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阳
摘要：
大学在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样的隐喻，不同的隐喻基于相应文化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不同的大学理念，成为对大学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的重要表征。基于本体论的哲学视角，对有关大学性质、结构、功能的隐喻进行举隅与分析发现，从“象牙塔”隐喻到“复合体”隐喻的演化中，大学性质理念渐趋整合化，大学本体系统进一步制度化；
从“学人共同体”隐喻到“开放社区”隐喻的流变中，大学本体结构经历了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渐趋多元化和开放化；
从“镜子”隐喻到“灯塔”隐喻的纷争中，大学功能理念始终面临“适应论”和“超越论”的博弈。大学隐喻呈现出明显的客观流变性、理念遗存性和对立统一性特征，其背后蕴藏了多维度的大学理念纷争和大学本体演化规律。新时代高等教育转型既需要重构大学想象力，也对通过隐喻创新赋能大学本体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大学隐喻；
大学本体；
理念纷争；
大学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3-0022-10
自大学诞生之日起，许多学者就以“取象比类”的隐喻作为表征大学本体的重要手段。从中世纪时期的“独立王国”“国家的神殿”，到启蒙运动后的“学院回廊”“学术修道院”“帝国的心智”，再到现代以降的“多元化大都市”“社会轴心机构”“才智之都”，每个“喻体”背后往往对应着解读大学“本体”的重要条件。尽管大学隐喻变动不居、繁复多样，不同隐喻指向大学“本体”的不同方面，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隐喻作为用替代性话语指明与表达对象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1]，可以对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本质进行高度概括[2]。加雷斯·摩根在论述组织本体论时指出，我们关于组织的认知是概念性而非物质性的，这些概念经由想象连结整合，建构于我们已知的事物之上[3]。罗珉基于该理论，从哲学视角探讨了组织隐喻问题。他认为，隐喻作为“人类思维表象的集中体现”和“概念思维演化的关键阶段”，是对从特定经验领域提升出来的东西进行话语化，可以形象地表现相关经验领域，通过本体论的哲学视角对组织进行认知的范式已经实现“从启蒙到成熟”的跨越，“组织及其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从本质上是由隐喻所支配、控制的，隐喻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看法和组织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路径选择”[4]。基于本体论哲学对大学隐喻进行逻辑梳理和整合，能够得出大学组织的概念性认知。
本体论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事物内部根本属性和质的规定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事物本体性质、结构、功能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探索一直是基础研究的前沿课题；
同样，社会科学也要基于此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特点、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5]。对大学性质、结构、功能三个维度的隐喻进行举隅与分析，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大學性质的隐喻：从“象牙塔”到 “复合体”
对于大学本体属性的探索贯穿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始终，大学性质作为一个复杂概念不仅难以言说，而且极具流变性。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概念模糊不清，大学存在不同的性质，其界限埋嵌于历史的发展中，并通过满足各自所属历史阶段的不同程度的需求而获得合法性，相关哲学理念随之分化发展，形成争鸣的态势[6]（P2-9）。诸多有关大学性质的隐喻蕴藏于浩若烟海的哲学和高等教育学著作中，反映了学者们对大学性质多元化的认知。
（一）“象牙塔”：认识论哲学与隐喻的肇始
“象牙塔”一词由何人创造已不可考。该词最早出现于《圣经》，用以描述女子颈项的美好。根据布鲁贝克的分析，在大学发展初期“象牙塔”隐喻的实质是大学通过让渡一部分暂时利益而“成为保护人们进行探索的自律的场所”[7]（P15）。这种理念极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色彩，自治性、独立性、学理性、内部逻辑的发展主导性是其主要特征。“象牙塔”隐喻本身也埋嵌于历史发展之中，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先后建构起两种不同的“象牙塔”模式。
“象牙塔”的最初形态是欧洲中世纪大学通过长期斗争或参与教权和王权的博弈而建立起来的。由于缺乏主权国家的强力约束，欧洲中世纪大学经常凭借其国际性和流动性的特征，通过罢课、示威和迁徙等手段为自身争取权益。12世纪70～80年代，巴黎大学成立之初，内部师生团体便向教会争取3项基本权利：录用新教师的权利、制定规范大学内部活动规则的权利、推举大学参与外部事务代表的权利。在多方博弈和大学的争取下，教皇最终于1231年颁发“特许状”，巴黎大学成为特许的自治机构[8]。与“教师型”巴黎大学相对应的“学生型”博洛尼亚大学同样在建立初期便主张自身独立发展的权利，其章程分别于1252年和1253年得到市镇当局和教皇的承认，获得独立法人资格[9]。在原生型大学的影响下，同时期欧洲的其他大学也陆续获得教皇或政府的承认，成为独立的自治体。无论是获颁特许状还是大学章程得到外部承认，都意味着大学自治权正式获得法理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会和政府干预大学事务的权力。这是大学成为“象牙塔”的基础保障。
在大学内部，同样呈现“象牙塔”的独立状态，主要表现为界限分明的团体组织和学者们基于“闲逸的好奇”而自由探索的学术活动。中世纪时期，民族团（Nations）、学系（Faculty）和学院（College）是至关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组织，这些组织根据民族或学科而联结起来，开展行政事务管理和学术活动。譬如民族团作为大学产生初期“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组织，不仅按照大地区和国家进行划分，还在大民族团之下继续细分小的民族团，形成“塔式”结构；
各民族团有自己的徽章、规则和经费来源，各自推举首领管理本民族团内部事务，并代表民族团参与大学管理[10]（P46）。从学者个体的学术活动来看，中世纪大学学者也可以享有相当大的学术自由，他们通过课程讲授获得经济来源，能够基于“闲逸的好奇”不断开拓知识边界，成为“象牙塔”中的主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世纪大学在生成之初便建构了“象牙塔”的初始形态，但这种形态是相对低程度和不完备的，与后世对“象牙塔”的特征描述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世纪大学的法人身份并非完全独立，其本质是特许法人；
与之相应，中世纪大学特权的本质也是外部“恩赐的特许权”。不同于“法人权力”“法人独立”等现代法人概念，中世纪“法人”极具妥协意味，中世纪大学的特许法人身份建立在承认教会或国王统摄实质的基础上[11]。中世纪大学中神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优势地位，以及大学对宗教“异端”的惩戒正是其外在表现。同时，法人的确立更加强调大学的整体属性，导致大学越来越脱离其成员而抽象化，这一法人团体被视为单独存在、虚构性的个人[12]，而这一“个人”角色又往往被大学实质的行政管理者据有，并借此形成集权满足于个人利益。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学在“象牙塔”模式下享有的特权并非由大学成员分有，“大学自治”顶层设计之下“学术自由”的缺失值得注意。其次，中世纪大学缺少标准入学选拔制度，社会准入门槛较低，与脱离社会基层且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隐喻存在较大差距。中世纪大学对于入学没有明确标准和选拔程序，“理论上，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例如，13世纪巴黎大学的文学院就规定，年满14岁且掌握基本拉丁语的学生皆可入学[10]（P48）。当时，大学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民和普通市民阶层。譬如，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学生皮科罗米尼就通过自己在大学的进修，而成为教皇[13]（P51）。可见，中世纪大学“象牙塔”之门尚未完全关闭，成为底层民众实现阶级跃迁的重要阶梯。最后，中世纪大学学术活动的学理性较弱，实用性更强。“中世纪大学大多是职业性的机构，期望从社会各领域获得资源和回报”，“即使是逻辑学和辩论术的概念也带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13]（P50）。中世纪大学在非功利性学术探索之外的教学活動中，一直起着为职业生活做准备的作用。
大学真正具备现代话语体系中“象牙塔”的意义，还应追溯到19世纪初期由洪堡引领的新的大学理念和大学改革实践。首先，洪堡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并通过学院制、教师等级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协商制等顶层制度设计使之确立下来[14]。特别是利益协商制度，给予大学教授直接与政府交涉和确定财政拨款的权限，极大地提高了大学学者的地位，从而保障大学抵御外部诱惑，成为研究纯粹学问的场所。其次，洪堡以“研讨班”作为人才培养方式，一方面促使人才培养水平有了质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导致随着大学教育成本和入学门槛的提升，大学“象牙塔”之门向社会底层关闭。最后，洪堡强调大学活动的学理性，反对功利性。洪堡将大学定义为带有研究性质的高等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的巅峰，大学的要务在于发展纯粹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究[15]。
根据这种哲学观点，大学本质是“高等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的巅峰”，围绕纯粹知识中心进行各项探索活动。这个过程应当表现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即通过“价值自由”的原则，求得“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学术成果[6]（P13-15）。由此，一个充满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意味的大学“象牙塔”隐喻被相对完备地建构起来。
（二）“服务站”：政治论哲学与隐喻的纷争
与大学“象牙塔”形态的建构进程相伴随，“走出”和“回归”象牙塔的纷争从未息止。特别是贯穿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将大学流溢的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资源。由此，一种强调大学学术研究对现实予以观照的政治论哲学开始兴起。“服务站”或“动力站”的大学隐喻正是这种哲学观的重要话语表现形式。1862年，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兴起赠地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大学成为“仅次于政府的主要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7]（P16-20）。但大学在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服务站”或“动力站”的大学隐喻出现了较大纷争。
一方面，新兴的政治论哲学拥护者认为，认识论哲学那种为了探索高深学问致力于摆脱价值影响的大学发展范式本身存在悖论，其一是无论从事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学者个体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其二是基于价值交换而建构的社会系统中，大学如继续自我封闭且不能回应社会需要，必然将面临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他们呼吁大学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德里克·博克不仅呼吁，走出“象牙塔”已成为现代大学责无旁贷的义务，还在论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充分论证了现代大学作为“服务站”的特征及其应然性[16]。哈罗德·珀金则从历史的视域提出，若想通过一个形象的喻体来表现大学从中世纪到后工业社会在知识和科学方面的关键作用，那必然为“大学是社会服务的动力站”[17]。
另一方面，许多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纯粹学问为中心的传统原则和学术规训，“如奴隶般逆来顺受地充当了国家发展目标的主要工具”[18]（P63）。“服务站”隐喻的工具主义倾向不仅为大学科研带来“唯科学主义”和“唯计量主义”的迷思，导致人才培养过程中“人文主义”的缺失，还助长了大学“野性”。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服务站”隐喻状态下丧失文化传统的现代大学只会受到功利主义驱使，培养专精一业而对其他任何事业全然不知的人，造就大学野性——他将欧洲局势的分裂动荡归咎于缺乏人文精神的野性大学造就了野性的欧洲人[19]。因而，许多持认识论的学者主张坚守、回归甚至重建“象牙塔”。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沦为“大众服务站”是“极其糟糕的事情”，必然导致大学异化，大学异化的产物尽管有其用途，但已丧失大学的宝贵品质[20]。日本学者永井道雄同样强调，学术过于实用化将妨害大学创造性，形成“现代大学的危机”，因而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21]，回归“象牙塔”。“象牙塔”和“服务站”及其背后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的纷争，其本质在于对大学知识创造、知识传递和知识转化活动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并在彼此之间加以平衡。
（三）“有机体”：存在主义哲学隐喻及其整合化
自然科学强势崛起及其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不仅改变了客观世界，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认知方式。在“象牙塔”和“服务站”两种隐喻理念纷争之际，源自生态学的“有机体”概念逐渐成为大学新的喻体，并试图通过其内涵的整合品性，调和两者矛盾。埃里克·阿什比系统论述了大学的“有机体”隐喻：“大学像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就遗传的角度看，它表现为大学教师对‘大学意义共同的、一致的理解。例如，大学应代表人类的精华、客观无私、发展理性、尊重知识的固有价值等。就环境的角度看，那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22]“有机体”隐喻既不像“象牙塔”只关注大学价值无涉的学术活动和古典传统，也不像“服务站”过度强调大学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而是将两者整合，形成一种强调主体理性的高等教育哲学。除此之外，弗莱克斯纳还通过“有机体”的隐喻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的整合提供方法论。他指出，大学“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23]（P3），实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23]（P156-158）。
可以看出，“有机体”的隐喻不仅预示着现实主义的“忧郁心情”[18]（P2）和大学主体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出存在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首先，存在主义哲学提出“存在先于本质”[24]（P6-7）的世界观原则。“有机体”的隐喻主张大学本体及其属性并非天赋或者给定的，没有关于大学的正确模板和标准范式，而是先存在、出席、登场，之后才能为自己下定义，回答自己“是什么”。也正因如此，大学才能在遗传和环境中重新定义自己。
其次，存在主义哲学强调“自由选择”的方法论原则。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指出，“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25]，人能够作为一种真正实现主体性的客观存在，通过理性意志而自由选择成为某种存在，并在這一未竟的过程中创造自身的活动进而规定为他的本质[24]（P20）。因而，在“有机体”隐喻中，大学中的主体可以通过自由的理性选择和“有目的的自由活动”建构大学本体。这正契合了弗莱克斯纳“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其特征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23]（P156-158），“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23]（P3）进行自我建构的观点。
最后，存在主义哲学认为自为存在不断生成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赋予意义和价值。这体现了双重的价值取向：其一，主体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而造就多样的自身本质和价值，这赋予了主体按自身内部逻辑活动的合法性；
其二，主体必须为自由选择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负责，萨特认为，“自为存在的特质是将价值凝结为具体的行动”，主体在社会互动中“模铸了自己的同时也模铸了他人”[24]（P9），应当为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负责任的行动与价值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24]（P21-31）。这种重视大学内部逻辑和外部责任的理念，正体现了“有机体”隐喻对“象牙塔”和“服务站”的整合品性。作为“有机体”的大学既保有按照“象牙塔”内部逻辑自由发展的权利，同时也不能忽视自身对外部社会的责任。尤其步入现代社会，大学在“遗传”和“环境”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是其“有机体”隐喻的重要追求。
（四）“行政复合体”：实用主义哲学隐喻及其制度化
马克斯·韦伯指出，强调理性精神、专业秩序和效率逻辑的科层制度成为现代组织形态主流发展趋势[26]。伴随大学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不仅其知识生产范式实现了由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的转型，大学规模日益扩张，而且，随着创新性知识的产出速度越来越快，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知识的密集性、广博性和自主性程度也越来越高[27]（P16-17）。为协调和管理日益复杂化的知识生产、传递和转化活动，现代大学普遍建立了完备的行政科层系统并使之制度化。
弗莱克斯纳指出，美国最好的大学并非“有机体”，而实际成为“行政复合体”[23]（P158）。无序扩张的大学建制规模和学术工程项目对管理和协调效率的需求，迫使大学内部行政科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纵向和水平结构“行政体”的联结与协作方式复杂多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复合体”。尽管是“行政复合体”隐喻的提出者，弗莱克斯纳最初对大学这一隐喻状态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盲目顺从社会要求而竭力扩展的“复合体”多样、多变且复杂，已经丧失大学理想，另外，过度行政化的“复合体”导致大学作为“有机体”被解构[23]（P158）。伯顿·克拉克则认为，大学“行政复合体”形态是在高等教育任务激增，信念繁多，官僚、政治、学术等权力向各方牵拉的情况下，维持大学整体秩序的有效形式。在“行政复合体”隐喻下，大学行政官僚制的整合表现为以下5个特征：其一是“分层”，即“一个行政梯队堆上一个行政梯队，不停地探索协调、对称、逻辑和全面的秩序”，分层导致行政金字塔加高，为庞大复杂的系统提供了有效的纵向协调机制，沟通了系统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其二是“扩大的管辖权”，赋予各级行政单位更为宽泛的管辖权，导致行政金字塔更加宽广，结构更为巩固；
其三是“扩大的编制”，大学行政人员数量扩张，但其职位获得制度性保障；
其四是“行政专门化”，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学术管理人员在大学运行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其五是“条例泛滥”，行政体数量的增长导致行政条例和规程迅速泛滥，造成严重的实践问题[27]（P153-167）。可以看出，大学系统行政科层化发展追求专业化和高效率的运作模式，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哲学色彩。这种“行政复合体”模式的大学形态具有相对完备的制度保障，并成为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机体”与“行政复合体”两种大学隐喻，正如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虽然“行政复合体”的建构有导致大学作为“有机体”解构的风险，也招致诸多批评，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化了的大学形态，“行政复合体”自有其优势特点，在实践中也尚未遭逢能够超越科层制度的新的大学发展模式。
二、大学结构的隐喻：从“学人共同体”到“开放社区”
大学结构是形成其本体属性的基础要素。大学系统的内外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内部逻辑和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经历了从建构、变革再到解构的过程。
（一）“学人共同体”：大学系统的初步建构
在形成初期，欧洲中世纪大学很大程度保留了师生行会的组织结构形式，特别在未获得官方特许状和未占有大量固定土地资产之前，流动性一直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显著特征。12世纪之后，大学边界逐渐确定下来，但带有明显商业和手工业行会色彩的“学人共同体”（universitas magistrorumet scholarium/universitas studii N.）作为形容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组织隐喻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得到官方认可和强调。譬如，120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书面上称巴黎城的教师和学生为“universis magistris et scholaribus Parisiensibus”[28]。此后，教廷一直以“共同体”对大学进行称呼：1208～1209年称巴黎大学为“教师共同体”（universitas vestra and magistrorum），1210～1213年称其为“你们的共同体”（vestra universitas），1228年称其为“教师和学生共同体”（magistri et universitas scolarium），1231年称其为“学生共同体和教师共同体”（universitas scolarium and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vel scolarium）[29]。
在“学人共同体”隐喻状态下，大学本体具有明显的边界性和非标准化的部落式结构特征。从内部结构来看，大学行政管理结构和学术结构的中心分散于不同的民族团和学系，形成松散的“学术部落”，不同部落之间界限分明。尽管后期伴随学科知识的分化与整合，欧洲中世纪大学形成了文、法、神、医等不同的系科；
13世纪之后，大学课程逐渐由大学规程或教皇敕令固定下来，但不同大学的内部管理结构和学术结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达成统一化和标准化的目标。譬如在巴黎大学，教师和教皇任命的校长在决策和管理上占据主导地位，内设文学、法学、神学、医学四个完整的系科，文学系带有明显的基础和预科性质；
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在大学事务管理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且学术结构中只有法律系和医学-文学系，文学和法学、医学没有上下的衔接关系[10]（P51-55）。除此之外，不同大学民族团的组织结构以及学生培养计划、修业年限等都有很大差异。从大学的外部结构来看，“学人共同体”隐喻的概念本身就含有“团体一致”的意味，中世纪时期教皇对大学以“共同体”相称，实际上也承认了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尽管欧洲中世纪大学常常被裹挟于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之间的斗争，学术实践和日常生活也无法脱离世俗社会，但这些外部联系相对简单，很少对大学本体发展产生持续性的根本影响，大学的重心依然聚焦于内部逻辑。总之，尽管大学组织尚不完善，但“学人共同体”的隐喻昭示着，大学作为一个由松散学术部落组成的统一体被建构起来并取得外部承认。这是大学系统结构建设的肇始。
（二）“轴心机构”：大学系统的结构化变革
19世纪之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维度的长期影响，以及科学知识分化、社会专业分工的客观环境变化，大学的内部和外部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理性逻辑和结构主义哲学成为大学结构变革的重要思想来源。大学为了摆脱前期新兴科技与社会发展“局外人”的隐喻，引入科学教育，在内部基于知识逻辑建构大学专业结构，同时改变了大学同外部的互动结构。丹尼尔·贝尔称现代大学为“轴心机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以知识生产（替代物质生产）为轴心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大学作为理论知识的创造者将成为新的社会轴心机构[30]。“轴心机构”的隐喻显示出崇尚科学和理性的指向。
一方面，在大学内部结构层面，大学学科知识体系、管理组织的结构化变革往往经过严谨的理性考量和科学改造，更加注重知识生产的需要，这不仅是大学“以标准化科学知识为轴心的结构特征”，也是使大学成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基本条件。在19世纪，无论是早期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密尔和爱奇沃斯，还是科学主义思想家斯宾塞、赫胥黎，无不强调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对大学轴心地位的重要意义。贝尔也指出，以理性精神塑造知识基础，抵御非理性主义文化的侵蚀和加强“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涵养，是大学在后工業时代成为“轴心机构”的两条重要路径[31]。
另一方面，大学作为“轴心机构”的隐喻重点在于指出大学本体在外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大学创造的科技成果中蕴藏的巨大效益通过结构化的知识转化体系得以显现，甚至成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同时，大科学时代以巨额资金投入、较长研发周期和大规模协作为特征的学术模式，也导致大学注定无法维持传统自足的孤立发展结构。“轴心机构”的隐喻本质正是基于理性探索大学融入现代社会结构的实践路径，并使大学内外部结构相互调适，符合理性原则。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提出了“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概念，将大学作为实现“三螺旋”协同发展中的一轴[32]。伯顿·克拉克也提出政府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三因子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作为高等教育结构的分析模型[27]（P154-159）。这正说明大学作为“轴心机构”与社会系统结构紧密嵌合的状态。总体来说，“轴心机构”的隐喻下，大学摆脱了中世纪时期松散的“学术部落”式结构和社会“局外人”的状态，在大学内外都建立了稳固的理性主义结构体系。
（三）“开放社区”：大学系统的解构
与结构主义通过顶层设计和结构改组以建构理性的大学发展秩序相对，解构主义哲学的视角聚焦于在“科学理性”和“最优化大学标准”遮蔽下的大学发展的更多可能性。这种理念伴随世界多元化发展态势受到重视。1963年4月，克拉克·科尔在哈佛的讲座上提出“开放社区”[18]（P26-29）、“智力城”[18]（P62）、“思想城”[18]（P65）等隐喻，建构了一个以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大学形态。2009年，彼得·布拉德韦尔提出与“开放社区”相似的“无边界大学”隐喻，从技术视角宣告大学内部和外部的传统结构走向解体——不仅其内部知识体系、学科专业、人员互动的边界被解构，大学与社会的界限也逐渐模糊[33]。“开放社区”或“无边界”的隐喻不仅消解了高等教育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界限，更诠释一种“前沿”的概念。这个隐喻暗示了以解构主义为原则的大学走在进步的前沿，颠覆着大学过去的传统结构和惯性[34]（P100）。
在实践层面，大学作为“开放社区”的属性日益明显。有学者从复杂系统科学的视角研究发现，现代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有序结构的“自组织”，还具有开放性的“他组织”特征[35]。一方面，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终身学习型社会深刻变革了大学人才培养结构。大学不仅在授课形式上实现了如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以信息化、多样化、人机互动为特征的变革，其学位结构也突破以往的单一机制。比如，英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便建构起包含哲学博士、专业博士、“1+3”博士、课程博士、实践博士、新制博士在内的多元化博士培养和学位授予体系[36]。马丁·特罗指出，在实践中高等教育的许多概念已经发生解构，需要重新定义，为此他也不得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检视与反思[37]。另一方面，大学中以问题为导向的科研活动与合作项目也进一步突破学科、方法、范式和地域国界的限制。以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合作项目与协作形式，也以开放多元的特性不断解构传统的大学发展结构。
在理念层面，大学结构走向“开放社区”的隐喻状态下，涌现了多样的大学结构范式。如：“流体大学”（形容大学被裹挟进外部社会结构形成的漩涡力量的状态）、“网络大学”（描述大学结构的流动性、空间性、不同枢纽或节点之间的互动性）[34]（P19）以及“大学是‘一组喷泉，在公共空间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大学是“一组喷泉”的隐喻不仅具备半透明大学向公众开放的特征，其内部结构也无限复杂——“它的水滴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34]（P44）。可以看出，在解构主义的哲学理念中，大学本体结构也解构成多样、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喻体，这些喻体同具体的大学实践导致现代大学结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同时，也赋予其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巴尼特认为，现代社会进入“超复杂性”时代，传统大学发展结构面临解构的风险，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乃至元批判主义等思潮不断冲击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基础[38]。那些充满想象力和极具颠覆性的解构主义大学隐喻的涌现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不断解构自身，“使活泼泼的课程、教师、学生从‘旧结构中被解放出来”成为逻辑必然[39]。大学的未来是多样化的未来，而非单一的未来，不可能为所有大学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改革之道或万全之策；
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考也绝不是只有“现实可行性”这一条进路[40]。尽管“开放社区”“无边界大学”等隐喻或许尚未完成系统化建构，理念体系表现出分散、凌乱抑或充满悖论的特征，以“解构主义”为内核的隐喻对大学在系统结构和传统秩序“被解构”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尚不能给出绝对完善的答案，但这些隐喻为大学“未来的可能性”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大学隐喻的多元建构要求我们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在风险和不确定中进行探索的各类思维和实践。
三、大学功能的隐喻：从“镜子”到“灯塔”
（一）“镜子”隐喻与高等教育适应论
卡瓦纳提出，举起“镜子”是大学的本分[41]（P108-110）。“镜子”的隐喻既强调大学对于客观世界本体的认知工具属性和解释功能，同时也要求社会以大学为镜鉴，尊重大学的科学知识，建构实践理性。大学“镜子”隐喻受到普遍关注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赠地学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大学为州服务”的理念：一方面，威斯康星大学适应了社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发挥“镜子”作用，“领导和映射了全州的进步主义思想”，“为全州人民拓宽了文化的范畴”；
另一方面，州政府也积极接纳威斯康星大学参与州的公共事务，“把整个州交给大学”，使得“整个州成为大学校园”[42]，才造就了大学作为社会“镜子”的成功案例。
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镜子”隐喻往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将大学视为“上层建筑”的存在，认为大学受到社会发展程度、个体认知水平以及科学知识发展逻辑等多方制约，大学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学术实践实现知识增殖，并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类个性全面发展的需要。潘懋元先生的“两个规律论”正是这种理念的代表。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服务”，而教育的内部规律则是“教育应当培养全面发展的人”[43]。
大学“鏡子”的隐喻表现出诸多明显特征。首先，“镜子”隐喻重点强调大学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解释和服务功能。大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和解释必须客观、坚守真理性标准，“如同傻子一般基于勇气和理性向权威举起镜子”，以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41]（P108-110）。其次，“镜子”隐喻强调客观因素对大学功能的限制性。潘懋元先生曾举出1958年教育大跃进的案例证明教育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最终只能导致大起大落[44]；
同样，高等教育脱离人的成长规律和知识发展逻辑也将带来消极影响。最后，“镜子”隐喻反映出大学发挥社会和个体功能的历史常态，即尽管大学为社会发展变革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阶段大学都作为社会前进的适应者和服务者而非直接引领者。我们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灯塔”、改革的先锋，但回溯历史，我们却得到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那就是大学往往是保守的。面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和社会变革甚至知识变革，大学的回应经常不及时，有时甚至是抵触的。比如在科学革命中，大学被认为几乎是置身事外的[45]。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转型更多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非引领社会变迁。
（二）“灯塔”隐喻与高等教育超越论
与大学的“镜子”隐喻相对立，许多学者认为，大学作为科学知识的主要策源地和创新的前沿，具备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一方面，正如布鲁贝克指出的，现代大学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6]（P21）。另一方面，即使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同样要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作用”[46]。永恒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赫钦斯提出，大学“应是灯塔而非镜子，应引导社会而非迎合大众浅近需求”[47]。大学“灯塔”隐喻同样存在于中国，竺可桢先生曾指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陈佳洱校长也强调，“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是大学应完成的使命[48]。这充分说明，大学发挥“灯塔”引领作用是大学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形式。
在实践中，大学发挥“灯塔”作用的现象在后工业时代的知识经济模式中十分普遍。20世纪中期美国“现代科技大厦缔造者”万纳瓦尔·布什提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开发—市场经营”線性技术程式就强调大学基础研究对于社会整体创新系统的起点和引领作用[49]。在该理念的指导下，布什和康普顿造就了麻省理工学院通过知识创新、传承和转化，引领科技产业升级的发展模式，打造了美国128号公路科技产业走廊；
布什的学生、有“硅谷之父”和“电子革命之父”之称的弗雷德·特曼也秉承其师理念，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期间通过大学改革发挥了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引领作用，塑造了硅谷科技产业园区。这两所著名创业型大学成为引领美国社会信息化转型的“灯塔”。
大学“灯塔”隐喻具有明显的永恒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首先，“灯塔”隐喻强调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反对大学被动满足社会发展浅近需要，即大学要领航而非逐波。其次，大学的超越性是建立在大学自身对“认知理性”发扬的基础之上，反对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和传统“实践理性”取代大学“认知理性”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核心地位[50]。最后，“灯塔”隐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的伟大理想和卓越追求，是大学被动恪守现代社会改制规程情况下，对强调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理念传统的一次回归。
四、启示：创新大学隐喻赋能本体变革
通过历时性分析可以看出，大学隐喻的发展具有客观流变性、理念遗存性和对立统一性的特征。一方面，大学本体经历了一系列秩序建构，在保留古老理念和文化传统的同时，逐步顺应现代文明发展大势，走向标准化和制度化；
另一方面，大学建立的理性秩序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充满了不确定性，面临格特·比斯塔所说的“美丽风险”[51]。但伴随现代制度的普遍确立，大学的隐喻逐渐封闭。大学被纳入国家统一的政策框架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受到制度规训的大学“似乎并不想以一种更广阔的形式想象自己”，多元的大学想象和大学理念逐渐让位于对“研究型大学”或“创业型大学”等标准大学模板的承认[34]（P1-17）。这种封闭体现在意识形态功利化、空间互动的限制和伦理自利等多个维度[34]（P1-2）。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2]。大学隐喻同样如此。在高等教育系统，社会对高等教育转型的迫切要求，对高等教育现有理论解释力、建构力和实践力的质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合法性危机。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通过大学隐喻解释大学本体发展规律，更要创造新的大学隐喻重构大学想象力，通过隐喻赋能大学本体变革。
首先，通过创造新的隐喻来认知和变革大学，需要激发大学理念创造的“想象力”。巴尼特认为，隐喻作为一种装置，把我们从对世界的既定表象中带离，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去重新认知眼前的世界现象。他指出了激发大学想象力和建构创造性隐喻的四个标准：其一，要“想象不可能的梦”[34]（P25-26）。想象力首先要克服的挑战不在于它太不切实际，而是它太植根于经验。隐喻要具有创新性和理论高度。客观来说，高等教育的世界充满隐喻，战略方针、目标、要点都是军事隐喻，消费者、消费者满意度和选择都是市场隐喻，但隐喻的能量表现在其本身对传统边界的超越[34]（P18）。其二，隐喻要成为一个“可行的乌托邦”，隐喻的“乌托邦”为大学变革造就了理想的范本，但这个范本必须具备现实可行性[34]（P26-28）。其三，大学隐喻要探索大学本体在多重维度的可能性，罗伊·巴斯卡将“本体论”世界分为经验的、现实的、本质的三个维度，大学隐喻和想象不仅要着眼于经验世界，更要深入其本质，具备一定抽象能力。只有这样，其“重塑大学的潜能才不会被削弱”[34]（P28-29）。其四，大学的隐喻或想象应该有不同的类型和多重结构，实现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对现有大学范式批判的基础上提供新方案[34]（P29-34）。我们应当创造出具有变革价值的隐喻，为变革大学本体实践提供理论先导。
其次，创造新的隐喻赋能大学本体变革，需要生成利于创新性大学隐喻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空间。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学隐喻往往是颠覆性的和“逆意识形态”的，因而为大学隐喻提供包容性的制度和文化空间至关重要。营造思想自由的空间，有利于生成充满想象力的创新性隐喻，将大学从目前的结构、话语和观念中解放出来[34]（P45）。在现代社会，保障学者以真理性为标准开展自由研究的权力仍旧至关重要。通过大学隐喻的流变我们可以看出，大学隐喻往往基于不同的价值和立场，反映出不同学者对大学实然状态的认知和应然状态的思考，这些隐喻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往往形成激烈的理念纷争和现实争鸣。大学本体正是在这些看似杂乱无序并且充满争议的隐喻引领和驱动下，不断得以发展。相反，如果缺乏生成创新性大学隐喻的制度和文化空间，学术自由得不到保证，那么学者往往只能屈从于一种权威声音，沦为主流理论的注脚。
最后，创造新的隐喻赋能大学本体变革，需要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共同体的持续努力。通过对大学喻体的梳理和探索可以发现，许多经典大学喻体的提出者往往并非单纯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而是兼具丰富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和高深理论素养的“实践型”学者，如弗莱克斯纳、伯顿·克拉克、克拉克·科尔、赫钦斯、竺可桢等人本身就是担任大学校长或研究院院长等行政职务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建构创新性大学隐喻并用以赋能大学本体变革，本质上正是一个理念创新并引领实践革新的过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高等教育理想研究范式，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转变观念，用“实践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共识，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协作下，实现大学本体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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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have formed a variety of metaphor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context， different metaphors carry different university concep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university cognitive methods and value judgments. Through the example and analysis of metaphors related to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universities， the 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found that in the evolution from the “ivory tower” metaphor to the “complex” metaphor，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na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and the ontology system is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d. The evolution from the metaphor of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e “open community” shows that the ontology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nstruction to deconstruction that gradually becomes diversified and open.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metaphors of “mirror” and “lighthouse”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function always faces the game of adapt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university metaphor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arent objective rheology， the persistence of ideas，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ere are multi-dimensional disputes over university ideas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university ontology behind it. The need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reconstructing university imagination and empowering university ontolog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metaphor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metaphor; university ontology; conceptual dispute; university imagination
（責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