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的中国正加快步伐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以侨为桥、传播中华文化具有战略紧迫性。间性哲学成为理解文化间传播的理论逻辑，打开了以侨为桥、内联外引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场域，可以为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提供规划和动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华侨华人具有双重身份认同和桥接转化的功能优势，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友好使者和核心节点。以侨为桥、侨声喧华，通过转化、交融、协同，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多音齐鸣、交融合唱的海内外协同传播格局，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华侨华人；
中华文化；
间性哲学；
身份构建；
功能角色
作者简介：曹霞，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华侨华人（E-mail：64060707@qq.com；
福建 厦门 3610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马工程重点项目：转文化视域下华侨华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研究：“二十四节令鼓”的案例（FJ2023MGCAO47）；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社会嵌入视域下的电视传播关系构建（17SKBS222）
中图分类号：G206；
D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3-0151-10
引言：以侨为桥、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紧迫性
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国际局势云诡波谲，扑朔迷离，世界进入“乌卡（VUCA，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在东升西降、他国崛起“势变”作用下，国际社会对中国有诸多质疑、误解甚至偏见。受质疑之时恰是传播之机，以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着力点。尽管中国为传播中华文化、建构国家形象以及增强文化软实力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囿于单向线性的传播观，效果十分有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长期处于“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模式，缺失跨文化合意和对话感的构建，使文化传播中的“差异”与“融通”难题未能得到较好解决，导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虽能“走出去”，却存在“融不进去”的困境，影响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
面对此困境，以国家主导、单向传输为主要特征的传播理论已经无法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指导，寻求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指引和“技术改进”之策，就成为应时之举。近年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生了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合力、从单向传输到双向交融、从国家主导到社会协同的范式转换。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对话、交融协同的传播模式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着力点。
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海外移民，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出现的中坚力量，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贯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提出，华侨华人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支可资倚重的独特力量，为全球化场景下的国际交流、族群互动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功能。本文欲从间性（interality）哲学理论发凡，探讨跨国移民群体作为间在的通达性与跨文化主体性，回答华侨华人何以能够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纽带。
一间性哲学：一种新的理论向度
间性是一种元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其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主体间性。胡塞尔率先提出“主体间性”的哲学范畴，认为“先验交互主体是绝对的，它是唯一自主的存在始基，所有客体性从其而来”，强调了交互之中间性的生成。间性是在中间（inter），是交叉、穿越（cross），也是贯通、超越（trans），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存在。间性打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世界观，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营造一个交融共生的道通世界。间性的通达性意味着向多种可能性敞开，通过间性之开放和通达，实现世界的多元整体性，世界通过间性统一成整体，此即庄子所谓“道通为一”。间性对主体存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主体唯有对着间性或通过间性朝他者乃至周边关系敞开，成为世界之中的“在”，众妙之门或通達之路便被打开，一切可能性才会涌现。
间性作为一个哲学分析范畴，是具有强大包容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理论话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呼应，国外学者如莱布尼兹“共可能性”理论、巴赫金的“对话复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朱利安“间距/之间”理论，国内学者金惠敏提出的全球对话主义理论、赵汀阳提出“共在先于存在”理论，都是间性哲学的具体应用，论述“间生万物”“间性共存”“多元化生”的观点。间性可以破除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等一切僵化固定的思维模式，就像法国汉学家朱利安所说的那样，经由间性，反思文化之中“未思”之处，展开主体间、话语间、文化间的对话，可以“游刃有余”（通畅）、“迂回进入”（自由）、“气韵生动”（生成），建构更宽广的理解视域。
间性哲学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科的新思潮，为跨国界、跨语际、跨文化对话提供一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实践。从“间性”来理解个体和事物，推动“间性”去发挥作用，可以为主体间、文化间交流互动与对话协商打开一条通道，为跨国迁移群体的间在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指导。
二从间性到中间人：跨国迁移群体跨文化间在的呈现
间性哲学主要阐释一种与他者共在、主体间可通约性的理念，使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成为可能。间性强调所有的沟通与对话不仅仅建立在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在个体间性和间在的基础上。“间性”均发生在具体地、现实地存在着的个体之间。个体间在是既“间”且“在”，解构“自我”和“他者”界限，让你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交融互动、多元参与的对话关系。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主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跨主体的个体间在，让“我”走近“你”与“他”，让“他者”成为“我们”，真正做到“与他者共在”。
作为跨国迁移群体的移民具有空间上的双向流动能力，在迁徙、流动过程中努力融入两种文化，成为跨国界、跨语际、跨文化的间在。在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范式中，移民以相对固化、令人不安的身份形象游离于主流社会、族群的边际，以陌生人、边缘人的身份，成为全世界受苦的人，成为本雅明所说的被孤立、异化和被放逐的“异乡人”。鲍曼将“异乡人”视为国家空间的非法入侵者，成为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威胁，其间在的通达性被忽视，其流动、开放、连接的跨文化主体性被遮蔽。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国迁徙自由成为人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承载着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伦理精神。跨国迁移群体的双向流动、跨国生存具有伦理上的正义性，成为跨国与族群互动的中间人。目前学界诸多学者对跨国迁移群体加以考察，提出颇具解释力的“中间人”概念。贝克尔（Howard Paul Becker）提出“贸易中间人群”、布莱洛克（Hubert M.Blalock）提出了“中间少数民族”的概念，强调“中间人”在国际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所起到的中介沟通作用。舍默霍恩（Schermerhorn）提出了“移民中介”的概念，分析了移民在跨国社会环境中对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活动的重要联动作用。“中间人”概念一经提出，便发展成为探究移民在跨国主义背景下利用身份优势构建各种社会网络关系并从中受益的重要理论工具。
在注重跨文化交流的全球传播新语境下，作为跨国迁移群體的移民从社会边缘人变成族群互动的中间人，其个体间在属性、跨主体性得到复归，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起到连接、协调、对话等建设性功能，成为母国与移居国的桥梁与纽带。移民的双边流动、跨界生活，以超越时空束缚的整体意识、全球观念、多元思维，激活族际接触效应，打破文化的“隔墙”和意识形态冲突，成为超越文化的世界主义开路人，进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跨国移民群体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站在中间人的角度，审视自我和他者的经验世界，通过主体间交往，形成平等交往的“我—你”关系，成为参与多元文化互动、多元文明对话的文化间人和桥接社群。
三文化间人与桥接社群：间在视域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身份构建
在泛在传播、多元互动、互惠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桥梁，创造了间在、桥接的特殊位置与视角，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定位便突显出来。文化间人与桥接社群的身份优势可以为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话语实践提供清晰的规划和动力，打开了以侨为桥、内联外引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构想和理论想象空间。华侨华人弹性、灵活、多元身份认同优势，能够制造文化意义的“第三空间”，产生“第三人”效应，有助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
1.文化间人：华侨华人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
身份与传播关系是跨文化传播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身份传播理论认为，人类信息的传播必然包括传播主体身份属性的传播，传者身份决定信息传播的内容、过程、影响和效果。身份（identity）涉及个体或族群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中，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并影响其传播效果，对之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吉登斯认为，结构会形塑个体，会淹没个体的主体位置，也会创造个体的身份和位置。移民作为跨国迁移群体，具有多源、多向、杂糅的身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霍米·巴巴等后殖民学者关注跨国移民身份认同的问题，并将移民的身份认同分为政治—法律的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的族裔认同。对于政治—法律国家认同，哈贝马斯认为跨国移民有双重国家认同：对母国持归属性国家认同，对移居国则持赞同性国家认同。跨国移民可以认可、接受移居国的政治文化，而无需放弃他祖先的文化生活形式，即只需要“政治文化适应，而不包括他们的社会化的全部”。对于移民的历史—文化的族裔认同，有学者曾将同时拥有两个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双重文化人（biculturals）”，其存在本身就表明“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内化超过一种文化，而不必在两种文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双重文化人处在一个“阈限”性的空间，能识别两种文化信息的关联性，通过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形成完整协调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辩证性自我，双重文化认同整合度强，具有跨文化对话协商的能力，能够做到“融通转化”，实现话语形态、叙事语态的创新表达，达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传播效果。
华侨华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既有中国文化经验又有某种程度的外国文化经验，具有融通中外、连接东西的身份优势，对中外文化间差异有着最切身的感知，成为跨文化传播协商、互动、对话的文化间人。作为文化居间者，华侨华人置身于中国与住在国之间，对两种文化深度卷入和内化，熟悉中西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熟悉住在国的接受语境，能精准把握海外受众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需求，能把中华文化基因与当地文化深度融合，成功转化为适应当地用户接受习惯和实际需求的新产品，最大限度减少文化误读、偏差，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效能。
华侨华人中外双栖、跨国流动，能够跳出中国立场，放眼海外去认识中国，带着“海外”与“中国”的双重文化自觉，将中国的文化充分融入世界文化语境中，消解“华人—他者”二元对立叙事而寻求融通与共情，达到了在中国、西方话语之外表述中国的效果。在万物互联互通、网络赋权的新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以网络个人主义漫游于多元文化世界，构建一种开放、多元、叠合的身份观，成为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第三文化人。作为第三文化人的华侨华人，具有多元、叠合、杂糅的身份认同和转文化意识，能够以平台世界主义为视域，用第三方视角，打开中西文化的互动融通、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空间，使中华文化生产与传播在“相互协作”与“多元协商”中展开，有助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
2.桥接社群：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核心节点
从全球历史观来看，华侨华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开路人，是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链接键，为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沟通与对话提供可能。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从全球化的大视野下考量华人的双向流动与跨界生存，重新诠释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在中文语境中，“桥”是促进不同事物、不同状态、不同意义之间连接和转换的中介，具有连接、转化、生成的功能，发挥着“连接互动”“互通互融”作用。桥接指全球传播实践场域中传播主体通过各种策略使不同意义得以在具体语境下实现暂时性协调的一种状态或机制。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的海外移民群体，具备“桥接”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近年来有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桥接社群”的概念，用以指称海外华人等特殊群体在全球传播实践中的传播中介潜能和战略资源优势。作为中介群体和二次传播主体的华侨华人如何反作用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呢？
作为中介，华侨华人是二次传播主体和意见领袖，可以发挥示范、引领、助推功能。华侨华人双重身份认同是排他性资源，可以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桥接”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形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祖根情感驱动的应激反应，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传播逻辑。美国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提出“二级传播”理论、罗杰斯在创新扩散理论中提出“意见领袖”概念，强调人际传播和意见领袖的接引、助推功能。在信息传播中，大众传播的信息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表现出“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的两级传播过程。在机构化、体制化大众传播外，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与受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产生关联，建立起传播主体和接受情境之间循环不断的良性互动，消除了信息触达、解码、认同等方面文化折扣，还可以充分运用群际接触效应扩大影響辐射范围，提升文化传播的效能。
作为战略资源，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存在于跨时空、跨文化、跨民族关联（transnational networks）的动态之中，具有双重社会嵌入性，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作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他国、本土化与跨国性彼此交织与互动的现象。这种双重社会嵌入性具有结构位置优势。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理论认为，行为体处于连接结构洞的“桥”位置时具有位置优势，能带来信息优势，获得异质性、多样性信息以及潜在的创新机会。结构洞占据者还通过信息优势，能编织以点带面、呈辐射状扩散的传播之网。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全球化语境，网络具有增权、创生、赋能的效用，其创造性、互惠性、通达性的功能得到强调。鉴于此，桥接社群的中介性、创生性、互惠性以及由此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性质的跨国网络，成为文化生产与传播创新的驱动力。
华侨华人充分运用连接结构洞的位置优势，构建连通中国与移居地的文化传播网络。此网络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业缘等关系编织而成，“网络”的构成既有人员、资金、信息双向流通的硬件要素，也有由同文同种、根基性情感等软件要素。互联互通的新全球化时代，从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华侨华人的文化传播网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立体、多元，具有更强的整合性、开放性。华侨华人通过双重身份认同的优势、连接结构洞的位置优势，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联通世界的跨国华人网络，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替代的桥接社群与核心节点。近年来华侨华人的跨国网络与国家之间出现了良性的“互动”与“协同”。特别是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家充分运用现代传播技术，打通本土与海外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连接通道，真正实现本土与海外中华文化圈的同频共振、协同传播，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交融互动的共轭环流之网。
四承传、转化与协同：间在视域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角色
在互联互通、多元互动、网络赋权的新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的桥接社群和文化间人的身份优势，为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以及构建贯通中西的世界性话语提供了实践路径。华侨华人的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跨骑，而是双向、情境化的人际互动，通过“间在”与“他者”的对话与交融，让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融进去、传出来。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赓续承传者、创造性转化者、协同合唱者，通过转化、交融、协同，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提升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效能，推动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发展。
1.以侨为桥、华章远扬：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赓续承传者
21世纪以来，在注重跨文化交流的国际传播新语境下，华侨华人作为联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桥梁之一，具有双重文化、深度融合、跨国流动、全球网络的独特优势，在传播中华文化中发挥独特作用。华侨华人虽然长年生活在异国他乡，但与中国在民族感情、文化认同、心理情结等方面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华血脉让海外华侨华人拥有与同胞一致的符号编码和情感需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赓续承传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官方的交流、商人的贸易、宗教人士的往来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心理层面，由血缘和历史等原因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习俗、心理意识及思维模式等，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延展性。
近代以来华侨华人飘洋过海，去国谋生，扎根他乡满足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也承担了文化传播、交流的角色。早期移民在世界各地传承中华文化，坚持自己族群的文化特性，即便是在当地繁衍数代的华裔，也会努力说中文、写汉字，继承过春节、祭祖先等文化传统。华侨华人还通过学校、报刊、社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通过会馆社团把儒家哲学介绍到海外，通过兴建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将中国语言、文学、戏曲等传播到异国他乡，而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了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承认。这些常态化、机制化活动能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传承中发扬光大，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繁衍、扩展、承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越来越大。面对全球传播面临的多元语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发挥跨国、在地、流动的优势，身体力行持续不断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以中文学校、华语教会以及华人社区组织为核心、专门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象征社区。日本华侨华人以物品店、中餐馆等族群羁留点为中心，推动中华文化在地承传与传播，拓展海外民众了解中华文化的渠道。身处东南亚和中亚伊斯兰国家的中国回族移民运用穆斯林身份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发挥着“文化掮客”和“文化中介”的作用。中亚华侨华人基于互惠理念进行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种子在异域文化圈内发芽、成长。
随着全球人口和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中华文化传播倾向于强调跨文化传播中的适应性。华侨华人善于运用间在、桥接社群的优势，善于从局外人的主体性出发，从他者出发触及跨文化受众，将他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转化为我者对他者的价值适应，并将抽象的中华文化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可触达、可感知的“族群身份展演”，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通俗化表达、大众化阐释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华裔新生代成为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中华文化的先导性力量，用全球流行的符号、音乐、表情、挑战等话题模因，凭借社交网络、直播平台的优势，以短视频、vlog等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带来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增加了中华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话语权的提升，受身份认同、社会交往需求和现实利益驱动，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意愿和动力日益增强。华侨华人对中国语言技能、文化的熟知，成为一种“民族化、个体化和跨国化的猎身”资本，激发其文化需求和传播潜能。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以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为代表的融汇中西的“第三文化人”横空出世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充分发挥混血儿的身份优势和社交媒体的传播资源，以更为多元、融合、对话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向世界呈现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新生代华裔青年形象，为中西文化之间打开一条探索、对话与互鉴的通道。
2.侨声喧华、交融传播：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者
交流互动是文化发展与创新的源泉。没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就不会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华侨华人从走出国门的第一天起，即带去了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种子落地生根。近代以来，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传统中，成为了住在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迁移、同化到融合，从自在、自为到自觉，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华侨华人的努力，被当地社会所接纳。华侨华人将中华文化中那些既有旺盛生命力、又被广泛认同的要素加以保存，并在异域落地生根、生长发芽、开枝散叶，使中华文化在海外得到发扬光大。
因此，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赓续承传者，还是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者、融合创新者。华侨华人海外承传中华文化，不是移植、复制，而是再生、创造，是中西文化要素在交融基础上的创生和融合，如闽南歌谣经过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空间移植，离开原乡，产生了异地并声、多音复义现象，具有了南洋腔调和异域风情。华侨华人处在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汇处，在承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能够融合他国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融合文化景观。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开平碉楼，就是华侨华人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化瑰宝，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融合景观。欧美华侨华人在唐人街，将晚清风俗、民国及港台文化和美国西海岸的街头风格及欧洲文化交汇融合，打造了中西元素碰撞与交融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使得唐人街成為充满活力、跨文化融合的小生境，生成了令世人瞩目的“唐人街国潮”。作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华侨华人通过融合创新的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传承中发扬光大，促进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的融合发展。
华侨华人不仅在海外承传、融合发展中华文化，还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时俱进地延续中华文化内在的活力和吸引力。东南亚华侨华人迁居南洋数百年，把中华文化带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传统节气、书法、鼓乐、美食等中华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融汇与承传。东南亚华侨华人还因地制宜创新发明了肉骨茶、捞鱼生、抛柑、拿督公崇拜等具有南洋特色的饮食文化和传统习俗。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创新发展的“二十四节令鼓”和“高桩舞狮”，通过对中华传统鼓乐、舞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气势磅礴的表演震惊全世界，已被列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在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发扬光大，也使中马两国人民有了更多的文化共鸣，促进了中马民心相通、文化交流互鉴。
随着中国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华侨华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能够运用身份优势与跨国资源创造出中西融合的文化作品，如海外华人的纪录片导演，用文化间在的优势、站在“他者”的视角，在题材选择、切入角度以及文化特征方面，用西式的叙事方式、视觉修辞对中国社会环境、人文地理进行拍摄，在中西文化的对碰中形成融合、杂糅、新质的文化产品与实践。这些文化产品和实践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深化，也是住在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价值理念。近年来汤亭亭、张翎、陈河等新移民作家，也逐渐把创作题材从海外华人生活转向本土中国故事，以双重视域的讲述优势，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并且屡屡在国内外斩获大奖，得到世界文坛和读者的重视。他们的“中国故事”也逐渐挖掘出更为深广的民族气质和东方文化自信。华侨华人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展现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在与世界交融互动中发展出复调、杂糅的文化诗学。华侨华人成为转文化的实践者，在文化之间打开一条探索、对话与创新的通道，将中华文化充分融入世界文化语境中，在文化的对碰和融合中形成新质文化，在在地化与全球化的张力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并在尊重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了中西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交融传播。
3.侨连五洲、华音绕梁：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协同合唱者
目前中华文化传播主要采用国家主导的视角，以中国官方机构、组织、媒体为传播主体，缺乏与外部视角的有效互动，从而导致“独唱”叙事形态，难以获得全球性的理解和普遍公正的国际认知。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中，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分布范围最广的华侨华人，且这些群体业已形成高度成熟的内部社群网络及相互间关联的跨国网络，但他们始终未曾被系统性地纳入由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传播实践体系中。面对“传不开”“叫不响”的严峻挑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念发生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从国家主导向国家与社会协同的范式转换。
作为沟通中外的文化间人与桥梁社群，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穿行于中外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之中，熟悉住在国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化、社会，了解“国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外国受众想听的”，能够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民众的情感共鸣点、议题兴趣点与利益交汇点，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情境化”“社交化”传播中华文化，以暖场景、他视角提升传播的信度和效度，从而实现文化传播内容的精准化和本土化。作为传播中介和二次传播主体，华侨华人能以双向、互动、情境化的“人格传播”，制造一种近乎“浸入式”的接受体验，提升中華文化的亲和力，还可以发挥“关键少数”带领“绝大多数”，以侨引桥、以侨引外，实现以点带面、带动一片的示范、接引、助推作用，引领全世界知华、爱华的力量共同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传播格局，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世界各地。
比如，春节作为中国文化的鲜明符号，经由华侨华人的跨国、在地传播成为世界性的节日。海外华侨华人除了贴春联、挂灯笼、舞龙舞狮、发红包、放烟花等传承中华文化外，还在与居住地社会文化的邂逅、接触、交融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重新诠释和建构春节文化，比如美国纽约华侨华人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旧金山的中国农历新年巡游、欧洲的中国新年音乐会、日本春节祭等活动，东南亚的华人家庭会制作融合南洋风味的“年饼”作为新的年味。春节如今演变成多族裔、海内外协同传播的盛会，不少国家和地区更将春节确定为公共假日，政府举办春节招待会或团拜会送祝福，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伦敦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多国地标建筑每年也会为中国春节点亮红色灯光以示祝贺。各个大学、中学、小学都会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教学生包饺子、写春联、跳中国民族舞蹈，以及举办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音乐会等，这些庆祝活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华侨华人已将中国的春节逐渐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彰显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风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当地文化兼收并蓄，成为当地的文化景观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侨华人通过整合跨国与全球的资源对春节文化进行传承传播、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不仅向住在国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还引领当地民众一起齐声并唱、协同传播，推动春节文化走出去、融进去、传出来，使春节现在不但是全球华人的节日，维系着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及与祖国的情感联系，而且变成世界性的节日、辐射到各国主流社会，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需要贯彻“一个声音、多个声部”的理念，不仅依靠中国的“自传自唱”“我传你听”，更重要的是通过华侨华人带动海内外中华儿女、各国民众一起参与其中，通过不同层面的“和声”和“共振”，形成多音齐鸣、协同传播的多元格局。华侨华人与祖国一起同向而行、交相呼应，协力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奏响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互鉴的交响乐。
总之，间性哲学打开了以侨为桥、传播中华文化的理论想象空间和实践场域，擘画了新全球化时代文化交融互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图景。在东升西降、中国崛起的窗口期，作为文化间人、桥接社群的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使者与天然桥梁，是中国加快步伐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一支可资倚重的独特力量。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具有双重文化认同、跨国流动、全球连接的战略优势，通过间在、桥接与转化，能够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融进去、传出来，在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鉴于此，扎实做好“侨”的文章，涵养华侨华人资源，凝聚侨心侨力侨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中华文化复调传播的声势和声量，可以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分享中华文化之美。
当然，本论文还有未尽的研究之处，如华侨华人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有着国别、性别、代际等差异，其身份认同体现出动态、复杂、多元的特质，其主体性表达甚至出现自我东方化现象，需要结合语境及时引导、纠偏。另外，作为文化间人与桥接群体，囿于双向摇摆双文化认同身份，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动机和意愿往往受到十分复杂的地缘政治、社会文化和现实利益的影响，如何提升其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提升其传播中华文化的动机与活跃度，这是本文未能深入挖掘的地方，也是下一步研究的主题。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al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CAO Xia
Abstract：
Nowadays， China is speeding up its pace to enter and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and it is of strategic urgency to take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bridge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Interality philosophy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al logic for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pening up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and practical field of taking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bridge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which can provide planning and motiv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dual identity and bridging transformation are friendly ambassadors and core nodes of Chinese culture in spreading abroad. With the voice of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bridge，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lending and coordinati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been achieved， forming a pattern of coordinated commun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multi-tone singing and blending chorus，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culture; intersubjectivity philosophy; identity construction; functional role
【责任编辑：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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