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丽
内容摘要：叶赛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拥有经典地位的诗人，他始终坚持文学现实主义的原则，将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俄国的民间文化生活以及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遗产宝库。民间文化是理解叶赛宁创作的重要通径，也是解读叶赛宁诗歌的重要谜底。诗人叶赛宁与其诗歌中融入俄国乡村血液的自然万物拥有着彼此相通的生命韵律，仿佛是一个通达万物并与之感应的存在，可以见出由民间原始生活所带来的情感与思维影响；
诗歌中“有机形象”的构建包含着浓厚的民间文化意蕴，折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心灵。
关键词：叶赛宁 诗歌意象 民间文化
叶赛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拥有经典地位的诗人，他的诗歌吸收了古老的俄国民间文化给养，并继承了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现实主义传统。К. 马楚尔斯基说：“叶赛宁推出的所有诗集，创作的所有诗歌，都是一部有关俄罗斯的宏伟史诗中的篇章和歌谣。”А. Н.扎哈罗夫在带有总结性意义的《叶赛宁诗学》中，将叶赛宁的创作遗产定义为“以一位与俄罗斯和整个无边无际的世界相融的作者为中心的一部统一的‘作品”。（转引自Све- тлана Семенова 2001：
104）叶赛宁参加过不少流派团体，但始终坚持做一个拥有自由语言的艺术家，不囿于任何流派的樊篱。无论在创作生涯中的哪一个时期，倾向于什么样的创作特色，叶赛宁始终坚持文学现实主义的原则，将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俄国的民间文化生活和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遗产宝库。
一
高尔基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提到，叶赛宁“之来到城市，是为了向人们倾诉他对原始生活热情洋溢的爱，把这种生活朴素的美告诉人们”。（高尔基1987：
18）这份对“原始生活”的爱在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叶赛宁诗歌中的形象大都取材于民间，诗人与这些融入乡村血液的自然万物拥有着彼此相通的生命韵律，对其观察异常细致，感受也异常敏锐，仿佛是一个通达万物并与之感应的存在，反映出源于民间原始生活所带来的原始思维影响。“原始思维的最大特点是互渗律。互渗律让意识在主体与客体、生与死、灵与肉、过去与现在及未来、内与外等相互对立的范畴中自由无羁地活动，甚至把一些客观上不同种类的事物等同起来”。（曾思艺1998：
13）叶赛宁对自然万物怀有平等的爱与理解，甚至使高尔基不得不这样赞叹道，“叶赛宁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哀愁，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一个器官。”（转引自刘湛秋1981：87）
因为这样的爱与理解，叶赛宁在诗歌中痛斥人对自然的侵犯，将田野的庄稼当做自己的同类而疼惜，在《庄稼之歌》中揭露“任谁连想都不会想到/麦秆也是一具肉体！……/骨头却被送进吃人的/碾机的嘴用牙磨细”①，也透露出叶赛宁由于支持革命却又对“庄稼汉天堂”的消失难以接受，从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因为这样的爱与理解，叶赛宁对乡间的各种动物怀着亲切的恻隐之情，与其平等地分享生活，将动物人化来表现其与人类共通的情感，将人的情思物化来实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狗之歌》中刚结束生产的母狗正在“表示爱抚，从早到晚/母狗用舌头把它们梳舔，/像融化的雪一般的乳汁，/在它暖烘烘的肚皮下淌流。”这时却发生了令它撕心裂肺的痛事：“走出来一位阴沉沉的主人，/往口袋装进全部七只小狗。”失去亲子的痛苦是人与动物所共能体会的对于母性的最大的刺伤。“眼泪便暗暗朝雪地滚落，/仿佛正陨落金色的星斗。”诗人将这种痛苦置于整个宇宙下观照，无数同类都可能经历过这种痛苦，人类亦然，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只是如同茫茫繁星中的一点，虽然遥远且不稀奇，但落入凡间却是一团巨大的不可忽视的灼烧：在舐犊之情面前，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灵都是深情而无助的。另一首《狗崽子》中，男主人公对女人公暗生情愫多年，将字条放在狗的颈圈中，但女主人公多年从未取过，这条狗便成为“我青春时代的朋友”，见证了一场无果的暗恋。如今，回到故乡，那条狗已死去，幼崽有着“同样的毛色，带点蓝色反光/傻乎乎地吠着迎我走来”，仿佛带来那场青春的伤痛，而此时“带着这痛，我仿佛变年轻了，/哪怕再写些字条也无妨”。主人公将狗平等地视为青春时代的朋友，重回故地，时光流转，迎接“我”的变成了母狗的后代，而“我”一如往昔地把它当做那位亲密的故人和见证者：“我亲你一下，全身紧挨你，/把你当做朋友领回家里……”
叶赛宁与动物所平等感受的不仅有万物均等的恻隐之情，还有时代和社会转折对乡村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在《四旬祭》中，代表乡村的“小马”宛如比赛般奔跑在路边草丛，痛心的诗人却仿佛地看到了“乡村罗斯”正在走向日暮，因为知道它会被代表城市的“铁马”冷酷地轻易追上，就像钢铁巨人一点点侵占吞噬着农民天堂：“可爱而又可笑的傻瓜，/它往哪追，朝哪赶呀？/莫非它还不知道/铁马已战胜活马？”叶赛宁此时已经坠入对城乡关系感到困惑的精神危机的深渊。“作为天地万物的感应和抒发的器官，诗人的心灵在追求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实际永远不可及的至善至美——蓝色的俄罗斯。而时代又在努力灌输给他一种现实的理智，让他泯灭掉缥缈难求的理想，去走那条他预感到十分残酷的道路。”（吴泽林1996：
54）叶赛宁没有意识到，自己并非落后于时代，而是陷入一种永恒的痛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的痛苦正是由于站在前瞻性的角度想到了更多更远的问题：诗人为庄稼汉、乡村、大自然而忧虑，旧的宗法制的罗斯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时代呢？真正的诗歌总是带着对未来的前瞻性，面向自己的民族乃至全人类。叶赛宁由乡村罗斯经受的时代变迁更深远、更敏锐地预见到对自然之美，乃至整个人类未来的延续与保护。（Про- кушев Ю. Л. 1989：
190）叶赛宁在致Е. И. 利夫舍茨的信中提到当时的场面：“我们看到，有一匹红鬃小马，在竭尽全力追赶我们的火车。它就这么跑啊，跑啊。我们马上明白了，不知为什么它是想要追过火车。它跑了很久，可是最后还是跑累了，在一个站上被抓住。这个对于任何人都无足轻重的场面对我来说却意味深长。钢铁的马战胜了血肉之躯的马。而这个小马驹对于我来说，就是那珍贵的，正奄奄待毙的农村和马赫诺的最直观的形象。”（谢·叶赛宁2000：157）借对小马心灵的感知和对奔跑小马的悲叹来表达对时代变迁、自然破坏的忧虑，不仅表现了叶赛宁与动物的心灵相通以及博爱之心、恻隐之情，还流露出叶赛宁的人道主义精神。小马与即将承受冲击和破坏的庄稼汉、乡村和大自然何尝不是在做着相似的无果的挣扎？
二
叶赛宁重视“有机形象”的理念，他所创作的诗歌中的很多乡村意象，都有着深层的民间文化渊源。叶赛宁重视从民间生活中发现艺术价值的理念，早在《玛利亚的钥匙》中即得到较充分的阐释。叶赛宁认识到，应将民间的装饰艺术（如毛巾上的绣花、屋脊上的小马、百叶窗上的公鸡）视为农民的苦难日子的结晶，以及从大处着眼的生活意义的凝聚。（Базанов В.Г. 1982：
78）他如实描述贫苦农民的日常习俗、必备家什，不去刻意回避贫民生活的平淡的一面。作为艺术家的叶赛宁回答了乌斯宾斯基曾提出的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人们为何而活？”为了光明的未来而活，不论在多麽困难的情况下，都不能停止幻想美好，创造美好。（Базанов В.Г. 1982：
79）叶赛宁喜欢有机自然的表露，他选取的形象与真实的生活息息相关，更与民间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具体在叶赛宁的诗歌中，树木就是这样一个与民间平淡生活相关、且有着独特的民间文化寓意的形象。在《心灵将天庭苦苦思念……》中，树木成为沟通大地与天空的连接者，树木智慧的枝条从大地延展到天空，它知晓大地的痛苦，却也通达天庭的欢乐，而“我能把大地的语言领悟，/却无法抖落大地的痛苦”，“犹如骏马无法用尾鬃/把饮水的月亮抖上脊背……”，只能盼望着“假如眼睛也似新叶，/能朝着深奥处长出一窥！”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叶赛宁所持有的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的自然觀，树木成为人类起源的象征，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一切都起源于树木，这是我国人民的思想宗教。”（谢·叶赛宁2000：199）如此，树木在叶赛宁的诗中也同时成为生命的象征，在《牝马船》中，诗人叙述1919年莫斯科遭受严重饥荒的场景，因“庄稼汉的天堂”幻想的破灭而长期郁积的苦闷与悲痛在诗中得以发泄，诗人感到自己与乡村自然融于一体的生命感仿佛也面临可怕的消逝，感到“那白色的大树很快就要/把我头上的金黄叶子抖掉”。这里“白色的大树”指赤身裸体，树即成为生命的象征。相似的例子还有诗人对罗斯形象的塑造，在《无赖汉》中有“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啊！/我是你唯一的代言人和歌手。/我用木犀草和薄荷喂养过/我那兽性的诗篇中的烦扰。”这里“木头的罗斯”有着古文化传统的渊源，因为金色圆木屋是罗斯的重要特征之一。叶赛宁在这首诗中表达一个农民出身的诗人在新旧交替时代所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在“无赖汉”看似放荡的形象中隐藏着诗人对现实的抵触甚至抗争的心态，是一种扭曲至极端的状态。这里用带有古文化渊源的“木头的罗斯”来指称自己所生活的苏联，极度渲染古文化色彩和历史感，是一种刻意突出由于自己对“庄稼汉天堂”幻想破灭的失望悲痛而产生的回到革命前的愿望的表现。另外，叶赛宁诗歌中多次出现的白桦树形象，也有着深层的民间文化渊源。俄罗斯民间流传着关于白桦树的谜语，暗含它的很多功用，如同叶赛宁诗歌中的蜡烛之喻：“山丘上有支白桦小蜡烛，/ 披一身银白的月光羽衣，/走出来吧，我的心头肉”。叶赛宁对白桦树也有以俄罗斯民间文学创作为背景的少女之喻：“睡梦初醒的小白桦微微一笑，/晨风撩乱它那丝样的发辫”，有对祖国、故乡的象征：“谁在白桦树的树阴下唱歌？／这声音听来仿佛很熟悉——／这又是哭泣……／这是哭泣和思念故乡的一种情意”。
“叶赛宁的诗歌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土壤，他通过形象的创造反映俄罗斯的历史和心灵，又从研究民间形象的创造来提高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民族特质”。（叶赛宁；
顾蕴璞2012：
5～6）叶赛宁认为“有机的形象”是与民间文化（谚语、俗语、谜语）和民间文学传统血脉相连的形象，同时也是与民间的真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形象。叶赛宁曾这样阐释：“不是我臆造了这一形象，它本来就是俄罗斯的眼睛和灵魂的基础。但是是我第一个发展了它，并在自己的诗歌中奠定了基石。”“它（指形象——译者）血肉相连地生活在我的心中，就像我的激情和情感一样。”（谢·叶赛宁2000：
106）
民族性是叶赛宁作品不囿于流派纷争，具有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俄重要原因之一，作品中深厚的民间文化情感是其重要体现。诗人叶赛宁与其诗歌中融入乡村血液的自然万物拥有着彼此相通的生命韵律，仿佛是一个通达万物并与之感应的存在，反映出源于民间原始生活所带来的原始思维影响；
诗歌中“有机形象”的构建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化意蕴，折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心灵。民间文化是理解叶赛宁创作的重要通径，也是解读叶赛宁诗歌的重要谜底。
参考文献
[1]高尔基.苏联游记.载：岳凤麟、顾蕴璞.叶赛宁研究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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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 2001.
注 释
①本文所引诗歌译文出自：[俄] 叶赛宁.叶赛宁抒情诗选.顾蕴璞译.桂林：漓江出版， 2012.
基金资助：本文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博达科研提升专项计划项目《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叶赛宁诗歌叙事研究》（课题编号：2021QNYB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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