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
三年来瘟疫肆虐，封控断续，时时幽居宅中，得以重读《聊斋志异》。苏州独墅湖畔的院子里虽不是“青林黑塞”，却也绿树森森、青草埋径，几声鸟鸣，总能撩起对于墙外天地的向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至今仍然不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列，但其普及的程度、受人爱戴的程度，并不亚于四大名著。
关于《聊斋志异》的解读，以往的学者多放在社会政治层面，强调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斗争性、进步性。文学经典总能常读常新，由于多年来从事生态文化研究，近来读《聊斋志异》便油然生出一种执着的念想，希望换一种视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讨一下这部伟大作品的底蕴。
《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聊斋志异》的伟大，是因为它是与天地并生的精神之花，也是蒲松龄的“生态精神”绽开的文学奇葩。
通观全书，窃以为《聊斋志异》中的生态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
②万物有灵，禽兽可以拥有仁心，人类有时也会丧失天良；
③善待万物，并不单以人类的价值尺度衡量万物存在；
④钟爱荒野，扎根乡土，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的天性；
⑤尊重女性，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赞美女性的独立、自由；
⑥歌颂健康的性爱，认定性爱是婚姻的基础，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
蒲松龄并没有现代人那种“人类中心”的观念，而总是站在“宽容、厚道”的立场上善待其他物种；
他也不具备现代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却能够以“温和、柔软、博爱”的心肠与女性相知相交；
他从不曾像利奥波德那样对“大地伦理学”做出过周到的论证，但他深知乡土与田园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生灵万物相依共存的家园。此外，他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娴熟的“神话思维”，也为现代生态运动中“复魅”的呼喊添加了历史的回响。
以下便是阅读过程中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
中原板荡
17世纪中期，蒲松龄出生前后正是一个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中原糜烂、生民涂炭的时代，也是一个渐进由乱到治的时代。
其时，在中原大地上角逐较量的是三股政治军事力量。
一是位居正统，老态龙钟，貌似庞大，实则已经人心涣散、危机四伏、内里完全腐败蛀空的朱姓王朝。
二是由努尔哈赤统领的崛起于东北边地的满族部落，其兵强马壮、野心勃勃，正挥师南下，志在取缔明朝以代之。
三是长期遭受压榨、奴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底层民众，他们怀着对官府的深仇大恨揭竿而起，如燎原烈火般摧毁着明王朝统治的根基。
三股力量狼奔豕突、烧杀掳掠，遂将中原大地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1640年，蒲松龄诞生。清军攻陷山东16城，入济南，俘虏德王朱由枢。同年，河南、山东等地遭遇旱灾、蝗灾，“年大饥，人相食”，“树皮皆尽，发痤肉以食”。
1642年，蒲松龄两岁。清军突破长城南侵，连破67城，直抵山东兖州。明朝上将洪承畴、祖大寿兵败投降清军。李自成强攻河南开封，围城5月不克，挖开黄河堤防。河决，大水由北门人，城中水深数丈，浮尸如鱼，30余万生灵葬身水底。
1644年，蒲松龄4岁。明朝政府军开赴东北抗清前线，死伤惨重。4月25日子夜，李自成趁机攻取北京。绝望的崇祯皇帝先是命皇后、嫔妃自杀，然后亲手砍死两个女儿，自己则吊死在皇宫的一棵歪脖树上。
1645年，蒲松齡5岁。5月20日扬州失守，史可法被捕拒降遇害，清军屠城10日，一城居民死伤殆尽。
1658年，蒲松龄16岁，得中秀才。南明王朝永历皇帝朱由榔偕儿子潜逃缅甸，后被清廷藩王吴三桂捕获用弓弦勒死。大明王朝至此彻底覆灭。
俗谓“板荡见忠臣”，板荡其实也见“诗人”与“文人”。大动荡的岁月，苦难多、故事多；
诗人、文人敏感，心灵经受的磨难更多，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充盈的动力。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可以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相提并论的文学史大事件，一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相爱；
二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苦恋。后者被与蒲松龄同代的剧作家孔尚任写进万古流芳的名剧《桃花扇》；
前者在300年后被现代史学家陈寅恪铺陈为百万字的史学巨著《柳如是别传》。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欧洲，1643年英国的牛顿诞生，比蒲松龄小3岁，也是一位乡下孩子。蒲松龄辞世前三年，卢梭降生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里。至于北美洲，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还要等到蒲松龄去世17年之后方才出世。
乡先生
乡先生，语出《仪礼》：“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乡先生原指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在乡间私塾任教的文化人，宋代以后就专指乡间私塾教师。“乡先生”，既不是官办学府教职人员，也不是书院里的经师、教习，说白了就是“乡村民办小学教师”。
蒲松龄18岁得中秀才后，一蹶不振。此后数十年内，年年备考、逢场应试竟然全都名落孙山。为养家糊口做了一辈子“乡先生”。
怀才不遇，社会的不公加上命运的不公，成为蒲松龄心中“块垒”，却成了蒲松龄从事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蒲松龄对于文学有着天生的热爱与强韧的执着精神。随着举业受挫，原本作为“副业”的文学创作却日益产生不可抗拒的魔力，对于文学的痴迷让他整天陷入情天恨海、魂牵梦绕、神与物游、恍惚迷离的创作心境之中，就像一条在江湖中漫游的鱼，距离那“龙门”只能越来越远了。朋友们劝他集中精力应对科考，不要再在聊斋里白日做梦，那么举人、进士指日可待！对于友人的规劝，他曾写诗作答：“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辞赋亦成魔”，文学是孽缘，写作成魔道，怕是出不来了！40岁《聊斋志异》已经初具形制，在社会上不翼而飞，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呼之欲出。莫言曾经对此写诗赞叹：“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从历史角度来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反倒是上天成就了他。
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已经不是一般的乡先生，既不是冬烘先生，也不是道学先生，而是一位文学先生，一位除了教书课徒还关注世情、关注人心、热心乡治、关爱民生的乡先生！知其父者莫如其子，蒲松龄的长子蒲箬曾对人说起，《聊斋志异》并不是专为揭露、批判官场而作，作者更多的用心是面向底层，向“村农”“市媪”普及文化、彰显伦理、提升情怀。为此，作者不惜另下一番功夫，将聊斋故事写成“通俗杂曲”。除了创作《聊斋志异》，还编纂有《农桑经》《药祟书》《家政编》《婚嫁全书》《日用俗字》等乡村生产、乡民生活的实用读物，从稼穑养殖、汤头歌诀到炼铜冶铁、脱坯烧窑无所不包，为乡土做了大量改良生产、改善民生、开发民智、净化民风的事情。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乡土”的关键字是“土”，土的基本义就是“泥土”，农民就像是地里的庄稼，半截身是扎在泥土中的。蒲松龄作为一位资深乡先生，他能够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患难，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不惜“滚一身泥巴”，这“泥土性”作为他文学生命的基因最终也成了《聊斋志异》的命脉。
在中外古今文学史上，这样的著名文学家还真是绝无仅有。蒲松龄与同时代的作家孔尚任、洪昇、曹雪芹、纪晓岚都不相同，他命中不属于庙堂、台阁，他是生长于乡间原野上的一棵大树，在泥土中扎根，在原野中生長，映蓝天白云，沐阳光雨露，伴鸟兽虫蚁，在村落、市井、人世间开花结果。
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龄75岁。这年的春节，他自卜不吉，亲自带领儿孙到祖坟祭奠，由此感冒风寒。患病在床仍手不释卷，晨起盥漱、稀粥两餐，解手仍坚持自己走到百步开外的茅厕，不肯牵累他人。这年早春二月十二日黄昏，独坐窗前溘然去世。哪里像伟大作家？分明就是一位庄户老汉！
荒野情结
《聊斋志异》书成，蒲松龄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喜悦之情，反而在短短的自序里写下这样几行凄凉、痛切的文字：“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
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在这里，渐入老境的蒲松龄把自己比作霜天寒林中的鸟雀，比作秋夜残月下的虫蚁，生命如逝水，一生之力作尚无力刊行，未来的知己在哪里？或许在青林黑塞的旷野中？
明清换代，江山易主，多年战乱之后，原本的村落田园也大多变成人烟稀少的荒原。《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发生的环境，多是旷野疏林、荒村颓寺、老宅废墟、古墓野坟。
蒲松龄似乎对荒野拥有切身的、独特的感受。与兄长们分家后，他只分得村头三间四壁皆无的“场屋”，晨曦晚霞、朝云夕雾、星斗银汉、荒草烟树，尽可一收眼底。垂暮之年，他在悼念亡妻时回忆当年的境况：“时仅生大男箬，携子伏鼪鼯之径，闻蛩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其居家环境，竟与《聊斋志异》故事中鬼狐出没的旷野荒村相差无几。
西埔村毕家石隐园占地40亩，是蒲翁坐馆三十余年的栖居之地，本就是一个荒草埋径、风清月冷、狐兔出没，鸟雀绕树的林子。此处距离蒲家庄六十多里地，蒲翁为了生计独自一人在外：“久已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常年与鸟兽花木为伴，倒也成了他创作那些花妖狐鬼故事的绝好心境。
蜚声学界的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曾经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们在卡片上写下自己最喜欢的居住地。卡片收上来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学生们选择的竟然是乡村或荒野！这说明现代人的心底也都潜藏有“荒野情结”。
被誉为荒野哲学之父的罗尔斯顿教授指出：“荒野是伟大的生命之源，我们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这生命之源不仅产生了我们人类，而且还在其他生命形式中流动。无论是在体验、心理还是生物的层次，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相似。”
美国生态文学家华莱士·斯泰格纳指出：荒野可以为人施行精神的洗礼，“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场所就是没有游乐场，没有推土机，没有柏油路，远离人类文明喧嚣的荒野”。
环境美学的创始人之一、芬兰约恩苏大学教授瑟帕玛认为：“对荒野自然的普遍轻蔑是西方尤其是欧洲传统的特征；
中国和日本早在古代便开始了对荒野自然，尤其是山峦风景的赞美。”
类似于中国古代陶渊明的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呼唤：“诗人要成为荒野自然的代言人。”
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就已经是荒野自然的代理人，为山野鸟兽昆虫代言，为荒原林木花草代言，为大地自然万物代言。这位活着的时候看似寻常的乡村塾师，因为一部《聊斋志异》享誉人间，与青林、黑塞共存宇内。
万物有灵
《聊斋志异》中写人类之外的生物，并不比人类少。粗略浏览一下，便可以发现植物中有松、柏、槐、榆、杨、柳、桃、杏、梅、竹、牡丹、菊花、荷花、海棠以及蓬蒿、薜萝、苔藓、荇藻，动物中有狐狸、白兔、狮子、大象、老虎、黄犬、灰狼、香獐、猿猴、蟒蛇、青蛙、老鼠、龟鳖、白鳍豚、扬子鳄以及鹳雀、仙鹤、乌鸦、蜜蜂、蝴蝶、蜘蛛、螳螂、蝗虫、蝎子、蚰蜒，等等。如果用一句生态学的专业术语形容，那就是“书中的生物量很充足”，而在蒲松龄笔下，这些生物都是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心灵与内在的价值。
“泛灵论”或曰“万物有灵论”，长期以来在西方科学界被视为“有神论”“唯心主义”加以批判。我国当代一些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也曾经运用这些观念评价蒲松龄，一方面说《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座巍峨丰碑，另一方面又说作者蒲松龄不乏“愚蠢的思想弱点”，是一位“可笑的唯心主义者”，然后，又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说“这是时代的局限”。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界上最可贵的”，这种说法在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被大大吹胀了、带偏了：松柏杨柳是木材，牛羊猪狗是食材，江河湖海是水利，岩石山峦是矿产，皆是为了供养人类享用。狐狸豺狼是害兽，苍蝇蚊子是害虫，务在剿灭清零之列。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书中曾辛辣地嘲讽“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
这不过是人类自己吹牛的话。你是万物之灵，万物并没有承认哦！万物看我们这些人是万物里最坏的，草也吃，牛肉也吃，老虎也吃，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掉，人最坏了。在道家看来，“人未必无兽心”，有些人看样子是人，实际上他的思想、行为是禽兽，比禽兽还坏。
在中国远古文化中，人与兽的界线并不严格。不妨查一查古代的典籍：中华民族受人膜拜的祖先，几乎全都是一副半人半兽的模样：盘古是“龙首蛇身”，女娲是“人面蛇身”，伏羲是“牛首人身”，皋陶是“人面鸟喙”，大禹的本相则是一头“熊”，炎帝是女娲氏之女与神龙交感所生，而炎帝生下的女儿则多半是鸟的化身，大的叫白鹊，小的叫精卫，也就是那个“衔木填海”的红爪子小鸟。舜帝时代的大法官皋陶，其业务助理是一只名叫“獬豸”的独角怪羊。尧帝时“击石为乐”，引来百兽齐舞；
舜帝时“箫韶九成”，招致“凤凰来仪”。
为什么我们的古人会拥有这样的见解？那是因为在中国古人的宇宙图像中，“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类与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其他物种拥有共同的“母体”，来自同一个源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国古代首席哲学家老子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天地间的万物如同一棵生命之樹上结出的果实，所有物种相依相存同处于一个有机和谐系统中，人不能孤立于其他物种之外。《聊斋志异》正是植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之中，呈现出“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恢宏气象。蒲松龄铺陈下如此卷帙繁密、感天动地、芬芳醇厚、深沉蕴藉的人与其他动植物悲欢交集、生死与共的故事，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艺术呈现！“愚昧”“可笑”的该是我们这些深受现代工业文明浸染的专家学者，而不是蒲松龄。
狐之本尊
“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儿什么聊斋！”喜剧演员蔡明在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句台词顿时火了。《聊斋志异》全书近500篇故事，其中80多篇写狐狸的故事，其中又多是全书最华丽光彩的篇章，《聊斋志异》因此又被称作《鬼狐传》。
在中外文学史中，狐狸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描绘对象。《诗经》中写到“狐”的竟有9篇之多。传说中的“九尾狐”，被视为“德行之兽”，竟分派给英明领袖大禹做了“贤内助”。
在古代希腊，《伊索寓言》中就有近40篇是以狐狸为主角的。在这里，狐狸聪明机警、灵活多变、善于思考、勇于竞争，成为奴隶时代市井平民阶层的象征。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在其《啊，荒野》一书中多处写到狐狸，她说：“在本性和隐秘性方面，女人远远超过了植物。另一方面，她又跟森林里的狐狸相似。”我看过这位女作家年轻时的照片，她的脸庞眉眼就很有几分“狐狸相”。
不久前在中国，一位年轻的湘西山村女教师李田田出版了一本题为《有只狐狸看月亮》的诗文集，书中写到人之初的童稚、童趣，写到性本善的花仙、树妖。她最钟情的还是那只心高气远的狐狸，它无视铺满地面的金币，一心向往着高悬天际的月亮。我想，女作者或许就是那只“狐狸”，一位像《聊斋志异》中“小翠”“阿绣”那样善良、纯真、自尊、勇敢的狐女。
蒲松龄与伊索相隔数千年、相距数万里，为何都相中了百兽纷杂之中的狐狸？这或许仍然还是与狐狸本尊在大自然生物圈中特异的天性有关。
18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博物学家德·布封（Buffon）对野外的狐狸有着悉心的观察与十分具体的描述：在动物世界里，狐狸以聪明机智著名，它善于修筑巢穴、保存食物、照料幼崽，举止变化多端。它的叫声有些像孔雀，但内容要丰富得多，可以表达欢快、嬉闹、祈求、抱怨、痛苦、绝望种种不同的感情。它还是个美食家，能欣赏各类食物：野兔、山鸡、蜥蜴、青蛙、鸡蛋、牛奶、葡萄、鸭梨，尤其喜欢偷吃蜂蜜。布封在结尾还特意交代了一句：狼只知道祸害乡民，而狐狸时常给富贵人家添麻烦。狐狸们竟如此明白事理！
由于狐狸的眼型与和它同类的狼、狗不同，带点斜眯上挑，看上去像是风月场中女子的媚眼，长期以来人们就把长相漂亮、行为轻佻、生活作风放荡的女人称作“狐狸精”，这其实是人类“以己之心度狐狸之腹”，冤枉了狐狸。自然界的狐狸其实是一种很重感情、讲义气的动物，当一只雄狐看上一只雌狐，就会忠贞不二地爱一辈子。它会很用心地为母狐布置洞穴，储备食物，甚至不惜把自己腰间的绒毛抓下来铺在洞穴里。配偶一旦死去，剩下的一只会很伤心，甚至会因此茶饭不进。
许多人一直想将狐狸驯养成“宠物”，但发现很难。儿童文学家郑渊洁是这样解释的：“史前人类养狐做宠物，早于养狗4000年。人类为什么放弃了狐狸而改为养狗呢？因为人养宠物的初衷是满足自己的统治欲，而具有独立个性的狐狸难以驾驭，统治者只需要愚忠的宠物，于是狗取代了狐狸。”狐狸，即使不说“龙性难驯”，也是“狐性不移”，它不愿泯灭自己的个性曲意奉承他人。做朋友、做伴侣可以，做奴才、做玩物坚决不干！倒也是，看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形形色色的狐狸，仗义行侠者有之，知恩图报者有之，坚贞不渝者有之，嫉恶如仇者有之，尖刻促狭者有之，就是没有奴颜跪舔之相、没有蝇营狗苟之辈。
鬼为何物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洋鬼子、假洋鬼子，我们常常把视为异类的坏人、恶人称作“鬼”，这其实有把鬼污名化之嫌。
在中国的语文中，鬼，并不总是一个贬义词。
楚辞中的“山鬼”，据说是炎帝的小女儿，未婚而亡，葬于巫山，又称巫山神女，是一位浑身散发出山野气息、可爱而又可亲的女鬼。
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歌颂为国捐躯的战士：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后来被演绎出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死，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据有的学者统计，《聊斋志异》一书中讲到鬼的就有170多篇，其中有“幽婚故事型”“冥府断狱型”“恶鬼作祟型”“借尸还魂型”“轮回果报型”等。蒲松龄笔下作为主人公的鬼大多是善良、美好的鬼。凡是看过电影《倩女幽魂》的人，大多都不会忘怀由王祖贤饰演的那位美丽善良、坚贞勇敢、矢志不移的女鬼。而这一艺术形象就来自《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聂小倩》。
蒲松龄本人应该是相信鬼魂存在的“有鬼论者”。《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汤公死而复生的故事，按照蒲翁的说法属于“纪实文学”。故事中的主人公汤聘祖籍江宁县，为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十八年辛丑进士，曾官平山县知县。依照汤聘的亲身体验，灵魂不但存在，而且是由脚心到头顶依序出窍的。四川大学的宗教学教授陈兵先生曾现身说法，说自己从19岁到29岁的十年间，曾有过六次灵魂脱体的经验。尽管如此，鬼魂之有无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赞同钱穆先生的诠释，他认为鬼魂的存在是一种不难理解的心理现象：农耕时代人们都确信有鬼，是因为在农村经济条件下过日子，男人的长袍、女人的棉袄，几乎是要穿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方砚台、一支烟袋锅，往往也是要用一辈子；
卧室永远是那间卧室，书房永远是那间书房。家人四世同堂，祖父死了，父亲接下来，看见那床铺、衣物、书桌、椅子、砚台、烟袋，哪有不想到父亲的？于是，父亲阴魂不散，所谓鬼也就流连在那卧室、那书房里。人世上少了父亲这个人，却补上父亲这个鬼。
现代工业社会社交频繁，活着的人中，邻里乡党、亲戚朋友已经日渐疏远淡漠，谁还会惦记一个死去的人！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一年里就要更换几套衣服、几双鞋子，这些东西用过就扔，很少能够继续贮存个人生命信息。所谓的“鬼”，已经不能在这些环境里与物品上显现 “灵光”。现当代社会又是一个“白化”的社会，大都市里“黑夜”都变成了“白夜”，鬼魂已经无处藏身。
人们不曾料到的是，在现代人们心灵中消失的，不只鬼魂，还有亲情的芳菲、追忆的温馨。以往的时代倡导“慎终追远”，认为这样可以使“民德归厚”，于是在官方、在民间都有烦琐的祭祀祖先鬼魂的仪式。如今倒是便捷，追悼会上的哀乐刚停，焚尸炉里的青烟尚未消散，一切便完事大吉。鬼没有了，神没有了，人们关注的只是个人在世的福利，于是“民德”也就真的日渐浇薄起来。
雅是情种
明代的汤显祖是一位“唯情主义者”，放着冠冕堂皇的京官不做，整日沉淫在登山临水、吟风弄月之中，终于被万历皇帝流放到广东雷州半岛喝凉风、看月亮去了。《牡丹亭》却为他挣得一个千古“情种”的美名。无独有偶，当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读了蒲松龄的《连城》后，忍不住击節赞赏：“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蒲松龄早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聊斋志异》的总体写作。这个时期的蒲松龄呕心沥血、吐纳珠玉塑造了上百位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或美丽娇艳，或雍容端庄，或温良贤淑，或坚毅果敢，或天真无邪，或智慧狡黠，或行侠仗义，或救危扶困，全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蒲松龄能够在笔下创造出如此众多的美好女性形象，前提自然是对女性的尊重、理解、同情与爱怜。我推测，蒲松龄与汤显祖、曹雪芹一样，也是一位天生的暖男、情种，只是比起世家子汤显祖、曹雪芹性情中多出些乡下人的质朴与醇厚。
对于蒲松龄私人的感情生活，我们知之甚少。除了家族中的女性，他生活中还有哪些女性，史学家们努力挖掘仍无太多的发现，较为靠谱的是一位叫顾青霞的女性。
顾青霞，原名顾粲可，小名可儿，少年时沦为歌妓。蒲松龄30岁时应好友孙蕙之邀到扬州府宝应县衙做幕宾，在孙蕙的生日宴会上，年方15岁的少女顾青霞被请来歌舞助兴。青霞刚过豆蔻年华，姿色姣好，性情温婉，尤其还能诗善文，蒲松龄一见倾心，曾在诗中写道：“银烛烧残饮未休，红牙催拍唱《伊州》。灯前色授魂相与，醉眼横波娇欲流。”而风流成性的孙蕙捷足先登竟将青霞纳为小妾，抬进县衙。此时的蒲松龄难免失落，但宽厚的他也会为青霞跳出污池、为朋友迎回美妇而庆幸。庆幸之余，仍不免会有几分惆怅。寤寐求之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际蒲松龄为顾青霞写了不少艳丽、凄婉的诗篇。
后来，孙蕙升职到京城做大官有了新欢，便把青霞遣返淄川老家的奎山村。这时的顾青霞也不过二十几岁，落了个独守空房，终日以泪洗面。按说，同在一县生活的蒲松龄此时应该有了与青霞更方便的接触机会，况且不久后孙蕙已先青霞辞世。然而，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记述。
失落的爱情在心头留下的心灵创伤，往往比美满婚姻的记忆更加深刻持久。有学者统计，蒲松龄一生留下的诗作中，写给顾青霞的远比写给妻子的多。《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最感人的篇章，如《娇娜》《婴宁》《连城》《连琐》《白秋练》都可以窥见顾青霞的蛛丝马迹。
两个有情人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蒲松龄的诗集中有一篇《梦幻八十韵》，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一对恋人幽会的场景，缠绵悱恻，隐匿若藏，近乎私密的“一夜情”，摘句如下：
帐悬双翡翠，枕贴两鸳鸯。
鬓松遗彩钿，衾乱失银珰。
巫峡深如许，阳台夜未央。
惜别留三弄，招魂赋九章。
去去星河隔，行行牛女望。
晚亭萤上下，宿草径微茫。
此诗特地冠以“为友人写梦”的篇名，似有意遮掩。诗中情景是诗人的凭空想象，还是亲身经历？如果是诗人亲历，那么幽会的这位女主角又是谁？该不会是自己的太太吧。
康熙二十七年顾青霞香消玉殒，终年32岁。这一年，蒲松龄47岁，倒是确确留下了一篇无限感伤悲催的悼亡诗《伤顾青霞》：
吟声仿佛耳中存，
无复笙歌望墓门。
燕子楼中遗剩粉，
牡丹亭下吊香魂。
为女性造像
蒲松龄并不是当下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聊斋志异》不时会表现出一些男权思想，但也不难看出他发自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倾慕与赞美。诗人、作家的天性又总能使他深入女性的内心做“换位思考”，蒲松龄实在是封建时代女性们难得的一位“男闺蜜”！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大量女性，形象饱满的估计不少于百位，与中国古代文学四大名著相比，不但数量占优势，文学品位与审美价值同样占有优势。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东汉末年那段历史。全书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也就两位：一是孙权的妹妹孙尚香；
二是王允的义女貂蝉。孙尚香被哥哥拿来做诱饵，钓刘备上钩，不料阴谋搞砸了，弄假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好端端一位国色天香成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貂蝉，被汉朝末代皇帝的权臣王允收为义女，随后便利用她的美色、利用吕布将军的好色，巧施美人计加连环计，杀了另一权臣董卓。据说，功成后的受益方由于担心有人再拿貂蝉故伎重演，就让这位可怜的花容月貌在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
罗贯中笔下的两位女性都不过是庞大战争机器中的小零件，是男人们相互缠斗、绞杀的工具。
施耐庵的《水浒传》，铺展北宋末年底层民众造反，书中的女性比起《三国演义》多出几位，而且多半还是蒲松龄的乡党山东姑娘。这里的女性约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杀人的：“母大虫”顾大嫂；
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乡镇联防队女队长扈三娘。其中最光彩的当属扈三娘，武艺超群，英姿飒爽，最终还是被梁山泊的最高领导当作人情送给下属一位矮个子头目。
另一类被杀的：被小叔子武二郎杀掉的潘金莲；
被丈夫宋江杀掉的阎婆惜；
被丈夫杨雄伙同朋友弄到翠屏山杀掉的潘巧云。男人们杀她们就如同杀鸡屠狗一般，杀得很血腥、很龌龊、很难看。被杀的理由则是偷情、通奸、告密、谋害亲夫。站在男人的立场都是罪在不赦。她们死了，灵魂还被泼上污水。
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的女性，有一点倒是与《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女性相似：她们都不是人世间普通的女子，而是山间野物，动物或植物的化身。蒲松龄称之为“狐鬼花妖”，吴承恩称之为“兽孽禽魔”。《西游记》中的这些“女性”妖魔有老鼠精、兔子精、蝎子精、蜘蛛精、白骨精，一律都是害人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仿佛只有将她们彻底消灭，人类世界才能够舒心、太平。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女儿国，他是女性造像的高手、妙手，自然不能与罗贯中、施耐庵之流的大男子主义者同日而语。但我仍然觉得，《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与《红楼梦》中的女性仍然可有一番比量，就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而言，可说是各有千秋。只是历来为曹先生站台、背书的人太多，林黛玉几成国人的口头禅；
而民众对于蒲先生的关注尚且远远不足，对他笔下那些“狐貍精”的蕴含还缺少更多发掘。
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小说家为他的人物设置的活动的环境。生态学的内涵就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
《红楼梦》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个看似美丽高雅的人造空间——“大观园”。这座大观园虽然富丽豪华，究其实质不过是一个严严实实的大笼子，是伟大诗人陶渊明避之唯恐不及的“樊笼”。大观园里的年轻女性很少与外界发生关系，个性美女晴雯姑娘后来倒是走出了“樊笼”，不幸那也成了她的末日与死期。外界女孩贸然闯进大观园也很危险。桀骜不驯、宁折不弯的尤三姐不情愿地钻进这个大笼子里，未几便被一群“臭男人”揉搓至死。细品之，可爱的黛玉姑娘如若不是进了大观园，或许还不至于小小年纪便呕心沥血、命丧黄泉。
从生态学理论看，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生命的存活是绝对不利的，尤其是不利于高级生命的健康存活。据说，稀树草原上的野生大象可以活六七十岁，动物园里圈养的大象一般只能活三十岁。
再看《聊斋志异》，小说家蒲松龄笔下女性们活动的环境许多都是开放型的，从庭院巷陌、市井村落到山野丛林、江河湖海，甚至“上穷碧落下黄泉”，从阴曹地府到天庭凌霄。那些少艾与娇娃，往往凭借其本尊源自“青林黑塞”的法力与野性，便获得跋山涉水、上天入地的自由。这中间便有不甘为娼的狐女“鸦头”、爱花成癖的鬼女“婴宁”、生死不渝的牡丹花仙“香玉”、隐居深山的翩翩、知恩必报的獐女“花姑子”，她们往往能够死里逃生、死而复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如旷野中生生不息的精灵。
如今，女性又成为生态批评的话题。
女性生态批评家们认为：在女人身上，物种的属性与个体的属性是有机共生的。女性的灵魂更契合大地，拥有与自然统一体牢不可破的关系。曹雪芹将女性视为“水”，蒲松龄将女性幻化为草木鸟兽，无意中都促使了弱势的女性与大自然结盟。
相对于《红楼梦》中那些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造像显然持有更开阔的阐释空间。鬼狐花妖化身的婴宁、连琐、娇娜、翩翩、小翠、阿绣、阿宝、阿纤、红玉、青凤、竹青、细柳、陈云栖、白秋练、孟芸娘、聂小倩、封三娘、辛十四娘等，比起《红楼梦》中的黛玉、宝钗、探春、迎春、妙玉、湘云、晴雯、司琪、袭人、香菱、紫鹃、雪雁，或许在形象的复杂、细腻、丰满、充盈以及思想的深刻上仍有差距，这往往也是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差别。但就形象的鲜明生动、个性的别致超拔以及她们与天地自然的有机关联来说，《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实在还有太多的可圈可点之处。
为乡土立言
猪栏积粪在秋夏，牛栏积粪在春冬，至夏则上山牧放，不在栏中矣。宜秋日多镑草根，堆积栏外，每以尺许置牛立处，受其作踏，承其溲溺，既透则掘垫栏中，又铺新者。一冬一春得好粪无穷，又使牛常卧干处，岂非两得！
这是蒲松龄编写的《农经》中讲解“沤粪”的一段文字。这样的文字，罗贯中、汤显祖、孔尚任、曹雪芹都写不出来，只能出自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蒲松龄的笔下。
如今，在“工业化”“城市化”滚滚车轮的碾压下，乡土已经沦陷，乡村已经衰败，成为一具“空壳”。
作家阎连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深深叹息，说现代农村的乡土把聊斋给弄丢了！他说：“少年我走过的每一条乡间小路上，都盛开着聊斋暗艳的花朵并叽叽砰砰响出聊斋那神秘的寂鸣与惊悚。后来我离开那儿了，聊斋不知是被我丢在了荒野和檐下，还是它随着我的离开到了都市后，被一点一滴地从口袋掏出来，作为都市繁华的记忆路标扔在了道路上。而当我熟悉了都市的街道和生活后，也就无暇去把扔掉的聊斋捡拾回来了。”
乡土、聊斋、自然、人性、蒲松龄命运与共。
蒲松龄关心农村底层民众疾苦，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为村民建橋铺路、兴修水利，为村民仗义执言不惧得罪于权贵。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参与当地的救灾、治虫行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开发多种经营，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保障村民的医药卫生。为了改良乡间风俗、开展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他为乡间民众写对联、写喜帖、写俚曲、写唱本，因而受到乡民们高度的信任、尊重与爱戴，乡民把他当作知心人，“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其一言以判曲直”。乡土，对于蒲松龄如水之于鱼，正是这一特殊身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位为乡土立言的伟大文学家。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不仅仅只是生产粮食的地方，它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精神故乡。传统乡村生活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春播秋收、昼耕夜绩、渔猎放牧、坐铺行商、设帐课徒、节庆盛典、社戏庙会、婚丧嫁娶、弄璋弄瓦，这些在《聊斋志异》以及蒲松龄其他的诗文中全都有生动的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看似繁花似锦、光怪陆离，其功能则是齐一的，千头万绪总是攒向一个目的：赚钱。当下，被捆绑在流水线、被封闭在写字间里的蓝领、白领，其幸福指数，并不一定比《聊斋志异》里的娇娜、婴宁、王六郎、马二混、奚三郎们更高。
在乡土中，乡民们仍然土里刨食儿、靠天吃饭，人与其他生物虽然有冲突，大致能够互生互存。乡村的泥土是柔软的，人心也是柔软的，所谓“仁爱施与禽兽”。农历十月初一是“牛王爷”的生日，这一天牛鼻子不再穿绳，加餐精细饲料，酬谢耕牛一年的辛劳。现代大都市的地面全都硬化了，人心也变得冷漠起来，老年人摔倒在地，竟然没有人敢于上前扶一把。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500篇的恢宏体制，以细腻、生动、多姿多彩、婉转自如的文笔，于青林黑塞、昏灯萧斋之下呕心沥血为大地万物发声，为乡土民众代言，扶弱抑强，惩恶扬善，识忠辨奸，倡廉斥贪，祛邪守正，解困纾难，展露灵魂深处的奥秘，探求人性本真的内涵，描绘出一幅幅乡土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生动画面。《聊斋志异》堪称往昔乡土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雍容与孤愤
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让纪晓岚这位去世200多年的古人成了家喻户晓的风光人物。剧中的纪晓岚刚正无私、机智多谋，最终击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同为乾隆皇帝重臣的和珅。人们可能不清楚，在政坛上堪称翘楚的纪晓岚，在文坛上却输给了乡间寒士蒲松龄，而且这场败绩还是纪晓岚自己寻上门的。
纪晓岚（1724-1805），直隶河间府献县人，在乾隆、嘉庆两朝历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终以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套用一下现代国家的职位，相当于文化部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坛泰斗”，一时兴起，却向蒲松龄这位“乡间民办小学教师”发出了挑战。
具体来说：纪晓岚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曾公开表示不满，说它体裁驳杂，叙事琐细，啰里啰唆，不伦不类。更严重的分歧还是意识形态，纪晓岚曾对人说起，他被贬新疆时，大儿子纪汝佶时值弱冠被文坛上的异端邪说诱导，尤其是“见《聊斋志异》抄本，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早早亡故”。聪明伶俐的一个儿子竟被《聊斋志异》荼毒而死，决计当爹的如何能够咽下这口怨气！于是，纪晓岚亲自动手写一部题材相近的书《阅微草堂笔记》，与蒲松龄一决雌雄。
《聊斋志异》问世后，仿作随即大量涌现，有清一代不计其数，大多达不到及格水准。真正能够与《聊斋志异》相提并论的，倒还只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其写作的内容看，同样是神仙、狐鬼、精魅，但两人的写作动机不同，继承的文学传统不同，文学价值取向不同，最终形成的艺术风格也就不同。
纪晓岚身在朝纲为皇帝近臣，不满足于仅仅写小说，他还希望通过小说发挥思想教育作用，有益于圣上规训人心。鲁迅先生将《阅微草堂笔记》的风格称之为：“雍容”。
蒲松龄身在田亩，身为乡间塾师，感受的是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他写《聊斋志异》，多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与不平、揭示人世间的卑污与不公，即所谓“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聊斋志异》实乃一部“孤愤”之书。
经过200多年的大浪淘沙，回头望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用典太多，给一般人的阅读增添诸多障碍，但仍然未能阻挡它强劲风行于世：文本一版再版，名篇选进语文教材；
故事一再改编，以聊斋故事为题材的戏曲评话、电影电视、音乐绘画广为民众喜闻乐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虽不至于无人问津，也已经“门前冷落车马稀”。二人的 “对台戏”，观众几乎全跑到《聊斋志异》一边。官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在这场文坛擂台赛中竟输给了一位科考屡试屡败的落魄秀才，一位乡村小学的教书先生。
还可以说，这场文学的较量，是“雍容”败给了“孤愤”。
“雍容”下边常常承接的词是“华贵”。雍容华贵，纪晓岚显然当之无愧。纪晓岚在自序中说到自己写作此书缘由，乃退休后“昼长多暇，晏坐无事，采掇旧录异闻，聊以消遣岁月”，虽然是自谦之语，倒也道出富贵闲人的心态。
孤愤，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那是孤独与愤慨。“孤”乃独立于世不为世间所容；
“愤”乃愤世嫉俗拒绝同流合污。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皆属孤愤之语。
雍容，是用墨写下的书；
孤愤，则是用血写下的书。
文学创作贵在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明清以来，皇帝的权力无限扩张，皇帝的思想无上圣明，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各级官僚只能唯唯诺诺、绝对服从。纪晓岚虽然位极人臣，但在皇帝面前终归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下笔之前思想上已经“自我阉割”，心灵的自由度远不如蒲松龄这位乡野书生。
蒲门灰孙子
祖先骑一匹白马，我骑一匹红马。我们纵马西行，跑得比胶济铁路上的电气列车还要快，一会儿就到了蒲家庄大柳树下。祖师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我们的到来把他老人家惊醒了。祖先说：“快下跪磕头！”我慌忙跪下磕了三个头。祖师爷打量着我，目光锐利，像锥子似的。他瓮声瓮气地问我：“为什么要干这行？！”我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嗫嚅不能言。他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还行，但比起我来那是差远了！”“蒲大哥，我把这灰孙子拉来，就是让您开导开导他。”祖先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大喝：“还不磕头认师！”于是我又磕了三个头。祖师爷从怀里摸出一支大笔扔给我，说：“回去胡抡吧！”我接住那管黄毛大笔，低声嘟哝着：“我们已经改用电脑了……”祖先又踢我一脚，骂道：“孽障，还不谢恩！”我又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头。
这是从一篇题为《学习蒲松龄》的微言小说中摘录下来的文字，作者是蒲松龄的山东乡亲莫言。
微言小說出自莫言亦真亦幻、浪漫戏谑的一贯笔法：接连磕了九个头，屁股上还挨了两脚，灰孙子终于成为蒲门弟子。
“蒲门灰孙子”，活灵活现地吐露了莫言对蒲松龄的无限尊崇与爱戴。这让我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一首诗：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
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比起“灰孙子”，甘愿在九泉之下做他人的“走狗”，显得还要谦卑。
对财富与权力的屈膝臣服，是恶行，将会使一个人丢失自己的人格、沦为权贵的奴才；
而对文学、对艺术、对美的心灵、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顶礼膜拜，是美德，将把一个人的灵魂同化于美的境界，带进美的天地。
蒲松龄去世近300年后，他的这位“灰孙子”不负先师厚望，文学创作蒸蒸日上，终于在2012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当代人能够在地球上获得的文学创作领域的最高荣誉，瑞典国王亲自将获奖证书颁发给山东高密县这位农家子弟。昔日东北乡的“灰孙子”，已经成了中国现实版的“灰姑娘”。
蒲松龄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这一情景，该是何等的欣慰！
《学习蒲松龄》这篇微言小说固然有诸多渲染，但莫言对蒲松龄的认同、尊敬、崇拜，对蒲松龄的学习、领会、效仿，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在他的许多演讲、访谈中都有记述。
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盛大的颁奖典礼上，莫言对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学者宣告：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
他在接受青岛大学青年教师的访问时曾经坦言：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这些外国作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外来的影响、后来的影响。而蒲松龄是根本的影响，是伴随着我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作家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必须从自己的童年、少年记忆里寻找故事源头。对我来说，这个源头是和蒲松龄连在一起的。或者说，从精神上来讲，从文化上来讲，我跟蒲松龄是一脉相承的，我自然地承接了他的文化脉络。比起马尔克斯、福克纳，我觉得还是蒲松龄对我的影响更大。
读莫言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与祖师爷蒲松龄的传承关系。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主人公死了以后冤魂不散，在阎王面前一次一次地叫苦，阎王一次一次地骗他投胎，让他变猪、变驴、变狗、变成大头婴儿，其原型，就来自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三生》，其主人公刘孝廉能记前生数世之事，一世为横行乡里的劣绅，62岁死后托生为马，受尽挞楚折磨；
由于不安心改过自新，再托生为狗，以粪便作餐；
仍然狡诈不驯，再托生为蛇，遭车辆碾压、被鹤鹳啄食；
历尽数劫方才转生为人。蒲松龄还特别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那位刘孝廉亲口对他的堂兄蒲兆昌讲述的。
喜爱《聊斋志异》的人多了，得蒲翁真传者非莫言莫属，这是缘分。
2011年他还特意出了一本书——《学习蒲松龄》。书中写道：“我的文学经验，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刚开始是不自觉地走了一条跟蒲松龄同样的道路，后来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
有好事者曾经发表文章评论蒲松龄与莫言有什么不同，究竟谁最伟大。
其实，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各的“生态位”。如荷马、但丁、歌德、拜伦、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李白、杜甫、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鲁迅、沈从文、林语堂、老舍、张爱玲都是各不相同的，其间的差异很有些像是珍稀植物中的人参、灵芝、红桧、铁杉、苏铁、桫椤，以及珍稀动物中的凤蝶、鳄蜥、蓝鹇、朱鹮、儒艮、猞猁之间的差别。古今中外杰出的诗人、小说家以及艺术家都是“兄弟行”，是“十方丛林”，而非“子孙堂”。
莫言之于蒲松龄，说是“灰孙子”，其实也是“堂兄弟”。齐白石之于徐文长、吴昌硕怕也远非“走狗”与“主子”的关系，而已经是比肩并论的大师。
附记：大约七八岁时，在一位老人的连环画地摊上我首次接触到《聊斋志异》。具体来说是那一册薄薄的《王六郎》。从那时起，“善良”“友爱”“真诚”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为我的精神生长发育提供了珍贵的营养。渐进暮年，从生态文化的视野解读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成为我念兹在兹的夙愿。
据说，《聊斋志异》如今在世界各国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近百种版本。生态无国界，我想，从生态文化的视野解读《聊斋志异》，或许会在世界范围内汇聚更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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