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 陈培浩
陈培浩：先请崇达聊一下你的文学创作历程。你早期的文学启蒙从何而来，经驗及思想方面的创作资源又是如何积累的呢？
蔡崇达：我从小生活在小镇，远离城市，有点儿偏安一隅的味道。东石镇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太多阅读资源的地方，更谈不上文学交流。在我印象中，家乡泉州晋江市是没有出过作家的。记得小时候，我跟老师、父母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诧异，“像我们这块地方是没有作家这回事的”，有点儿幽默的说法即是“没有作家这种‘生物”。“作家”及“文学”等概念在父辈的认知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陈培浩：你们家乡没有过作家这种“生物”，那你怎么会产生当作家的愿望呢？
蔡崇达：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特别孤僻的人，不怎么爱跟人说话。我的孤僻来自“多思”和“早熟”。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很多神秘、玄奥的东西。我看周围人乐呵呵的样子都觉得有些幼稚。在当时，多思而敏感的我身处很多困惑之中，我能清楚意识到这些困惑，但是缺乏相应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我经常恍恍惚惚地陷于思考中，谁跟我说话都不太理。母亲一度以为我是痴呆儿，心情特别苦闷。奇怪的是，我孤僻、不合群，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别人对我的性格缺陷报以同情，又诧异于我优异的学业成绩。人们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某种疾病。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只是一个敏感的小孩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
我印象很深的是父亲买的识字卡与识词卡。这两样东西对我来说特别有趣。我在小学一年级之前，可能已经认识了高中以上的所有字词。当时我模糊地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我们无法去存留它，但是文字可以。所以有段时间，我拼命地、疯狂地积累文字。比如，识词卡上有对“弥漫”和“氤氲”这两个词的简短解释。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出现，为什么是用此而非用彼？我觉得认识一个字或词的过程就仿佛是认识世界的一次大探险。我开始喜欢上阅读。当时家里穷，买不起书。我经常去镇上一家书店“借光”——蹭着看。当时的书还挺贵的，一本得四五块。尴尬的是，经常看到入迷处就被人家赶出来——怕我把书翻旧了。往后，书店老板每次看到我就会拿一根竹子做驱赶状。我后来回老家做图书馆，就是想弥补心里的这个遗憾。没有书看令我倍加苦恼。我还试图去离家十几公里的另一个小镇蹭书看。从我家这个镇走到另一个镇要徒步两三个小时，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去干吗。当时我就是一个孤独的少年，一路探险地往前走，不久后，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闽南有种小吃叫“蚝烙”，炸完之后要用纸包。我发现卖蚝烙的那个摊主经常到处搜罗废弃书报，我随他在废品收购站淘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时书是稀少珍贵的。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书，包括明清小说。最令我吃惊的是，竟然能在那里淘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我自己的文学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青春期的困惑和委屈，找到文学这个可以遣解的途径。文学对我而言不仅是一种福泽、恩惠，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拯救过我。我至今记得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像是被雷劈中一样，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惊呼，塞林格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那时，我就觉得文学太神奇了，太重要了。人很难了解和抵达自己的，但文学却可以。
陈培浩：你这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早期文学阅读的资源跟你一样，都是在旧报纸、旧书当中得来的。所以，我很能理解。包括你讲到的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我们读的恐怕还是同一个版本。
蔡崇达：我其实在俞敏洪老师的直播间讲过这段故事，很多人不信。他们说在那么一个犄角旮旯的小镇，怎么会有弗洛伊德的书。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今天给我证明了。
陈培浩：去年12月在福州，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命运》的小型讨论会，当时你通过线上参与。我当时由《命运》谈到写作的“燃点”这个话题。我所谓的写作的“燃点”，是从作家个人创作冲动来讲的。如果你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这对你是工作而非内在的燃烧。但是，存在着一个会把作家所有精力、思绪都卷进去的“点”，这个“点”我称之为写作的“燃点”。在我看来，你很善于找到这个点，我想问你的写作如何找到这个写作的“燃点”。
蔡崇达：我觉得自己是受文学恩惠的，那个孤僻的少年也是受文学拯救才打开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候，我自认为知道文学的根本力量。它曾打开我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要么就不写，要写就应该直指人心。从小学到中学，我其实没有拿过晋江任何作文比赛的奖项。我知道那些写作的范式和套路，但那不是我追求的东西。我高中参加过创新作文大赛，我拿了一等奖第三名。之后有很多出版社邀请我出“青春文学”的书，我都拒绝了。因为自己内心深处有对“书”的另一种标准，彼时的我尚未能达到。我在少年时代就觉得“文学是向时间开的枪”。文学，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向时间开枪的一个载体，它能穿透时间，抵达人心。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替代人们去准确地描摹内心的情感、表达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命经验的有效命名。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受到了纯粹文学的恩惠，这使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有明确的方向感，那是对纯粹文学的追慕。或许因此更容易把握你所说的“燃点”。
陈培浩：你是一个早熟的人，很早就有了自己对人生的诸多困惑；
同时也是一个早早就拥有自己标准的作家。写作对你而言可能是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但现实生活的展开可能却朝向另一个方向。后来你成为一个出色的媒体人，媒体生涯对你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蔡崇达：在我的认知里，新闻写作也是一种写作，且是我相对擅长的。获得福建小说新人奖时（大一），诸多作家前辈都提醒我，新闻写作其实是伤害文学写作的。我因此是有警惕的。现在回想起来，新闻写作并没有伤害到我的文学写作。
我的媒体生涯有点儿太顺利了。毕业的第四个月，我就获得“南方周末年度社会报道奖”，这是我非常重视的新闻奖项。其次，是获得了“南方周末年度特访奖”。很多人戏称我是“天才达达”。其实不然，这恰恰是我受文学恩惠的另外一个结果。我要努力看到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几重关系，是怎么把人塑造成现状的。这样我才能通过个人的刻画去透射整个时代。后来我想，这些特质其实都源自“文学性”。
陈培浩：这里说的是文学如何馈赠于你的新闻写作，反过来呢？
蔡崇达：我对广州情感很深，因为我的媒体写作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几年的媒体写作其实是非常深入地滋养我文学写作的。我有个观点：“走进自己的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最快的路径。”我的写作一般都指向内心深处最耿耿于怀最难以表达的部分，但是当你往里走的时候，经常会被汹涌而来的情绪情感给湮灭。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想写我父亲，但一提笔就写不下去，只能停留在哽咽。特稿写作使我将自己也当成一个客体，通过移情与同理心将自我投射到客体上。我写《命运》时，每当遇到阻塞，就会换位思考，假装我在采访自己。我把自己当作客体，观察时代、社会、他人和自己如何发生关系和作用。写作时，我经常处于一种俯视尘世同时又置身其中的感觉。这种跳脱感使我深切体认到个体只是茫茫时代中的一粒尘埃。《皮囊》写到情感最浓时，反而显得特别冷静、冷漠。因为我想“看到”它，我只有跳脱出来才能看到它真实的样子。《皮囊》是我在新闻写作的经验基础上对文学观的一种重塑，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
陈培浩：最近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话題也讨论得比较多。“新南方写作”关注的是如何以“南方”的文化资源激活现代汉语写作。在你的作品中也包含着大量关于闽南风俗、习俗的描写。那么，“故乡”对你写作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蔡崇达：我记得初中读过王朔的一本书，他在里面说很羡慕有家乡的人。包括韩寒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羡慕我是一个有家乡的人。事实上，我很难想象没有家乡的作家，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家乡，是个体的来处，是我们对人、对世界及一切关系、印象的最初来源，它不断发动、生长、集结，最终形成一定的精神体系。所谓没有家乡，其实是没有看到自己是如何生长出来的。作家要写人类内心共通的，难以自我表达的命题，这些命题恰是我们整个精神体系生成和塑造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关于家乡的书写，因为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生命体验走入这些核心命题。当作家走到自己的来处，看到那些本来难以拆卸，最纠结的部分时，会欣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带着很多人走进去了，人与人在此相遇了。由此我想提出一个观点，作家得“生下自己的家乡”。
陈培浩：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人们说“生下自己的祖宗”，其实是面对当下发明传统的意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重新打量家乡与自己的关系的？
蔡崇达：人生的很多不幸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幸运的。高考我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泉州师院。我非常失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当时家里很穷，父亲因做心脏手术失去了劳动力，全凭母亲一人赚钱养家、偿还医药费。我没有勇气提出复读，所以吞下少年意气，去了泉州师院。我现在无比感恩这件事，俞敏洪跟我说过一句话：“崇达，还好你当时没有来北京。”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在大学这几年，我试着用闽南语写小说。我走遍泉州所有市、县、区，泉州古城的所有大街小巷，几个博物馆都去了十几次以上；
泉州开元山的每一寸土地我都到过，每座庙都尽量去了。这四年，我整理自己是谁，思考滋养我的东西是什么，并试图让它与写作这一载体产生联系。现在回想，如果当时去了北京，或许会被北京文化的雄浑所吞没。反而在那四年里，我的写作开始与故乡产生很深的关联。我感受到这块土地跟我血脉相连，我对闽南各种宗族、信仰、文化的认识都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
陈培浩：这四年你用脚丈量故乡的每寸土地，你的精神也在故乡扎根了。
蔡崇达：是的。我还想再次谈一下父亲的疾病。我小时候是天才、学霸，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我的生活是飘着的，不与土地发生关联。正是因为父亲的疾病，我跟着母亲当过装卸工，也曾下跪找人借钱。我也收到过这辈子最重要的、来自底层人的“礼物”。用“礼物”这个词可能还太轻。当时父亲要做手术，我要高考，街坊邻居便轮流给我送饭。要知道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都不一定吃得起肉。他们担心这个小孩，自发地轮流来我家照顾我。我的写作之所以“接地气”，正是因为我对社会底层的每一个人充满感恩。我当然知道人性有恶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但是我充分感受过他们的纯朴和人性本源的善。父亲的疾病是构成我文学写作的关键原因。如果没有父亲的疾病，我或许会一路“精英化”。如果大学就去北京，很可能走学术的道路而不是从事文学写作。我人生好几次都有机会往更“精英”的方向走，但却被“命运”拉下来，与这片土地发生很深的关联。李壮曾问为什么我的写作中没有恶？是没有勇气吗？我做社会新闻报道时会面对很多极恶之人，但我依然在拼命地理解他们。因为我见过很多底层人的恶与善是怎样互相生长、纠缠在一起的。对生之艰辛与不易的理解，以及这种艰辛与不易对人的扭曲之体认，使我天生对人充满同情和悲悯。
陈培浩：最后我想请崇达兄谈一下文学语言，你的作品里有很多金句。你追求什么样的文学语言？你认为好的文学语言是什么样的？
蔡崇达：我有段时间写得很“拉美”，有段时间写得很“日本”，我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也模仿、借鉴过他们的写作。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最好的文字是“准确”。在这里我想回应一个点，很多人认为《命运》的语言是不准确的，这其实是我挣扎了很久的选择。我觉得很多文化，比如闽南文化和潮汕文化都大俗大雅，中国传统的精神秩序便潜藏于此。很多老人会说很多很文雅的话。比如，闽南人形容“汗”是“一渠渠汗”，多么雅！《皮囊》的语言追求白描，《命运》的语言则刻意地重复、堆叠。这是因为，我把《命运》的写作当作一场“招魂仪式”。“层层浪”“海上土”“田里花”，这都是我从小到大听过无数次的招魂仪式的语言。我把整本书当作召回神明，召回这块土地亿万先人灵魂的一次仪式，所以带点儿诗性的语言就是准确的。
在我看来，“金句”不是刻意追求的，我在写之前没有这些句子，我只是想拼命地看到那个人，看到那个灵魂，看到那个灵魂的那一部分。最终，我看到了，我终于知道人必须生下自己的命运，那一刻我才知道需要用“生下”这个词。我的写作不是预设的，我不相信人的聪明能够超过这个世界的丰富和复杂。写作者最重要的品格是发自内心的谦卑，能发现这世界隐秘的、细微的点就很了不起了，不要试图构造一个逻辑去框住所有。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句是精心制作的结果，实际上不是的。它只是一个笨拙的、走向内心深处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陈培浩：是一种果子熟了，果熟蒂落的“结果”。非常感谢崇达兄。
责任编辑：杨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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