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在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地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那个年月讲究算命，算命先生说我是“井泉水命”，意思是将来我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有贵人相助，将井水打出来，否则只能窝在井里不见天日。
后来艰难的岁月，父亲被抓进监狱，迫使我十几岁就进工厂干活儿，养家糊口。但这并不能解决母亲和我弟妹们七口之家的生活问题。幸亏我们这个城市有大海，渤海、黄海，还有太平洋奔涌而来的万顷碧波。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跳进大海里，成了辽东半岛捕捉海参鲍鱼的“海碰子”。海碰子既是山狼海贼，又是英雄好汉——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螺、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滥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镞……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犹如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绝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回到岸上后，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活。我一会儿像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身体反转过来烤脊背，像当今烤羊肉串那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度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然后我挺起胸膛，再次潜进冰冷的波涛里拼命。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海碰子对我说：“什么叫海碰子？这是把你的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呀！”
问题是我活得如此艰难困苦，却恬不知耻地爱好文学，竟然有当作家的理想。上班时，我躲在工厂的废铁堆里看书，在海滩上我更是看得入迷。最初看得入迷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和“三言二拍”我读得滚瓜烂熟。继续深入看下去，就闯出国界，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我大胆地模仿杰克·伦敦的超强力量感，把大连四周的海描绘得波涛汹涌；
还模仿马克·吐温的幽默，把海碰子的生活写得生动浪漫。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我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我的大号“海狼”。
然而在那狂热革命的年月，对我这个“狗崽子”来说是严酷的，不准发表一个字，而且写东西还有“危险”。所以，我每写一段时间，就像突然患了恐惧症似的把所有的稿子烧掉，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激动万分地重新挥笔。这种断断续续的恐惧和激动往往使我厌烦和无聊。当一个人的劳动成果不被社会认可和欣赏，就会产生一种无奈的疲惫。但一个人的爱好，是灵魂里的情趣，使我终生激动。我口袋里始终揣着笔和纸，无论在车间工地上，还是在海滩礁石上，只要想起什么美妙的词句，就想法记下来。当然，无论美妙不美妙，最后还是变成母亲烧火做饭的废纸。但我不气馁，总觉得会有我想象的一天到来。
这一天突然到来，天空晴朗，阳光灿烂，父亲平反，也就允许我写作了。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的上空不断地升腾着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我激动使我焦急使我想入非非。我充满海碰子的勇气、野气和傻气，所以就充满信心，发誓要潜到文坛的海洋里捕捉更大更多的海参鲍鱼。开始我写了一些小东西，但似乎没有读者理睬，更没人喜欢。我这才感到我的水平太差了，写的东西简单而肤浅，就像大海潮汐边缘的泡沫，一闪即灭，跟不上形势。
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这才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控诉他们的艰难困苦，为此将小说写得既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使我拍案叫绝，热泪盈眶。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沮丧，有这么多比我还受苦受难的作家，我怎么写也写不过他们。这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我恰恰是自豪地感到受苦受难太多，才具有文学创作的本钱。可我就是用笔尖蘸着血泪，也写不过那些饱受苦难的作家，白白地爱好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到头来却如此无能。我真是倒霉透了，倒了这么多的霉，却不会写控诉倒霉的小说。
当我沿着家乡的海滩漫步时，陡然的一阵冲动，犹如天降灵感，让我摆脱了当时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框架。面对大海，我心胸里奔腾着浪涛和激流，我想到暗礁的凶险，想到捕猎海参鲍鱼；
想到海碰子们卓绝的拼搏，大自然的景色一下子涌进我滚热的脑海……于是，我充满激情地挥笔写下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可是我自觉得这篇小说与当时盛行的创作内容不相符、不合拍，所以就战战兢兢地寄给了一家刊物，果然，那家刊物退稿，大意是我写的东西没有严肃的思想性。我自觉非常尴尬，但看到我那些惊涛骇浪的文字，看到我勇猛拼搏的场景，觉得对不住我和我那些海碰子伙伴。于是我斗胆将退稿一下子寄到名声响亮的《上海文学》。可万万没想到编辑喜欢，并以头题位置发表，接着被文坛权威刘伯羽、冯牧及著名作家冯骥才发现，在《文艺报》上发文赞扬，竟然引起了轰动。也许我们文坛上太多太多政治愤慨的作品，太多太多怒火燃烧的文字，突然吹来一股海洋的鲜味，一股大自然的清风。所以文坛为《迷人的海》涌起一股绿色的波涛。后来张光年、王蒙、丁玲、蒋子龙等名家都为《迷人的海》喝彩，全国各地很多评论家在文章中热情赞颂我的小说。
问题是当时我还是大连机电安装公司的焊工，时不时潜进大海里拼命。当接到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获全国大奖时，兴奋得昏头昏脑，犹如《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万幸的是我没有像范进那样精神失常疯癫，而是继续挟着饭盒上下班，挥动着喷射五彩缤纷焊花的焊枪。但我却为此对人生有着神妙的感悟，因为我想起算命先生说我是“井泉水命”，“将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有贵人相助，将井水打出来，否则只能窝在井里不见天日”，现在这不正是貴人相助，将我从井里打捞出来，见了天日吗？
我虽然心里燃烧着狂喜却又略感忧伤，因为我知道我不仅要离开沉重的、汗水淋淋的工地，而且还要离开生死与共的海碰子伙伴。果然上面下令，要我去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记得当时安装公司的领导还以“邓刚是工地上奇缺的技术工人”，不能这么随便就脱离生产岗位为由，而不想让我去北京。可他们哪里想到这个上面不仅是市里、省里，而是全国作协的指令。安装公司领导们最终大吃一惊，说你小子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会从一个底层工人一下子飞得那么高！
临走那天，一些师傅为我搞了一个欢送会，也就是在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记得一个老师傅说：“别人高升，都是一步步往上爬，你却是蹦上去的呀！”
在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刻，我却感慨万千，我哪是蹦上去的，为了文学的理想，我苦苦地爬了多少年啊，还不是一般的爬，是摸爬滚打啊！……
责任编辑：杨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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