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禹非
《阿凡达》系列电影中的潘多拉星球既是导演卡梅隆编织的一个旖旎梦境，同时也是人类母星——地球的现实镜像。毋庸置疑，《阿凡达》的成功是电影工业的典范：情节明快的叙事节奏、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夺人心魄的影视特效、气势宏大的史诗风格，如此种种创造了该系列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多项记录。然而，一部优秀的电影单纯依靠表层的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它所构建的世界观与所深植的人文精神决定了电影的价值和意义。《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虽然是一颗虚构的星球，但是这颗星球的生态环境、天地秩序以及纳美人对自然神“爱娃”的坚定信仰却集中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诸多思想痕迹，同时人类对潘多拉星球的掠夺和入侵也生动地描绘了工业文明与原始自然之间的冲突与割裂。这些深刻的人文主题构成《阿凡达》在影视叙事之外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来源，使之具有充分的现实批判意义。
一、诗性自然和宇宙精神：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本质态度
电影中，纳美人对自然的认知停留在神话思维和原始宗教的阶段，这使得那些已经掌握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体系的人类对其嗤之以鼻，也是电影中几乎所有冲突和张力的根源。简而言之，对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人类和纳美人采用两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去对待潘多拉星球：前者是征服和索取，后者是顺从与融合。这两种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已经有踪迹可寻。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区分了两种古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第一种被称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借用普罗米修斯在神话中的形象，这种态度被视为是一种暴力，即“这种暴力征服自然而使人的生活更美好”。[1]在这种态度的驱使下，自然褪去了神圣的外衣，特别是当人类掌握技术和计算这两种强大的工具之后，自然沦为由一系列物质所组成的中性的、无人格的、平庸的庞大资源库，其存在的终极理由便是降格为人类的附庸和攫取的对象；
第二种态度则体现出另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被称之为“诗的态度、哲学的态度、作为精神修习的‘物理学的态度”[2]，自然在这种态度下不是由各种物质元素所堆砌而成的矿产，相反，一种灵动的精神和超验的人格被赋予给自然。自然是大写的理性和智慧，它根据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律孕育并安排被包含在其内部的全部生命，并且这种安排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是符合所有物种和生命的根本需要的。所以，这第二种对自然的态度就是“依从自然”，对自然给予尊重，并顺从自然的目的而活。这种态度奠定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价值取向，黑格尔甚至认为“诗性的自然”和“理性的自然”之间的结合是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古希腊人的精神底色：“从思想来讲，这前提是精神与自然合一的东方式的‘实体化。这是自然的合一”；
“希腊人以自然与精神的实质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3]这种态度让古希腊人将自然视为“大地之母”，自然承担着保护、创造、孕育、繁衍和终极关怀等职能。
诗性的自然同时也衍生出神圣的宇宙精神和宇宙秩序，古希腊人对自然的思考上升至对宇宙的求索则是这种态度的理论必然。有序而诗性的自然诞生了一种超越人类理性的更高级的宇宙智慧，这种宇宙智慧以“至善”为原则，创造出人与其他生命及其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以神话的外衣和宇宙起源诗的方式颂赞这种宇宙智慧，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人类世界、自然环境和宇宙秩序才井井有条地维持着正常的运作：“在有生成的所有事物中，我们的宇宙是最美丽的，而在一切原因中，造物主是最卓越的。”[4]宇宙的生成在古希腊哲学家眼里是心智活动的结晶，与此同时，这种心智活动也并非随意而为，乃是遵循“最好的方式”去构建宇宙的，以这种方式构建出的宇宙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印证了宇宙本身是有生命的，“他（柏拉图）认为宇宙是一个活的生物体”；
[5]“因此世界的身体是有理智的、有生命的、独一无二的，由各种元素按最可能完美的比率组合而成的，其中有土、水、气、火。”[6]亚里士多德在《论宇宙》中也发表过类似言论，宇宙井井有条的秩序来自于“整体”，也就是宇宙将各种属性不同，甚至相反的元素通过某种单一性的力量彼此协调地整合在一起，这种力量便是宇宙的精神，它确保了宇宙上下稳定的和谐秩序。[7]由此，在诗性自然和宇宙精神的指导之下，天地间的万物在古希腊人看来都是最美好的安置和最合理的安排。
纳美人对爱娃的信仰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样态和古希腊自然哲学对自然、宇宙的本质态度不谋而合：他们遵循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的取用节制有道，尊重万物生长的法度与规律，视自然和宇宙为一个整全的生命体，既受到自然和宇宙的保护，也在守护着自己的家园。这些价值观与工业文明下的人类社会形成了全面冲突，电影以这种冲突为原动力，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揭露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诸多弊端。
二、万物有灵和协调统一：诗性自然与宇宙精神的具象化演绎
潘多拉星球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在于主创团队将曾经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通过现代科学的形式，在电影中向观众们展现出来，即一个万物关联的世界，一个所有生灵都可以实现通感与交流的世界。纳美人利用头部上宛如发辫一般的神经连接器可以自由地实现与其他生物（包括植物）的交感活动。这种交感活动并非源自于外部的刺激，其本质是内在经验的互换和储存，孤立个体的心灵通过神经连接完成精神内部的各种活动，进而达到协调统一的状态。如此，万事万物均被关联在一张休戚与共的命运网中，潘多拉星球及其内部的全部生命以整体的面貌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典型的神话思维。在人类的神话中，人与其他动物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并且实现行动上的协同与合作，这种神话思维的背后以两种哲学思考为前提：一是“泛理性论”，二是“泛伦理论”。
泛理性论认为，整个宇宙和自然被赋予了一种普遍化的理性，包括其中的各种存在物——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也都分享了这种普遍化的理性，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自然是直接地统一在一起的。“整个精神就依然与其自然基础紧密地相统一，自然直接与精神生活有关。”[8]这种泛理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在讨论宇宙本体为何物的问题时，阿那克西美尼指出：“气”是万物的始基，气推动并且构成了万物。但是与他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不同的是，阿氏认为气并非单纯的原始物质和第一本原，万物因为气的凝聚或稀疏而产生，同时也因为气而具有了精神的属性。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进一步发展了阿氏的理论，他把气的精神属性确定下来：气不仅构成了万物，还将思想的能力赋予万物，万物通过气去形成它们的生命和思想，进而它们也承担着共同的命运。“根据第欧根尼的观点，因为气渗透万物，所以它指导并给它们以秩序；
以为它是万物的基础性物质，万物因它而可知；
因为它是最纯粹、最精微的物质，它是最有动力的，是所有运动的原因。”[9]一种普遍化的理性在原始物质生成为各种具体事物的过程中被赋予，由此，伴随着这种普遍化的理性和泛理性论而来的便是物活论，也就是“万物有灵”。万物有灵最为基本的理论内涵是“去中心化”，即否定某一个特定物種优越且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而可能会出现的生物性宰制，以及由这种宰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此同时，万物有灵承认其他物种的情感、认知、理性、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认可其他物种享有与本物种同样的生命权力，不以毫无节制的手段去牺牲其他物种的权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寻求一条和谐共生的道路。在电影中，人类体现出的“人类中心论”和纳美人所信奉的“万物有灵论”尖锐对立，无法调和，根本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剧烈冲突。以迈尔斯·夸奇上校和工程师帕克·塞尔弗里奇为代表，人类对潘多拉星球的贪婪和对其他物种的侵犯暴露无遗，这颗类似于地球的蓝色星球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另一笔生意而已，除了经济利益他们看不到任何纯粹的美。反观纳美人深谙自然之道，他们知晓人类所不了解的真相，那就是整个星球以爱娃为形象，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所有的生灵都是爱娃的孩子，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姿态存在并绽放在这个星球上。
和泛理性论与万物有灵相对应的是泛伦理论，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泛伦理论是万物有灵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理性和智慧被全部的物种所共享时，一种产生于人类社会特有的实践活动内容也会被扩展至其他物种，即伦理活动。这种特别属于人的伦理活动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的生命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以善为最终的目的，同时努力地将美德、公正、友爱、幸福等切实地实践出来。因此，伦理活动具有向内和向外两种属性与特点：首先，向内的伦理活动以自我实现的理性活动为准则；
其次，向外的伦理活动是以实现他者的善为准则。就自我实现的理性活动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拥有理性，所以人的自我实现不在于植物性活动（生长）也不在于动物性活动（感觉），“乃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逻各斯（理性）的活动”。[10]就实现他者的善的活动来说，亚里士多德指出这种善的活动乃是让他者和他物按照自身的属性与目的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非去干预或阻碍其发展，使得它们最终实现自己的本性。特别是当普遍化的理性在世界的其他物种中被共享之后，这种以善为目的的伦理活动也自然而然地从人类社会引渡到其他物种之上，进而形成泛伦理论。在泛伦理论的指导下，世间万物有条不紊地遵循着天地秩序，依照时令节气的规律孕育，生长，成熟直至凋零，任何一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万物呈现出“协调统一”的根本样态。纳美人与潘多拉星球上的其他生物建立了令人向往的共生协同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因为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神经元连接，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他们的伦理关系并不局限在纳美人内部，而延宕至其他物种。无论是森林族与女妖翼兽，还是岛礁族与图鲲，亦或是马族与六脚马，其双方的关系都不是主奴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充满了友爱的朋友关系，甚至是灵魂伴侣的关系。跨越种族的友爱与和谐让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生命能够按照“整全”的方式进行协作，在《阿凡达》第一部的结尾，这种协作共同抵御了人类的入侵并获得成功。
万物有灵和协调统一既是诗性自然和宇宙精神的具象化表现，也是对二者的进一步深化。基于现实中各种地球生物的形态，电影利用绚丽多彩的影视特效和巧夺天工的设计方案创造出潘多拉星球独特的生态系统，影视化的潘多拉星球演绎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多种哲学理念，使观众沉浸于影片的同时亦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阿凡达》所表现出的反思与批判。
三、图鲲的哀歌：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阿凡达：水之道》留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桥段莫过于人类猎人团队猎杀图鲲（一种类似于蓝鲸的巨大海洋生物）的场景，导演卡梅隆用将近8分钟的时间通过影像详细地描绘了人类如何捕杀图鲲：先将成群的图鲲用船驱赶到一起，再让潜水艇小队在水中阻止图鲲下沉逃跑，并在其两侧的鳍部投射气囊，让目标无法下沉，最后投放炸弹将其炸死。电影中被捕杀的图鲲是岛礁族大祭司罗娜尔的心灵姐妹，并且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最后小图鲲也因为母亲的死亡而夭折。被捕杀的图鲲临死前发出如鲸鱼般的哀鸣，宛如一曲死亡哀歌。猎杀图鲲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在纪录片《海豚湾》（2009）里日本渔船捕杀海豚和鲸鱼的恐怖画面，海水被染成红色，无数只海豚被渔船赶到浅滩随后被杀。最令人痛心的是，影片中人类花费这么大力气捕杀如此庞然大物，只是为了提取图鲲大脑中分量很少的、黄金色的脑髓液，因为这种脑髓液可以延缓人类的衰老，人类便趋之若鹜地购买，这也直接导致数不清的猎人跑到大海中猎杀这种生物。
猎杀图鲲之所以能够让观众产生共情，原因在于这类事情正在地球上发生。如前文所说，潘多拉星球是地球的镜像，人类各种掠夺和蹂躏的行为只会让地球的悲剧重现。《阿凡达：水之道》中首次登场的阿德莫尔将军透漏了一个消息：地球已经走向枯竭和死亡，人类已经不满足于掠夺潘多拉星球，下一个目标是全面殖民这个星球。可是如果人类依然采用对待地球方式去对待潘多拉星球的话，这颗星球早晚也会被人类毁灭。《阿凡达》系列电影针对保护自然环境这个主题所做的反思与讨论显而易见，当下的全球社会应该接纳何种环境伦理观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关键话题。美国生态哲学家杰·贝尔德·卡里考特指出，和地球所经历的前五次生物大灭绝不同的是，第六次的生物大灭绝很多有可能源于人类，“人类极有可能是第一批使地球遭受生物大灭绝的生物”。[11]全球各级环保组织和科学研究人员也发出同样的警告，如果人类再不寻求改变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人类终将吞下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苦果。作为电影，《阿凡达》利用叙事语言和视觉语言的独特性与优势，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伦理观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并且形成了一种面向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的文化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以現代科技为根本推动力的工业社会受到单向度的资本逻辑的主导，注定了此种社会类型是以积累和计算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以实现社会再生产为最终目的，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高价值，必然将自然视为其附庸和所属物。自然在现代工业社会面前没有秘密可言，整个社会在经历了理智化过程的改造之后，工具理性地清除了那些古代世界所遗留下的、关于神圣自然的思想遗产，有的只是万物皆可成为理性所认识和计算的对象。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2]与此同时，“为世界除魅”的工具理性直接地指导了现代科技的塑型，此类科技与古代世界的思想家对科学和技术所做的定义背道而驰，它遗传了工具理性关于计算的基因，并且导致现代工业社会完全背离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信条。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切中肯綮地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计算决定了现代化的本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最初原型记忆——这个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和意义的基石的丧失。计算带来的技术化使西方的知识走上一条遗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遗忘自身的真理性的道路。”[13]斯蒂格勒所指涉的“自身的起源”和“真理性的道路”即是能够赋予科学和技术以价值和意义的前科学世界，也就是充满神圣理性的日常世界和自然世界。在现代工业的世界里，自然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被人遗弃，人类因为科技的发达而目中无人。《阿凡达》里的人类用高度领先的科技作为武器，绝对自信地认为将纳美人改造成和地球人一样是纳美人的福音，进而无视后者对自然的信仰与认知。当迈尔斯·夸奇上校带领人类的舰队执意要推倒森林族的家园树时，他轻蔑地说“这不过是一棵该死的大树而已”，人类仰仗科技而暴露出的傲慢自大一览无余。
其次，人类是否能够改善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阿凡达》系列电影属于娱乐性电影，但是导演和主创团队也在尽力尝试着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纳美人所信奉的和谐、融合、顺从、“天人合一”等与自然共生的信念，其本质则是来源于古代世界丰富的思想资源。
现代性文明始于17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也不过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个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有一种变化令人担忧：现代社会以进步的姿态宣称与前现代社会（古代社会）决裂，并且乐观地认为现代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优越于过去的历史阶段，也更加成熟。[14]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是因为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和发展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而与古代社会之间的决裂更使得现代社会在一种历史真空的语境中丧失掉“原型记忆”，也就是那些经历过时代检验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无论是诗性自然还是宇宙精神，这些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占据重要理论地位的哲学思想是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与反思，这种环境伦理观在人类历史中曾一度指导人类展开各种实践活动。顺应天地自然的节奏和规律，懂得适度索取和休养生息，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与其他物种和谐共生，这些是对自然最大的尊重和与之相处的真理之道。男主人公杰克·萨利是该系列电影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修复”这一问题所作的回应，杰克对纳美人和潘多拉星球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因在于他在这颗星球上发现了一种纯粹的无功利性的美，这种美不带有任何实用性目的，完全是对自然和宇宙的欣赏与赞叹。这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对自然和宇宙的态度不谋而合，也是产生诗性自然和宇宙精神的关键所在。
结语
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至今虽然相距已有两千多年，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广袤的哲学沉思，对于当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尤其当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各种破坏时，古希腊自然哲学作为人文科学和精神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且必要的智慧，同时唤醒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问题的关注。《阿凡达》系列电影将这一人文主题融入电影的故事结构中，通过较为极端的二元对立和戏剧冲突的叙事框架，凸显了人类与纳美人在环境伦理观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同时，通过将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诗性自然和宇宙精神进行影视化改写，以更为世俗化的方式使观众深刻地体验到自然的美与脆弱，这不仅完成电影的价值观表达，而且为该系列电影奠定了坚实的人文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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