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国文的小说《改选》是“百花时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特大号。小说发表后，由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毒草”。在对小说中的工会主席与老郝两个干部形象重新进行分析中，肯定“官僚主义”的存在在新时期有其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指出在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上，需要的是对替代其角色的新型管理者，即“干部”形象的重新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又因工农干部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塑造走进了一个困境。而遭到猛烈批判的悲剧性结局——“老郝之死”，在这一意义上，是作者在“写真实”的指导思想下对于这一困境的回避性解决。
关键词：李国文；
改选；
干部形象；
老郝
1957年，是“百花文学”从盛开到凋谢的一年。在“百花时代”[1]1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文学》作为国家重要刊物之一，“对倡导‘干预生活的创作，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1]110。甚至到了1957年中期，其主办者还准备筹划出更大胆的革新，预告7月号所准备增加篇幅出特大号的消息①。这时的《人民文学》主持者当然无法预知，形势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毛泽东在5月一份当时没有公开的文件中已开始指示：“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评修正主义。”[2]234而面对正如火如荼的“百花现象”，毛泽东认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2]235-236
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人民文学》继续在7月号上准备了190页的特大号。这一期中，小说刊登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这三位作家在接下來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孙秉富在其《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一文中分别对这三篇小说进行了批判。孙秉富认为《改选》“是把老郝这位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的老工人，作为悲剧角色来描写”，这篇作品“恶毒地把为群众办事的老工人和爱戴他的工人群众跟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对立起来，把工厂的党政领导、工会主席和委员们都写成懒散、官僚的卑劣人物”；
丰村的《美丽》则是歌颂了一个“伪君子”形象的秘书长与他和季玉洁之间的不正当情感；
而《红豆》“也是一株莠草”，作者居然将江玫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者”歌颂为“‘健康的党的工作者”[3]。
《人民文学》的革新宣告失败，并开始转载其他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来承认错误，被转载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孙秉富的文章，还有李希凡的《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针对七月号的三篇小说的读者反馈——有一百位多读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对‘改选的意见有四十四件；
对‘美丽的意见有五十七件；
对‘红豆的意见有二十二件”[4]35，编辑部也公开做了自我检讨②。
与后两篇因为爱情书写问题而遭受批判的小说不同，李国文的《改选》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思潮”作品的原因，是在于他对小说中两个干部的塑造——一个是官僚作风式的工会主席，一个是悲剧英雄式的老干部郝魁山（简称“老郝”），以及小说悲剧性结局的设定上。当时对小说的关注因为政治倾向等各方面因素，过多地集中在小说所叙述出来的干部特征上，认为《改选》是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是一支隐藏着敌意的向党进攻的毒箭”[4]35。在这样的政治认知限制下，潜藏在干部特征背后的其他表达诉求便被若有若无地忽略了。
小说虽然主要讲述的是老工会委员老郝的个人故事，但这个围绕“改选”主题展开的故事存在着两条叙事线条：一条是以工会主席为叙事主体，一条是以老郝为叙述主体。在叙述过程中，它们并不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结的。这两条主线上各有三个叙述情节——每一情节都有一个相同的因素，使两条主线交叉、缠绕。这三个相关因素分别是“版（板）”的寻找、“职位”变动与“改选”现场。本文将从文本出发，分别对工会主席与老郝这两个人物的“干部”身份进行分析，试图从传统、现实与想象来解读《改选》中的“干部”塑造。
一、官僚形象的塑造前提：
存在的合法性与“反官僚”主题
正如蔡翔所说，如果当代文学通过塑造“好干部”“也即社会主义‘带头人的形象描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官员的想象，并试图以此来重新结构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么，它的另一个任务则必然是对现实中的另一类‘干部进行批评乃至批判。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文学主题”[5]103-104。工会主席这一角色，就是小说《改选》中的另一类“干部”。在小说中，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叙述与描写，模糊而抽象——无名无姓，没有具体的外貌描写，也不涉及情感表露。他展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类人，即官僚的集合形象。
主线的前两个叙述情节各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工会主席的官僚风气。在第一个部分中，是关于他为了连任所要求的“两化一版”，即“工作概况要条理化，成绩要数字化，特别需要的是生动的样版”[6]352。为了完成这一“样版”的设计，他没有去参加工人老吴头的葬礼，而之所以没有派人去寻回因主持葬礼而缺席“样版”讨论会的老郝，则是因为心想着“得罪了死者倒不用怕的，反正他也不会提意见了，冒犯了群众那可划不来”[6]353。第二个部分，则是描写他对上级的察言观色与见风使舵，从而官运亨通、春风得意。这两个部分的描述，将工会主席作为一个自私自利、曲意逢迎的小官僚形象展露无遗。但是，官僚形象的塑造， 并不是写作的主要目的。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为了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为了通过反官僚的主题表达对未来国家的制度建设与政治生活的想象。而这一想象，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就是对“干部/群众”这一关系的重新构建。为了完成这一想象，革命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带有传统中国的政治或宗法等级制度的延续的官僚形象。因此，无论在写作还是实践中，在面对官僚主义时，就要注意到两个特点——一是明确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二是认识到这一形象的存在其实是依托于中国传统的制度观念，而非某一种意识形态。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中写道：
官僚主义，当然也应当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一种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这种歪曲的描绘正是右派分子所衷心希望的。这是“清规戒律”吗？不，这是生活的真实，在这个充满朝气的年青的如旭日才升的社会主义祖国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官僚主义都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官僚主义不管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候如何厉害，它决不可能永久存在，而是被当作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被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克服下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保证着劳动人民有可能发挥着最大的民主同无限的创造性，因此也就有着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的社会条件。[7]437
在这里，姚文元认为“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从而把官僚主义解释成“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在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官僚主义的存在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但将这一现象全然归咎于“旧”，就忽略了即使是“旧”的残余， 也是借助于革命的机体与现行的制度而存活着的这一现实状况。在此状况之下，他的这一判断就陷入了一种理论悖论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那么，所谓的‘继续革命就将失去它的理论支持。”[5]105
从这一层面来说，李国文所塑造的工会主席这一小官僚形象的真实性，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其存在的依据，是可以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到现实原型的。但同时我们应警惕地注意到，实际上工会主席这类的官僚形象，已经在由传统的官僚逐渐进化成一种潜伏在社会主义内部的新型官僚——他对“样版”的熟练运用，“善于察言观色、领会上级意图”[6]360，都体现出了官僚制度死灰复燃甚至异化的可能。正是为了摧毁传统的官僚制度并防止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对‘干部进行重新的想象”，“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也必须相应地重新编码乃至进一步虚构”[5]100。
二、新型管理者的塑造：
“干部/群众”的新关系搭建
在叙述这一部分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干部”这一身份概念做一个基本的辨析。实际上，“干部”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它本身是一个日本转译西方的词汇。在孙中山的《革命原起》中就提到过“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这一词。而毛泽东多次强调过培养干部的重要作用，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8]等。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党章更是明确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改选》中的老郝就是这样一个“公仆”形象的人物。关于他的叙述，同样体现在“找‘板—职位—改选”这一叙事线条中。在工会主席忙着寻找“版”的时候，老郝也同样为了“板”而忿忿。只不过，前者是为了自己的连任而寻找报告的“样版”，而老郝则是想为去世的工友老吴头要一副好的“棺材板”。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老郝的职位变动：原本是工会主席的老郝，因为念错了官样文稿而被上层领导认为犯了“政治上的原则错误”，降为副主席；
为了尽快修缮工房，老郝冒雨堵在厂长家门口，最终迫使厂长下命令让维修厂长、科长住宅的工人先去“老工房堵漏子”，因此在党内受到了“不应该这样对待领导”的批评；
为了帮助工友解决最实际的早餐问题，主张盘下并改建小磨房，却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被降为劳保委员；
休养所的选址出现问题，又是老郝莫名被背上黑锅，而最终，他被排挤成了一个挂名委员。但是，“大家越来越尊敬他，亲近他，信任他，在好多工友的心目中，老郝就是工会，工会就是老郝，有事都来找他。”[6]361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影响老郝政治身份变动的事件，既涉及工厂中的公共领域，又关涉到工友们的私人生活。“公共/私人”领域的重叠，使得老郝即便在“公权力”中被排挤成了一个挂名委员，依旧从工友们的认可中得到了办事的合法性。而這一合法性正是首先建立在他对工友们的关心，并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之上。这样的干部形象，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少见，一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而在新中国初期的生产队、合作社和工厂等这些单位中，并没有公共/私人之间的绝对分治，两者处在一种互动和转化的关系之中。因此，干部不仅要在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参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获得群众在认识和情感上的支持。
从这一角度来说，老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式的干部，在与群众的关系互动中，他是合格的。但同样是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老郝却被迫从中心走向边缘，甚至最后被踢出了工会委员的候选名单。这样的遭遇，一方面显示出了官僚主义对“干部/群众”关系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一关系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暴露出了老郝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两方面力的共同作用下，老郝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困境中。
三、“老郝式”干部的困境：
“老郝之死”的外因与内因
姚文元在提及《改选》时，曾经说过这是“一篇政治上有根本性的错误的小说，它的画面不仅阴暗，而且带着绝望的、冷漠的控诉的性质，仿佛生活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的压力，把正直的人都压倒了，压死了”[7]444。他特别提到《改选》的结局，称之为“最后那个带着恐怖色彩的死亡的场面”，这一结局“使人感到阴沉绝望”[7]445。因为“这好像在告诉人们：你们看，郝魁山就这样死亡了，官僚主义的、压制工人的工会不受丝毫影响，照样地工作。生活还是老样子，死的白白地死掉，作威作福的依旧在作威作福。”[7]445
但是从文本分析入手再来看这一问题，事实上，并不能把造成“老郝之死”的原因全然归结于姚文元所谓的“官僚主义的、压制工人的工会”。不能否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工会主席将老郝剔除在名单之外，对老郝的刺激，催化了老郝之死。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在于老郝本身。在“干部/群众”的关系搭建中，对“干部”本身是有着严格要求的——除了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献身精神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干部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这一政治觉悟，不仅在于政治信仰的坚定，也在于面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斗争的态度。
同样是在第二部分中，老郝为了群众的利益，敢于与各种各样的干部据理力争。而在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职位一降再降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接受，并且表现出了一种退让的乐观。除了最后当老郝知道他被排除在改选之外的第一次缺勤外，在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都没有去反抗。这就体现出了老郝这个人物身上同样也带有着的长时期受压迫的中国农民的软弱与忍让。这样的特性，使得他在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时，一方面不想去抗争，另一方面也无力去反抗。关于老郝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农民的特性书写，可以追溯至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在新时期中，这样的“劣根性”虽然随着时代的转变而逐渐消失，但是并未被彻底清除，正如老郝始终都没有形成与官僚干部作斗争的政治觉悟。虽然小说最后以工友们在会议上的抗争与老郝获得3405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但这一特性的存在，使得老郝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新型管理者，无法达到“干部/群众”关系中对干部的严格要求。
因此，作为干部的老郝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他的死并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解释成一种反讽的手法，而更像是对于这一困境的一种消极反抗。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死可以看作是一种逃脱，因为他实际上是承担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重托”[9]——老郝并非没有当过主席，而只要他没有真正摆脱那种软弱和忍让的特性，只要类似工会主席这样的小官僚继续存在，他依旧没有能够与之斗争的觉悟与能力。那么，他只能再次陷入不断被降职、被边缘化的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郝之死”是作者在“写真实”的思想指导下，对“老郝式”干部何去何从的一种回避性解决，他的死亡成为了他生命崇高的落幕。
而这样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因为“老郝式”人物的本质，是先进性与落后性在这一时期的农民身上的矛盾结合。而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基层的管理又必须大量依赖于这些思想觉悟相对更高的农民与工人，但同时，他们的思想觉悟又并未完全达到政治要求所需要的程度。这样的尴尬处境，使得“老郝式”干部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改选》借助老郝这一人物所想要处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社会主义实践在培养工农干部身上所面临的问题。
四、结语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除了结尾处老郝的直接死亡，还有一个地方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小孙女的感觉。从一开始有工友反映为什么名单没有老郝，再有人就“休养所事件”为老郝喊冤，这时“小孙女觉得她爷爷在哆嗦”；
而之后提到“老工房”与“老吴头”的事情时，“小孙女觉得她爷爷平静了”[6]363-364。为什么要借助于小孙女这样一个孩童的视角来表达老郝的感受？这个问题或可另文再述。但这一角度使得“老郝之死”这一启发性的悲剧结局，除了作为一种反讽手法和作为一种对待困境的回避性解决之外，值得被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参见《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合刊“编后记”。
②《人民文学》的自我检讨，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关于七月号的倾向”“关于小说”和“关于杂文及其他”，因为本文涉及的是小说部分的内容，因此其他部分仅在注释中简要提及。
参考文献：
[1]洪子诚.1956：百花時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
[3]孙秉富.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N].中国青年报.1957-09-06（3）.
[4]这是什么样的“革新”？——读者对本刊七月号的批评[J].人民文学，1957（1）：34.
[5]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李国文.改选[C]//本社编.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7]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C]//郭冰茹，编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卷1）.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527.
[9]汪海鸥.软弱的英雄：读李国文《改选》[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6-87.
作者简介：莫雨曦，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