包括管理人员的地位，这里管理人员通过提供管理服务获得薪金回报，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其边际贡献获得边际回报（边际这里指的是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投入）。向下压价的价格竞争，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人员的管理。管理人员有要素回报，企业家无位置，经济利润也为零。
主流经济学还把完全竞争均衡模型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把不符合完全竞争模型的真实市场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并贬之为“市场失灵”。把完全竞争模型中的静态效率（也就是帕累托最优效率）视作为效率标准。这种静态效率实际上只是说明，在完全竞争均衡模型的那些严格假设条件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配置达到最优。但这完全误解了市场过程的真谛。按照柯兹纳的话，市场过程是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家和竞争是市场过程的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相互联系，同等重要。完全竞争模型没有企业家的位置和动态竞争过程，是不能与动态效率相媲美的，也不能成为偏离于完全竞争市场形式的所有其他市场形式（实际上就是现实世界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市场）的参照标杆。这种“零经济利润”，是每个企业家（无论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型企业家还是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型企业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因为“零经济利润”目标和亏损结果都是对企业家持续经营的“死刑”。动态效率体现跨时段的适应性效率，依赖于发挥企业家、创新和竞争的作用。企业家驱动市场过程，使得市场中供求两两匹配程度不断提升，这种提升反映了市场供求协调程度在提升，体现为协调效率的提高和实现。
我们以手机市场为例，就能清楚看到，完全竞争均衡理论绝对不能成为手机市场的理想参照系。假定我们的手机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只有一种手机产品，比如最早的带九键盘的诺基亚手机，技术是给定的，信息是完全的，资源完全自有流动。这种市场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有经理人员来完成资源配置，并把市场供给迅速推到均衡位置。但真实世界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动态竞争过程，企业家发挥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旧式的诺基亚手机、黑莓手机不断被淘汰。2007年苹果手机横空出世，带来了多电接触、隐性键盘等智能应用，引发了智能手机革命。当前的移动通讯革命，第三方支付即移动支付革命，以及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业的颠覆性改造，都与智能手机革命密切相关。当前的手机市场上手机品种琳琅满目，差别产品和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供求协调程度不断提高，协调效率也在相应提高，从跨时段角度看，动态效率不断实现。手机品种越来越多，同类手机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强，而售价却在持续下降。这是一种符合完全竞争模型的手机市场所能实现的静态效率所不可比拟的。正如拉赫曼所说，市场过程可以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世界。
三、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范式中的宏观经济学也为许多经济学家所诟病。宏观经济学被当作“精确的科学”，是对其实质的一种误解。宏观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公式甚至用导数来表示，是对经济数据和经济变量的模糊化处理的结果，貌似精准化，实际上是通过不精准的处理，才能取得一些不可靠的总量数据。比如社会福利函数被视为是加总了社会中所有个人的福利的函数，而个人的福利由个人的效用水平来表示。但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所谓效用指的就是主观的价值。个人之间的主观效用是不能加总的。按照门格尔的定义，“所谓价值，就是一些具体的财货或一定量的财货，在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满足依赖于对它们的支配时，为我们所获致的意义”。很显然，每个人感知的这种主观的意义或价值是不一样的，是无法加总的。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效用是指消费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的满意程度。这种满意程度，衡量效用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序数效用法，另一种为基数效用法。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具体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而只能表示满足程度的相对水平，序数效用用第一、第二、第三等序数来表示，表示第三等序数的效用水平高于第二等和第一等序数的效用。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加总求和的，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1、2、3……）来表示，效用可以用效用单位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可以用长度单位米来表示一样。还有一种序数效用标示法看上去使用的是基数，比如9和6，但是只表示9代表的效用水平更高，6更低，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序数效用。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大小是可以测量的，甚至可以用导数来表述边际效用，即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所导致的效用变化。基数效用论的谬误很明显，它实际上把效用进行了客观化来处理，引入了客观衡量的尺度，使得效用可用基数来衡量，也使得效用可以加总，也可以进行人际比较。但问题是这种客观衡量效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即便我们说消费一定总数的财货，比如红薯，可以讲总体上获得了多大的效用，但这种总体效用水平也不是每新增一单位消费的效用的简单加总。
宏观经济学强调效用可比较，可加总个人效用，由此构成全社会的总效用和社会福利。这样构建精致的总效用和社会福利模型，容易引申出很多容易侵犯个人权利的政策建议。欧美国家大搞福利国家政策，很难压缩和控制社会福利开支，政府负债水平不断高企，中央银行货币贬值问题积重难返，个人权利由此容易受到侵犯。
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角度看，边际效用分析即边际上的或者增量意义上的主观价值分析，既适用于分析对同一种财货如红薯的持续消费选择，也适用于分析在几个不同行动之间的连续选择——后者比如涉及有关是先吃一个红薯、喝一口水或翻看几页连环画、再做什么的选择。每一个行动，比如喝了一口水，可视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开始前，一个人都会进行新的主观价值评估，对自己下一步可选的行动目标和手段按其主观价值评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再选择排序最高的行动目标，配之以一定的手段。连续消费红薯，也可以按照每新增消费一个单位（如以消费一个或者半个红薯作为一个消费单位）来划分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之前，消费者会根据上述目标-手段框架来对其可选的消费目标和手段进行新的主观价值评估和排序，然后做出新的消费选择。比如最初选择消费3个红薯，在消费了1个红薯之后做新的选择，可能根据自己新的主观价值评估决定只继续消费1个红薯。更有甚者，这种消费选择会受到替代品选择（比如改而选择消费1根玉米或者喝1口水）或者其他备选行动（比如翻看连环画）的影响。在上述过程当中，主流经济学将效用或者主观价值等分为客观的效用单位是不可行的。按照客观效用单位来计算总效用也不可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分析（即边际价值分析）是离散型的效用分析，主流经济学往往通过过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将连续函数和导数纳入边际效用分析，这是行不通的，属于“伪科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引入总效用和社会福利函數分析，更属于“伪科学”。
宏观经济学的很多总量实际上都是基于加权指数计算的加总结果，比如价格水平，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总需求（对应于一定价格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消费，总投资，等等。价格水平是根据抽样的价格数据和加权指数计算，这些总量都离不开考虑价格水平。所有这些总量属于为了分析目的而确定的变量，由于含有抽样价格和加权指数计算，这些变量实际上都不包含稳定值，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容易形成连续函数，也难以采取导数分析。如果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导数分析，充其量只能用作为示意图，体现为“黑板经济学”。另外，很多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或只在一个区间内存在某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在另外一个区间内则没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或者变成另外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比如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不稳定。扩张型货币政策导致一种所谓“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似乎与“适度”经济增长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在“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时期，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会打破原有的与“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关系，需要付出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又如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体现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二者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下降；
当失业率下降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上升。这一关系只适用于短期，而且在一定的临界点范围内才适用。此外，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不适用。美国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政府长期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使市场机制失去作用，那么菲利普斯曲线还有可能成为一条呈正相关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会失灵。
宏观经济学缺乏一种真正的资本理论和生产过程理论，也缺乏考虑相对要素和产品价格结构。缺乏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就难以真正把握总体经济周期波动背后的具体机制。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资本品存在异质性，资本品只有与其补足品（比如所需劳动力和土地，其他互补的资本品）结合才能成为资本品，资本品只有纳入生产经营计划，才是资本品。宏观经济学只考虑了总投资和价格水平，缺乏上述资本理论和生产过程理论。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衰退、就业不足时期，可以扩大货币投放、增加政府负债，扩大政府投入，推出更多公共就业创造项目和公共投资项目，带动私人投资，促进大量闲置厂房设备和失业人员的再利用。但实际上，大量闲置的厂房设备是异质性的，也就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资产专用性”，需要大量企业家型人物预期到某个行业有着出头的一天（有着积极的投资预期），能够发现这些闲置资产的价值，并通过购并将这些资产置于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将其纳入自己下一步的生产经营计划。简单放松银根和增加政府债务支出，往往解决不了大量闲置资产的再利用问题的。
宏观经济学主张不断地推行宏观调控，不断短期做出相机抉择。这实际上是不断破坏投资者的预期和私人产权。比如对房地产市场不断出台调控政策，有着很大的宏观调控成分，其结果是产权的完整性严重受影响，产权受侵犯或者侵蚀严重。另外一方面，中央银行货币属于发行政府借条，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也是借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购入国债以增加货币投放，银行总体上发挥了“托儿”的作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均增加了“借条”的发放。政府不断债台高筑，货币对经济的注水也越来越多。这种做法会造成很多负面的效应。比如，老百姓手里持有的货币会变得贬值。中央银行货币放出后，先使用者手里的货币贬值幅度最小，后使用者货币的贬值幅度就大，到老百姓手里货币贬值幅度最大。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应”。财政部门大规模发行国库券实际上会挤出私人投资。这是因为，财政部门和私人投资者都在争取储蓄资金。前者集中了大量债务资金，后者的可争取和支配的资金就减少。随着时间的拉长，扩张型货币政策和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不仅通货膨胀严重，而且政府负债水平越来越高。短时间内看不清的问题，拉长时段后就会看得很明显。甚至，我国一些地方的政府负债也明显不可持续。前段时间一个爆炸性新闻是，2022年12月30日，作为遵义市发债规模最大的城投平台，遵义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遵义道桥宣布了新的债务重组安排，共计155.94亿元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00%/年至4.50%/年，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
四、结语
总体上看，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属于套套逻辑，其效率标准不能成为真实世界市场过程的效率标杆。主流经济学把很多主观评价（包括主观价值、主观成本和主观收益评估）客观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数学模型，存在过度客观化和形式化的问题。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表面上把各种总量及其关系作了客观化、整体化、数学化和精确化处理，其实质是放松和损毁了经济学的精确度和正确度。而且，考虑社会总效用和社会福利函数的做法和不断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很容易导致私人产权不断受到侵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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