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英 孙秀民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大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与长期执政领导地位促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中国共产党以其政党自觉主动建构起系统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体建构之主体、属性、方案、途径；
保障机制之动力保障、程序保障、文化支撑；
风险防御机制之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核心，以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现代化道路为剖析对象，进行本体性研究，可发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层逻辑与鲜明特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命题；
建构；
特征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共党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0ADJ003）；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课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嵌入式党建问题研究”（20CDCJ10）。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5-0006-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5.001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时代课题，面对系列现代化挑战，“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2］。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首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核心，以其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分析对象，进行理论探源、本体阐释、回归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前置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既缘起于其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和使命，又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中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现代化叙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场
马克思对现代化进行了多维度辩证分析。生产力维度，“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405。但同时，“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3］406，继而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重大论断；
社会关系维度，“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403，但同时，人与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403；
人的解放维度，现代化社会使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52，但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871，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并没有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
国际关系维度，“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404，将世界联合为一个整体，但同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05，造成了国际关系的不平等。马克思对现代化的辩证分析和深刻揭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观的本源性底色。
现代化不可回避是马克思的重要主张。纵然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3］406，并孕育出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现代化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和宿命，但马克思没有否定现代化的客观性，他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一方面，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404，所有国家都被卷入现代化生产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难以逃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未来新社会的创建一方面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要以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3］4，无产阶级需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421，为未来世界创造物质基础。所以无论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从社会发展动力上讲，现代化都是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
马克思将现代化任务赋予一个组织实体——共产党。马克思通过翔实系统的科学论证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413，那么无产阶级胜利如何取得呢？马克思将这一任务及后续任务交给了一个组织实体—共产党。由共产党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3］413，形成阶级力量，“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421，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421。从而指出了共产党现代化任务实施路径：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组织动员无产阶级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理论在俄国获得系统发展并付诸实践。在俄国实践中，列宁建构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理论。理论上，坚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抵制与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党的纲领巩固思想、统一思想；
政治上，批判 “经济派”对自发性及经济斗争的崇拜，确定社会民主党有别于工会、工人联合会等其他组织的领导地位；
组织上，强烈批判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强调以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建设成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家组织”，通过组织的统一保证党的团结和步调一致。作风上，厉行节约，党员违法从重处罚。建立新政权后，布尔什维克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明确“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7］，并致力于俄国电气化事业规划。之后立足俄国小农经济落后实际推行新经济政策，规划了俄国“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8］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同时“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7］255以发展经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与后续斯大林等所进行的大工业建设为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也提供了警戒。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任务接棒至中国场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生成
民国初期掀起政党建国浪潮。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党建国家成为主流潮流，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效仿西方宪政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多党制建国方案。这一时期，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鼎盛时期达三百有余。现代政党发起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9］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但由于旧势力强大，加之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两面性，随着袁世凯称帝，竞争性政党制度破产，被蒋介石控制的國民党政府最终也沦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进程受挫。
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与权力保障。蒋介石政府统治时期主要有三种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成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党，通过阶级分析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0］3-9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取得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决定性胜利。1948年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发布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1165的“五一口号”，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致力于新的国家的建构，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政党中心主义逐步塑造了“政党—国家”［12］型政治生态，确立起其在党政关系、党社关系、党际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成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领导党［13］。
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生成，现代化道路建构开启。此命题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命题的提出者、现代化道路的建构者，其阶级属性、理论思想、政党使命等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有形态；
另一方面，道路每一个层面设定都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关系处理，整个道路架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先发现代化国家崇尚自发秩序、自由竞争的现代化道路，也迥异于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依附性、欠发展性现代化道路，而是呈现典型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14］特征，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5］。
二、 阐释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
自中国共产党开启现代化进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其从本体建构、保障机制、风险防御机制三个维度建构起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突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运行的直观模型。
（一）本体建构
现代化道路的本体构成主要有主体、属性、方案、途径等核心要素，实践主体决定道路属性，道路属性为现代化建设方案和途径前置规定性，这些核心要素负载各自功能，搭建起现代化道路的本体架构。
1.主体：结构性设定
现代化行为主体包括现代化道路设计者与现代化事业建设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设计者，是主导，为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道路指引、方案设计，承载领导、示范、协调功能；
人民群众是现代化事业建设者，是主体，承载创造、实践、集群优势。此种主体功能的结构性整合既供给了前导性的牵引力，又供给了强劲的驱动力。
理论上，“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16］64，“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17］151，“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16］64，共产党“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413，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政党和群众的结构性分化是客观存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自觉，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主动担当救亡图存民族使命，而群众亦在众多政治力量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就选择了其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所以这种主体结构性设定和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是历史生成的。
2.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阵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8］。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上践行社会主义原则，在纲领旗帜上将社会主义写在党章、纳入宪法、设计进现代化建设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限定是社会主义。
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之初便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29。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0］344；
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要求，以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群来保障的中国式现代化。
3.方案：差异化整体性推进
时间维度，阶段式渐进与跨越。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一条主线。1984年，邓小平明确中国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
党的十三大提出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世纪新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确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的两步走”：以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为界，相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重申“新的两步走”并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空间与群体维度，优先与带动。我国现代化是区域广大、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齐步走”几无可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149奠定了现代化推进的总基调。空间上，大到沿海与内地、区域、城市群划分，具体到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区设置，再到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群体间，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劳动所得，给予其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尊重；
促进传统农民向有新思想、新技术的新型农民转化；
保护新的社会阶层合法权益。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优先发展与带动性发展一体化推进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系统维度，各领域差异化系统性推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适当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此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布局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至“五位一体”，数字的变化体现了领域发展的差异性，但差异性发展是策略，系统化发展是最终目标。“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21］31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规划一以贯之的战略思维。
4.途径：改革开放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113改革从根本上讲是破除与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现代化变迁的重要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2］150，并以革命精神着手描绘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改革 “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21］6，着力点在于破除深层次体制機制障碍，关键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其成熟和定型，进而在国家治理领域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体系和能力双面向的现代化。
开放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又有着独特的自主性。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部分，开放的逻辑起点在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后发现代化国家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关系、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关系、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关系。体现在制度层面，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为目标；
经济层面，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激活国内大循环，优化国际循环环境，培育国内国际双循环正向促生的有利因素；
国际关系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善与建设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保障机制
动力、程序、文化是一个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配置。动力是机制运行的驱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动力作用方式为主体驱动，有赖于主体自觉和主体动员；
程序是行进路线，规制道路运行方向和行进路径；
文化是凝聚共识的柔性规范，塑造并武装现代化建设者。
1.动力保障——社会动员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行动”［6］，“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但群众不会自觉形成先进的意识和理念，“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3］。这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理论基础，揭示了社会动员的对象、原因、方式。用党的现代化理论武装群众，使群众投入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动员的现实逻辑。
现代化动员对象可界分为两大群体：统一战线对象与大众群体，并配置不同的动员机制。统一战线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民主党派成员等十二类人中的代表人士，着力处理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五大关系。与之相应的新型政党制度等统一战线制度群为处理五大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统一战线本质上处理的是党与非党关系，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最大多数力量凝聚到党的中心任务上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对于大众群体的动员的核心机制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体思想、实践观、认识论、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为了群众，其实现更要依靠群众。群众路线不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建设主体和社会支撑，还提供了实践方法，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党的现代化方案与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于现代化建设，这是战胜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困难的真理。
2.程序保障——制度供给
党的领导制度群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变色、不走样。“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333，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党的领导制度居于十三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位。同时，党的领导制度群将抽象的党的领导落实在制度设计中，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党的领导制度是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政治保障，巩固并强化着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
系统持续的现代化建设方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从“两步走”战略到“三步走”直至“新的两步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等建设，逐步从贫困、温饱、小康、全面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
3.文化支撑——一导多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21］10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体现了政党建设规律、现代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演进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革命文化、“斗争精神”［1］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与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基因，人与自然和谐观、和合共生理念、天下大同世界观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发展理念的独有特征。民主、公正、自由等世界共享的现代文明理念，亦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理念交融而成的具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深刻阐释了当代中国价值导向。如此一导多元的文化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三）风险防御机制
1.宏观层面——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将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
只有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巩固党的长期领导地位，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永葆活力；
只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才能化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确保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掌握了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创造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动作用，创造属于人民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在法治轨道上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中观层面——权威确立与意识形态领导
“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24］中国式现代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权威来联合行动、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第一小提琴手”，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的权威；
“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25］，要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两个确立”，堅定“两个维护”。维护党的权威是保持道路不走样、不变形的实体根基。
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现代化建设成败。意识形态与政治紧密相关，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和平年代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尤其当今信息时代，网络世界的非主体性、无责任性、去中心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加之西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煽动和渗透，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抵制一切伪科学、西方渗透、西方霸权，引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搭建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宣传、监管、引导、净化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1］，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走样、不变形的思想根基。
3.微观层面——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需从他律之权力制约与自律之自我革命双向发力，以对领导主体的规范约束防止党的腐化和功能异化，进而防范道路风险。
权力具有扩张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6］，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权力制约。一方面，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应用于权力的结构性配置，对权力进行解构、分散与集中，具体来讲即是事权分离、法权统一。事权在横向不同部门间、纵向中央和地方间分散，法权则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提升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效能。另一方面，建立复合型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7］。监督体系在性质维度主要有法律监督、社会监督、政治监督、纪律监督，主体维度主要有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党际监督、党内监督。
“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自我革命是党组织内部、党员个体的自律手段，是主动的自觉，是革命党的鲜明品格。组织层面，坚持刀刃向内，不断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制度惩戒，以壮士断腕的斗争精神进行反腐败斗争；
以先进理念引导人，党的精神感化人，党性教育教导人，培育提升党员的大德、公德、私德。个体层面，遵纪守法，对党忠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勇做自我革命主体。
三、回归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了政党的主体作用，政党自觉、政党人民逻辑、政党使命、政党先进性是道路运行的内在机理，由此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特征。
（一）政党自觉对抗被动裹挟
近代中国 “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3］195，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场的角色存在于世界经济体系，一度处于“欠发展”“依附性发展”的被动境遇。西方国家垄断着现代化话语权，以其强势示范效应塑造着“西方中心”现代化世界体系。
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政党自觉锻造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斗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产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洞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思想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斗争精神，永葆革命党本色，勇于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实践上，持续进行顶层设计，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重构产业间、群体间、系统间、区域间、国家间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一条“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1］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与现代化话语霸权，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优势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下，中国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二）政党人民逻辑置换资本逻辑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资本逻辑，以资本原始积累、无限增殖、对外扩张为显著特征。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层面的巨大贫富差距、恶性竞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信任危机；
国家层面的“财政赤字”“民主赤字”“塔西佗陷阱”；
自然层面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环境恶化；
国际关系层面的“霸权主义”“文明冲突”。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也一度陷入“贫困陷阱”“拉美陷阱”“转型陷阱”“资源的诅咒”。不可否认，西方资本逻辑现代化发展范式有着难以摆脱的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人民逻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41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2］，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为发展标准，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实现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群对资本进行节制和引导，即充分利用资本的“好”又遏制资本的“恶”，将蛋糕既“做大”又“分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到改善民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
（三）政党使命统一现代化目的理性、工具理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使命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而言，一方面，现代化具有目的理性，是现在乃至将来一个时期要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
另一方面，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要通过现代化这一理性工具实现生产力大发展，为更高级社会形态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民族使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便明确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方向，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作为发展生产的方式。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22］162，在此之后，“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主线。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将现代化命题引向深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实践，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民族使命和政党使命双重使命的历程中具体演绎了其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
（四）政党先进性融合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
西方现代化是在相继与传统、后现代的对抗中演进的。18世纪末，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现代学说为武器对抗中世纪传统等级、神学束缚，助力欧洲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后，西方国家后现代思潮迭起，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与解构。西方现代性思想即是在与传统、后现代思想的对抗中演进的。
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三期叠加。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9］，也因此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充分吸收传统、现代、后现代各自正面效应，以后发优势吸收前人经验；
另一方面，综合解决传统、现代、后现代矛盾。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而非与之对立；
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深刻揭露为基点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并以其他国家现代化陷阱为警戒；
透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现实土壤及正负效应，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照，重新审视现代化发展中不同系统间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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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rty-le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Propositi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Fan Chunying Sun Xiumin
（College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The attribute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long-term ruli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le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proposi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ciously and actively constructed the systematic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model：
the subject， attribute， scheme and of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dynamic guarantee， procedural guarantee and cultural support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Risk defense mechanism of road defense， macro-level， meso-level， micro-level. T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core and the model of the modernization road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ontolog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which can explore the deep logic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le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Key Words：
Party-led；
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 road；
propositi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