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敏 邵建东 徐珍珍
摘 要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德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已实现了从职业教育领域向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横向拓展。“双元制”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内在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国际效应。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发展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走出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国在学习借鉴、吸收内化、实践创新中对职业教育模式不断探寻，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转变。
关键词 德国；
职业教育模式；
双元制；
中国模式；
多元整合
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9-0070-07
职业教育模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职业教育存在形式或运动规律的反映，是职业教育发展特征的理性概括，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发展职业教育，部分发达国家率先探索形成了成功且有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双元制”。“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的特定代名词。目前，我国在“双元制”的内涵特点、国际比较、本土化等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双元制”的发展现状、形成机理、影响效应还缺乏深入研究，对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与趋向也缺少反思研究。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推动其“走出去”，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1]。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进一步提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展，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展示当代中国良好形象”[2]。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3]。因此，本文在厘清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形成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形成机理，探究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历程，探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的重要意义与发展趋向。
一、走向普職融合：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德国“双元制”是传统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相结合、具有典型跨界特征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双元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教育事业委员会（Deutsche Ausschu β für das Erziehungs－und Bildungswesen）在1964年发布的《关于职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专家意见》（Gutachten überdas Berufliche Ausbildungs－und Schulwesen）中[4]。1969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BBiG），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双元制”在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地位，树立了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双元制”变成一种模式被固定下来，并逐渐发展完善。“双元制”最早运用于德国的中等职业教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双元制”逐渐向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纵向延伸，出现了采用“双元制”的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到21世纪初，随着德国经济社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缺口的扩大，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等升格为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并沿用“双元制”模式进行人才培养，使“双元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4.0战略的实施，德国的企业基本实现了从“泰勒式”到“精益化”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对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升温，“双元制”开始向普通高等教育领域横向拓展。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和部分综合研究型大学纷纷采用“双元制学习”（Duales Studium）模式，即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学习内容围绕企业实际生产和研发项目，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受到国家认可的学位文凭，还拥有比其他学生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无需过渡即可直接进入实际工作，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这种模式发展十分迅猛，如今应用技术大学已成为实施双元制的主力军，对于打破德国“普职割裂”的状态、化解长期的“普职融合之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委托大学发展中心（CHE）和企业教育研究所（f-bb）联合对德国高校的双元制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中期调查报告《大学双元制学习：实施模式和发展需求》（Duales Studium：
Umsetzungsmodelle und Entwicklungsbedarfe）。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德国高校共开设“双元制”学士和硕士专业1960个，约占大学专业总数的9.5%。其中，应用科学大学共开设“双元制”专业1757个，约占该类大学所有开设专业的25.9%；
职业学院开设“双元制”专业115个，约占该类学院所有专业的61.7%；
综合性大学共开设“双元制”专业88个，约占该类大学所有开设专业的0.7%。在德国，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可以开设“双元制”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工程类（约35.8%），其次为经济学/法学（约26.5%）、数学/自然科学（约13.6%）、社会科学、卫生健康科学（约5%）[5]。
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机理
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法国社会法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指出，教育在起源和功能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事物[6]，“无论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7]。因此，研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必须将其放置于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背景中来考察。
（一）政治基础：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
一个国家实行的职业教育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教育行政体制，统治者在教育领域实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划一革新”[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逐渐由中央集权制逐步转向联邦制。因此，德国受此政治体制影响逐步形成了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即德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负责，二者在教育分权的基础上保持着一种相互信任和彼此合作的关系。德国联邦政府主管全国教育工作，担任着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宏观调控角色；
各州政府享有文化教育自主权。在职业教育领域，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由各州政府负责，依照《州学校法》的规定统筹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
企业形式的职业教育由联邦政府负责，依照《联邦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可以看出，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对政府在职业教育中义务和职责的认定与划分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了“权力的分散化、无序的合法化”的鲜明特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教育分权上的“二元性”，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依托：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其所需要的技能类型与职业教育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和“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在绝对自由和极权之间的“中间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Sozial Marktshaft）[9]。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加政府宏观调节的经济体制，是处于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垄断主义”都有所不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认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层含义在于，将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将个人承担的责任跟与之相对立的社会责任相联系”[10]。這种经济体制具有市场自由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三个特点，既赋予了企业充分的竞争权，又最大限度保证了社会的凝聚力，为“双元制”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方面，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保证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自主权，并增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使国家对企业开展职业教育仍具有宏观调控权力。德国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双元制”的一元，能主动参与职业教育，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文化渊源：双重自由观和崇尚技能的传统
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隐性的、无形的，一个国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并在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特色。“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深受德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扎根于德国特殊的文化土壤之中，带有双重自由观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印记。一是双重自由观。双重自由观中的“自由”不只是摆脱封建团体性强权的个体自由和追求自我发展的个性自由，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是一种“秩序之内的自由”[11]，即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驾齐驱，具有典型的二元主义特质。双重自由观成为德国企业发展的一种非正式约束，对德国企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企业对于自治与接受国家监督调控的认同方面，这为德国“双元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文化基础。在“双元制”中，德国的企业在培训时间、内容设计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同时也要遵守、服从一定的规章制度，接受联邦政府的监督与调控。二是崇尚技能的传统。从工业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德国自古就重视手工制造、崇尚技能、恪守工匠精神，素有“工匠王国”之称。正是在崇尚技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职业教育得到德国广大民众的认同，没有成为“被鄙视的教育”，为后来“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认同基础。
（四）教育积淀：从传统学徒制到现代学徒制的演化
“双元制”是德国现代学徒制的表现形态，其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世纪，随着手工业和行会的快速发展，行会学徒制逐渐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技能培养方式，其在技能习得、契约管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双元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机器化大生产使得行会学徒制无法满足工厂对技术工人量与质的需求，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也使得行会的约束力逐渐衰弱，“学徒沦为廉价的劳动力，训练经常半途而废”[12]。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开始通过《手工业保护法》等法令对行会学徒制进行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师徒监督指导下的企业训练工场，使其摆脱自由放任的状态，重新回归行会组织集体主义的管制框架下。同时，为学徒进行文化补习的补习学校获得较快发展，到19世纪中期，其逐渐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1920年，补习学校在德国全国学校大会上被更名为“职业学校”。自此，企业训练工场和职业学校相互补充，标志着“双元制”雏形的确立。20世纪中期，德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手工业条例》（1953年）等一系列文件，从法律制度层面全面推动学徒制的现代化转型，赋予了“双元制”法定身份，使之逐步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主导模式。
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影响效应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不仅对德国职业教育质量和吸引力的提升、国民经济的腾飞、失业率的降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一）内在效应：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
“双元制”有效解决了职业学校和企业彼此割裂的矛盾，克服了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中理论与实践各自独立的缺点，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知识学习与技能习得、社会需求与办学（培训）计划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人才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生产经验，毕业后有着良好的职业前景。因此，接受“双元制”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越来越被德国的企业和社会认可，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双元制”职业教育逐渐成为吸纳德国高中毕业生最多的教育，使得职业教育在德国的认可度和吸引力大大增强。据统计显示，2012年德国大约有65%的高中毕业生（包括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选择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13]。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发展，德国青少年追求更高教育文凭的意愿不断增强，应用科技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开始培养双元制大学生，其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双元制”职业教育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2020年职业教育报告》（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und Forschung：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20），2019年有意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为78.69万人，其中双元制职業教育的流入率（新签署职教合同人数与有意愿接受双元制职教人数之比）为66.7%[14]。由此可见，“双元制”至今在德国仍是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主流选择。
（二）经济效应：有力支撑德国经济腾飞与制造强国建设
“双元制”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不断提升人力资源“以知识技能和价值为表现形式的资本积累”[15]，为德国经济腾飞源源不断投入“软资本”。二战后，战败的德国陷入经济严重衰败的境地，但在联邦德国成立后，德国的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了堪称“奇迹”的高速增长阶段。如在1950-1965年，德国人均产值平均增长了5.6%，其中20世纪50年代国内产值的年均增长约为8%，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同期的平均水平[16]。德国前总理科尔曾明确指出，“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德国人民，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所具备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绩”[17]。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世界性的严重衰退，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德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9年德国的GDP增长率为-5.69%，但从2010年2月起，德国经济强劲反弹，2010年GDP增长率达到4.18％，见图1。这是因为“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德国的产业形态高度匹配，为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后复苏迅速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撑。德国学者菲利克斯·劳耐尔（Felix Rauner）教授指出，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约占德国经济界劳动力的60％，而制造业的产值则达到德国总产值的近80%[18]。德国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强国，与“双元制”职业教育为“德国制造”高品质发展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产业工人密切相关。
（三）社会效应：有效降低青年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
青年失业率是描述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2005年以来，德国的青年失业率总体呈逐年降低的态势，见图2。截至2020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青年总失业率为17.1%，其中德国的青年失业率最低，为5.5%，见图3。“双元制”职业教育将学校与企业、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比通过单纯的学校教育能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有效帮助学生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过渡”，这也是德国长期保持较低青年失业率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可以让学生实现“入学即就业”。“双元制”集教育、培训与就业于一体，真正实现学校与企业、毕业与就业的无缝对接。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一项统计显示，大约80%的学生会留在签约职业培训的企业工作[19]。二是可以让学生对职场实现“零适应”。“双元制”最大的优势是在企业真实的工作环境里开展培训，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职业能力，又可以熟悉企业的环境和文化，学生毕业之后能立即投入工作，基本不需要较长的适应期，这大大降低了青年就业后失业的风险。此外，“双元制”还强调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市场竞争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保证“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
（四）国际效应：成为各国职业教育学习的标杆和典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双元制”所蕴含的爆发力和优势的呈现，使之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名片，引发世界性关注，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特色并为各国所争相效仿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2010年，《为工作而学——OECD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述评政策报告》（Learning for Jobs：
Policy Report of the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明确指出，德国“双元制”得到世界公认和全球赞赏（global admiration）[20]。欧盟委员会在其战略文件“重新思考教育”（Rethinking Education）中作出声明，“双元制应成为整个欧洲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中心支柱”[21]。“双元制”在瑞士、奥地利、丹麦、挪威、卢森堡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已成功扎根，并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也与德国签署了《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合作备忘录》（Memorandum on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urope），引入“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此外，“双元制”的学习热潮早已超出欧洲的边界，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对此模式的学习热情高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与德国开展了众多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比如“中德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中德合作太仓双元制本科项目”等。“双元制”为德国职业教育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积极效果和良好的国际示范效应，不仅提升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也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德国方案”。
四、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反思与发展趋向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无论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模式一直以引进吸收为主，尚未完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成为大势所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走出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综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可以看出，其深深内嵌于德国的国情之中，蕴含着鲜明的德国特色、民族特色，值得我们对中国的职业教育模式进行反思。
（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
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我国一直以“引进来”为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学习借鉴德国的“双元制”、加拿大的CBE、澳大利亚的TAFE、英国的BTEC等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这些模式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发展思路，对于缩小我国职业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学习借鉴并不深入，很难真正落地生根。因此，职业教育模式不能只靠“引进来”和“拿来主义”，其关键是要将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和经验融会贯通之后，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亟需探寻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输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打造职业教育的“国际名片”，同时也给予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以更多自信。探索與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匹配的职业教育模式已日益成为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但对于这一模式的构建，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比如，卢双盈提出用“一体化”表征我国的职业教育模式[22]；
闫广芬等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走的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外源性”，未来需要转变以往被动、功利、固化的发展逻辑，内生重构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23]；
庄西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国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而要以区域为单位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24]。
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是我国由“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从2019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多次强调“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关心和重视。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已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15年，将是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时期。
（二）从分散到整合：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的发展趋向
从德国的经验来看，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际，从实践中发现和发掘“中国经验”。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历程，职业教育在学习借鉴、吸收内化、实践创新中不断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特色日益凸显，职业教育模式也日渐清晰，呈现出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趋向。比如，职业教育办学格局从单一政府办学转向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
经费保障机制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转向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考试招生方式从传统的统一考试、分批录取转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办学形式从小而散的单兵作战转向规模化、集约化的职业教育集团；
人才培养需求定位从单一的人本需求转向国家、区域、社会、人本多元需求的整合；
育人主体从学校单一主体转向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
专业建设从单个专业分散建设转向专业群集群化建设；
生源类型从单一的应届生源转向社会生源与应届毕业生并重；
师资队伍建设从教师个体“单打独斗”转向组建“协同作战”的教师团队；
实训基地从功能单一转向集生产、教学、研发、创新创业功能于一体；
质量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转向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
产教融合路径从单向度转向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多向度。
职业教育模式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趋向，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在政治上，我国实行的是“政府宏观管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职业教育行政体制，随着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已基本形成，为职业教育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趋向奠定了政治基础。在经济上，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近年来，产业集群、产业链整合发展的现象在经济领域中日趋突出，突破了单一企业和单一产业的边界，专业群建设是产业集群理论应用于职业教育的延伸。在文化上，“多元整合”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对职业教育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具有“润物无声”和根深蒂固的影响。今后，我国要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职业教育模式发展趋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职业教育独特的品牌形象，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模式”。
参 考 文 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Z].教职成[2019]5号，2019-03-25.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Z].教职成[2020]7号，2020-09-16 .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2022-01-09].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4]Berufsinformation.Org. Duale Ausbildung - Historische Wurzeln des Dualen Ausbildungssystems[EB/OL].（2007-08-12）[2022-01-09].https：//www.berufsinformation.org/duale-ausbildung-historische-wurzeln-des-dualen-ausbildungssystems/.
[5]Deutscher Bundestag. Zwischenbericht zur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 “Duales Stu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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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dual system”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Germa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has realized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from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field of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The“dual system”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in Germany and even in the world， with distinct internal effects， economic effects， social effects and international effects. By l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dual system”in Germany， building a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going global”is a major strategic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China has been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bsorbing， internalizing， and practicing innovation， achieving a vocational educationmodel that ranges from monism toliversity， and from decentralizationto integration.
Key words Germany;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dual system; China model; multivariate integration Author Sun Fengmi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Jinhua Polytechnic （Jinhua 321007）; Shao Jiandong， researcher of Jinhua Polytechnic; Xu Zhenzhen， Jinhua Polytec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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