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飞 王东海
摘 要 文章统计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以后辞书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总结出辞书学研究发展的特点，并做出前瞻性分析。四十多年的辞书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有意识有组织科研的局面，具体表现为：政府积极引导是辞书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中国辞书学会成为高层次学术交流的组织保障者、《辞书研究》成为辞书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阵地、高校是辞书学研究队伍的主力军这四个方面。中国辞书学发展体现出研究思路多样性、研究内容丰富性和研究方法多元性的特点。随着融媒体、智媒体时代的到来，辞书学出现了巨大的学术创新空间，研究工作应加强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加强融媒辞书的研究力度，加强对“辞书生活”的引导，注重研究对象的平衡性，注重理论方法的创新性，注重队伍建设的提升完善；
特别是融媒体辞书和辞书生活，是语言智能时代亟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 辞书学 有组织的科研 发展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辞书学研究历经探索期、奠基期和成熟发展期。1949—1977年是辞书学的探索期，研究对象有单一化、离散化的特点，研究内容因指导理论错位而未能体现出与语言学本体及辞书编纂出版应用相结合的特点。随着1975年、1988年政府部门两次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成功实施，《现代汉语词典》等一大批经典辞书样本的推出，在辞书编纂实践需求和语言学本体理论发展的推动下，辞书学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辞书研究》期刊创刊为辞书学的学术研究、理论建设开辟了新的天地，其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认为：“辞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还在孕育之中。”创刊后，该刊物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辞书学学科地位的学术讨论，标志着辞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所以，我们认为1978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是当代辞书学学科的奠基期，直接推动了辞书学学科的独立。
辞书学曾是“应用词汇学的一个方面”（黄建华 2001）14。之后辞书学溢出了词汇学、语义学主体研究范围，有了自己独特的任务和方法，研究内容包括辞书史、辞书理论、辞书以及辞书学比较、辞书编纂法、辞书编纂工艺等方面，可以和一切门类的学科发生联系，如出版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1992年中国辞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辞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但成立之初比较弱小，独立性不强。在中国辞书学会的协调和组织下，辞书理论、辞书史、辞书编辑出版、辞书编纂现代化、辞书使用、辞书评论与辞书市场等的研究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汉语辞书、双语词典、外语词典、专科词典、学习词典、百科全书、数字化辞书等辞书产品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辞书学学科愈加壮大。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写的《语言学名詞》（商务印书馆，2011）把辞书学与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等并立，明确把辞书学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1992—2022年这三十年可谓是辞书学研究成果的大爆发时期，直接推动了辞书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是当代辞书学的成熟发展期。
本文主要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辞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总结出这四十余年辞书学研究的概况、特点，并尝试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四十年来辞书学研究成果概览
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1978—2022年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首先表现为量的大幅度增长：1949年至1977年发表论文137篇，年均发文4.7篇；
1978年至2022年10月发表论文13046篇，年均发文290篇。1949—1977年理论著作出版1部，是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58）。1978—2022年间，辞书学著作共出版424部，其中理论专著306部，论文集118部。其次，学术成果质量也有较大提升，以《中国语文》为例，1949—1977年发表辞书学相关论文28篇，年均发文不到1篇；
1978—2022年发表139篇，年均发文3篇。张志毅、江蓝生、王宁、谭景春等学者都曾在此发表高水平文章，其中谭景春以8篇的发文量高居榜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提供了人文社科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信息产品，收录自1995年至2022年175篇辞书学领域的优秀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辞书学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辞书学研究已呈现出鲜明的“有组织科研”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政府积极引导是辞书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四十年来，政府工作的正面引导一方面体现在1975年以来的三次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项目的设立、表彰优秀成果等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作为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内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对提升辞书学研究水平、促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多出精品有着重要意义。在1992—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辞书学领域立项195项，年均立项6.3项。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辞书学项目2003年、2006年、2008年各立项1项，2010—2022年间共立项60项。总之，这些项目的设立有利于吸引、凝聚更多科研人员，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服务辞书学学科发展和辞书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全国社科规划办的成果文库和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设立，旨在收录和表彰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成果。蒋冀骋《〈说文解字〉注音释义研究》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除了胡壮麟《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缩印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等辞书编纂成果获奖外，辞书学研究成果获奖的主要有：2009年，邓福禄等《字典考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和章宜华等《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07）分别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屈文生《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王东海等《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魏向清等《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020年，章宜华《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和李申等《〈汉语大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分别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这都证明了政府层面对辞书学原创研究的肯定。
（二） 中国辞书学会成为高层次学术交流的组织保障者
中国辞书学会挂靠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其学术活动等的开展固定、有序。中国辞书学会自1993年首届年会开始直至2021年第十三届年会，基本上是每两年或三年举办一次，各二级学会和省市辞书学会的召开方便会员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交流与沟通。这种集中交流也易于类聚不同的专业队伍承担辞书学某项专业任务，或集中突破某项科研难关。
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上，学会顾问罗竹风就提出“学会的生命在于活动”（韩敬体 2012）。学会的每次活动都具有很高学术水准和很强的前沿性，坚持问题意识，从学术层面和市场层面对新时代辞书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如“辞书强国”问题，最早王铁琨（2007）、李行健（2010）等在文章中有所涉及，而2011年第九届年会上张志毅先生以“我们离辞书强国还有多远”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反响，纷纷发文展开讨论。之后，苏培成（2012）提出了我国走向辞书强国之路的三条对策；
郑述谱（2013）则提出知识分子的词典学修养、社会的词典学文化氛围都是建设辞书强国的外部条件；
王东海等（2014）提出实现辞书强国的6条措施；
魏向清（2015）则提出了“辞书强国”的5条标准。可见中国辞书学会年会上倡导的前瞻性理论热点对辞书学研究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辞书学会正是本着“学会的根基在于学术”（江蓝生 2009）这样的理念，在丰富的学术活动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中国辞书学会包括各二级学会举办的活动对辞书学成果的产生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1992—2022年出版各级各类学会论文集64部。很多学者因为参会任务撰写论文，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后，再根据其他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后又在高层次期刊或报纸上发表，引领了学术潮流。如周荐《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曾在中国辞书学会首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上宣读，经李行健、施关淦先生指导后在《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发表（详情见所发文章脚注的致谢）。
中国辞书学会承办了国家辞书奖这一中国辞书、工具书的最高奖的评奖工作。表彰优秀辞书既是对辞书产品的肯定，又为辞书学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其一，为保持精品辞书的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对一些重要辞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进行修订，以提高其质量，有效激发其潜在功能，修订的前提自然离不开对其进行相关理论研究；
其二，通过表彰優秀辞书也让学界发现哪些类型的辞书是热点，可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其三，优秀辞书的样板作用让学者既看到了优秀辞书的特点，又感受到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基于以上原因，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性更明确，研究之路走得更加笃定。
（三） 《辞书研究》成为辞书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阵地
辞书事业的发展需要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实践的不断创新，而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和传播离不开必要的学术园地或学术媒介。《辞书研究》、《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词典研究丛刊》（1980年2月第1期至1991年10月第12期，后停刊）等高水平期刊搭建了辞书学理论探讨的平台，高水平期刊高载文量带动了辞书学的迅猛发展。其中，《辞书研究》成为交流的主阵地。
我们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2022年10月辞书学研究论文共13046篇，其中《辞书研究》以4853篇高载文量荣居榜首，占37.2%。论文的被下载次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辞书研究》在辞书学界影响深远，文章关注度颇高，下载率接近100%。文献被引用的频次是衡量该科学领域交流程度和作者吸收同领域研究进展的程度，是衡量文献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辞书研究》中文章高引用率体现了其作为学术研究平台的重要价值，在1979—2021年的4832篇论文中，69%的文章曾经被引用过，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次。下载体现了对选题的认可，引用是对内容的认可，文章高下载率和高引用率体现了学界对《辞书研究》的高度认可。
总之，《辞书研究》是辞书学领域重要的学术发表、交流平台，自创刊以来一直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引领学术潮流，对创建当代辞书学的理论体系、丰富辞书学的内涵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 高校是辞书学研究队伍的主力军
辞书学科研力量已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研究所及出版社为辅助的研究机构布局。高校因庞大的科研队伍和日趋完善的学科体系成为辞书学研究的核心支撑，并承担辞书学后备研究人才的培养任务。课题立项数量是衡量一个机构研究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1992—2022年立项的19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高校立项179项，占课题总数的91.8%。共涉及105所高校，占立项单位的91.3%。可见辞书学研究已经在很多高校开展，形成由点到面的大范围推广。
辞书学领域的核心作者多是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这些知名学者充分发挥了学术带头作用，关注后辈的学术思想创新，并积极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博士，使得辞书学研究后继有人。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2000—2022年间辞书学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共1034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945篇，占91.4%；
博士学位论文89篇，占8.6%。2000—2022年硕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涉及129家高校及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辞书学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凝聚力，培养了不少后备人才。其中28所高校（如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设立了与辞书学相关的博士点。
（五） 小结
政府部门的搭台成为辞书学研究重要的支持激励、引领导向因素；
中国辞书学会成为高层次有目的学术交流的组织者；
《辞书研究》成为辞书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年轻研究者的成长摇篮；
高校因其巨大的人才和学科综合优势已成为我国辞书学研究的主力军。以上这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了辞书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有组织的局面。
“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鲁健骥 1999）在我们看来，对于综合性、交叉性强的中国当代辞书学来讲，这只是两个必要条件。从当代辞书学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见，中国辞书学作为一门学科由奠基到独立并走向成熟，其标志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一定有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正向引领和推动；
二是成立了运作有力的专门性组织——中国辞书学会；
三是创立了高质量的会刊——《辞书研究》；
四是诞生了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
五是产生了一批能向外输出的原创性理论；
六是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七是开展了学科学术史如辞书文献史、辞书学史的研究。这七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的指标：一是政府层面，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
二是理论方面，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在内的学科体系的创建；
三是实践方面，包括学术组织、学术刊物、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等的出现。在这三个指标的视域下，中国辞书学学科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二、 四十年来辞书学研究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辞书学从语言学的附庸到独立直至逐步成熟，其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 研究思路的多样性
1. 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共赢
巢峰（1995）曾提道：“我们固然要重视辞书实践，但是也必须同时重视辞书理论。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辞书学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辞书编纂，辞书编纂实践是检验辞书学理论是否正确，两方面工作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目前辞书学界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并重型的学者较多，如张志毅先生一生都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产生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学术道路。他在撰写同义词词典编纂理论性文章，如《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1980）的基础上编纂了《简明同义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新华同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同时在撰写反义词词典编纂相关理论性文章，如《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1988）、《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1989）的基础上编纂了《反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汉语反义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商务印书馆，2008）。《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12）和《理论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15）这两部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的理论高峰为编纂《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2020）这部具有实验探索性质的学习词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张志毅先生是理论引导实践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
“辞书学的论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基于实践中的经验写成的，对实践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巢峰 1995）如刘庆隆先生在参与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辞书编纂实践经验，对辞书的编纂流程和编纂工艺了然于胸。（陈骆飞 2006）他编写的《辞书编纂工艺导论》（崇文书局，2008）收录了几十篇关于语文辞书编写修订的各个方面和环节的论文，我们认为刘庆隆先生是经验促提理论升华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
2. 守正与创新齐头并进
辞书学要创新，要继往开来，离不开继承，真正的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有创造性的推陈出新。刘叶秋（1984）认为后代继承前人创始辞书的内容和体例，必须不断充实，随时改进，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
例如，邵敬敏（2013）阐述了在汉语虚词词典编撰方法论上的新思路，提出“定位框架”的新理念，配以“勾画词义地图”与“扫描义场类聚”的新理念，计划编撰《汉语虚词框架词典》；
程荣（2020）提出《新华字典》第12版修订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说明，品牌辞书特别是规范型的现代汉语品牌字典修订的创新性路径和方法应当重视实用性与规范性的有机结合，注重把隱性的规范标准显性化，注意新版与老版的接续性。在我们看来，邵敬敏团队和程荣团队都是守正创新的研究者，前者偏语言学本体研究，后者重实践经验的升华。
3. 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相结合
第一，在继承传统中推陈出新。
辞书学研究者高度重视继承传统的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在沿用、移用和化用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创新。如祝鸿熹（1998）认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离不开训诂与训诂学，经常需要借助、参照、继承、发展训诂学研究成果，而决非互不相干，各行其道。王宁（2010）198指出，传统辞书编纂者“集数千年的训释实践，在描述词义、表述意义内涵方面，已经找到了切合汉语实际、反映语义规律的方法，需要对他们的方法加以总结，以充实和完善现代辞书学的释义理论”。总之，语文辞书释义的原则与方法直接来源于应用训诂学的训释方法，二者结合将提高现代语文辞书释义的规范性与准确性。
第二，演绎西方理论并进行本土改造。
学者们运用“在借鉴中融合”的研究理念，吸收西方学说进行本土化改造，发现和解决辞书学的学术问题，更好地改进辞书学的研究方法。新的理念演绎出新的研究视角、手段和成果，产生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创新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辞书学界流行将欧美的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应用于汉语词义分析和词典释义。例如，苏宝荣（1996）认为在语文词典编纂中，以义素和义素类型分析为基础确定义项，可以防止义项设立和说解的随意性。80年代以来，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引进国内，对国际视野下的辞书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章宜华等（2000）讨论了语义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分解理论和原型理论在词典释义中的应用及对词典释义发展趋势的影响。
在借鉴义素和语义场、框架语义、语义特征因子分析、知识本体等理论的基础上，近几年辞书学界出现了几个新的演绎热点。如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是由普斯特若夫斯基（Pustejovsky） 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的，经过不断完善，已成为语义学研究的范式之一，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的研究中。李强、袁毓林（2016）从生成词库理论框架下的名词语义类型和物性角色描写体系出发，来探讨名词的词典释义问题。又如局部语法聚焦自然语言具体语域的子类文本，采用“形式导向”的计算语言学方法和“功能导向”的语料库短语学方法，描写子类文本中的结构、特征性意义和功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微观语言描述视角和路径。（张磊，卫乃兴 2018）张雪梅等（2019）采用局部语法的路径对英语外向型学习词典中抽象名词释义进行分析，以揭示抽象名词的释义范式。生成词库理论和局部语法有望在中国辞书学领域开出学术之花。
通论性专著是辞书学理论系统化的可视化呈现。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赵振铎《字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徐庆凯《专科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金常政《百科全书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等专著属于本土理论的系统化创新。辞书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也同时在联系中西的基础上开展，承担演绎西方辞书学理论并成功进行本土改造工作的主要集中在外语学界学者身上，代表性学者是黄建华、章宜华等。他们关注国际前沿理论研究，在引进国外语言学、辞书学研究新成果的同时，善于把这些成果应用于我国辞书学研究和辞书编纂。黄建华先生撰写了《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等著作，章宜华等撰写了《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07）等著作。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汉语界本土通论性专著和基于演绎西方的通论性专著为我国辞书学理论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以汉语辞书为语料，反哺语言学本体的研究
汉语辞书中的内容是编码化、权威化、规范化的语料，在学术研究中有其独特的材料价值。很多学者以《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等经典辞书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语音、语义、汉语史等方面的研究，对语言本体研究有反哺作用。这类研究以硕博士学位论文居多。如金瑞（2019）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大字典〉水部字研究》立足词汇学视角研究水部字代表性范畴类聚，将词汇研究关系网与多角度个案展示相结合，由面到点剖析“水族”词群，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水部字的整体范畴有宏观上的认识，还能帮助我们厘清水部字内部的单字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推动了词汇学词义学的发展。李枫（2014）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新增词语研究》在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增词语加以考察，探讨其认知理据、词义构成及释义变化、词义生成的动因和认知机制，探索其中蕴涵的语言规律和认知规律，能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语言资料。
（二） 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1. 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
辞书学研究内容的重点突破可以借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立项之一斑而窥全豹，这些项目体现了重大科研任务的综合性学术突破。2011—2022年的21项与辞书学相关的重大课题中，包括：辞书本体编纂修订的研究，如“《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
辞书学理论的研究，如“基于辞书信息数据库的中国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
民族辞书研究，如“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
双语辞书的研究，如“《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编纂”；
专科辞书研究，如“诠释学辞典编纂与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百科全书研究，如“中国礼学大百科全书”；
国外辞书的译介，如“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域外中国辞书整理的研究，如“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
现代的研究，如“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
古代的探索，如“中国古代语文辞书注音释义综合研究”。这些项目涵盖了古今中外、多语种、多民族辞书的研究。
局部研究也得到全面推进，体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一般、青年以及各类专项课题的立项中。这些课题涉及辞书本体理论和辞书工作理论，前者包括释义、注音、义项、例证、词类标注、选词立目等方面的理论，如“现代辞书汉字注音研究”“《汉语大词典》单音多义词词义系统与义项排序研究”“面向二语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词典用例考察与实证研究”“《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与例证的配合关系考察”“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当代大型语文辞书中医词汇的收词与释义研究”等。其中关于释义的课题最多，有30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项，如“汉语词义研究與语文辞书释义”“基于语料库的内、外向型汉外词典的字母词收录及其释义问题研究”。后者包括辞书使用、辞书修订等方面的理论。如“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词典使用研究”“基于越南学习者需求和使用反馈的汉语学习词典学习功能实现研究”“外向型汉英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的构建——一项基于词典用户需求调查的研究”。其中修订研究的居多，如“大型语文辞书编纂与修订研究”“‘希伯来语-汉语双向词典增补和修订研究”“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历时性大型汉语语文辞书修订研究”等。总之，这些辞书学要素的研究已经随着课题的推进，全面、细致而有序地展开。
2. 研究重点、热点和新点并行
四十年来辞书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两个点：一是宏观的类型研究；
二是微观的释义研究。
辞书的类型多样，但语文辞书编纂始终是研究重点，《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研究依然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现代汉语词典》作为彰显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临的一部标志性工具书，因其卓越成就引领催生了“现汉学”。我们统计发现，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语料和研究对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就高达296篇，占硕博士论文总量的28.6%。
释义是辞书学研究的核心，任何时期都是辞书学研究的重点。王东海等（2014）认为目前值得关注的释义新理论探索焦点有两个：一是释义的总倾向、总原则——词、物二分观及其兼容性。语文性词典以释词为主，适当兼容百科知识（物）。百科辞书以释物为主，适当兼容语文性。在认知语言学的百科观、经验观背景下，如何平衡和融合这二者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是后结构主义的新分布原理，着力探讨词语在海量平衡语料库中的语境、语义、语域分布特点，这将很好补充和创新传统辞书的释义。
辞书学研究的热点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调整，周荐等（2010）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辞书编纂中国化的问题、辞书规范、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词性标注、建立工具书学的问题、辞书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性质、辞书的特性、抄袭与借鉴的区别等一度成为辞书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王东海等（2013）454-456认为，辞书学研究出现了五大新的研究热点：一是技术热点——辞书编纂现代化的现状与发展，包括电子词典规划、语料库辅助辞书编纂、语言知识库开发与辞书编纂互动、开放式辞书网络编纂模式、基于网络的出版社词典编纂工作流模式等方面；
二是出版热点——作为知识产品的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研究；
三是管理热点——资源存储、服务功能是汉语辞书的元功能，语言文字工作要向建议和管理语言资源、提供语言资源服务方面转型；
四是应用热点——如何实现“平面辞书”到“融媒体辞书”的高质量过渡；
五是人才热点——辞书队伍建设研究。
当代辞书学研究的新对象、新“蓝海”应是融媒体辞书。融媒体辞书的编纂还处于探索阶段，代表性产品主要表现为：一是经典辞书数字化，如商务印书馆研发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App分别于2017年、2019年面世；
二是家族化辞书知识工程化，如商务印书馆研发了“涵芬”工具书平台，202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研发了“聚典数据开放平台”；
三是学习辞书创新化，如带有探索性的外向型汉语学习App《JUZI汉语》于2022年上线运行。这些编纂探索都为融媒体辞书的研究拉开了序幕。2020年章宜华、亢世勇分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融媒体的多模态英汉学习词典数据库研究”、国家语委科研中心项目“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对此展开研究。但目前看来，融媒体辞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新领域，是研究“新点”，要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经典融媒体辞书样本作为解剖对象。
（三）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1.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一方面，只有对辞书的共时问题做全面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历时研究才有可能深入开展；
另一方面，也只有坚持一定的历史观，才能更客观的看待共时的成就和不足。例如，张志毅（2015）《理论词典学》从历史的角度对世界上推动辞书学发展的实用主义、描寫主义、规范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这六种思潮和辞书的原型论进行了全面分析，又溯本清源地详尽说明了词典学收词条、分义项、释词义的种种原则。后又从共时的角度探讨了常见的语文辞书如学习词典、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新词语词典、类义词典等的编纂方法。可以说是面向古今中外，纵横有致。
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这种结合方法的运用既能够充分把握已占有的材料，达到描写的全方位性、精准性，又能够洞察其所以然，客观地展现辞书的编纂原理，拓展辞书的编纂技法。
有的学者采用计量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辞书。例如苏新春（2013）《词典与词汇的计量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第3版为语料，在数据库基础上对其词目、释义、注音、释义元语言等进行专题、封闭、量化的统计研究。词汇理论的研究在充分吸收词典的成果和养分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并深化，同时词汇理论的研究推进也有益于提高词典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水平。
有的学者多对辞书的某要素进行封闭域的统计分析，如曲文军（2015）《〈汉语大词典〉词目补订》对《汉语大词典》1200条词目在立目、立义、释义、例证、词目关联等方面存在的失误和疏漏进行补正与商榷。
3. 辞书对比研究
对比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广，可以是对同一时期的辞书进行共时层面的对比，也可以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辞书进行历时层面的对比。对比的目的在于探究辞书在宏观、微观结构以及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如杨金华（2012）《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系统地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语文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研究，发现并揭示了我国语文词典不同的发展趋势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目前对比研究有两大热点。
（1） 词典考古
词典考古研究是基于词典对比发展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它是在对比词典要素的基础上对词典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探究，或是在对比词典所载内容的基础上对词的意义、用法等语言事实的演变进行探究。王东海、章宜华（2018）认为，词典考古研究大多是对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词典进行历时层面的对比。从语言史视角看，对不同时期、不同词典所载词条及释义等进行对比分析，能够体现语言事实或社会现象、观念的变迁；
从词典史视角看，对有关联的词典进行对比，可以挖掘不同词典的内在关联性，形成词典谱系，也可以集中体现词典编纂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过程。杨慧玲（2012）通过对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三部19世纪汉英词典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谱系关系。
（2） 中外对比
开展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词典间的语际对比研究，为在国际化视野下进行本土化的词典编纂实践与辞书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如于屏方、谭景春等（2020）《〈现代汉语词典〉与〈简明牛津词典〉宏观结构多维度对比研究》以理论词典学的词典结构观为基本框架，系统性地对比分析了《简明牛津词典》1—12版、《现代汉语词典》1—7版宏观结构上的语文性与百科性、共时性与历时性、规范性与描写性特点，分析这些对立性特征在两部词典中竞争性并存、不断调整直至优化的过程，归纳总结两者在宏观结构上的共性和个性特征。
4. 多学科交叉研究
为实现辞书学建设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部署，多元化交叉研究已经成为辞书学研究的新角度。学者们运用“学科互涉、科技创新”的研究范式，打破学科研究的壁垒，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认知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翻译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汲取养分来探讨辞书学问题。如赵彦春《认知词典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雍和明等《交际词典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初版，2013修订）、章宜华《计算词典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李德俊《语料库词典学：理论与方法探索》（译林出版社，2015）等理论专著的出版，都体现了这种交叉思路，繁荣了辞书学理论研究。
三、 中国当代辞书学研究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辞书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尚有许多亟待提高之处。下面我们结合四十年辞书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展望未来的辞书学研究发展趋势和方向。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加强”、三个“注重”。
1. 加强对接国家重大需求
中国辞书学会不是单纯的学术组织，应有意识地整合资源和力量加大对接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的力度。如实现语言统一是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传统。李宇明（2022）提出树立“大华语”意识，《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势必可以帮助汉语走向世界，让全世界华人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对接了“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研究需求。
2. 加强融媒体辞书的研究力度
融媒体辞书是当前中国辞书界的热点议题，融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各种媒体迭代而存、信息传递和接受方式碎片化、方便快捷的交互性、媒体与读者重视交互“红利”四个方面。（李宇明等 2020）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我国辞书将逐渐由平面辞书向融媒体辞书转型，通过权威内容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形成媒体内容的全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表现方式和使用方式。但推进融媒体技术研发的策略、文本与融媒体的创新性融合途径、融媒体辞书面临困难与应对举措、研发模式与合作机制等方面亟待进行更细致化的研究。可以说，如何创造性编纂融媒体辞书，是中国当代辞书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3. 加强对“辞书生活”的引导
引导国人过好智能时代的辞书生活是中国辞书学面临的崭新研究课题。当今辞书已经有多种媒体形式和运营模式，我国的“辞书生活”已经逐步成形，与“语言生活”互映。“语言生活是指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而形成的社会生活。”（李宇明 2022）语言生活向辞书生活的转变带动了辞书编纂由编者视角向用户视角的转变。根据李宇明的观点，［1］辞书生活应以用户为中心，用户是辞书生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辞书学应该是研究“辞书生活”之学。
可以说，融媒体辞书和辞书生活是中国辞书学会未来的两大任务，也是中国辞书学研究的两大核心任务。
4. 注重研究对象的平衡性
辞书种类丰富多样，但各类型辞书研究不平衡。因此，应对长期备受冷落的辞书类型给予更多关照，以促进辞书学学科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海外辞书近年有一些新兴类型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如同源词典、考试词典、对话词典、俚语词典、分语域语用词典等，目前国内对这些词典的研究仍显不足甚至空白。其次，语文辞书与专科辞书、综合性辞书研究不平衡，语文辞书研究比较热门，如像《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的研究成果比较密集，而许多学科、行业的专科辞书研究相对冷清。再次，从词典规模上看，中小型辞书研究较为集中，大型辞书的研究相对较滞后，既有研究一般停留在主要的辞书像《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上，但也主要是以其为语料文本进行语言本体研究，而不是从词典理论方面研究其编纂创新。最后，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研究不平衡，双语或多语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既有研究多集中在比较大的语种，且编纂理论和实践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另外辞书要素的研究也要平衡。目前，释义、义项等辞书核心要素的研究较多，但边缘性辞书要素，如插图、附录、参见系统等还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2001—2022年间，插图、附录等辞书要素的研究仅有55篇论文，参见系统方面的研究仅有9篇。
5. 注重理论方法的创新性
四十多年的辞书学理论研究在辞书编纂原则、编纂经验、修订情况等离散理论点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辞书学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方面仍有待完善。辞书学研究应多着眼全局和系统，在理论创新时要争取从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一方面进一步突破学界的藩篱，要在继承中国优秀辞书传统的基础上，多与语言学其他学科以及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人工智能（如chatGPT等）等领域联系沟通，整合出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理念，并输出到海外。只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理论，提出领先世界辞书学研究的优势理论，才能使中国辞书学在世界辞书之林中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突破本土性创新瓶颈，要多与世界辞书领域进行合作，进一步拓展辞书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度，在这方面首先要特别关注海外新的突破性理论。这四十年的研究中，石肆壬选编《词典学论文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捷克）《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兰多（美）《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第二版（章宜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贝戎（法）《英语词典编纂史》（裘安曼译，商务印书馆，2016）、B.T.休·阿特金斯等（英）《牛津词典编纂指南》（章宜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等译著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中国辞书学研究的创新仍能提供很大助力，所以海外辞书学新理论的译介仍然是当务之急。其次，鼓励中国学者尝试用中国视角探讨海外词典编纂理念，如徐海等《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起到了开拓研究视野的作用。最后，积极向国际辞书界展示我国学者辞书学研究理论成果，如田兵（2021）在北美辞书协会会刊Dictionaries介绍了黄建华的辞书学思想，为英文世界的研究者提供了深度了解中国双语词典学研究的机会。
6. 注重队伍建设的提升完善
实现辞书强国梦，人才是基础。（张志毅 2010）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有必要积极推动人才培养。中国辞书界涉及学术界、出版业界、管理部门、读者、编者等不同的群体，且这些人员具有辞书学、语言学、出版学、文献学、编辑学、教育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背景。王东海等（2014）认为目前辞书学缺少的不是一般人才，而是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他们要有高水平的现代哲学素养和高超的闡释、释义能力，有广博的以辞书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基础知识，如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等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心理学、认知学等，有高水平的论著出版，可以说缺一不可。
《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在多年的编纂修订中形成了庞大的研究团队，传承接续与后继有人的局面已基本形成。但双（多）语词典、学习词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优秀团队比较匮乏，特别是学习词典的编纂团队；
网络词典、在线词典、大型词典语料库的建设和研究人员严重缺位，且能力素质有待提升。另外，同一出版社的词典家族品牌化运作，是目前词典出版的新思路，家族化的运作更需要打造一支专业的、精干的、互补的、梯队衔接有序的辞书学研究和编纂队伍，形成经典延续、鼎故纳新的氛围，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也不多。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辞书学在中国辞书学会的领导下，呈现出典型的有组织科研的局面，学术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守正创新、全局重点双推进、理论实践相配合等特点；
同时辞书学研究也存在努力的方向，如融媒体辞书的开发与建设、冷门辞书的破冰性研究、原创性理论的构建、辞书队伍的完善等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辞书学的蓬勃发展应顺应辞书走向国际化的时代要求，响应辞书大国向辞书强国迈进的时代召唤。我们要以新时代思想中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为指导，明确辞书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作为文化资源窗口和传播名片的责任，以中国辞书学会提出的平面辞书向融媒体辞书、辞书编纂研究向辞书生活研究两大转变为核心，用先进的辞书学理论来引航，更好地解决我们辞书编纂出版中的现实问题，为汉语辞书样本及原创理论在世界辞书之林中拥有话语权、使我们的辞书事业在“竞拼时代”迈上新的台阶并最终实现辞书强国梦而努力。
附 注
［1］ 本部分参考2022年10月22日“技术革新与词典创新国际学术会议”（线上）李宇明先生的主题发言《融媒辞书与辞书生活》，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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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飞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24/衡水学院 衡水 053000；
王东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24/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烟台 264025）
（责任编辑 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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