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 李秀珠
【摘要】实际控制人超额占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席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审计收费角度， 考察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以2015 ～ 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发现，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公司审计费用， 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 聘请规模较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
会计信息质量是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渠道；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 但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实际控制人通过超额占有董事会成员席位获得超额控制权， 对公司管理层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实际控制人；
超额委派董事；
审计费用；
会计信息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71；
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1-0074-9
一、 引言
董事会的核心职能是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即超额控制董事会成员席位， 获取超过其持股比例的控制权）一方面强化了其对董事会的控制， 让其更有能力监督管理层， 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義行为，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但另一方面， 与通过金字塔结构、 交叉持股以及差异化表决权等形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类似， 超额委派董事也是控股股东对公司实施控制的重要方式（郑志刚等，2019）， 会加剧潜在的“掏空”风险（Lin等，2011）， 恶化公司治理。因此，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既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 也可能恶化第二类代理问题。目前针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研究较少， 且关于其对公司治理是产生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需要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 根据审计投入、 审计风险等确定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可以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水平（Simunic和Stein，1996；
Carcello等，2002；
Cohen等，2007）。基于此， 本文从审计收费的视角， 探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 试图厘清这一领域的争议。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超额委派董事对公司产生的是监督效应还是利益侵占效应。基于监督效应，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可以约束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 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降低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重大错报风险， 从而降低审计投入以及风险溢价， 导致审计收费降低。而基于利益侵占效应， 超额委派董事造成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大于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更高的稳定性， 使其更有动机和能力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为了掩盖利益侵占行为， 其会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 导致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增加， 因此注册会计师需要增加审计投入或提高风险溢价， 从而审计收费提高。
为探究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究竟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这一问题， 并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 目前鲜有文献从审计收费视角探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产生的治理效应， 本文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发挥了监督效应而非利益侵占效应， 并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检验了其作用机制， 是对这一领域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 且有助于厘清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是产生监督效应还是侵占效应的争议；
第二， 本文的研究表明，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董事会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也对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完善治理具有参考价值。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新兴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以及被控股股东控制（Claessens等，2000）。大股东通过控制权可以获取两种不同的收益：
一是共享收益， 其致力于增加公司价值， 通过参与和监督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使管理层更加勤勉， 小股东也因此共享收益；
二是私人收益， 大股东利用自身多数股权地位转移公司资源等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Hart，1988）。有研究表明：
一方面， 控股股东能够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比如提高董事变更频率（Franks和Mayer，2001）， 提升公司业绩（Gorton和Frank，2000）， 减少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支出（Yafeh和Yosha，2003）， 甚至抑制公司盈余管理（Gopalan和Jayaraman，2012）；
但另一方面， 控股股东通过股份发行、 资产转移、 转让定价等多种方式“掏空”上市公司，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也普遍存在（Liu和Tian，2012；
Larrain和Urzúa，2013）， 并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 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Lin等，2011；
Bae等，2012）。
董事会享有实质上的决策控制权， 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 委派董事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的重要途径（Fos等，2018；
姜付秀等，2017）。需要强调的是， 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现象， 与金字塔结构、 交叉持股以及差异化表决权等类似， 超额委派董事能赋予大股东更多的控制权以及对公司的超级影响力。但现有针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产生的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较少， 且结论并不一致。郑志刚等（2019）认为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是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显现， 导致董事投非赞成票的概率降低， 恶化公司治理；
但也有学者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李凤羽等，2021）。因此， 需要从更多视角探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 以助于厘清这一研究领域的争议。
另外， 已有文献表明公司治理对审计费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Dao等，2012；
Lai等，2017；
Hanlon等，2019）。个别研究虽然探讨了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Khalil等，2008；
Forst和Hettler，2019）， 但仅限于双重股权（dual-class shares）， 并没有涉及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这一情境。因此， 本文研究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不但能够厘清超额委派董事产生的治理效应， 而且可以丰富公司治理对审计收费的形成机制。
（二）理论分析
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真实性、 公允性进行独立鉴证， 以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 缓解代理冲突（Fan和Wong，2005）。审计收费主要取决于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DeFond和Zhang，2014）， 代理冲突直接影响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 是决定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陈玥和江轩宇，2017）。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获得的超级控制权既可能形成共享收益动机， 也可能诱发追逐私人利益行为， 均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与审计风险直接相关， 是注册会计师关注的重点领域（蔡春等，2015；
雷光勇等，2016）， 但这两种效应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迥异， 进而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方向不同。因此， 本文拟提出对立研究假设。
1. 基于共享收益动机的监督效应。转型经济下，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不完善以及监督力度不足， 公司治理水平不高、 内部代理问题严重， 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管理層的违规成本较低， 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薄弱（罗玫和宋云玲，2012；
Gu等，2019）。因此， 单纯依靠管理层的自我道德约束和外部法律监管不足以解决内部代理问题，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便凸显出来。由于他们一般处于控股地位， 具有较高的现金流权， 为了维护自身的股权收益， 有动力对管理层行为进行监督。董事会受托于股东， 监督管理层是其核心职能的体现（Adams和Ferrein，2007）。实际控制人委派的董事能够按照其意志行使投票权， 超额委派董事就意味着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掌握了超级控制权， 管理层提出的自利议案更容易被否决， 故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将被限制。另外， 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董事会更稳定， 决策也更为一致（郑志刚等，2019）， 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管理层， 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Beasley，1996）。由此可见，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将会降低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而根据审计风险模型， 在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较低时， 注册会计师可适当提高检查风险， 这就意味着可减少审计投入；
此外， 会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审计风险较低， 可减少审计风险溢价， 从而降低审计收费。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基于共享收益动机的监督效应，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审计收费。
2. 基于获取私人收益的侵占效应。大宗股权带来的控制权让大股东可以通过非效率投资（Aggarwal和Samwick，2006）、 现金股利政策（Gugler和Yurtoglu，2003；
罗琦和吴哲栋，2016）、 关联方交易（Jiang等，2010）等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形成“隧道效应”（Johnson等，2000）。一方面，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导致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 让其更有动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并且由于在董事会拥有重大决策的影响力， 其更容易获取私人收益。比如， 在对其有利的议案投票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他董事的异议很难改变或否决相关议案（郑志刚等，2019）。另一方面， 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需要管理层的帮助与协作， 董事会掌握着管理层任免权， 实际控制人通过控制董事会席位介入管理层选聘， 选拔迎合其利益需求的管理层， 恶化第二类代理问题。实际控制人利用超额委派董事进行利益侵占时， 会促使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来掩盖相关行为（夏常源和贾凡胜，2019）， 导致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公司经营情况， 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降低检查风险， 抑或要求更多的审计风险溢价， 从而提高审计收费。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
基于获取私人收益的侵占效应，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会提高审计收费。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 要求放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 本文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 并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
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公司；
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
剔除相关研究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3457家上市公司共14281个观测值， 其中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样本有1340个。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锐思（RESSET）金融数据库， 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色诺芬（CCER）数据库， 实际控制人委派董事情况从公司年度报告中手工收集。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做了Winsorize处理， 并对所有回归模型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Cluster处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
LnFee是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 为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Over/Overate是解释变量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 分别以实际控制人是否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董事的比例进行刻画。参考现有研究（陈胜蓝和吕丹，2014；
郑志刚等，2019）， 实际控制人委派董事是指公司董事会中在主要股东单位兼职， 但不在上市公司而在主要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董事。当实际控制人委派的董事在非独立董事人数中的比例超过其持股比例时， Over取值为1， 否则取0；
Overate则为与之对应的超额比例。Controls为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刘笑霞等，2017；
刘向强等，2018；
Lai等，2017），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是否亏损（Loss）、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资产报酬率（Roa）、 速动比率（Quick）、 业务复杂程度（Arinv）、 事务所规模（Big4）、 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 股权集中度（Herf）、 机构持股比例（Organ）、 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 无形资产比例（Intan）以及非经常性损益（Absei）等。此外， 本文还对行业（Ind）和年度（Year）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e为误差项。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LnFee的均值为13.753， 中位数为13.653， 这与近期的研究颇为一致（刘佳伟和周中胜，2021）；
Over的均值为0.094， 表明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样本占比约为9.4%， 这也与相关研究较为吻合（郑志刚等，2019）， Overate的均值为0.022。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也较为合理， 此处不再赘述。
（二）相关性检验
Over与LnFee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审计收费负相关， H1a得到初步验证。另外， 除了Lev与 Quick的相关系数（-0.800）以及Roa与Loss的相关系数（0.695）， 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 没有超过0.5。通过计算研究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均低于10。而且， 将相关系数均较大的控制变量逐个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 发现并不改变研究结果。因此， 本文的研究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基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的解释变量为Over， 其回归系数为-0.144，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未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 审计师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降低；
列（2）的解释变量为Overate， 其回归系数为-0.529，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比例越大， 审计师对其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上述结果说明， 基于共享收益动机， 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委派超过其持股比例的董事， 强化了管理层监督， 抑制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使得审计风险降低， 审计师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 H1a获得支持。以列（1）为例， 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未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 超额委派董事大约降低了13.41%的审计费用， 这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极为显著的。
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可能存在学习效应。如果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确实在公司中发挥了监督效应， 降低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 那么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年限越长， 这种治理作用应该越大， 越能够降低审计费用。为了检验这一推测， 本文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替换为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年限（Lenth）， 并将研究样本集中于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根据表3列（3）的回归结果， Lenth的系数为-0.045，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年限越长， 对审计费用的降低作用越大， 强化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但由于样本期较短， 本文对这一研究发现持谨慎态度。
（四）稳健性检验
1. 排除竞争性解释。审计收费是审计供给方和需求方博弈的结果（Hay等，2006）， 它不仅反映了审计供给方的资源投入以及风险溢价，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客户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DeFond和Zhang，2014；
张立民等，2018）。因此， 上文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降低审计收费的理论解释还可能是超额委派董事造成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利益的侵占， 为了隐藏这种行为， 其会排斥高质量审计， 导致公司购买较少的审计服务。为了排除这一竞争性解释， 本文以公司聘任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审计需求的表征（郭照蕊和黄俊，2020）， 构建模型（2）， 其中Ic为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自然对数， 该数据来源于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
回歸结果发现， Big4与Over、 Overate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并没有影响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因此排除了主要研究发现受审计需求方驱动这一竞争性解释。
2.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本文试图厘清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究竟是源自审计投入（努力程度）减少还是风险溢价降低。由于审计延迟是反映审计投入、 审计师努力程度以及审计效率的重要指标（刘笑霞等，2017；
于鹏等，2019）， 如果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所导致的审计收费降低是源自审计投入减少、 审计效率提高， 那么将会减少审计延迟；
如果是源自风险溢价降低， 则并不会影响审计延迟。参考蔡春等（2015）的研究， 设置审计延迟（Delay，公司资产负债表日距离审计报告报出日间隔天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变量， 并以其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 Delay与Over、 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审计延迟， 这与前述审计投入降低、 审计效率提高的解释一致。由于以审计延迟度量审计投入、 审计效率包含较多噪音， 本文对这一部分的结论持谨慎态度。
3. 倾向得分匹配。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和无相关情况的公司特征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别， 虽然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众多公司财务指标、 公司治理特征等， 但研究发现仍然可能受两类公司特征差异所驱动。为此，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根据公司规模（Size）、 资产报酬率（Roa）、 资产负债率（Lev）、 机构持股比例（Organ）、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董事会规模（Board）、 独董比例（Inde）、 是否亏损（Loss）、 审计任期（Tenure）以及事务所规模（Big4）等公司特征， 为每一个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匹配一个与其综合特征最相似的同年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结果发现，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 大部分公司特征的组间差异由显著变为不显著， 但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审计费用仍存在差异。匹配后样本中Over和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在控制公司特征差异的影响后，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没有变化。此外， 本文还利用匹配后的样本检验了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延迟的影响， 发现Delay与Over、 Overate的系数也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4.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为了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发现Over和Overate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5.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设置Treat、 Post两个变量：
若在样本期内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从无到有的情况， 则将其作为实验组， Treat取值为1， 若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变化的情况， 则将其作为控制组， Treat取值为0；
若公司为实验组且当年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 则Post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借鉴已有研究（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
Chan等，2012）， 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回归结果发现， Treat×Post的系数为-0.087，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相对于控制组， 公司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之后审计费用显著降低， 结果与主检验一致。
6. 替换被解释变量。由于审计收费受众多公司特征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可能也与公司特征存在相关性。为了进一步剔除公司特征的影响， 本文用异常审计费用作为审计收费的度量指标， 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借鉴已有研究（Hribar等，2014）， 用审计收费模型的残差度量异常审计收费（AbFee）， 并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发现， Over和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结果依然与主检验一致。
7. 控制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程度。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会造成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 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是由“两权分离”程度所驱动。为此， 在模型（1）中加入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Sep，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之差）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 Over和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Sep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并不影响审计收费，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不是由“两权分离”所驱动。
8. 控制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治理效应是不确定的， 它既可能让公司决策和执行更有效率， 对公司治理产生正面影响， 也可能造成管理层权力过大， 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为此， 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 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1， 否则取0）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 Dual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两职合一会提高审计收费， 而Over和Overate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进一步将研究样本按照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进行分组检验， 发现Over和Overate的系数在两组中均显著为负。这不难理解， 因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大多数并非由实际控制人委派， 根据郑志刚等（2019）的统计结果， 上市公司董事长由实际控制人委派的比例约为23.64%；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董事长由实际控制人委派并且兼任总经理的样本占比仅为12.32%， 存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样本有1340个， 而其中仅有49个样本的董事长是由实际控制人委派并且兼任总经理。如果董事长由实际控制人委派并且兼任总经理， 将导致管理层价值取向与实际控制人趋于一致。但是本文发现， 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中绝大多数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监督管理层。
9. 分年度回归。为了排除本文的研究发现是由特定年度驱动的可能， 将模型（1）进行分年度检验。回归结果发现， 各年Over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并非由特定年度驱动。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未列示， 留存备索。
五、 橫截面分析
（一）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可能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产生影响。与非国有企业不同， 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 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彭睿等，2020）。黄兴孪和沈维涛（2009）发现， 在国有产权为主导的制度安排下， 政府职能缺位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
政府部门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进行有效监督， 造成企业经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另外， 国有企业承担着包括经济发展战略、 就业、 税收、 社会稳定等在内的政策性负担， 容易造成管理者权责不清。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可能以政策性问题为由转嫁给政府（林毅夫和李志贽，2004）。因此， 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和激励， 内部代理冲突更为严重。如果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以约束管理层行为， 那么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应更为显著。基于此， 本文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对模型（1）进行分组检验， 表4列（1） ～ 列（4）报告了检验结果。
表4列（1）与列（2）为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Over与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列（3）与列（4）为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Over与Overate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作用集中在国有企业。
（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也可能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产生影响。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 能够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宋常等，2018；
Kim等，2019）。基于声誉考量， 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 更能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信息风险（DeFond等，2017）。因此， 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会削弱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作用。如果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以约束管理层行为， 那么这种效应在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应该更为显著。借鉴叶丰滢和龚曼宁（2020）以及胡国柳等（2020）的研究， 本文将会计师事务所分为“八大”和非“八大”。在模型（1）中将Big4替换为Big8（若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年度综合排名前八， 则Big8取1， 否则取0）， 并加入Big8与Over、 Overate的交乘项Over×Big8、 Overate×Big8。表4列（5）与列（6）显示， Over×Big8、 Overate×Big8的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作用在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六、 进一步研究
（一）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作用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降低公司审计费用，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超额委派董事使得董事会的行为决策更为一致， 董事会更有动机和能力监督管理层， 降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降低审计风险， 进而引致审计收费下降。基于此， 本文依据“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审计收费降低”这一思路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理。借鉴已有文献（Zhai和Wang，2016；
黎来芳等，2018）， 本文采用Jones模型、 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 MDa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指标；
然后， 以会计信息质量（Da、 MDa）为被解释变量， 以实际控制人是否超额委派董事（Over）为解释变量， 构建模型（4）；
再将中介因子会计信息质量放入模型（5）中， 以检验中介效应。
由表5列（1）、 列（2）可以看出，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列（3）为未加入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 列（4）和列（5）为加入中介因子后的回归结果， 可见Over的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 Sobel检验的Z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会计信息质量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即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有效地约束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 促进会计信息质量提升， 从而降低审计收费。
（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管理层利益冲突导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 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引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基于审计收费视角的研究， 本文认为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带来监督效应， 对管理层行为予以约束， 使其与股东利益趋向一致， 而与实际控制人利益侵占行为无关。如果这种观点成立， 将会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 而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对此， 本文构建模型（6）进行检验。借鉴已有研究（Ang，2000）， 以费用率（Fee， 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与销售额的比值）以及资产周转率（Turnover）作为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 费用率越高、 资产周转率越低， 则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
以大股东占款（Orec， 其他应收款/总资产）度量第二类代理成本， 该指标值越大， 则第二类代理成本越高。
表6列（1） ～ 列（4）报告了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 列（1）、 列（2）中Over、 Overate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列（3）、 列（4）中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 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列（5）、 列（6）为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 Over与Overate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 再次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渠道。
（三）管理层持股的增量效应
为了更进一步厘清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 本文考察了管理层持股的增量效应。管理层持股越多， 其与股东利益就越一致， 从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降低（朱德胜和周晓珮，2016）。因此， 如果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源自管理层监督效应， 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 那么这种影响应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小的公司中更显著， 因为这类公司的代理成本高， 更需要董事会发挥监督作用。基于此， 本文将研究样本按照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中位数进行分组， 然后对模型（1）进行检验。
表7列（1）、 列（2）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样本的回归结果， Over与Overate的系数均不显著；
列（3）、 列（4）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样本的回归结果， Over与Ove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此外， 在模型（1）中加入管理层持股比例（Mshr）这一变量， 以及其与Over、 Overate的交乘项Over×Mshr、 Overate×Mshr， 回归结果见表7列（5）和列（6）。Over×Mshr和Overate×Mshr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又一次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发挥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缓解代理冲突， 进而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收费。
七、 研究结论与启示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既可能强化公司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 也可能由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而引发严峻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 本文以2015 ～ 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以明晰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公司审计费用， 表明审计师将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作为其强化监督职能的体现；
而且这一影响集中在国有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
会计信息质量是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渠道；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 而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 本文从审计收费的视角提供了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治理效应的证据以及作用路径， 发现在弱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下， 董事会给予大股东额外的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尤其是在委托代理冲突严重的国有企业以及外部审计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 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其次，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要了解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这一情况， 并充分评估其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进而在審计方法、 程序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最后， 监管机构、 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要认识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积极效应的一面， 在未来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实践中， 需要考虑这一情况， 以提高董事会决策行为的一致性以及监督效果。
但本文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 研究样本期间较短， 未来需要延长样本期间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第二， 对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的度量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本文沿袭前人研究利用兼职关系识别“程序委派”， 并没有考察难以被发现的“实质委派”， 未来需要在相关指标度量上予以改进；
第三， 本研究不能用来评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成本收益， 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在其他方面给公司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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