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晖
【摘 要】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更多地呈现为公众议程在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融合的叠加状态。然而，国内部分学者仍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原始意义对大众传播开展研究，忽视了“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发展到“议程融合”的阶段。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思政教育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议程设置，同样从多个角度呈现出议程融合的叠加状态。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校园新媒体和校园APP，增强学生的使用黏性；
分析学生的行为和个人偏好，增强思政议程内容的吸引力；
打造一支具备传播学专业素养的思政工作队伍，来设置、引导公众议程等举措，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大众传播；
思政教育；
议程设置；
议程融合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带来了大众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加剧了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针对这一现状，1999年，基于议程设置理论，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进一步提出“议程融合”的假说，突出了受众在议程设定过程中的群体归属诉求，即受众个体通过多种渠道与群体进行接触，以维持自身的认知和谐，从而逐渐实现受众的个体议程与其所归属的群体或团体议程相融合的过程[1]。令人遗憾的是，国内部分学者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这一最新发展研究甚少。为此，本文尝试从媒介融合时代“议程融合”的角度，对思政教育大众传播路径的变化及应对举措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议程融合过程中思政教育大众传播路径的变化
（一）思政教育议程设置的传播方向由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融合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统的思政传播方式是指通过书刊、报纸、广播、电视、橱窗等媒介对学生进行的思政信息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模式以大众媒介为信源，向不特定的学生个体发出思政信息，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可以直接作用于学生个体，具有点对面传播、单向传播的特点。在这种传播路径下，思政媒介的官方性和权威性，以及思政教育传播者对思政信息的筛选和“把关”作用，决定了思政媒介在议程设置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思政媒介将设置的议程进行编码后，以迅捷的方式针对不特定的学生个体进行大范围的信息传播，学生个体在接收到信息后對议程解码，尽管信息来源于不同的大众传媒，但由于这些信息的“权威性”及“同质化”，学生个体只能被动地选择和接受这些信息，学生个体之间的议题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议题认知的趋同，从而将议程扩散至学生群体，实现了议程设置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传统媒体的逐步衰落和互联网、手机终端的蓬勃发展，媒体环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传递途径也发生了改变。为了应对这种改变，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唐纳德·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议程结构：纵向和横向两种议程，其中从上向下的传统媒体被称作纵向议程，以社区、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社会媒体相互平行的活动被称作横向议程[2]。他认为，在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冲击下，传统的大众媒体不再对议程设置起主导作用，信息传播已形成纵向议程和横向议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基本形态[3]。由此可见，由于新媒体传播系统的出现，思政信息的大众传播路径上也呈现出纵向议程和横向议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形态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思政信息既可以利用传统媒体进行集聚式传播，也可以通过新媒体或社交传媒在每一个学生个体之间进行发散式传播，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网状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两端的学生和组织或是社交传媒与学生之间可以相互接收和传播信息，使得传递双方的身份更为平等，便于信息的流通和分享，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学生个体和学生组织不再是纵向议程的强化和扩散，学生个体对议程的设置拥有了更多的参与权、表达权、话语权，从而使学生个体之间的横向议程得以形成。
（二）思政教育议程的形成融合了系统算法和个人社交的需要
在唐纳德·肖的议程融合假设中，议程融合不仅是受众对传统媒体/垂直媒体、新媒体/水平媒体的议题图景融合，其核心是受众从自身的社交需求出发，将议程融入个人的社区图景的过程[4]。同样，在思政教育传播过程中，学生个体会依据自身的喜好和社交需求选择性地接受思政纵向议程与思政横向议程，并将其融入自身的议题图景。由于新媒体传播系统的出现，在媒介的两端，个人和团体可以同时接收和发布信息，学生个体既是传者，也是受者，思政议题的内容因此呈现出一个分级融合的状态。
学生首先将自身的喜好和社交需求融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接收到的思政议题内容，这是融合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层次中学生是信息的接受者，主要体现为学生对思政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的过程。随后，新媒体传播系统会依据学生的选择行为进行数据分析，并通过系统算法持续推送和学生选择相关的信息，强化学生的个人喜好和选择倾向，这是融合的第二层次。在第三层次中，学生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思政信息，转变为信息的传播者。由于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分级融合，学生个人议题的内容融合了系统算法和个人社交的需求，总体呈现出学生较为鲜明的个人特征。最终，多个学生的个人议题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交流，并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选择和融合，形成了新的思政公众议程，并就此开启了新一轮大众传播的过程。
（三）思政教育议程的设置路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和交融
大多数情况下，思政教育主管机构设置官方议题，通过传统思政媒体生成纵向议程；
学生个体、学生组织设置个人议题，通过新媒体或社交传媒生成横向议程。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思政教育议题可以通过横向议程影响纵向议程，也可以通过纵向议程影响横向议程，议程的设置路径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化和交融。
融合了系统算法和个人社交需求的学生个人议题，尽管大多数都会在海量的个人议题中湮没，但仍有一些议题会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获得群体的大量转发和评论，形成“热门话题”，也就是横向公众议程。随后，公众对该事件进行公共讨论，又有部分契合社会关注热点的议程会引发媒体报道或意见领袖的关注，从而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舆论热点或公共议题，引发对议题的深入发掘和调查，使之成为纵向议题，进而通过传播进入纵向议程的设置过程。
在思政纵向议程设置思政横向议程的过程中，传统媒介是根据民众的需要来规划议题，将议题进行资讯编码，利用传统媒介作为沟通媒介，透过媒介整体的议程设定来影响民众本身的议程设定[5]，形成思政纵向议程。随后，公众对该议题编码进行讨论和解读，并进一步产生对议题的理解和认同。这样，在形成对议题的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就能够形成主流的公共舆论场，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思政横向议程的形成。
二、基于议程融合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策略和建议
（一）重视新媒体、社交媒体特别是校园APP的应用与建设
在现行大众传播环境下，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方式已日渐式微，移动终端特别是手机传播已成为当下大众传播的主流方式。移动通信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载体，决定了思政教育者要加强校园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建设，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 B站、学习强国等各种新媒体，积极营造多元化的舆论传播氛围。与此同时，思政教育工作者还需要关注校园APP的建设和应用，通过手机应用集成学生的教务管理、科研管理、图书订阅、就业信息等一系列功能，与学校、院系、班级以及社团、学生组织的微思政传播体系相结合，增强学生的使用黏性。
（二）思政教育議题的内容应契合学生的社交需要和现实诉求
从新的思政公众议程的形成过程来看，议题的内容融合了系统算法特别是个人喜好和社交的需要。因此，思政教育议题的内容设置要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贴近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日常生活实际。为此，要设置优质的思政议题就应该做到与生活更贴近，与学生的现实诉求更契合。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包括学业、情感、就业等方面，大学生个体最关心的也是与学业规划、情感咨询、就业指导等内容相关的议题，对于这些议题，我们要及时挖掘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我们还必须重视现代技术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可以借助数字互联网时代的海量数据信息，通过在线调查、技术分析等手段了解并掌握学生个体的个性、需求、习惯和偏好，并根据他们的喜好进行系统的思想引导、高雅的审美教育、扎实的技术训练，营造出浓厚、深厚的校园文化[6]，达到影响思政教育议题设置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的最终目的。
（三）促进思政公共议题与舆论场的形成，推动议程的交叉融合
思政教育议程的设置路径之所以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化和交融，从横向议程进入纵向议程、从纵向议程进入横向议程，思政公共议题或舆论场的形成是其中的关键步骤。而思政公共议题或舆论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议程主题的理解和把握，这是对高校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传播学专业素养，能够在了解学生个体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寻求和抓住与大学生群体相关的公众兴奋点和疑虑点引导议题的发展和扩散， 从而进一步引起学生的兴趣， 使之乐于接受，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与此同时，高校还应着手建设一支由青年教师骨干和学生组成的思政队伍和通讯员队伍，塑造出一批能够影响思政公共议题或舆论场形成的“意见领袖”，迅速发掘热门话题，并且能够在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刻积极发声，引导议题的走向，促使议题向大众媒体和更大的范围扩散，推动议程的交叉融合与循环发展。
结语
随着新兴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更多地将呈现为公众议程在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融合的叠加状态。在思政教育大众传播过程之中，学生或是学生群体不仅能够在新媒体、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中设置议程，还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之中，这促使二者发生了议程的融合。这种议程的融合是以学生的兴趣和社交取向为导向的，而学生的兴趣和社交取向又融合了先前思政大众传播的议程主题和交互影响，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传播过程。议程融合假说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确立思政教育目标的终极依据是以学生为本[7]，思政教育大众传播过程中“议程融合”的应对策略归根到底依然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
注释：
[1]Shaw D.L， McCombs M， Weavers D.H， Hamm B.J.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 [J].lnterm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9（11）.
[2]Shaw D.L， Hamm B.J， Terry T.C. Vertical versus Horizontal Media：
Using Agenda-Setting and Audience Agenda-Melding to Create Public Inform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merging Papyrus Society[J]. Military Review， 2006（86）.
[3]Shaw D.L，Mousa I.S，Vargo C.J，Minooie M，Cole R.The Agenda S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How We Use Media to Monitor Civic Life and Reframe Community[J].Jord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6（9）.
[4]何志荣，于洋，蒋忠波.媒介融合时代“议程设置”理论变迁——专访“议程设置”提出者之一唐纳德·肖[J].东南传播，2020（06）.
[5]陈力丹.主动设置议程有悖议程设置论本意[J].新闻记者，2012（07）.
[6]刘旭升，贾楠.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7]高闰青.“以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期刊编辑部）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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