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 刘晓东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的周边认知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16JJD770008）；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1802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晓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日关系史。
摘 要：
辽东八站作为中朝间交通要道，也是明、鲜、女真活动的边疆区，在明前期并未得到有效控御而未被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事实上，明初太祖皇帝对辽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源于洪武年间对外政策调整和经略辽东的具体实践，进而影响至整个明前期。朝鲜使臣在此使行情境中，衍生出了以辽东八站为“华夷大界”的印象元素，即便是成化以后该区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边疆防御体系和地方治理系统，并有大量中、朝人口流入，这一印象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依然深远，进而塑造了朝鲜使臣在文化认知上的“由夷进华”之路。万历时期镇江城设立后，在明朝对朝鲜“再造之恩”意识的影响下，辽东八站域内人、物在朝鲜使臣印象中“华”“礼”的形象才最终得以确立。
关键词：
辽东八站；
连山关；
朝鲜（高丽）使臣；
镇东堡；
镇江城
辽东八站（以下简称“东八站”）是元代辽阳行省于辽阳至鸭绿江所设之甜水、头馆、连山、龙凤、斜烈、开州、汤站、东驿昌等8个驿站。明初并未恢复东八站原有的驿路功能，但其仍是高丽（朝鲜）使臣由陆路入明的必经之路。东八站虽为驿路之名，但在明朝人的地理认知中主要将其视作一个区域。①
成化二十二年（1486），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成伣途经辽东时曾描述东八站：“见自辽东而南，海州、盖州之东，至凤凰山之麓，其地广远不下数百里”，②
基本勾勒出包括太子河上游及叆河河谷两岸的东八站区域。目前中外学界在交通、人口、社会、建置及中朝使臣使行途中活动、心理感观等方面对东八站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③
但在对东八站区域性质的描述上仍相对模糊，基本观点有三，一是如《辽东志》中使用“瓯脱”一词，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第51、136页；
李智裕：《明代中朝之间“瓯脱”地带人口变迁考》，《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第54-56页。
一是将其表述为“具有缓冲性质的空白地带”，[韩]宋荣德：《高麗後期邊境地域鴨綠江沿邊認識》，《历史学报》第201辑，2009年，第1-29页。一是将之视为“中立地带”。[韩]柳在春：《15世紀明東八站占據朝鲜の對應》，《朝鲜时代史学报》第18辑，2001年，第146-165页。“瓯脱”一词源于东胡语，最初见于《史记·匈奴传》。
参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9页。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
刘文性《“瓯脱”释》（《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把‘弃地和‘中间加在一起，概括為‘中间地带。这就是匈奴语‘瓯脱一词的全部实质所在”。张云《“瓯脱”考述》（《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瓯脱”在各自边界一方并有屯守处，其间有弃地。何星亮《匈奴语“瓯脱”再释》（《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瓯脱”词义的演变形式是：边防站、驿站、设防的城堡、宫殿、王庭。[日]白鸟库吉著，何建民译《匈奴民族考》（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207页）、陈宗振《古突厥语的otar与“瓯脱”》（《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认为匈奴实际控制的边界及所建“临时住所”的汉语音译为“瓯脱”。今人表述此词时，基本意义为边界弃地、
《辞源》（增修本）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3页。古代部落间的中立地带（或缓冲地带）。[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2页。以上后两种观点虽未直接使用“瓯脱”一词，但所阐释的意义并未超出“瓯脱”词义的涵盖范围。“瓯脱”在《史记》中用于表示是匈奴与东胡之间边界的不确定状态，这与古代世界中边界观念的相对模糊是一致的，但从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赐给朝鲜使臣权近御制诗（朝）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14页。来看，说明明太祖在沿袭“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的传统边疆观念时，又具有明确化的疆界认识。权近在其应制诗中对此的回应，（朝）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册，第17页。说明其时朝鲜对鸭绿江界亦为明晰。笔者之所以从“瓯脱”一词说起，是因为其被用来描述某一区域时，所体现的要素必然是“边疆地带”，“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清）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1915年浙江图书馆刻本，第981页。“缓冲”及由此显现的“胡”“夷”等文化形象。东八站与“瓯脱”的部分性质相一致，但其明确的边界又与“瓯脱”的“弃地”“中立地带”等释义存在本质不同。故本文认为，通过追溯洪武时期辽东八站这一形势的成因，并观察其在后世的持续影响，能够成为考察此边疆区域的有效途径。
一、“限山隔海”与“华夷界限”：洪武时期的东八站措置
明太祖在对朝贡国（高丽、安南等）的诏令中数次提及“限山隔海”，这一说法除描述明、丽（鲜）间现实上的地理环境外，更多的是展示明朝在处理朝贡体系内部关系时所持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太祖在华夷秩序建构上的基本立意。东八站的空置状态正是其现实映射，其不仅是人为设定的“限山隔海”之地，也是思想上的“由夷进华”之区。
（一）明太祖对高丽（朝鲜）诏令中的“限山隔海”
“限山隔海”一词又作“限隔山海”“隔山限海”，明太祖以此描述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地理空间距离，较早见于洪武二年（1369）编纂的《祖训录》及同年十二月赐给安南、占城国王的诏书。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重定《皇明祖训》罗列十五“不征之国”时又重申“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以体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政治理想。其中在《祖训录》之《箴戒》一篇中提出：“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参见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录》，《明朝开国文献》第3册，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686-1687页。此外，《皇明祖训》之《祖训首章》中亦规定：“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参见（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7页。在明太祖向高丽（朝鲜）发布的诏令中，“限山隔海”出现次数较多，兹将其整理如下：
上表中“限山隔海”最早见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护送明升、陈理至高丽的诏书，需要指出的是，此诏是一则由白话书写和宣谕的诏令，应为亲撰或由中书省据口谕誊录，是一份“未经改动的圣旨”，
陈学霖《明太祖致高丽国王的白话圣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认为洪武五年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所赍诏书为白话圣旨，保存了原来面貌。江蓝生《〈皇明诏令〉裏的白话勅令》（《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亦认为录皇帝原话的敕令更能直接、鲜明地传达皇上的旨意。
诏书“我这里勤勤的使臣往来呵”中的“呵”为太祖白话诏令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气词，参见［韩］文美珍：《洪武年間白話聖旨語氣助詞考察——〈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汉语文学会编：《中国语文学志》第33辑，2010年，第286页。
说明“限山隔海”这一表述直接出自明太祖，而非经过文饰之语。“限山隔海”就高丽而言具体指“高丽地，三面环海，一面负山”，（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三七，辛昌元年六月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4页；
《朝鲜世祖实录》卷一，世祖元年七月戊寅条，《李朝实录》第13册，第16页。“山”是指长白山及余脉的辽东东部山区，在洪武元年（1368）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的诏书中对此有所描述：
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749-750页。
这则诏书说明明太祖对历史上中国与高丽的关系有明确认识：（1）高丽属中国周边之“四夷”；
（2）从地理位置上二者“壤地相接”；
（3）双方关系为高丽“或臣或宾”；
（4）高丽对中国关系确立之原因，从文化上为“慕中国之风”，从现实利益及安全角度则“为安生灵”。基于此，明朝在洪武三年（1370）遣使至高丽“做立石碑，祭祀山川”，此举又与古制中天子多行“望祭”有所不同，从石碑内容看，遣使“致祭”，其意重在昭示虽“限山隔海”而“一视同仁”之意，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条，第955页。从而使“洪武礼制”对朝鲜国家祭祀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韩]金海荣：《朝鮮初期國家祭禮儀『洪武禮制』》，《清溪史學》9，1992年，第28-29页。展现出洪武初年，明太祖重塑与周边国家间仪礼秩序的愿景。但自洪武六年（1373）金甲雨欲以私马进献东宫被责开始，“限山隔海”所见诏书多旨在切责，尤其自洪武七年（1374）恭愍王薨及明使被高丽护送官金义杀于东八站归途中后，明丽关系开始趋于紧张。明太祖在维持东亚国际秩序时，秉持的基本原则是朝贡体系内和平共处、不相干涉，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70页。关于洪武年间和平外交政策的阐述，参见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3页。而这一时期，明朝在同日本处理倭寇问题，以及同安南、爪哇等国的外交活动中亦遭遇挫折，使得明太祖认为其并未在朝贡国中确立起新朝天子的威信，反而存在现实的安全隐患，之后明朝的对外政策趋于保守。陈尚胜：《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从上表可以看出，自洪武六年以后，在以“限山隔海”强调空间距离的同时，均有“似难声教”“自为声教”之表述，显现了明朝外交姿态的转变，若再将其置入“朕居中国，王居沧海之东”，“以夷夏论之，本等东夷，实非中国所治”，“尔国中之贤者， 自知是非，中国无所与焉”等语境，所传递的信息事实上已然突破了此前明太祖试图实现的“华夷共治”理想，洪武四年（1371），明朝颁科举程式诏时曾表明“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以求“外抚四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参见（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十九年六月条，第1298页。洪武五年，高丽表示“用夏变夷，在诗书礼乐之习”，请遣子弟入学时，明太祖欣然同意。参见（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二十一年三月条，第1310页；
卷四四，恭愍王二十二年七月条，第1330页。在此过程中“限山隔海”也由客观表述明、丽间地理环境转而成为强调文化思想层面上“华夷界限”的外交话语。
（二）“华夷界限”之塑造
从现实政策来看，上表中洪武二十年（1387）、洪武二十一年（1388）两条诏令中的“隔江”“限鸭绿”，体现了明太祖对东八站的具体关注。其时明太祖试图在辽东恢复元朝旧疆，但从“铁岭立卫”一事的过程来看，目前学界对铁岭卫的初设地点多有存疑，主要有“黄城”“奉集”“江界”“高丽铁岭”等说法。参见池内宏：「高丽辛禑朝に于ける铁岭问题」、『東洋學报』8、1917年；
末松保和：『青丘史草（一）』、 東京：笠井出版印刷社、1965年、370頁；
稻叶岩吉：「铁岭卫の位置を疑う」、『青丘學丛』第18号、1934年；
和田清：「明初の滿洲經略」、『東亚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库、1955年、318-319頁。
本文基本采信江界说，转引自张澍：《元末明初中朝关系演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第136-143页。在辽东初定、物资不足的条件下，明朝无力将东八站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为确保辽东腹地的战略安全，以承接“登辽海运”对辽东的物资供给，同时也为确保北元防线的后方安全，明太祖敕令辽东方面：“定辽境土与之（高丽）相接，宜阴戒斥堠以防其诈”；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洪武三十年五月己巳条，第3652页。同时在洪武二十年偰长寿使明时，明太祖曾要求：
你把我这意思对管事宰相每说大概，则要至诚，倒不要许多小计量。你那里合做的勾当，打紧是倭子，倒不要别疑虑。只兀那鸭绿江一带沿海，密匝匝的多筑些城子，调些军马守住了，一壁厢多造些军船堤，备着百姓些福，至至诚诚的做着行呵，虽百万兵也难近你。（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三六，辛禑十三年五月条，第4106页。
“鸭绿江一带沿海”位處东八站南端，明太祖朱元璋在考量东八站安全问题时，将防倭作为重要环节，并将朝鲜视为协防力量。基于以上情况，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命左军都督府遣人往辽东，金、复、海、盖四州，增置关隘，缮修城隍”，所增置的关隘应为连山关（今本溪县连山关镇附近） 、刺榆关（今岫岩县牧牛镇附近） 、大片岭关（今岫岩县偏岭镇附近）。张士尊：《明代辽东东部山区海岛开发考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59页。
从地理环境看，连山、刺榆岭、大片岭位于东八站西部边缘分水岭，连山关为辽阳把截，刺榆关、大片岭关为海、盖二州之隘口，《辽东志》中对此描述：“
高皇帝恢复禹迹始入职方，千山去襄平六十许里，秀峰叠嶂，绵亘数百千重，引诸蕃瓯脱，南抱辽阳。”（明）程启充：《游千山记》，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影印本，1985年，第355页。
同年十一月，“诏辽东指挥使司，凡朝鲜人止命于草河互市，不许入境”。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第3361页。这里的“境”指的是连山把截，草河即连山关以东二十余里的草河口（今本溪县草河口镇）。这实际上基本明确以“三关”为限，将东八站“空其处”作为限隔的防御姿态。若将其放入洪武时期“海禁”政策参见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第83-95页；
陈尚胜：《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第105-125页；
[韩]韩智善：《洪武年间对外政策“海禁”——〈大明律〉“海禁”》，《中国学报》第60卷，2009年，第259-281页。中考察，可以看作是“海禁”的陆向延伸。对此朝鲜南原君梁诚之曾指出：
我高皇帝明见万里，以辽东之东百八十里，连山把截为限，岂不知东八站地广土沃，便于蓄猎哉？然捐数百里之地，以空其处者，以两国封疆，不可相混，万一奸细，彼此构衅，或假（达子）之名，或作倭人之形，潜行草窃，诚难测度。
《朝鲜成宗实录》卷一三四，成宗十二年十月戊午条，《李朝实录》第16册，第580页。
东八站“捐数百里之地”，客观形成了辽东边疆安全的缓冲带，整个明前期亦延续了明太祖的这一思路。至景泰元年（1450）正月，倪谦出使朝鲜时对东八站有详细记录：
自辽东抵鸭绿江旧有八站，今废，官赍帐房随行。过高丽冲、头馆站、东岭，至浪子山下人家宿。丁亥，浪子山起程，过背阴山、盘道岭至新寨人家宿。戊子，新寨起程，过高岭至连山东关口宿。东关系华夷界限。己丑，出东关，过分水岭至龙凤山下营。庚寅，龙凤山起程，过八度斜列岭至凤凰山下营。辛卯，凤凰山起程，过开州站至汤站。朝鲜义州兵马节制使赵石冈遣通事金满、吉里送米酒下程迎犒，下营宿。壬辰，汤站起程，将近鸭绿江，石冈率军马供帐逆于江上。（明）倪谦：《朝鲜纪事》，（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八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4页。
倪谦自辽阳出发后，前两天其使团的宿顿方式均为在当地人家借宿，出连山关后直至汤站，均为野外“下营”，说明元末辽东驿站逐渐荒废，明前期虽循元例依然以东八站作为明丽（鲜）间的交通之路，但并未恢复其站赤配置，整个明前期，朝鲜（高丽）使臣于东八站途中的使行情况亦基本如此，连山关外此时因人烟稀少，难以提供借宿条件。以此来看，倪谦以“东关”（即连山关）为“华夷界限”实系源自洪武时期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而在思想文化层面，东八站这一形象的塑造，对朝鲜使臣的影响更加深远。
洪武五年，郑梦周使行过汤站时就描述道：“独卧野盘无梦寐，满山明月子规啼。”（朝）郑梦周：《赴南诗》，[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洪武二十二年（1389）权近使明时亦记录东八站途中荒草茂林、渺无人迹，以至生出“往来皆阻绝，日暮可伤心”之感，（朝）权近：《奉使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第162页。直到“至连山关始有把截军及女真人家”：
分水来初过，连山去不赊。尚疑穿虎穴，始喜见人家。语异须凭译，情交即慕华。中原行渐近，游历自堪夸。（朝）权近：《奉使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第162页。
“连山关”“把截军”与“女真人家”所组成的情境投射到文本中时自然生出了倪谦所说的“华夷界限”的影像，随后在与把截军官“情交”的过程中促生了“慕华”与“中原渐近”的感受。至甜水站后又“有百户王礼设酒”：
我行自来远，今日见王官，白阁临青野，丹枪映碧峦。迎门如旧识，设酒便同欢。四海皆兄弟，须知帝度宽。（朝）权近：《奉使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第162页。
在得到地方官员的礼遇后，双方的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慕华”情节与“中原渐近”的空间感受进而生成“四海皆兄弟”与“帝度宽”的情感认知，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华”。
再进至头馆站后，权近有诗《宿头馆站近郊》：
“
抹马逾山坂，依人宿野田。鸟巢深树暮，犬吠小村烟。夷语居民杂，华风外国传。交通无彼此，四海一家年。”（朝）权近：《奉使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第162页。
由诗中来看，入连山关后“近华”的感观更为切实和强烈，但在权近的记述中，其到达连山关后“中原渐近”乃至“近华”的心理感受与“宿野”“女真人家”“夷语”“民杂”这些直观的“非华”情境是有明显冲突的，而权近仍将其视为“华风”外传、“四海一家”的图景。从以上的文本分析来看，权近这样的心理认知当中有几个重要情境：（1）“穿虎穴”“见人家”；
（2）与把截军“情交”；
（3）“王官”设酒礼遇。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犬吠小村烟”的“中原”情境与“夷语居民杂”的典型“非华”情境在“华风外国传”的传统儒家文化逻辑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1页。中达成自洽，随即也完成了“交通无彼此”的心理上的“入华”过程。由此来看，如果说“穿虎穴”“见人家”所致的由“伤心”至“喜”的心理反差是这一过程赖发端的心理铺垫的话，那么经过连山把截时与明朝官员的交往无疑获得了“入华”的身份认可。过连山关后百户设酒时所受之“礼”最终触发了权近“入华”的心理感受。在此情境下，“连山把截”在权近的文本中由一道检查隘口成为文化心理上入华的“华夷大界”。这种心理在后来使臣的记录文本中也有体现，建文二年（1400），朝鲜使臣李詹过连山关时作诗：“
孤城围长栅，辕门静不哗。关河持使节，原隰咏皇华。北望天颜近，东渐圣泽遐。烽烟徒尔耳，四海以为家。”（朝）李詹：《双梅堂先生箧藏文集》卷二《观光录》，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6册，第327页。
二、华域胡风：明中叶东八站建设与朝鲜使臣的矛盾心境
从成化时期的兵部郎中刘大夏以“祖宗微意”为由反对朝鲜提请更改贡道一事来看，明太祖将东八站作为“华夷”区隔的设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明、鲜使臣的记述中往往将连山关作为“华夷大界”，自洪武至万历中期，朝鲜使臣群体对东八站的印象往往难以脱离“夷”的因素，即便在成化、弘治时期以后，东八站人口剧增、地方社会发展“遂为内地”的环境下，使臣们也往往因“华域”“胡风”这一长期存在记忆中矛盾印象的影响，结合使行见闻进行“夷”与“非夷”的思辨。
（一）边疆危机下的东八站城、堡建设
从洪武后期开始，原住牡丹江流域的女真人开始南迁，斡朵怜、胡里改等部迁至近朝鲜东北境的图们江、鸭绿江上游一带并逐渐在辽东近境屯住，接受明朝的招抚，明朝设立建州等卫。忽剌温兀狄哈也逐渐迁至松花江以西的辽东近边，明朝于永乐元年（1403）设立兀者卫。宣德至正统时期，忽剌温兀狄哈多次南下袭扰朝鲜图们江沿江诸城，此时朝鲜因平安、咸境两道日渐疲敝，導致其对女真的大规模招抚政策难以维系，开始优先招抚忽剌温女真，从而激化了与其近境的建州卫李满住、毛怜卫浪孛儿罕等部的矛盾，李满住曾多次声言欲邀截朝鲜使团于东八站途中，加之正统以后随着明朝针对女真的朝贡政策趋于紧缩，尤其在成化时期对女真的朝贡贸易采取严格限制后，导致建州、毛怜等卫对东八站地区多有袭扰。鉴于东八站通行安全受到威胁，朝鲜在正统至成化时期数次向明朝提出更改贡道，作为应对，明朝自天顺二年（1458）起于东八站设立通远堡，
《朝鲜世祖实录》卷二一，世祖六年八月己巳条，《李朝实录》第13册，第364页。天顺八年（1464）自通远堡至伯颜洞多列置候望墩台。
《朝鲜世祖实录》卷三三，世祖十年四月庚子条，《李朝实录》第14册，第22页。成化时期辽东边疆危机加剧，“多郎哈”暴动后，海西、建州、毛怜卫各部落相继入寇东八站。在此背景下，明朝分别于成化三年（1467）和成化十五年（1479）两次征伐建州女真，同时开始构建东八站军事防御体系。成化三年，由抚顺所至鸭绿江边开筑东部边墙，并以此为依托设置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叆阳五堡。（明）任洛：《辽东志》卷三《兵食志》，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第398页。成化十七年（1481），辽东巡抚王宗彝、镇守太监韦朗提请于凤凰山西北十五里筑凤凰城（原开州站附近），西六十里原斜列站立镇宁堡（镇东堡），斜列站西北六十里（通远堡之南）立宁夷堡（镇夷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六，成化十七年六月癸酉条，第3757页。弘治五年（1492），汤站堡的修筑完成（原汤站附近），
《朝鲜成宗实录》卷一二九，成宗十二年五月癸巳条，《李朝实录》第16册，第553页。使得东八站防御体系基本底定。
嘉靖中期以后，蒙古土蛮部部分东迁，以王杲部为代表的建州女真各部重新崛起，此后二者逐渐形成联合入寇的态势，辽东边疆危机再次加剧。作为应对，明朝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东八站东边及沿江一带添设散羊峪、一堵墙、孤山、险山、江沿台等堡、墩，由叆阳守备管辖。嘉靖四十二年（1563），再修媳妇山废堡改名宁东堡，改设险山参将取代叆阳守备统摄东八站防御，另新募军士三千名，每军帮丁四名充实险山营并添戍汤站、江沿、宁东等堡。（明）杨博：《本兵疏议》卷一四《覆巡抚辽东都御史王之诰议设险山参将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八，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丑条，第8723页。在地方治理上，命分守辽海东宁道带管海边备、兵务，因新募军丁主要来源于“东南山居逃移人户”，需要将其收入卫所，加之东八站一带“地方旷远、山谷连绵，藏奸匿盗未易控制”，（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七《制疏考》，《四库毁禁书丛刊》本，史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
（明）李辅：《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第665页。故而以原驻辽阳的定辽右卫移治凤凰城管控地方事务，尤其是对东八站地方逋逃人口的括籍，这使得定辽右卫实际上成为分守道以下对东八站地方进行治理的一级机构，也标志着东八站被正式纳入辽东地方治理体系。为解决防御体系拓展所带来的屯耕困难，以及出于扼守险要以贯彻“门庭御寇”思路的考量，（明）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明）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6页；
（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甲戌六月二十六日己巳条，[韩]林基中
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487页。万历元年（1573），在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张学颜等人的坚持下，将险山堡、宁东堡、江沿堡、新安堡、大佃子堡、孤山堡移至边墙外的宽佃子、十岔口一带，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36页。新堡在万历二年（1574）至万历六年（1578）陆续修筑完毕，完成了东八站防御体系的拓展。
自成化以后，东八站区域防御的加强使得“中国人皆乐居之”，关于东八站人口迁移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朱诚如、白文煜主编：《清朝前史》第1卷，第136-137页；
程尼娜：《明代对辽东都司东宁卫朝鲜居民的统辖探析》，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405页；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卷，第809-814页；
王桂东：《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人员流动及遣还》，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0页；
方民镐：《明清历史变迁中的朝鲜族和它的历史》，延边大学民族研究所编：《朝鲜族研究论丛（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40页。
弘治元年（1488）圣节使蔡寿赴京过东八站时见“辽东人络绎而来”，至其回还时凤凰城已修筑完毕，且于当年又移金州、盖州、东宁等卫四千户于此。
《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九，成宗十九年八月乙卯条，《李朝实录》第17册，第662页。至正德年间，东八站民人的移住范围已拓展至鸭绿江沿江地带：“有婆娑堡古基，唐人渐有造家来居者，鸭绿江十余里之地，亦立标造家。”
《朝鲜中宗实录》卷二○，中宗九年八月庚戌条，《李朝实录》第20册，第665页。至嘉靖时，人口流入益多，嘉靖十六年（1537），丁焕过东八站宿于草河洞（草河口）时曾记述：“
今观之，山原平广，土脉膏润，辟田野坦道路，鸡犬相闻，牛羊布牧，居民疏密，与我西边大悬也。”（朝）丁焕：《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第68-69页。
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辽右卫移驻凤凰城时将部分流入人口编入，正式定籍“设三千户，三十百户领之”。
《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八，嘉靖四十五年五月甲辰条，第8972页。万历三年（1575），议筑宽奠六堡时又“许军丁及附近居人给帖领科”。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万历三年正月庚申条，第792页。在此期间，随着朝鲜平安道疲敝日漸加深，沉重的兵役、沿边赴防压力、军官私占土地并私役军人耕作，[韩]南义铉：《朝鮮初期 遼東防禦人口變化》，《明清史研究》第26辑，2006年，第18、19页。以及明、鲜使臣的迎送，致使大量朝鲜人移居东八站。[韩]朴彦：「明代における朝鮮人の遼東移住」、『東洋史研究』67巻1号、2008年、1-34頁。从崔溥《漂海录》记载来看，朝鲜使团于东八站途中的宿顿方式最晚自弘治元年已开始由野外下营向借宿沿途庄、屯民家转变。（朝）崔溥：《锦南漂海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第550-580页。至嘉靖、万历时，东八站“空旷无人居”“以与女真相接，无大关防，每每寇窃抢掠”
《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九，成宗十九年八月乙卯条，《李朝实录》第17册，第662页。的地方情境已经改变，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朝鲜入明使臣的使行记录文本中，与先前相比仅从地名看，很多地方已形成自然村落。[韩]李承洙：《燕行路東八站考》（《韩国语言文化》第48辑，2012年，第295页）对明初和明中后期朝鲜使者于东八站所过地名做过统计，比照来看“伯颜（洞）村”“二渡河村”“柳河子村”已形成由原地理名称命名的村落。
（二）“夷”与“非夷”
朝鲜使臣宿顿方式的变化，也说明了明朝的城、堡主要用于军事防御功能，而非对驿路功能的恢复。朝鲜使臣成伣将这一时期的东八站记录为：
废堡无人草自茸，旧田埋没土还松。有时地坐偏依树，终日山行不见松。泥路马旋浓似粥，野蔬人擿贱如蓬。腰间弓箭何曾释，满地纵横胡虏踪。
皇家开业百年间，何乃将军不守关。通远昨过南涧水，不堪斜日听潺潺（伤通远堡为胡骑所败）。（朝）成伣：《虚白先生续集》卷四《路上即事》，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2册，第136页。
虽然经过大规模城、堡建设，至弘治时期，使行安全问题得到改善，但在朝鲜使臣的文本情境中东八站依然为“废堡无人”“纵横胡虏”之地，可以说这与“皇家开业百年”而“将军不守关”的现实情境下形成的固有印象不无关联，以致成伣到达辽阳后亦称之为“喜蹋中华”。（朝）成伣：《虚白先生续集》卷四《到辽东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2册，第136页 。整个正德时期，朝鲜使臣在东八站与辽阳之间所形成的“华”“夷”印象的反差依然明显。到达辽阳后的“入华”之感仍旧强烈：
安东都护古襄平，美壤畇畇接广宁。王邴高风敦薄俗，段张遗烈化遐氓。城围月晕储胥壮，队肃鱼丽组练明。依旧繁华一都会，角楼西畔暮笳声。（朝）曹伟：《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凤凰山、辽阳二首》，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02册，第220页。
随着东八站人口流入益多，至嘉靖时期，朝鲜使臣使行记录中的“东八站”印象又有所转变，仍以丁焕的行记为例，并将现实与印象中的东八站情境进行了对比：
在昔闻诸人，辽阳以东鸭绿以西空绝谷，羯胡之乡，荒草四合，蚊蚋扑面，行者甚苦。今观之，山原平广，土脉膏润，辟田野坦道路，鸡犬相闻，牛羊布牧，居民疏密，与我西边大悬也。（朝）丁焕：《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第68-69页。
由此文本记述来看，自明初至正德时期，历代使臣对东八站所留有的“胡”“夷”印象在朝鲜国内进一步扩散，并使得上文所诉的文化心理趋于固化。东八站开发建设和居民流入后所呈现的社会样貌已然与当时朝鲜平安道的疲敝形成反差，从而开始对使臣心中东八站“羯胡之乡”的固有印象形成颠覆。但这种建立在“辟田野坦道路，鸡犬相闻”之现实情境上的“非夷”印象，在使臣具体使行途中与当地民人交往时又难以得到落实。万历二年，许篈、赵宪分别作为书状官、质正官使明，二人对沿途民俗有较多记载：
自是山上无坟，田中或家后园，多置棺材，露置土上，上盖以草。未及汤站，宿于金祖尚家。兄弟四人，同居异爨，方服父丧，或见食肉争博，以草书题其父主，而四人俱有美号，可笑也。（朝）赵宪：《朝天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册，第150页。
许篈对此事亦有评论，认为“大有胡狄之风，闻辽沈地方皆如一云。岂其久沦于契丹、女真、蒙古之域，而遂为习俗也耶”，（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上，甲戌六月庚申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83页。又批评汤站、凤凰城所遣伴送舍人贪婪、无礼的行为，“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焉”。
（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上，甲戌六月辛酉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84页。
对于棺材“露置土上”的现象，赵宪于次日行至通远堡后即向民人询问，主人回答：“死者子孙男女之众，皆遇吉日，然后乃克葬，故如此。”（朝）赵宪：《朝天日记》，甲戌六月壬戌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册，第148页。
事实上在明代，这种“浮厝”的现象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因或惑于风水，或困于无力，或因于习俗。过辽阳后，许篈又记述“辽阳以西，多有关羽庙，庙前闲敞可以会众，故作门悬牌曰：‘乡约所”，并对各地乡约礼仪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高皇帝所定之教也，其目详备，虽不及于吕氏乡约，而其纲简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间，多有列书于墙壁”，并由此感叹“辽蓟之地，虽被千百年胡俗之染，而大明之化，所作新者如此”。（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册，第266页。
但这一印象在东八站中显然无法确立，究其原因：（1）由于东八站地方开拓未久，且人口不断流入，乡约俗礼未及完备，故有金氏兄弟服丧期间不守礼法之事。（2）东八站地方现实情境的变化虽然可以轻易颠覆朝鲜使臣长期以来以其为“羯胡之乡”的固有印象，却难以突破由此衍生的文化心理认知。例如，“浮厝”本为中原习俗，舍人在明代一般为应袭卫所职位的武官子弟，其贪婪、无礼应更多归结于个人道德和吏治上的阙失，而使臣均将之归结为“胡狄之风”加以批评。（3）许篈在《荷谷先生朝天记后叙》中有一段评述或许能够展露其心态：
夫华夷内外之分，固截然而不容乱。若其人荡涤旧习，变化日新，以自进于礼义之域，则圣帝明王，固将一视同仁，如吾赤子，罔有猜嫌野忽之心。而今也皇朝之待我国，则异乎是矣。重门严鐍，以防其出入，若视寇盗，惴惴然唯恐一毫之肆。故学士大夫，缙绅先生，或欲揖而进之，讨论典坟，询访风俗者，不无其人，而朝有禁令，末由也已。噫！其可谓隘矣哉。（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册，第266页。
在许篈看来，“重门严鐍”的目的不仅是出自边疆安全考量“以防其出入”，更是对思想维度上故有的“华夷内外之分”观念的现实加固，从而使得朝鲜士人难以“揖而进之，讨论典坟，询访风俗”，亦即阻隔了其在文化层面“由夷入华”的基本路径。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鲜使臣崔演行过婆娑堡时记录，金曾在此地“谩立婆娑号”，进而做出对比和评述：“今属皇明家四海，翻教此路作东藩”，（朝）崔演：《艮斋先生文集（二）》卷九《西征录》，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31册，第36页。显然亦将东八站视为华、夷间之“藩篱”。许篈等使臣对东八站社会风貌有所批评时往往将其归因为“夷俗”“胡风”，或许正可以体现出其在认为无法于思想文化层面上被“一视同仁”时，仍期望展现自身“荡涤旧习，变化日新，以自进于礼义之域”的心理困境。
三、“遂为内地”：“壬辰倭乱”之后的“镇东堡”与“镇江城”
从壬辰倭乱时起，朝鲜国内开始产生关于明朝的“再造之恩”意识，由此形成了一种对“明朝倾向加深”的思想氛围，朝鲜使臣关于东八站形成的文本逐渐表现为一种“物以类聚”的“亲近感”。[韩]李成亨：《燕行詩“東八站 區間”認識樣相考察——壬亂收拾期中心》，《汉文学论集》第35辑，2012年，第121-150页。这种“亲近感”多表现于使行途中与沿途官、民的交往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地与“慕华”情结相结合。镇江城的设置又使得东八站在实际上兼顾了“防倭”和“备虏”的职能，为“礼”之印象的确立提供了现实空间。
（一）“镇东堡”与“丁令威”
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鲜因“辛酉再乱”向明朝请兵，使臣李尚毅所著《辛亥朝天录》中所描述的“为国意识”在使行途中自然表现为对明的认同感，[韩]尹载焕：《少陵李尙毅使行詩硏究——〈丁酉朝天錄〉〈辛亥朝天錄〉》，《东方汉文学》第45辑，2010年，第244-252页。其行至草河口时作《宿草河李姓人家》：“长林萧瑟草河滨，忽有华堂结构新。四海一家无内外，与君俱是陇西人。”（朝）李尚毅：《辛亥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册，第478页。其中的“陇西人”实指自己与所寄宿之家主皆出李姓，中原自古流传老子出函谷关入陇西的传说，当地人亦以老子后裔自居，进而有天下李氏出陇西的说法，比较典型的是唐朝皇室即尊老子为先祖，故自唐以来作为姓氏符号，“陇西”无疑是李氏家族的最重要标识。李诗除从姓氏地望角度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以示“四海一家”之外，其以“老子”为宗源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实际也是一个“假借华夏祖源记忆以成为华夏的过程”。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9-280页。这一过程明显淡化了朝鲜使臣心目中的华夷区隔。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鲜使臣李安讷亦对东八站作出描述，“东自汤站，西至分水岭，山川萦纡，原野平旷，里落相望，民皆乐业，颇有田园之趣，不比边塞之地”。同时亦感慨“莫问辽东俗，试听老子歌。”（朝）李安讷：《东岳先生集》卷二《朝天录》《辽东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01册，第95页。说明此时东八站地方社会情境在客观环境和文化习俗上均表现出“内地”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朝鲜使臣对“东八站”的印象也开始出现变化，李尚毅行至镇东堡丁姓人家时，还赠诗于主人：“迢迢寒水月华微，疑尔前身是令威。五十一年尘土梦，却从今夜始知非。”（朝）李尚毅：《辛亥朝天录》， [韩]林基中編：《燕行录全集》第9册，第479页。其中所说的“令威”即丁令威，来源于陶渊明《搜神后记》所记：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晋）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此后历代多有文人对丁令威化鹤传说进行歌咏，如李白、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王冕等，朝鲜使臣行至辽阳城时，亦多对此进行记述。成化十七年，成伣在进入辽阳城时曾记：“辽东城内，旧有华表石柱，人言丁令威化鹤归来处也。”（朝）成伣：《虚白堂文集》卷一《华表柱赋》，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2册，第315页。万历二年时许篈行经辽阳时描述：
至定辽北仓访华表柱，柱在仓中，即《搜神记》所谓丁令威化鹤来集之处也。其说极诞，而流传至今，遂为故迹。柱形如我国墓前望柱石，高才丈余，绝无古态，必近世好事者附益之也。其前有短碑，嘉靖甲寅，参将王堂、都司刘应宾所立，刻令威绝句于端。其左有文，辨此柱之疑似难信，系以王光祖、俞宪七言长律焉。（朝）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甲戌六月二十六日己巳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487页。
许篈首先认为“丁令威”传说本身就极为荒诞，故而对华表柱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是“近世好事者附益之”。而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睟光在行经辽阳华表柱时，也对此质疑：
华表柱，按《三才图会》，在辽阳城东六十里，然则今辽城中指为华表柱者，盖诳之也。《古诗类苑注》辽东诸丁谱载：令威汉初学道得仙云。今镇东堡在辽阳迤东，居民多姓丁，岂即其地欤。（朝）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二《诸国部》，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6页。
二者虽然对“丁令威”传说均持质疑态度，但生成的基础却恰恰相反，许篈认为荒诞且不以为意。李睟光结合《三才图会》和《古诗类苑注》记载进行考证，认为镇东堡乃是丁令威之故里。陶渊明于丁令威故事后曾记“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晋）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第35页。
李尚毅、李睟光对镇东堡与丁令威的判断显然受此影响，但镇东堡是成化年间在旧有八站的“斜列站”原址设置，斜列站一名薛礼站又名雪里站，朝鲜人以其路旁有双松，故惯称为“松站”，（朝）朴思浩：《燕蓟纪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8册，第264页。而非丁令威学道之处，所谓的丁姓村落也应是随着东八站建设而迁徙至此，当然这一事实对后世朝鲜使臣来说很容易被成化后“东八站”中“辟田野，坦道路”的“非夷”情境所掩盖。自万历年间开始的宽奠六堡修筑，使东八站建设呈现出拓展的姿态，也使朝鲜使臣对使行沿途地方产生“遂为内地”之感，金中清在路过镇东堡时记述：“先是，松站以北去胡地仅三日程，无人家，虏常往来，使臣之行，自义州领兵送过辽东。自宽、长奠等堡之设，村居连络，遂为内地，虽无兵安心过去。”（朝）金中清：《苟全先生文集》卷二《苟全先生别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46册，第133页。从表面上看，李睟光对镇东堡的错误认识，使其在文本中对“丁令威”故里进行了空间位移，而“丁”之故里的标志恰恰是对华夏文明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华表柱”。就时代背景而言，“壬辰倭乱”以后，在“再造之恩”意识下的朝鲜对明朝的文化认同是广泛、空前的。当这种文化的认同在陶渊明故事和历代朝鲜使臣记述的影响下，再具体落实到李尚毅、李睟光与“东八站”沿途民人的交往互动时，东八站“夷”的印象随之淡化、消失，进而抹除了“华”“夷”印象中的空间界限，最终使“丁令威”故里在“文本中的空间位移”本身能够完成逻辑自洽。当这种现实情境中印象的变化再反映于使行途中的文本记录时，则又一次开始了朝鲜使臣对东八站集体印象（记忆）的重塑。
（二）“镇江城”与“礼”之印象
宽奠拓地后东八站“遂为内地”的形势，在“壬辰战争”后又得到强化，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朝为备倭，在原九连城地方设置镇江城，并敕谕朝鲜“辽左之镇江城为华夷分界，旅顺口为津登咽喉，其于朝鲜利害尤属切近”，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戊子条，第7127页。使得东八站在现实兼顾了“防倭”和“备虏”职能的同时，最终确立起“华”的形象。朝鲜大儒丁若镛曾对此评论：“中朝以九连城为镇江游击府，盖镇江为界，北接建夷之地，东望我昌城、义州之域。据山海之险，以扼其要冲，为辽之捍卫，亦我往来必由之门户也。”（朝）丁若镛：《与犹堂全集》第六集第四卷《地理集》《疆域考（四）》《九连城考》，新朝鲜社1936年版，第65页。从金中清对汤站堡一带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其“遂为内地”之感中含带东八站沿途民人礼序井然的印象元素：“山河恰是平安道，民俗犹存太古风。揖让有仪无老稚，营为随分乐农工。”（朝）金中清：《苟全先生文集》卷一《汤站口占》，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45册，第87页。万历二十七年（1599）入明的朝鲜使臣赵翊也曾描述了对东八站沿途“礼”的印象，使团过江后午憩干河村家时，恰逢主人设生日会，其间“馔用草具，酒进薄醪，而礼数之间，颇有可观之节”。（朝）赵翊：《可畦先生文集》卷九《皇华日记》，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777册，第219页。“草具”“薄醪”与“礼数可观”的反差，恰恰说明此时使臣对东八站的印象，已经不似明代前中期那样，主要取决于环境因素，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文化因素的观察。这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廷龟对“镇江城”至“连山关”沿途的记述中，体现得更为详尽。使团过江后即受到镇江游击丘坦的接待：
腊日，过江镇。江丘游击坦前一日移书湾上，问我来期。是夕，出候于镇城十里外，吾行所寓之侧，盛设供帐，至以彩棚百戏佐欢，张军乐，备大小膳，礼遇甚隆。盖游击能文章、妙笔法。
（朝）李廷龟：《丙辰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第142页。
可以看出在接待过程中“出候十里”“盛设供帐”“百戏”“军乐”“备膳”，处处彰显“礼”，而丘坦本人虽为边将，却“能文章、妙笔法”，俨然一副儒家士人形象。其后，李廷龟在《宿通远堡口占》中又记述了沿途民家、风俗：
半生三泛九天槎，二十年来鬓已皤，问主尽非曾识面，寻村或记旧经家。厨人拥雪晨吹火，羌女篝灯夜绩麻。风土不殊言语异，吾邦休说小中华。（朝）李廷龟：《丙辰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第143页。
在与宿主的交流中，“羌女”“绩麻”的风俗景观给李廷龟留下的是“风土不殊”的印象，进而在朝鲜士人“小中华”意识中形成了文化共鳴。行至连山关此时连山关已废，关于其被撤销的具体时间，万历四十二年（1614）朝鲜使臣金中清的记录为“过连山关，古有关讥察行人，本国使臣之行，亦皆点入，废于壬辰之后，其市廛则尚如旧”。参见（朝）金中清：《苟全先生文集》卷二《朝天录》，甲寅六月八日己丑条，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46册，第138页。黄汝一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使明时，于十二月初十日借宿于连山关时曾记“旧有关门以讥出入，今废不设”。参见（朝）黄汝一：《海月先生文集》卷一○《银槎日录（下）》，戊戌年十二月初十辛酉条，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39册，第153页。万历二十三年（1595），闵仁伯曾记录“到连山把截关，有古烟台”。参见（朝）闵仁伯：《朝天录》上，乙未六月十六日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8册，第15页。综合来看，可以确定的是连山把截废于壬辰战争期间。
后，李廷龟、副使、书状官张守谦等人与当地人“小酌”。對此事李廷龟亦作诗描述：“吾乡称雪马，殊俗看冰船。不蹑凌波袜，还同驭鹤仙。并驱如竞逐，停坐即团圆。”（朝）李廷龟：《丙辰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第247页。
此中所展现出的融洽景象与明初使臣权近所记述的连山关情境虽有相似，但此刻的“殊俗”已非同于“华夷限隔”，在李廷龟东八站沿途的记述中，无论“官”“民”都彰显出“礼”“华”的文化因素，从而彻底消弭了前代使臣文本中“东八站”中“夷”的印象，如此一来，朝贡途中文化上“由夷进华”的思想历程也随之消散，也自然在“异俗小戏”的现实情境中，生成了应有的“团圆”之意。
结 语
洪武时期，明朝对东八站的措置方式是通过设置三关以“空其处”，其基本立意在于：一、辽东初定，物资缺乏，力有不逮，需要优先贯彻防御北元为第一要务的边疆政策；
二、顾及朝鲜方面因“铁岭立卫”一事而做出的激烈反应；
三、作为“海禁”政策的陆向延伸，联合朝鲜，防御倭寇，确保辽东半岛上金、复、海、盖等各卫所作为辽阳、广宁腹地与辽东、山东之间物资运输线的战略安全。这一措置方式为明前期所延续，使得东八站形势基本具备“瓯脱”作为边疆地带的“空地”“缓冲”等属性，而明丽（鲜）间实质存在鸭绿江界，又使之不能等同于“瓯脱”。此后，在朝鲜君臣的认识和语境中，东八站由元代的站赤转而成为思想文化上的“华夷界限”，明中期以后东八站在城、堡建设完善与拓展后“遂为内地”，但明朝对该区域实际控御下社会风貌的变迁，并未消除朝鲜使臣对该地域“华夷限隔”的固有印象，反而通过使行观察对其地方风物形成了“夷”与“非夷”的矛盾性认识，壬辰战争后，朝鲜对明朝的“再造之恩”意识，映射到朝鲜使臣在东八站地区的使行活动中，彻底消弭了其对东八站“夷”的印象，也使之完成了思想层面上对“华夷限隔”的跨越。
从现实角度观察，明朝对东八站建设、控御的历程，从洪武时期的“空其处”以为缓冲地带，正统以后的城、堡建设以维持域内秩序和朝鲜使行安全，至壬辰倭乱以后设立镇江城以与朝鲜共同备倭。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则是朝鲜对东八站的认识由“华夷界限”和“由夷入华”之路发展为对域内人、物生成“礼”“华”之印象。二者的发展轨迹是共生、并行的，明、鲜间认同的加深和双方文化关系的拉近，在这一过程中亦得到了清晰的映射。
责任编辑：孙久龙
猜你喜欢使臣高丽朝鲜灵渠胡人俑与贡道的外国使臣文史春秋(2022年5期)2022-07-18朝鲜使臣纪行文学中的山东文化元素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22年4期)2022-04-07——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介绍——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5期)2021-05-17高丽莉作品赏析ViVi美眉(2020年1期)2020-04-26母与子小学生必读(低年级版)(2018年10期)2019-01-04朝鲜国庆"轻松"阅兵显自信环球时报(2018-09-10)2018-09-10《高丽史》1所见女真诸部朝贡高丽情况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2017年0期)2017-02-06新女娲补天作文大王·低年级(2016年3期)2016-03-11唯一的要求……小学教学研究·新小读者(2015年9期)2016-03-03朝鲜试爆氢弹,中方坚决反对南方周末(2016-01-07)2016-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