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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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有一篇名为《世界》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刘树立是一位盲人，他的眼睛在一次矿难中失明，从健全人到盲人，无疑会导致其世界和心灵的巨大缺损，但让人惊讶和钦佩的是，半年后，刘树立开始重建他的世界，凭借着听觉、触觉，凭借着残缺的身体和顽强的劳作，失明者刘树立不仅重新触摸到过去、现在，也触摸到了未来，触摸到自己的新生。而他那被迫承受的身体缺损，也由此成为一种极其特别的生命媒介，成为健全人难以打开的一扇“天门”。正是经由这扇门，刘树立寻着了某种依存于生命有限性的身心安顿，这是许许多多的健全人想寻却寻不着的。后来，刘树立还用自己的体悟和慰藉指引失去双腿的表侄耿长学，让耿长学也在身体的毁损中立住了，没有倒下去。也就是说，刘树立是自觉的，他失明后的日常世界，以一种缺损的方式显现出新的整全。
小说《龙洞河》可与《世界》对照，但它的叙述方式几乎是相反的。《龙洞河》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体都很健全，比如杨朝运、杨钊父子，周根龙及其养子周双全，然而他们所在的世界，包括他们的心思，却似乎断作几截，连不起来。眼下外来开发者的介入，修路的炮声，炮声中山头、山坡的塌陷，坡上巨石的断裂，河边树木的死亡，山中诸多珍奇事物（如金羊子、烂草黄、娃娃鱼、娃娃鸡）的隐遁，乃至小说收尾处的5·12大地震，等等，所有这些，其实并非这一残损世界的起始，而只是浩荡进程中的一些耀斑，可视作“乡村断裂”（袁凌语）的隐喻。
众人中，杨朝运的娘是一个例外。杨朝运成年后，娘一个人上到杳无人烟的“头道河”居住，说是向龙洞河的菩萨还愿。山上有队里早年搭的窝棚，杨朝运只好修理了给她住。杨朝运的娘一住就是几十年，她年年开荒耕作，并与野生的万物和心中神灵为伴，小说里写，“秋天走到娘的屋，娘的地里满是毛老鼠和娃儿鸡，和娘一起忙着在收秋，就像一个生产队。看见陌生人来了，唰地溜掉了，剩下满地粮食。娘怪人惊走了她的娃儿。”这是儿子杨朝运对母亲及其世界的记忆。还有孙子杨钊对祖母及其世界的记忆，“不知为何，杨钊心里觉得奶奶是最亲的人，尽管他只跟爹上来过一次，在秋天，当时他看到奶奶周围的松鼠和娃娃鸡愣住了。奶奶说这都是她的娃娃，菩萨叫她养过的那些娃儿都活过来了。有只娃娃鸡和杨钊差不多高。杨钊在奶奶的窝棚里过了一夜，渴望又担心着什么出现，听见奶奶的呼吸很沉很安静，和父亲的完全不一样，从身体里很深的地方出来，是用整个身体来呼吸。这是他第一次听见奶奶的呼吸。”
在山上，杨朝运的娘拥有一个可安顿自身的“完整”世界。
然而，娘最终还是下了山，离开了这个她可归依的世界，因为她要“开荒烧火地”，公安禁止她这么做，为断其归念，公安还叫杨朝运点火把她住的屋“烧了”。结果，娘下山后“不到一年就过世了”。孙儿杨钊记得，“最后那一年，奶奶不理别人”，只跟他讲些话。小说中，杨朝运的娘始终没留下自己的名字，她是这世上的无名者。
同莫言《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戴凤莲相比，杨朝运的母亲不但是无名的，她的形象在整体上也是断续不接的，因为各个讲述者对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忆和认知，而作者又故意将这些碎片化的讲述分散各处，留给读者去拼接。小说里，没有谁将杨朝运母亲视作一个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世界坚持人类德行性和生活理想的“无名英雄”，自然也无人将她长年在山上独居的行动指认为一种能够召唤人心的“民间传奇”。这一“母亲”形象的光芒是散落四处的，是隐伏的，在文本直观上，她身上的光不仅远比戴凤莲的要暗淡，也远比刘树立的要暗淡。在儿子杨朝运和孙儿杨钊当前的生活中，“娘”或“奶奶”的故事并未成为他们强大的意义指引或持久的精神财富，留存于杨朝运心里最后的印象，反倒是“娘”的失败和身体的坍缩：“拿车子接她下去那回，两边的景物往后退，她在车上惊呆了，闭着眼睛缩在杨朝运和二哥中间，双臂被两个儿子搀住，像是被套住了两天的果子狸，见到猎人来取套已经无力挣扎，眼里现出绝望的神情。”“杨朝运那时感觉娘的身子缩了，缩得像自己的小孩，和杨钊他们一般大。”在大家心中，杨朝运母亲的人生结局，只是这缺损世界中的微末一环。如此，在社会象征意义的链条上，她一时还无法拥有一个“照亮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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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讨论凡·高的一幅画作时，海德格尔有言：“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为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此语对文学创作同样适用，在“建立一个世界”的层面，袁凌的《世界》可谓是正向的，盲人刘树立与天地万物重新订交，在这重新订交中，刘树立生出一种感觉，他觉得自己失明了的眼睛是“亮”的，“黑暗最底层有一重清亮的世界，把前面的换掉了，那些沾了露水的红花蓼和米花是活鲜鲜的，刚刚来到这个世上。可以一直这样前往。”也是在这个“清亮的世界”中，刘树立得以前所未有的自我安放。
相比较而言，《龙洞河》则以反向而行的方式，呈现出一个世界的缺损乃至坍塌，不过，这仍是一种“建立”，以揭示伤痛和使人警醒的方式。杨朝运的娘被迫下山前，“她的屋子虽然烧黑了却没有塌”，后来，“有种药材的人把屋整修了”，可最终，这整修过的小屋还是被大地震震倒了：“娘的屋左右摇摆，然后像一个人那样，猛然倒在地上。”大地震是一个比喻，比喻时代或社会的巨大变动，房屋倒下自然也是一个比喻，比喻某个世界的断裂、瓦解。
山体被炸，草木被毁，许多鸟兽鱼虫的消失，这是“原乡”生命体系和物体系的大动荡。除了物的消失或隐遁，与之同构的是普通人群中遗传般的心灵茫然、缺损和塌陷，其中包括亲人的远去，比如杨朝运的爹娘、周根龙的妻子，问题是，随着他们肉身的寂灭，他们曾经的情感和心思也被埋葬了，这是人们在精神上的巨大断裂，就像断掉的河流。
作为年轻一代，杨钊内心是矛盾的，有情感的撕扯。小说中写，“最后那一年，奶奶不理别人，只跟杨钊讲些话。奶奶说，你和你爹你爷爷不一样，心善，是拿笔杆子的，拿不了枪。你要考大学，走得远远的，不能当警察，也不要当兵。”杨钊“大学毕业后想走远些，去浙江应聘到刘老板的公司，没想到刘老板到八仙做项目。”在家乡的大开发项目中，杨钊是技术员，工程勘测、设计都与他有干系，但他基本上无法左右别人的事，而多是听命于人，出头的时候少。譬如，刘老板带人来打野味，父亲杨朝运也受雇佣参与猎杀，杨钊对此却未发一言。当杨朝运朝麂子的额头开枪时，“杨钊心里一顿，像是工地上的水压打桩机，铁锤落下忽然敲在桩头上”，“他感到子弹打中了脑门，脑门要爆炸了”，但事实上，“只是那只麂子栽倒在地”。可见，杨钊虽然心里觉得和这些野生动物亲近，却根本无力保护它们。并且，从炸山开路搞旅游、搞水电等工程而来的种种人类现代性暴虐，早已将这个青年“技术员”深深卷入其中，许多时候，杨钊和他的父亲一样，都充当着引路人的角色。
不过，就人物形象构造而言，杨钊在小说中并未成为一个激烈的“战场”，其个人心中的矛盾和撕扯也并未显现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在这方面，杨朝运和杨朝运的爹也一样，周根龙和他的养子周双全也一样。人群中，唯独杨朝运的娘是个例外。周根龙的妻子因长年做活做得苦，曾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自己睡在里面”，想要自己埋葬自己，但这位普通农妇的苦恼或受难形象在小说中只一晃而过，未见更多。同样一晃而过的回忆和讲述中，周根龙年轻时的暴烈、蓬勃成为历史上的被压抑物，他曾为此坐过十五年的牢，而面对正在“被开发”的现在和未来，周根龙说：“这些都没有我的事了。人过时了。”往后顺从、将就着活，是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当代个人肖像。
在社会大变迁中，单纯作为驯服者的普通人往往是脆弱的，他们原本所在的自然和文化生态也是脆弱的，包括他们日常说的话，他们的族群语言。由这样的普通人所构成的世界，往往是一个无力者的世界，一个不断遭受砍斫而缺损的世界。同样是在不断的缺损之中，《龙洞河》里的这个乡土世界显然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那个乡土世界颇为不同，相形之下《百年孤独》中的那个乡土世界显得更为强悍，说其强悍不是说它不会被打败，而是说它存在时的蓬勃生命力和召唤力，它的许多方面，很可能会在将来复活。
作为读者，我们应看到这一点，并看到作者的忧虑。
責任编辑蔡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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