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风 余同友
余同友，男，皖南人，七零后，现居合肥。近年主要写作中短篇小说，有作品在《长江文艺》《十月》《雨花》《青年文学》等杂志刊发，部分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曾获澎湃新闻首届全国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出版有小说集《插在稻田里的旗》《去往古代的父亲》《半猫记》，长篇儿童小说《大水之夏》《长江的微笑》等。
曾楚风（以下简称“曾”）：我和自己责编过的作者大多数没见过面，联系方式早期用电子邮件，后来用QQ、微信。2005年至今，一直用邮箱联系的作者极少，你就是一个。你说我们联系有十几年了，真的吗？我发过你不少稿子，也毙了不少稿子吧。说说你和长江文艺的关系。
余同友（以下简称“余”）：应该是2009年，我就成为您的作者，十几年来，在《长江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过劲》《过夜》《老魏要来》《第七十日》《屏风里》《千手观音》《鸟语者》《狗獾不是果子狸》，加上本期的中篇小说《明月照人来》，如果再加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发过我的《转世》《我父，你好！》两篇小说，差不多就是一年发一篇的频次了，因此，《长江文艺》对我这样一个在文学界没什么名声的作者真是恩情有加，在这里我也要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确实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给您投稿，都是通过邮箱联系的，连手机号码还是去年底找丁东亚老师要来的，而加微信还是因为这次要做这个对谈。在社交平台如此发达的当下，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细究起来，可能跟我的个性以及文学观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七零后，从小生活在皖南一个乡村里，与那时候乡村人家大多兄弟姐妹成群不同，我到八岁时都是独生子，我父亲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后来在县广播站当编辑，他一个人在城里工作，我和母亲生活在乡下，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从小比较内向，特别容易害羞。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我上厕所，一不小心跑到女厕所里，结果被同学耻笑，我竟然钻进了学校边的柴禾堆里，任凭老师怎么呼喊，我也拒绝出来，就这样在那里面窝了一个下午，直到同学们走光了，我才爬出来。内向的人更喜欢独处，我那时就整天坐在门前石槛上，朝天上呆望，全然没有一个男孩子的活力，这让我父母十分担心，很多次我都发现他们看见我后互相偷偷交换焦虑的眼神，我自己也认为我恐怕要成为一个被村庄与生活遗弃的无用者，经常想象自己可能的悲惨的一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阅读，这要得益于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订了《十月》《中国青年》这些杂志，还有《红旗谱》《名利场》这些大部头小说，我看不太懂，就是被书里的世界迷住了，而最初认识到写作的神奇，也来源于父亲。那时我们村有个老太太，她儿子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老太太不识字，村里识字的也没几个，她一看见我父亲回家，就揣着她儿子写给她的信，让我父亲读给她听，听完后又让我父亲帮她写回信。父亲还是有点文字功夫的，他读完信，又听完老太太说的话，稍加思索，下笔就在信纸上写，写完读一遍给老太太听，老太太每次都心满意足，连声说，你这写得就是比某某某好，清楚。某某某是村里另外一位高中生。父亲在写信读信时，我就在一边静静听着，也许对文字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了。大约是因为阅读，理解能力还行，我读书时成绩一直不错，到了初中，在班级都排在前列，这让我父母松了一口气，也看到一点希望，认为我将来或许可以憑读书弄一碗饭吃。中考时，我面临选择，是读高中呢，还是读中专，论成绩，我肯定能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但我那时已经迷上了写作，不可救药，我没有过多考虑就填报了中专，因为一旦读了中专，就等于有了正规工作，我想早早工作，有钱买书，有时间写作，那时我心目中最好的工作是新华书店营业员，可以成天看书，还不用花钱，不过填志愿时，并没有找到新华书店学校，我父亲给我填报了一所财会类的学校。
我最初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1993年，我二十出头一点，就在《诗刊》发表了诗歌。那时真是狂热啊，整天捧着中外诗人的诗集、诗论，随身带着个小本本，记录下随时光临的妙语好句，从1993年到2000年，几乎每年都在《诗刊》发表诗作，有时还是成组发表，特别是1997年还在《诗刊》发了个头条，长诗，占据整整2个页码，题目叫《九重水稻》。那时候地方上对文学创作重视不够，我写诗算有点成绩，但没有什么人关注我，倒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看见我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拿着报纸找到县委书记，将我一个县供销社计财股的统计员调到了宣传部，写新闻稿，也给领导写材料，那新闻稿的套路我很快熟悉了，几年后，又被调到市委机关报，成了一名有证的记者，没想到我一个那么内向的人，竟然也能采访，后来还成为省里的十佳青年记者。我在报社的时段，正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地报纸纷纷扩版、改版，报纸的副刊也非常发达，2000年后，我不再写诗了，专写适合报纸副刊的散文，千字左右，高峰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写一篇，那些年，我确实发了不少那样的散文。记得2003年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到湖南湘西玩，一天黄昏，我们到了边城茶峒，小镇有个小报刊亭，我对同事说，看看这个报刊亭可有我的稿子，翻翻看，果真在一家报纸副刊上看到了我的作品。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2005年，我突然就倦怠了，一方面是我发现报纸副刊在慢慢萎缩，另一方面，我觉得写这种稿子没什么意思，不想写了，那写什么更有意思呢？我写起了小说。
其实，在写小说之前，我是读过一些小说的，很多重要的国内文学期刊我都有阅读，中短篇小说也尝试着写过和发表过几篇，只是没有作为主要写作目标。我运气不错，转写小说后，就在《红岩》《青春》《清明》等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2009年我从市报调到了我们省作协做创联工作，算是半个专业作家吧。越写就越喜欢写小说这件事，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这样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虽然我现在人到中年，表面上看，不那么内向了，甚至也会油嘴滑舌，但内心深处那种秉性是很难改变的），内向的人不会“大说”嘛，“小说”正合适。正因为喜欢，我对所有与小说相关的人事还是挺敬重的，包括投稿，我希望我和编辑之间能单纯因为我的小说本身而有共振，这个时候，我幼时的那种羞怯就又回来了。
曾：你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仅限于经我的手责编的，如果不去专门查询，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第七十日》。发在2016年第一期。我非常喜欢那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杨方的女生怀孕了，因为对方是有家庭有社会地位的教授，于是准备流产。她了解到人工流产的时间最好不要迟于70天，还有28天可以做决定，于是她回了老家瓦庄，瓦庄是你笔下很多主人公的老家。无事可做，杨方跟着爷爷种菜。小说从这里开始描绘蔬菜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写法是平淡老实的，甚至貌似漫不经心，“这是一个留种季，”你写着，“原来留种是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第七十天，她看到爷爷手掌里第一颗南瓜子。她做了决定。你没有明写，但我想，杨方是决定要这个孩子了。突然我有一种一闪而过的感动。所有的流水账都蕴含了启示。我偶尔能在你的作品里体会到那灵光一现的诗意，但很快就过去了，不足以形成突出的个人风格。我感觉你没有深究，我也没有深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好编辑，我无法给你提供建设性的帮助。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余：瓦庄是我小说中习用的一个地理名称，当然，它并不全然是我故乡那个小村子的模样，它可能浓缩着皖南山里村庄的元素。为什么叫瓦庄呢？皖南多徽州民居，屋顶是鱼鳞小瓦。粉墙黛瓦，以极简单的色彩构成了极高级的审美空间。瓦，是属于过去时代的建筑材料，它来自于乡村土窑，易碎，在当代建筑中，它已经很少被使用了。瓦庄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关于瓦庄我还想多说两句，我大概自正儿八经写小说开始，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皖南的村庄，一段时间，几乎篇篇都用这个地名，也写了比较多的所谓乡土文学作品。内容大多写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无力、消亡、孤独，反映生活在乡村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些确实是乡村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写着写着，问题来了：一是写这样的乡村的作品太多了，多到无感，多到一听说写乡村的，立马就会在脑海中蹦出留守妇女的形象；
二是中国的乡村其实也在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曾经非常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情形已经大大改变，有的时候，你甚至很难区分一个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比如，现在你随便到一个偏僻的村庄，你和一个乡村老太太聊天，老太太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孙子，你和她告别时，她十有八九会摆着小孩子的手向你挥手致意，嘴里说着“拜拜”，她可能连一个汉字都不会写，但她会说英文“拜拜”，这个场景是很耐人寻味的。再比如，在很偏远的乡村，你有可能见到一只或数只宠物狗宠物猫，甚至有些是名贵的品种。这样的现实细节，往往被我们的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由于写乡土小说严重的同质化，导致有一段时间，文学界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乡土文学死了，好像有一些文学期刊还半公开地表示，不再刊发所谓乡土文学的小说。这也让我对我的“瓦庄”有了新的思考。
继续原先的“瓦庄”写作已经不行了，那就必须得对当下乡村有新的发现、新的表达。有段时间我经常往乡村跑，每逢节假日我回到老家，就约上几个朋友开着车，在山里漫无目的地转悠，只要能通车的地方，我们就一股脑儿往前开，见到村庄人家了，我们就下车去和村里人一起抽抽烟、喝喝茶、聊聊天，遇上了很多挺好玩的事。比如，有一个老村庄，很美，离镇里只有十来公里，因此，绝大部分村民都搬到镇上了，村里只住着一个半人：一个老汉长期住在村里，另外半个人是每天定时骑摩托车上来两次，做什么呢，喂猪，他在自己家原先的房子里養猪，人住的好房子成了猪舍，够让人感慨的。深入观察乡村肌理后，让我坚定了写乡村的信心，乡土社会的文学书写远远没有穷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写了《台上》《斗猫记》《幸福五幕》等一批短篇小说，不敢说多么优秀吧，但至少在写乡土小说这一块，有一点新的属于个人的表达。
您说的诗意，确实是我写小说时某一些时期的追求，这可能跟我写过诗有关系，在《第七十日》里有体现，也在我其他一些小说如《屏风里》《去往古代的父亲》《风雪夜归人》等作品中有体现。这样的小说写了一些后，我渐渐不满足于这种诗意，我觉得写小说要多几副工具，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那种牧歌或挽歌式的诗意咏叹终究有些隔靴搔痒，后来，我尝试着写了一些调子比较冷峻或黑色幽默之类的小说，比如《千手观音》《鸟语者》《送太阳去乌沙镇》《雾月的黑马》等，我还用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些很当下的现实题材，多是中篇小说，比如《四脚朝天》《逃离》《仰天堂》等。所以，我对小说的诗意是抱有警惕的，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曾：我去年底向你约稿，我觉得是最后一次了，我明年退休，我说，你要用力气写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个好小说，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拿起就放不下，看完后会沉默，会联想。真的，我总是期望和作品这样相遇。我没有做很大指望。像你这样的作者，人已中年，搞了很多年创作，有主见，或者说习惯，我也不愿意对作者提太多要求，合则来，不合则去，没准呢，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世上事大多如此。你说你一定认真努力。我很感动。当我看完《明月照人来》，我立即在工作群里给同事留言：没想到余同友写出了这么好看的小说！在我写我的读后感之前，想请你先写出你的“创作谈”，我记得你说你爱看“创作谈”的。
余：是的，我比较喜欢看作家的“创作谈”，很多时候都是先去看“创作谈”，然后再去看作家的作品。不过轮到自己写创作谈，还是有些难为情。
接到您的约稿信大约是去年十一月份，您当时说，您希望能发我一个比较好的作品，留作纪念。这份编者对作者的信任与情谊，真让我感动。恰好我当时正在构思这个小说，我想，我得格外用心，争取写好这个小说。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我几年前就听说的，说的是一个红军家属因为思念外出参军多年未回的丈夫，坚持错认一位驻村的红军战士为丈夫，这位战士无奈之下，到了那个女人家中，帮助她家干农活，休息时，他脱了衬衫洗漱，背上的一枚黑痣让女人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后来，她自发参加了红军的战斗，用自己家的小船帮助红军转移，而自己却牺牲了。
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当然，要写成小说，肯定要对它的原型进行改造，“背上现痣”这个情景是绝对不能出现的，这个故事特别富有小说张力之处，应该是红军家属一直错认红军战士为丈夫，他们的故事会怎么样往下发展？有一段时间，我老想着，要是我是那位红军战士呢，我怎么办？我意识到这个小说的故事内核是不错的，但如何改造它，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那段时间，我找了《皖西革命史》来读，读着读着，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那位红军战士恰好正在谈恋爱，恋爱的对象又是另一位红军女战士，那位女战士面对恋人遇到的这个情形，她会怎么想怎么做？这个想法，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中的爱情是那么脆弱，却又是那么顽强，而当下社会呢，爱情似乎已经经不起一点点考验了。循着这个点下去，很快就有了小说的人物设置与故事走向。写完后，对小说题目费了番斟酌，一开始取名为《信任》，太实了，没有想象空间，又取名为《一个纯洁的夜晚》，也没有到位，后来，再修改第二遍稿子时，突然就有了《明月照人来》这个题目，相对而言，这个就有了画面感与动感，让整个小说笼罩在一种既朦胧又真切的氛围当中。
曾：这篇小说让我想起很多事，有些很久了，已经浓缩成几个场景，几句话。有些还不远，记忆很鲜活，我会忍不住继续挖掘，虚构之下的非虚构让我很着迷。小说的发生地是大别山区。这是唯一一个我比较了解的山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湖北日报记者部的机动记者组当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经常被派出去搞“战役性”报道，不是我能干，是老记者都不愿带一个菜鸟，还是未婚女青年，下乡不方便。当时的记者部主任聂斌真是个好人，硬是把我塞进这个报道组，于是我跟着那些经验丰富的男记者们在大别山里跑了一个多月。我的印象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穷，美。人真穷，风景真美。我每到一地，都会听到有关战争、英雄、牺牲的故事。看到大大小小的烈士陵园，有名的无名的战士的坟墓。即使是今天，当我老了，再也不容易情绪激动，想到那些场景，还是浮想联翩。2005年，我因为写一个材料，在大别山里跑了半个多月。这一次我记录了去过的村庄：浠水县洗马镇枫树岭村，团陂镇路口村；
罗田县骆驼坳镇叶家圈村，大歧镇汪家河村；
英山县杨柳湾镇陈家岩村，雷家店镇蔡贩村；
麻城三河口镇张广河村；
红安七里河镇罗畈村，高桥乡庙嘴湾村。我一直很向往张承志说的那种脚上带泥的地理学，当时，我学着他的风格写了一句话：“现在，我站在陈岩村的一个小山坡上，往北望，是安徽省的岳西、太湖两县，往南望，山脉像大海退潮时的波涛，目光所及、波涛消逝之处，便是英山县城。”我一边读小说，一边回忆，这种相遇是很好的体验。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地方党史研究者，一直要追求“一件绯闻”的真相，他的地理和歷史背景正是大别山区的1934年间。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经西行，走了的，千难万险，留下的，九死一生。有一部分四方面军的小股部队坚持在皖西鄂东打游击。其斗争之艰苦，军民牺牲之巨大，后人笔力难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小说的现实背景是当下的职场。这个结合很有可读性，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觉得你对这个选材不仅熟悉，还饱含感情。我很少见你有这么抒情的表达。像写诗一样倾述。
余：没想到曾老师您也做过记者，这么说，您是我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双料前辈了。
您再次提到了诗意的叙述，在这个小说里，我确实是有意为之的，似乎这个小说的调子就必须有那样诗意的覆盖。诚如您所说的，大别山区风景真美，这么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多次前往山区参与主题性采风创作活动，安徽这边的大别山区所有县我都跑过了，还特别深入到了一些偏僻的山村，正是在那些村子里我听说了“滴血认亲、招魂入墓”的风俗，以及很多革命年代发生的故事。可能是与当下生活隔开了几十年的距离，再去回望与打量那段岁月，自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滋味与感触，风景是美的，牺牲是美的，理想是美的，爱情是美的，这些美纠缠在一起，诗意便生发了。因此，小说中诗意的弥漫，既是我写作时的主动追求，也是小说本身历史纵深感的一种自然呈现。
曾：小说主要线索是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的两段爱情其实明明白白，一个是雷打岭村妇蔡荷花思念五年前参加红军再无音讯的丈夫吴南方，一个是战死在五里店战斗中埋在雷打岭的吴长信和他的战友也是女友陈育君，后来改名陈望西。在阅读中，我不断地想起另一对夫妻，蔡申熙和曾广澜。我以前对这两位一无所知。2021年4月17日，长江文艺杂志社去红安上新集镇黄才畈村搞文学活动，我才知道这个小村庄在党史和军史上的重要性。1932年10月10号，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村里一个小院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分向西突围，一部分留守。此为“黄才畈会议”。第二天黄昏，西行的部队就出发了。前一天，10月9号，中饭时分，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听到仙人洞阵地吃紧，骑马赶到两公里外的阵地。腹部中弹，失血过多，当时无医无药，徐向前曾在回忆中说，“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者，网上随便查查，就知道，铁血丹心，肝肠百炼炉间铁！傍晚时，他死了。可以确定的是，他死时妻子曾广澜和两岁的女儿在身边。曾广澜也是千里寻夫，才来到这里不久。有人说，红军队伍中，有很多名扬天下的女性，但在一线作战打仗的不多，曾广澜就是真刀真枪带兵打仗的一个。她匆匆地把丈夫埋葬。第二天就随军离开。那座坟，就在黄才畈会议小院子后面十几米的小坡上。至今那坟还在。我们站在坟前，坟头上野草青青。其实蔡申熙的遗骨早已经迁葬到了红安城里的烈士陵园。我当时没有想象曾广澜的命运。直到读了《明月照人来》。我使劲地寻找她的资料。有人说，她后来的命运“不忍书写”。我倒是觉得，面对这样坚如磐石大无畏的革命者，我绝不能矫情。但我也不敢随意想象。
余：惭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蔡申熙和曾广澜的故事。我在皖西大别山区也听到不少这样的故事，很多革命者的故事都是没有后续的，因为，他们后来的命运或“不忍书写”或“不便书写”，可是，我常想，正是这种“不忍”或“不便”才为文学创作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故意忽略或装着无视，都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他们的人生际遇是一条大河，等着我们去打捞沉于河底的弥足珍贵的珠宝。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1934年的一个动作》，人物原型是当年大别山金刚台女兵排的故事，一位女红军为躲避敌军追捕，和姐妹们藏进了一个山洞里，她当时正值哺乳期，孩子不满一岁，正躲避搜查时，孩子放声大哭，为了保护女兵排这个集体，慌张之中，她将怀中的孩子捂死了。历史的讲述到此为止，那么后来呢？我后来以此为背景，完全虚构了一个故事，我给这位女兵虚构了一个妹妹，她要在舞台上再现她姐姐当时躲避搜查捂死孩子的场景，那么，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这样的追索可能会让人心里很难受，但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认为必须狠下心来去追寻、追问。
曾：我还是要说说曾广澜。她的经历在网上查询时零零碎碎，比较确定的，一是她和蔡申熙有一个女儿。当时两岁左右。红四方面军长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路上，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打仗或是坐牢，她都带着女儿，绝不分离。她的外孙女写文章说：1932年10月，在丈夫牺牲后，外婆身背当时才两岁的我的母亲蔡萍迹，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转移，转战五省三千里。1935年5月，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后又参加了西路军，征程浴血，九死一生。她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西征中的十几位女战士之一，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全军共计14400人，其中仅有十几个女同志，包括张琴秋、曾广澜、林月琴、汪荣华、何福祥、刘伯欣、王泽南等（近些年来的考证，从鄂豫皖苏区西征过来的女红军，应该是有三十几位）。第二，她似乎没有再婚。解放后一直在江西吉安工作。她老家是江西吉安永和乡锦源村。吉安最有名的曾用名是庐陵，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人物，我们熟知的欧阳修、文天祥。文天祥从广东被押解到北京，经过了吉安，为了能死在吉安，他在行船靠近吉安前一直绝食求死。他是吉安的光荣。永和乡据说是千年古镇。锦源村是永和镇屈指可数的大村庄，该村以曾姓为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曾延生、曾山为代表的锦源村一大批进步青年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牺牲了，西路军女战士的命运我记得曾经有不少文艺作品描述过。但至今还有几人记得。资料说曾广澜1936年10月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党特派员，在祁连山打游击时被俘，曾广澜和女儿随其他女红军被关进临时设置的一所监狱。后来获得组织搭救回到延安。1937年底回吉安，在新四军驻吉通讯处工作。1940年12月被捕，被关进泰和马家洲集中营，1946年获释。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人物介绍说她“1969年遭迫害致死”。如何被迫害，如何致死，语焉不详，也许可以参考张琴秋的传记。她们曾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详实地写下曾广澜的一生。第三，解放后她一直挂念蔡申熙安葬的事情。直到1960年，曾山担任了国务院内务部长，主管有关事务，曾山和曾广澜是一个村出来革命的，才落实了这件事，1963年4月７日，蔡申熙的遗骨迁葬红安烈士陵园。我不能忘记那个小小的野草覆盖的土坟堆，像你写的那些坟一样让我难忘：“他们的墓地，低矮而朴素，也一样显出暗中的骄傲来。”
余：嗯，您提到“墓地”，這也是我这个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其中去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寻找陈望西、寻访她的墓地这个情节，是完全移植了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因为我真的去了一趟彭山，在一位革命者的墓地前郑重地鞠了一躬。
非虚构里的主人公叫梅大栋（1901-1957），别名梅养天，皖南旌德县三都梅村人。他1919年秋考入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在老师恽代英的引导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学生运动骨干，是当时进步学生团体“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22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由恽代英介绍到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会学习工运，并兼任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员。192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任安源路矿工会（即工人俱乐部）秘书，在主任刘少奇领导下工作。1925年秋，安源工运遭到反动军阀镇压，梅大栋便回到家乡继续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时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协会。1926年10月梅大栋调往湖北任团区委秘书，团区委改为团省委后，任团省委秘书。1927年冬回县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11月被捕，被判死刑，在他影响下加入党组织的亲弟弟梅大梁被枪杀，牺牲时年仅19岁。后梅大栋越狱逃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在全国总工会沪西分会工作。1931年1月在上海党中央办的《红旗日报》社工作时被捕，1933年押入苏州国民党江苏反省院，1934年7月出院。出院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安徽多所学校教书。抗日战争期间，考入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任军校政治教官。1949年初，军校迁往西昌。重新登记时，梅因拒绝登记被军校遣散。后回岳母家乡彭山务农。解放后，梅大栋在四川省彭山县文物保管所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冲击，自杀身亡。
1925年，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国共产党一尊马克思银像，几经辗转，银像被运抵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梅大栋保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遭查封后，梅大栋奉命将银像带回家乡旌德县三都梅村，经梅大栋全家三代五人精心保管得以留存。现存于安徽省档案馆的这尊马克思银像高15.5厘米、重250克，为纯银空心浇铸，这是目前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尊马克思银像，现已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因为马克思银像的重新发现，近年党史部门对梅大栋的研究才逐渐深入，我也受有关部门委托写作一部非虚构作品。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梅大栋的情感生活、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抗战时期他曾经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希望能去延安，结果遭到婉拒，在四川重新成家后，他与老家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几次想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和家人，却始终未能成行，而他的四川孩子们几乎都不知道他曾是安徽早期的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舍命保护银像的事迹。
因为写作这本非虚构，我在去年的11月份去了彭山，采访了梅大栋在彭山的后人，他的墓地就在岷江边上，很孤独的一座坟墓。在写作这个小说时，我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也就是说，在虚构中还原了非虚构，所以那一段，我个人写起来还是很有底气的。“他们的墓地，低矮而朴素，也一样显出暗中的骄傲来。”这就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郑重地感谢《长江文艺》，感谢曾老师您，写小说这件事是需要鼓励的，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不断鼓励，我才能一直在这条路上跑下去。在我看来，写作就是长跑，我非常喜欢和享受在路上的感觉，跑多远跑多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直在跑，跑着就好。谢谢！
责任编辑 曾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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