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1984年他与万夏、胡冬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这是“第三代诗”写作中极富代表性、并且非常先锋的一个流派。李亚伟在《英雄与泼皮》中这样定义“莽汉主义”，看重“无法无天、好酒好色的刺鼻味儿和骨子里的幽默态度”，并认为看起来很“二”的先锋行径意味着脱离固有秩序的现场性和实验性。这些在李亚伟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体现，如写于1980年代的作品充满了青春的豪放与想象，极富幽默感和包容性的口语展现出情感的鲜活和语义的蜿蜒。创作于1990年代的组诗《红色岁月》则在深省的底色上延续他一贯的调侃与反讽，用更加意味深长的口语打开历史、政治、现实和内心编织出的复杂场域。在2000年之后的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中，更是以充盈着浩渺时空的底气去检视世间与世俗的热烈、荒唐、渺小和动人，口语的弹性和延展性在诗歌中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李亚伟认为他们那一代诗人在探索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口语诗歌写作，而自己的创作正是致力于此。这让我们看到口语最鲜活而粗俗的本性，又奇妙地展示出口语如何在古典性和时代话语中严肃而调皮地淬炼，最终成为母语熠熠生辉的珠宝。
臆想的凯旋
鲁迅在《我的失恋》中这样写道，“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面对当时盛行的失恋表达，老滑稽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回应，莫“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由她去罢”。若由李亚伟来鉴定，这首曾被编辑抽掉而不予发表的“拟古的新打油诗”也够“二”，鲁迅也“莽汉”过。母语这笔遗产，按照李亚伟的说法：上天给人类大美的机会不会很多，千百年才让你像样一次。打捞、辨识并使用其中的硬通货就各凭本事。鲁迅有能耐拨动古旧形式与时兴情调所形成的反讽之弦，饱含感叹的“兮”宛若误打误撞到现代的古人，在滑稽而缓慢的叹息间，别人追美人的汽车早绝尘而去——“寻”她不得的现实处境已然形成，冒昧而冒犯的“回”礼不过是作者的有意提醒。身在白话文运动现场的先锋鲁迅自然深谙母语的任性和世故，新鲜的硬通货捣鼓起来并不容易——用旧形式表衷心必定迂腐不堪，在白话形式中再来几句“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流行文艺腔，怕是又太寒碜了些。总之，在旧形式中用“赤练蛇”这类呲牙吐信的家伙去发动挑衅，不太可能追到姑娘，由于还没找到更美妙的形式去混融新鲜的情感，只能“由她去罢”。
1980年代的先锋诗人却不会犯迂腐或寒碜的错误，更不会甘心“由她去罢”，无论是追姑娘，还是捣鼓母语中的硬通货。如李亚伟在《毕业分配》中坦言，“如果你想我得厉害/就在上古汉语的时候写封痛苦的情书/但鉴于我不爱回信的习惯/你就干脆抽空把你自己寄来/我会把你当一个凯旋的将军来迎接”。先锋诗人干脆“劈头盖脸”地主动出击，破除“赠与回”之间固定的旧形式——写情书和古汉语课一样痛苦，姑娘你就代替“情书”把自己寄（赠）来，“我”代替回信来迎接（回）你不是更好嘛。看似“莽汉”的表达，实则迂回地绕了一圈，既奉承了姑娘又吹捧自己，把新鲜莽撞的情感包装得煞有介事——姑娘你愛我来寻我，你赢了！没有昏聩的陈词滥调，还颇解风情，这封在1980年代出炉的情书兴许能博得美人莞尔。多年后的网络时代流行过“土味情话”，即利用词句的惯性意义引导对方形成心理期待——劈头盖脸地“糊”对方一脸肉麻话，再顺势把表达拐向另一层意思。配方听起来有点熟悉，那个假装在认真讨论寄信、回信事宜的家伙，不就顺势表达出“把你自己寄来”这等心机。当然，成批量炮制的网络段子不过是“低配版”的先锋情书。
早在1980年代，李亚伟在《中文系》中，就调侃过那些不懂先锋诗的人，“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倘若时运不济，赶上经济滞胀、银行破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小本利息就随着货币符号的失效而彻底打水漂。打工人要挣活下去所需要的符号，却并不曾体验过真金白银的硬通货，更不可能奢望过上跟真货币（而不是货币符号）挂钩的财富自由的生活。学术打工人挣着通胀或通缩的各色符号，也很难去体验符号背后的新鲜人事——活色生香的现场经验，如何被先锋们玩成了后世的银行储备金。李亚伟看得明白，“先锋”诗人鲁迅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搅成“沉滞的肥皂泡”，模仿者或解读者并未捞得多少硬通货。同样，对于1980年代的先锋诗人而言，他们新鲜的感受和表达也将面对接下来的通货膨胀，在流通中贬值。毕竟，之后的时间里，可玩的物质和精神越来越多，玩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李亚伟在《新世纪游子》中就找到了新的空间，“但我知道因特网上的春光，打开笔记本，鼠标所指/便见跨国公司们合力修建的通天塔，好陡的天梯，鬼斧神工”。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听到收音机里的节目主持人用“暮色从四面八方袭来……乘着歌声的翅膀……”来诠释一首弦乐七重奏。他瞬间受到惊吓，“那是一种来自鬼魅的惊吓。白话文运动时代早已死去的幽灵附着在早已腐朽的语言的尸体上向我招手，它仿佛在展示阴曹地府的驻颜术”。先锋情书也避免不了被涂脂抹粉后用来诈尸的命运，在时间和世事发酵出的通货膨胀中，先锋的表达要被榨干最后的价值，等到姑娘们对着土味情话发出“嘘”的一声，就告终了。然而，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鲁迅、徐志摩、废名，母语中的硬通货在风尘和风雨的痕迹中却愈发显眼，文化的符号变幻莫测，前世今生的通货膨胀都抵挡不住真金的诱惑，也抵消不了金子的光泽。正如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提到，白话文运动时代的修辞力量“在鲁迅、徐志摩、废名、凌叔华那里产生过动人力量的修辞之所以动人，必定因为它有着和它相互冲撞出强烈张力的语言环境，读到那样的修辞，即便我们明知它是一具遗体，也足以体贴它曾经如何生龙活虎地创造着世界”。这也是李亚伟在《人间宋词》中由衷赞叹的宋词的魅力，“那些美丽的语言之花，千百年之后，仍然会被时间之手从月亮那巨大的银盘里摘出来，插在孤独者的窗外，默默开放，溢出淡香”。面对“出类拔萃”的母语，面对“搔首弄姿，往外折腾，想要出来”的母语，李亚伟也有对她的野心——你从过去的时间来，你从过去把自己寄给现在的我，我迎接你，这是你的又一次凯旋。
通货口语
在《人间宋词》中，李亚伟认为“大美”的宋词正是基于宋朝的口语，“李清照用的是宋朝的大白话，抒的是宋朝的普通情，写出来的却是千古绝唱”。在母语的硬通货中，口语往往先得时代弄潮儿（先锋）们的青睐。按照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的说法，“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后来历朝的政府用“文言”作为全国沟通的媒介，向庙堂而去的“文体”在形式和情感上也有别于向民间和私人领域而去的“语体”。李亚伟在《河西走廊抒情》中提出，在漫长的历史中“天下一会儿治一会儿乱”（第七首，以下该作品引文只标注第几首），但“有人辞官归故里，也有人连夜赴考场……去官场，接受政治的玩弄”（第二十首）。庙堂高高在上操控世人的生死富贵，也有人偶尔醒悟或大彻大悟，抛开干瘪的“文体”，转向游戏人生或呕心沥血的“语体”。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李震在《重读李亚伟》中这样评价李亚伟，在“川东这样原始文化生态保存相对完好的地区的方言”中成长，醒悟得更早，或者说他在“相对完好的天性”中一直醒着。李亚伟在“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演说中，对口语写作表现出极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我的创作始于1980年代，因为语言和内容的过分粗暴，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被我周围的朋友们归入‘地下诗歌一流，登不了大雅之堂。也因此，我也老早就心甘情愿地待在所谓的边沿，孤芳自赏”。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对“我”的表达毫不犹疑，经由“我”而言说出宽大的世界和缤纷的人事，所谓“过分粗暴”并不只是语言和情感的挑衅，更意味着口语对表达的开拓——说出扭捏作态的“文体”不屑于说的、不好意思说的，当然，更是它没有能力说出的。
在李亚伟早期的作品中，对青春之“我”的表达更多地源于天性和本能。“我”原本就指向私人，甚至私密的领域。然而“我”又是单独而渺小的存在者，在《红色岁月》中，李亚伟为了真实的生存或自我存在的幻觉往往被献祭或主动献祭，“那是大地上调皮的晚稻，在夏天顽固，到了深秋才答应做人民的粮食”（第二首）。在历史和现实中，对“我”的表达和经由“我”表达出响应过公社和市场，堆砌出远离生活和内心的辞藻，再反过来塑形更干瘪乏味的生存处境。在《自我》中，李亚伟坦率地承认“我”本能的低俗和存在的渺小，“伙计，我是大地的凸部，被飘来飘去的空气视为笑柄/又被自己捏在手中，并且交了差”。当然，诗人更要有本事“添金”（而不是贴金），打造出新的硬通货。在《给女朋友的一封信》中，李亚伟进一步扩充口语的包容度和复杂性，“我倒下当然不可能倒在你身边/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我要在很远的地方倒下才做出生了大病的样子”；
在《象棋》中，“我看见我率领的这些兵士/因隶属而失去信仰/我高兴地起身，成为一只过河卒/向下午匆匆走去”。诗里的“我倒下”“我看见”“我高兴”，正是“我”毋须外力干扰的自主状态，通过语义和情感的蜿蜒尽情地打开私人的私密领域。当李亚伟在《天空的阶梯》中，“对着天空重新叫酒！”世俗的酒色和尘烟终究孕育出更高的法则，“处理着我们的内心，处理着我们的前世和今生”（第十八首）。
李亚伟在《萨克斯》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和母语的关系，“我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汉字是我自杀的高级旅馆”。如今再看这个意气风发的表达——莽撞的“语言打手”，把他如鱼得水的嬉戏地和栖息地看作“高级旅馆”，而为母语所做的一切清除“疑难杂癥”的“粗暴”行径，似有难以启齿、更难以恰切言说的殉“道”意识。李亚伟从不回避宏大的词和“伟大”的情感，“国家”“历史”“朝代”都属于“我”要探究的对象，而“我”调侃、反讽、严肃或无奈的表达正如内心伸向外界的触手，反复碰触、衡量和调试“我”与它们构成的生存弧度，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历史正被一个巨大的星际指南针调校”（第三首），而“朝代们找不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国家也都是路边店”（第十八首）。因为，以更广阔的时空为参照，以上宏大的词所指向的都成了微不足道的“黑点”，茫茫无所依，甚至也无所意味——恰如渺小之“我”的处境，“那时，我和现在一样，最远只能看到银河系”（第二十三首）。由此看来，人类历史被星际指南针调校所遵循的那个尺度又何尝不是“我”仰望星空所敬畏的那个更高法则。“我”探寻“私人”之外的领域——有时是旗帜鲜明的“大道”，有时是漫延在时间中模糊而宏大的王朝和政权，诗人无法仅仅凭借强硬的对峙或讨巧的反讽就能轻易表达出它们如何构成，同时挤压或意外成全个体的生存处境。然而，“我”遵循的是更高法则，在它的衡量之下——历史、朝代和国家都很渺小，更毋论个体所要面对的大是大非之类的细枝末节。因此，在李亚伟《新世纪游子》的诗歌中，“大”如地球，也不过是“我想起银河系里的地球/裹在大气里的地球，看上去就是挂在太阳系上的一只蚕茧”。他一视同仁地为母语处理大小公私，不需要借助蛮力或机智显示自己可以处理，并且能够处理得当。毕竟“我”从天上掉下来，殉“我”之法则，这也是天性孕育出的对母语的信仰。当然，信仰和更高法并不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语言打手”在致力于让硬通货口语更“硬”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口语如何熔铸古典性和当代话语这两项“疑难杂症”。
在1980年代，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反文化”比“莽汉主义”更像一个不恰当的标签。尽管“莽汉”们看重“流浪汉诗歌”“行吟诗歌”之类的口语化写作，“泼皮”们更是“跟现有文化找茬”。正如李亚伟在《英雄与泼皮》中认为的，“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认为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当时的“反文化”是一个姿态，从这个起点开始，李亚伟通过《硬汉们》身体力行过，“用头/用牙齿走进了生活的天井，用头/用气功撞开了爱情的大门”；
在《二十岁》中，用豪放地诗作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然而，即使在“莽汉”的诗歌活动高峰期，对“反文化”的短暂标榜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于文化的好奇。多年后，李亚伟满怀情意地写出精美的《人间宋词》，在书的结尾述及一段往事，“1985年，我学写新诗已有好几年，一天，随意读了一些宋词，写下了一首关于宋词的诗歌，现粘贴在下面，作为结束”。在这首《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的开头，“古人宽大的衣袖里/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接下来，古人视野中的“大江东去”“西江月”并非只被“莽汉”调侃或反讽，李亚伟仍可以讽刺文化通胀的造作和虚假，过去时代的弄潮儿所掀起的悠游与流离总是映照出他眼前的逝者如斯，如“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忍不住要从时间之手中接过千百年前的叹息。李亚伟接得很自然，古人“写些伤感的宋词”碍不着他写他的酒色之诗；
当他看向他们，那些“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朝廷里他们硬撑着瘦弱的身子骨做人”，他显得比他们清醒得多，看“他们就用衣袖捂着嘴笑自己”。极尽包容的口语像表达故事一样笑谈过去的时光和人事，故事中的碎片却在某个醉酒或空虚的夜晚侵入诗人的内心，碎片包裹着逝去时光中宽大的寂寞，他眼前一闪而过古人宽大的衣袖和音容。
二十多年后，李亚伟在“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演说中再次用“宽大”表达寂寞，“诗人常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容易对爱和永恒痴心妄想”。在口语中熔铸古典性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诗人辨认出过去的开阔、丰盈与鲜活，那已成空无的时空和人事在不经意间回馈他存在过的生机和终归空无的虚空；
在李亚伟《内心的深处》里，“你看那如烟的大水放弃了什么/你站上桥头，看那一生，以及千古/用手中的小酒杀尽了身外的事物/却在内心的深处时时小心，等待和时间结账”。李亚伟在诗句中下意识地编织着现在与过去，世俗的声色和形而上的焦虑相互抵牾，“手中的小酒”只能破除和它同属于世俗级别的迷障；
“我”所遵从的健康、莽撞而充满活力的天性能对抗的也仅限于那些“身外的事物”，打量过去的“千古”和过去之人的“一生”，让诗人发现另一个自己（“你”）。因为，他深知时间中的万古愁会像它曾经找到古人一样来找我们结账。
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和政治构成了更现实的母语环境，李亚伟开始写诗的时候，认可乔治·斯坦纳在《空洞的奇迹》提出的“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那个庞大而僵化的语言幽灵，一直蛰伏而并未远去。那时的“莽汉”们虽然没有身处风暴中，但对“革命”和“上山下乡”的浪漫化想象也或多或少地存留过。如李亚伟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中的叙述，“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人，早在1984年前就通通回了城、安了家，但看起来‘莽汉是至今还在插队落户的人，只是把农村换成了文字，我们也将大有作为。”曾经，作为一个稍显边缘的见证者，李亚伟在《秋收》中保留了他那孩童般的情真意切，“这时背着书包穿过麦田去向人民群眾学习语言”；
当内心和身体都承受过政治话语的熔铸，“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诗人曾高兴地起身，奔赴他撞破的那个形而上的下午投向尘世的阴影，一如《红色岁月》中那些上山下乡的前辈们“从种子中进入广阔的天地”。前辈们都曾在被遮蔽的视野中看到过自身和世界的鲜活与广阔，最终迎来“回城和安家”。于是“我”热爱过的话语以最苛刻的方式把意气风发的酒色化为尘世的消极，毋宁说这是警告而不是反讽；
对于那些肆意而热烈的奔赴，对于那些惨痛的代价，诗人以怀旧的方式掀开怀旧远远无法容纳的残酷。
母语的珠宝
李亚伟在《我飞得更高》中写到，“我飞得更高，俯临了亚洲的夜空，我心高气傲”；
在《新月勾住了寂寞的北窗》中，“我飞得更高，超过了自己的无知”；
在《美女和宝马》中，“你是天上的人”。李亚伟从没有忘记，只有遵循更高法则才能飞得更高，最终像他热爱的那些伟大的作者们一样回到天上，在《人间宋词》中“住在自己的星宿里，在遥远的银河里回望着岁月，闻着人间的香气”。在更高法则的衡量下，李亚伟越来越看清每个人生存的无知和弱小，也尽可以傲视同样渺小和盲目的历朝历代和大是大非。回首半世的时光，也无法避免“我有时活到了命的外面，与国家利益活在一起”（第一首）；
这些巨大并且虚妄的身外之物，“最多也是用来抛弃的”（第十四首）。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终有一日要离开汉语这个高级旅馆；
一生的奔波和打捞，一生的破产和暴富，那些被掂量和打磨过无数遍的珠宝，只有拂去泡沫、滤掉沉渣后，才能结算这一生的寄居；
像他的前辈们一样，留下蕴藏着丰盈情感和鲜活生命的珠宝——玩转百世。当李亚伟领悟出更多的更高法则，他们和我们不过是“想要在眼前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条正道，走出一些动静”（第二十首），也愈加看清高于人间的虚空和超脱，并不抵触人世的开拓与持守。即便灵魂不灭、可以离开地球飞向“我”的“双鱼座”，幼稚而渺小的地球也曾孕育过最绚烂的青春和想象，诗人将和所有回归星宿的人一样，牵系这闻道之地的馨香。
在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中，李亚伟检视生存的荒唐与沉湎，灵魂周转在奔命的祖先和自我之间。历史中的疆域和国家不断地成为遗迹，母语如他所爱的女人，前世在治乱中叹息、抹胭脂，今生还托来春梦、让他从黄脸婆的队伍里辨认她。他、他们（祖先）和她在命外被世界经营和管理，在命里经历生死转世。打量祖先和母语用过的世界，打量自身和他们命里命外的联系，他“从人生的酒劲儿中醒来”（第二十二首），再寻找花开与流水为过往和现实的叹息，“唉，花是用来的开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第十五首）；
“唉，水是用来流的，光阴也是用来虚度的”（第十四首）。把珠宝抛向永不停息的时间，此刻，“所有的历史，正向着宇宙的深处轻轻地坍塌”（第二十二首），而母语会去往更遥远的未来和宇宙。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新诗话语衍生的地方性研究”2019SJA1071，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地域性研究”KYY17502阶段性成果。）
曹梦琰
女，1986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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