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晁猷涵 张晨晖
摘 要:卓越工程师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当前卓越工程师培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理论教学和实践应用相脱节、能力培养和社会要求不耦合、学校供给和企业新要求有移位,破解上述实际难题,就要求我们聚焦高等工程教育规律,优化载体建设,强化多元联动,加快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通过时间和空间维度梳理产教融合机制的萌芽、形成与拓展历程,深刻剖析新时代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提出基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目标的高等工程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新型范式的构建路径,即通过精准锚定产教融合育人方向、深刻重塑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全面革新产教融合培养模式,进而探索产教融合再深化、再推进的新范式。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
产教融合;
高等工程教育;
深化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从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高度,强调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1]。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是我们必须主动肩负起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卓越工程师培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的相脱节,正如教育部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行动座谈会上所言,全方位、深层次、大力度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改革,要解决产教脱节的关键问题,健全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有效激发校企双方主动性,有效推进人才培养与工程实践、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2]。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充分调动校企双方积极性、促进供需耦合和资源互通是下大气力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路径。立足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我们有必要从高等工程教育视角下,进一步探索产教融合再深化、再推进的新范式,从而为我国先进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加速打造全球主要人才培养中心和技术创新高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积极动力。
一、时空视域内产教融合机制的历史脉络与国际比较
产教融合,即产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协调性互相融合。从本征词义来理解,“产”指的是人类社会各行各业的全部集合,“教”指的是进行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活动,“融合”则更多地强调“产”与“教”彼此相互关联、发生作用、产生质变。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产教融合的理念也逐步深化完善、不断丰富发展。从时间尺度而言,产教融合理念可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拓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每个阶段之间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区分和年份界定,每个阶段之间存在一定的交融性。同一个阶段内,社会可能并行有多元的教育思想与政策。从空间尺度而言,除我国外,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世界工业强国都围绕产教融合形成了一定认识,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世界高等工程教育模式得以极大丰富发展。
(一)萌芽阶段:概念雏形期的产教融合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工业体系,党中央提出“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提倡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新中国初期的教育方针,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教育思想。进入改革开放后,该教育理念被正式寫入《国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3],首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与“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念一脉相承,在2005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以《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形式提出[4]。顾名思义,校企合作是指学校和企业共同整合资源、开展互动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效果。萌芽阶段的持续实践,为探索形成产教融合机制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形成阶段:立足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
在推动校企合作基础上,教育部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4]中,把产教融合作为完善职业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推进。相比于“校企”,“产教”的范畴更为广泛和深远,是在整个系统内的全部主体,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一学校和某一企业。相比于“合作”,“融合”侧重于二者的深度捆绑和融为一体,更能够体现主体之间的强烈耦合性。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部署,明确要求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随后,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再次提到“产教融合”,并将“产教深度融合”作为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衡量指标[5]。2015年,产教融合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6]中得以充分体现。总而言之,该阶段下产教融合更多聚焦于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现代产业技术不相适应的发展困境。
(三)拓展阶段:从职业教育延伸至高等工程教育的产教融合
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提升高校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维度,强调“双一流”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要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7]。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家颁布的首个产教融合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产教融合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安排[8]。该文件要求高校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并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路线图,即用10年左右时间,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两年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把产教融合建设提升为整个教育系统和整个产业系统的国家战略性部署[9]。产教融合机制不再局限于职业教育领域,而是成为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教育体系深层次变革的制度设计。
(四)空间尺度:全球视野下产教融合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纵观近代以来历次工业革命进程,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理念的精英工程教育有力支撑了世界工业强国的迅速崛起。目前全球产教融合机制主要包括四类典型代表。其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合作教育模式。有学者将其视为产教融合机制的起源,认为该模式能够有机地把理论知识研修、职业技能提升和实际工程经验等不同模块深度绑定在一起。其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模式。学生拥有高校学生和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人才培养由校企联合完成,充分满足人才供需的双向要求。其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精英模式。作为精英教育体制,英国的高等工程教育高度重视实践和学科交叉,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采用“严进严出”的选拔淘汰机制。其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产学官模式。该模式在纳入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同时,还将相关部门作为关键要素引入,得益于相关部门的有序引导和大力指导,使日本高等工程教育走在了世界前列。全球经验再次启示我们,人才培养过程必须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高校、企业、相关部门等主体要各司其职、包容并蓄,不断开展深度产教融合对话,共同引领未来技术变革,才能培养出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一流工程科技人才。
二、新时代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再深化的瓶颈点与发力点
自高等工程教育深入实施产教融合以来,国家关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政策陆续出台,各类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企业接续公布,各类形式的校企协同培养模式不断迭代创新。但是政产学研之间的协同联动、同频共为的“合力”作用尚未凸显,存在“两张皮”“一头热”等现象。高校的创新势能、企业的产业动能、相关部门的政策赋能之间的融通过程还存在一定的盲点、断点,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创新的需求侧还没有高度同频,企业的产业资源、工程优势和系统思维还没有融入高校一流工程人才培养的全流程、全环节和全要素之中。
(一)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培养定位仍需对标对表
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本质目的在于培养人,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全力服务国家的时代要求、战略需求和价值追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蓬勃兴起,多重机遇和挑战都需要大批有坚定信念、有扎实学识、有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人才用以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征程。总之,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坐标和全球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因此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培养定位,把谋篇布局的基点放在民族复兴、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宏大高度上来。
(二)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存在瓶颈问题
产教融合“四链”(即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在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的体制机制、企业和高校发展目标导向、资源配置方式、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产业系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教育系统实行事业单位体制,执行相关部门计划主导性的大学制度,两种系统之间呈现出体制机制不兼容的问题;
其次,企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开展生产研发等活动,而高校的教育链、人才链主要围绕教育考核指标开展育人工作,与产教融合“四链”的目标导向性不一致[10]。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必须聚焦技术前沿,瞄准实际问题,坚持成果创新性、实效导向性和实际应用性,而当前高等工程教育的学位成果评定形式单一,软件、硬件、技术报告等实际产出没有全部纳入学位认定成果,全方位、多元化的精准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尚未完全形成历练真本领、解决真问题的研究氛围。
(三)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尚待做实做深
校企协同的同频共振力度有待加强,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不足。例如,高校学生研究依托企业前沿需求和真实问题的科研项目选题比例较低,项目趋同化、虚拟化、仿真化严重,高水平创新成果产出少,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影响的成果少,对科技前沿、关键领域的把握能力有待加强,学术志趣、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思考能力还未被充分激发[11]。此外,行业与高校的融合生态不完善、相互的直接需求错位、合作模式不稳定、运行机制不通畅,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企业的发展需求、学生的成长诉求、导师的创新要求没有形成合力,学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人目标不相匹配,育人用人各方利益難以协调统一,产教融合长效合作模式和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12]。
三、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化路径与范式构建
深化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既是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是实现外部体制机制变革、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形成教育变革的外部支撑力量。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早期浅层次、表面化的校企合作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需要内外合力,不断强化企业产业链、创新链的知识与资源流向高校教育链、人才链的渠道,产业与教育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协同推进和体制变革,实现在融合中影响变革、在变革中实现融合的良性互动[13]。
(一)精准锚定产教融合育人方向
高校人才培养视域下的产教融合要坚持“四个面向”,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远景目标,主动对接行业产业发展布局,瞄准未来科技前沿的制高点,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优先保障国家重点领域、关键行业,服务于“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求,在党和国家事业急需的紧缺人才培养上久久发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教融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生命线,深化产教融合不单是停留于专业教育,应进一步拓展至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要赓续红色基因,坚持思政引领,切实把家国情怀、首创精神和匠心之风贯穿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
以行业产业发展史为基点,邀请产业界的杰出技术专家和工程骨干,把思政沁润融入实际案例和真实故事中,全面增强学生忠党报国精神和敬业奉献素养;
树立正确的工程伦理观念和社会道德观念,引导学生热爱行业产业、崇尚工程科技,营造浓郁工程文化氛围,促进“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能力体系”的协同发展,培养信念坚定、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二)深刻重塑产教融合体制机制
针对高校产教融合实践过程中“学校热、企业冷”的现实问题,通过创新驱动和动能转化等机制创新,不断在办学机制、培养机制、评价机制上下功夫,全面夯实高校和企业的“双主体”地位。其一是创新办学机制。一方面要更好的适应未来产业的高度集群特性和学科交叉特点,要勇于突破传统院系制的组织形态束缚,彻底打破学科化的办学模式,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构建起各学科交叉、各学院交融、各要素集聚的新型办学范式。另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在办学过程中的参与度、落实校企双主体地位,要大胆将优秀的企业管理骨干和技术专家等引入到办学管理流程中,组建理事会等创新型机构,对培养环节及流程共同决策、共同研判、共同商讨,通过提高企业参与度和话语权,形成服务于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治理体系。其二是优化培养机制。充分落实工学交替的校企接续培养模式,例如工程类硕士,第一年校内课程学习、第二年企业科研实践,第三年在学校或企业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工程类博士,校内课程学习时间和企业科研实践时间可相应延长。让学生在真实的工程场景下检验所学内容,突出“真实习”“真实践”,不断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参与度。实践企业单位也应组建相应的学生管理部门,全面负责学生在企期间的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身心健康和关心关爱等工作。其三是健全评价机制。要充分发挥评价的改革“指挥棒”作用,分别对教师评价体系和学生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完善。教师评价过程中,要不断强化对高校教师的工程能力考评和对企业导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考评,要把教师参与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纳入到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项目中。学生评价过程中,要在各种奖助评定中,坚决破除“五唯”的顽瘴痼疾,引导学生聚焦工程实践,设立面向工程应用领域的专门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把产品、设计、设备等多种研究成果纳入到学位申请评定体系中,引导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三)全面革新产教融合培养范式
在构建产教融合培养新模式过程中,结构合理的双师队伍、接轨前沿的实践项目、与时俱进的教材体系、多元一体的实践基地之间相互贯通、缺一不可。一流师资是基础。现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导师多以高校教师为主,拥有大量工程实践经验、具备扎实工程应用能力的企业专家有而不多。深化产教融合就要构建高水平的校企双导师制。联合项目是桥梁。以学生项目制培养为切入点,增进校企导师间的科研合作和培养协作,将企业前沿问题转化为教师研究方向,实现企业需求、学生诉求和导师要求的辩证统一。课程教材是关键。产教融合机制下,课程体系要充分体现学科交叉性、前沿探索性、企业实践性和系统协作性,邀请资深企业导师共同开设特色实践课程、校企联合学位课程等,把更多的技术瓶颈和实践问题从“产线”带进“课堂”。在打造产教融合“金课”的基础上,编撰出版融入真实工程案例的一流教材。实践基地是载体。要面向未来国家产业发展,立足创新驱动和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建立校、企、政、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耦合关系,不断优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四级基地体系,发挥异地研究院、联合培养基地、创新中心的综合承载功能,深层次的推进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夯实以上四个产教融合育人要素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校企双赢的长效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引项目促合作、引企业进校园、引成果助企业”的协同机制,促进高校科研创新供给和企业发展所需的精準对接,助力创新势能和发展动能的相生相长,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新体系。引项目促合作:以学生为纽带桥连教师和企业,促进双方信息互动、资源互享、成果互通、优势互补,以学生培养的依托项目为切入,推动企业需求指南和导师科研积累的信息双向对称;
引企业进校园:探索物理空间、交流空间和资源空间的互通互融,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并开设竞赛,汇聚“双师双能型”育人合力,把优势资源、工匠精神和产业问题请进来,打通教学科研通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探索学生科研实践的新范式;
引成果助企业:探索鼓励老师立足现有成果,结合企业需求,进行二迭代次创新,服务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揭榜挂帅、项目牵引的后补助式合作新机制[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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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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