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 高振
摘要：从叙事基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代化思想为源初语境，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为直接来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土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对其进行全面的话语叙事分析，可以总结出其叙事主线为“以人民为中心”，叙事主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叙事结构为历时与共时的时空叙事、一般与特殊的比较叙事、宏大与微观的方法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指导、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话语叙事；
叙事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3-0010-11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5-46。话语，从广义来看，指的是语言内容所表达的意义。叙事，包含叙事者、受众、话语、时间、特征、频率、视角、语态、方法、功能等多方面内容，以文字语言、视觉语言、听觉语言等形式为主要表达方式，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话语是叙事的一种载体，叙事借助言辞表达出来。话语叙事通过向受众传达主题的意义，能够使叙事者的思想、理念、观点广泛传达给国内外受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道路、价值取向、领导力量、主体力量、内涵、本质属性、对外战略等的话语表达，是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基础、叙事逻辑、叙事意义等多方面内容的叙事体系。运用现代化的相关叙事资料，采用文字语言的叙事方式，从话语叙事角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基础、逻辑及意义，可以为理解其话语叙事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基础
从话语和叙事等要素出发，对社会历史、叙事者的著作和文字档案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就是叙事研究。现代化话语，是指现代化相关历史事实、价值蕴含、表征框架等要素在媒介中所呈现出的综合叙事范式。受历史背景、政治倾向、观察视角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叙事者关于现代化的叙事重点有差异，但传递出的相关价值蕴含都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奠定了基础。通过研究相关话语叙事资料，可以从中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现代化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积蓄了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提过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实践当中，他们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动力、价值取向、领导力量、主体力量等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东方国家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相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俄国极有可能跳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那时，俄国农村公社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3]，并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这种国内外条件，使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4]279。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科技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巨大进步，在实现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适应现代大生产的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成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列宁重视发展现代大工业，推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注重普及知识文化，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他强调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大工业产品，……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5]列宁非常重视俄国电气化工程，他还强调只有全体人民在文化上提高，俄国现代化实践才具备智力支撑。针对俄国文盲遍地的情况，列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他指出：“只有给一切子弟受免费的和义务的教育，才能使人民至少局部地免除现时的愚昧状态。”[6]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7]。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自由的，理想状态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异化劳动使人只能畸形片面地发展，“勞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8]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相互联系、交往、实践中有机组成的，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同样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列宁指出，“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4]474，强调决不能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为了改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新生政权的国家机关，解决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列宁遵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
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9]，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民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民的主体性，指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并不是从来如此的，它是人们为了自身需求而进行变革和调整的结果。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列宁注重强化群众主人翁意识，号召人们“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设备，所有这一切从现在起都完全是你们的、即全民的财产了”[10]。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列宁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挖掘劳动群众的潜力。
总之，在叙事溯源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达与哲学机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实现共同富裕、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等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直接来源
党在不同的叙事背景和实践环境中始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设的重要性，形成了丰富的现代化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毛泽东认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因素，中国就是因为工业落后才会被侵略，工业化是取得独立的重要保证。对此，毛泽东提出“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提出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1939年面对根据地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党“自己动手”，抓工业建设，扩大其投资比例，使工业能够自给自足，促进了经济发展。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1]。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阐述了工人阶级的任务，提出了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两化”目标。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占比极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展。落后、贫穷、物质基础差是新中国的客观现实。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制定了“两步走”战略；
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开始制订“五年计划”，把建设目标阶段化；
提出了注重系统性协调性发展的现代化原则，周恩来强调“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12]；
毛泽东也一贯强调“两条腿走路”、统筹兼顾；
制定了自力更生的路线，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3]；
但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访问日、美后，估计现代化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故而选择了“小康”来表述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14]237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现代化步骤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在看到世界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情况后，把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动力。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5]375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5]377。邓小平非常赞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技在推动现代化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准确研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把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现代化对外战略，并指出其意义，即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奉行和平的方针，“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6]。此外，针对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议论，邓小平总结以往经验，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
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江泽民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将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按照“三步走”战略的规划，第一步任务超前完成，进入第二步，这期间人民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基于新的发展情况，江泽民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并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强化了对现代化目标、战略部署的认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江泽民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现代化的驱动作用，提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百年大计，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认为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强调要把人力开发落到实处，挖掘人才资源，并指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即推进教育创新，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者。在邓小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对外战略。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话语，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胡锦涛继续把科技、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摆在现代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了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理解。他重视把创新融入现代化发展各领域，首次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了创新在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初，胡锦涛从求和平谋发展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中国要和平崛起。之后，胡锦涛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提倡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现代化对外关系的处理定调。
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现代化思想，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具体步骤、发展动力、对外战略等，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不断丰富，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直接來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本土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
在天下观方面，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体现。《尚书》中“民惟邦本”的政治意识，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原则，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治国策略，认为人民是组成国家的根本，将人民提高到了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荀子对“君舟民水”关系的经典论述，强调民众力量的两面性，认为民众既能使国家繁荣昌盛，也能使国家颠覆。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本质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需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再认识。
在国际观方面，儒家经典著作《礼记》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大同愿景，以及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实现公天下的路径，《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蕴含的“和而不同”中国智慧，以及“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邦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理念，反映了古人对太平盛世、丰衣足食理想社会形态的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代表性观点。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本质要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其价值追求。
在社会观、道德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古语说“德不孤，必有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扶贫济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其在社会观、道德观方面的重要体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道德教化与修养，形成了较完善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以成人达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追求，期望达到个人身心的平静达观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胡锦涛明确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9]和谐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更是其价值立场的表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观、道德观主张高度契合。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逻辑
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资料，能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
（一）话语叙事主线：“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叙事主体，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内容的把握，始终将人民放在至高位置，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人民”话语成为叙事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作党的利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等话语表达了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邓小平意识到，要注意培养“四有”新人，其目的一是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评价标准设定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邓小平高度重视群众的力量，深刻认识到现代化要依靠广大群众。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4]230江泽民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心点。他认为党的工作要以人为第一位，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利益要求，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20]，这就清晰阐明了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探索出了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路径。由此衍生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语叙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倾听群众呼声。他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由此衍生了“以人为本”的话语叙事。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话语表达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1]他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评判改革发展的尺度，指出了人民对现代化的评判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党深化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强调推进现代化建设，要重视群众的力量，才能克服现代化的困难，必须“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22]。为调动人民参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旨在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扩大群众的参与度，激发发展活力。
（二）话语叙事主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通過对叙事资料的总体考察，能够发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焦点主题，中国式现代化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为叙事逻辑。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片面的、断裂的现代化，而是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相应地，中国全面建设的是“五大文明”综合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确定了物质、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江泽民站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来设计现代化架构。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政治建设要“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3]；
指出中国文化发展，要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胡锦涛在现代化建设中妥善处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将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并提出“四位一体”的完整概念。党的十八大归纳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了对现代化发展领域的认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完善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明确了现代化主要涉及领域，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得到更加科学的发展。
其次，为什么要重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1]2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阶段，可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到党的中心任务的高度。此外，党的二十大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大会主题，并以其为主线布局，这些无不彰显了其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强大意味着中华民族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新时代，面对“世界怎么了”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要以高质量发展、和平发展来处理，坚持走正确的道路，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即达到世界各国间的互利共生和平等协作目的。此外，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是习近平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价值体系，是关照全人类的价值观。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及其14亿多人口的规模效应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战略，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必将深刻改变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将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联系起来，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性质判断。从人类文明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叙事，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科学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8]这是党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最新、最完整、最权威的表述，这个论断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和人类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问题。
（二）明确话语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正是由于党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并对其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坚持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指导是必要且重要的。
“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未停止，只不过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抽象的‘主义之争转为道路之争、制度模式之争、价值观之争。”[26]在过去的时间里，因为资本主义最先开始现代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西方发展道路被奉为经典，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唯一选择。历史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中走来，破解必须“走西方的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难题，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出了一条根植中国大地、适应中国发展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它成功摆脱和超越了西方的制度框架、经济模式和文明体系，突破了“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思维范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指导，既是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
（三）推进话语传播：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亟须完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期待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案。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跃升的关键阶段，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27]海外呼唤中国声音，国际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的重要场域。对此，习近平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18]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属性、话语叙事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要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海外叙事场域的广泛传播，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学理上、逻辑上研究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叙事体系，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之后，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科学的论证、阐述和展开，用普遍化、专业化的语言表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属性，讲清楚了其历史进程、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学术厚度。这既提高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理论体系的科学认知，同时也促进了它的国际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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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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