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根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成立后，借鉴列宁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围绕中心城市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发展之需，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几度变迁，曾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之间迁徙。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北京，1923年2月又迁回上海。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搬迁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机关驻扎北京期间，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迁出上海的缘由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搬迁到北京不是偶然的，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共一大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上海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组织领导全国工人运动。随后，书记部编辑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开展罢工斗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共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将纲领迅速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和呼声。
虽然，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多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但引发的政治影响却是巨大的，于是便遭到英法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和破坏。1922年6月，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书记部出版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
7月18日，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
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中共總书记陈独秀先后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最终均被救出。这些情况说明，中共中央机关已受到租界当局监视和防范，中共主要领导人暂时难以在上海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迁往北京的政局因素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处处受限，而中共领导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工人运动却开展得轰轰烈烈、高潮迭起。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
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随后粤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沪宁、沪杭、胶济各路，包括远及关外的中东铁路等连续爆发近十次的大罢工，一时间，工人运动热潮“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机关，此时迁往北京，既可以直接领导声势浩大的北方工人运动，又能借机大力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走向高潮。
北京的政治局势也更有利于中共领导开展革命活动。陈独秀曾经说过：“当时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1922年5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吴佩孚当时被称作“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他崇拜抗倭英雄戚继光，坚持反日立场，“誓死不做日本走狗”；
在五四运动期间，曾发表爱国反日通电，声援学生、工人。共产国际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早在1920年4月，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北京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时，便带着“决定联合吴佩孚”的任务；
8月，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事，表示愿与苏俄结盟，无条件承认苏俄。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主持制定“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从领导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接近并争取吴佩孚的支持，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多方努力，最终促使吴佩孚在1922年8月通电发表“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等政治主张，允许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教育工人，共同组织推动北方工人运动。虽然吴佩孚的根本目的是想利用中共的力量操纵工人运动，以实现其封建独裁统治，但在客观上，对中共开展工人运动合法性的承认，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北京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北京深厚的革命底蕴
北京，是早期中共组织在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发文称赞“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阶级共同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各阶层，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别开始建党活动。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与李大钊交谈后，又到上海与陈独秀进一步商议建党问题。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
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承担宣传工作。北京早期中共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7月，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工人运动状况与经验等，《工人周刊》在北京创刊。7月23日至8月初，北京早期中共党组织代表张国焘主持召开中共一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局领导三大成员之一，分管组织工作。9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领导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罗章龙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泛，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这就是说，北京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发起地，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更是中共的重要发祥地，早期中共党组织在北京的政治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面临第一次搬迁选择时，首先想到迁往北京，绝非偶然，在于北京有着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和深厚的革命底蕴。
北京掀起工人运动高潮
1922年10月，迫于上海的严峻形势，中共将中央机关迁至北京。中共中央驻留北京期间，因陈独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张国焘代理中共总书记之责，主持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书记部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7月在上海被查封后，迁至北京，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简称书记部总部）领导成员也进行调整补充，邓中夏任主任，副主任一职由罗章龙担任。在北京期间，中共中央继续集中精力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从1922年10月到1923年2月，短短4个月时间，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先后领导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罢工浪潮在祖国大江南北涌动，迅速将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新高潮。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形成了声势。
在组织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中，中共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把握工人运动的方向。1922年10月开始，书记部总部先后派员到各地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何孟雄等负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彭礼和、王尽美、邓培等人负责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孙云鹏、施恒清等人领导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人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亦称“二七”大罢工）。二是健全工会组织，有序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9月19日，开滦煤矿成立“五矿工人行动总指挥部”（即五矿工人俱乐总部），毛泽东曾称赞开滦工人“特别能战斗”；
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著称。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要首先建立铁路工人、海员、矿工3个产业的联合组织。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共建立16个工会分会。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成立大会。“二七”大罢工虽遭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但在中共的领导下，依然能有序组织撤退和复工，尽量避免更大损失。三是中共党员深入基层，教育启发工人觉悟。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深入工矿，向工友介绍革命道理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事例，启发工人觉悟，鼓舞工人斗志，注重发展工人党员，培养罢工斗争骨干。如正太铁路罢工主要领导人孙云鹏、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领导人朱少连、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邓培等都是工人出身，他们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机关在北京的影响
中共中央在上海只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迁到北京之后，便由“地下”转到“地上”，公开组织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922年10月，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会、学生会以及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各团体纷纷声援和支持，仅参与“二七”大罢工的各阶层人士就高达数万之众。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军阀吴佩孚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之时，中共党员立场坚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如中共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在军阀屠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年仅31岁；
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施洋在刑场上昂首高呼“劳工万岁！”牺牲时仅34岁。从此，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各党派、团体中脱颖而出，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
通过领导工人罢工运动，特别是领导“二七”大罢工，中共深刻认识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联合战线。当时中国政党虽然众多，但惟有国民党是拥有数量可观兵力的政党，同时，经过“二七”大罢工，国民党也重新认识共产党。孙中山曾对他的部下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們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
根据形势变化回迁上海
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北京后，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列宁指导推动下成立的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11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共代表就中国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作了报告，陈独秀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3年1月10日，陈独秀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党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座。中央当即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支部，并决定将此事函告巴黎。1923年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酿成了“二七惨案”。陈独秀在听取张国焘关于“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问题的报告之后，决定发表《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揭露军阀罪行，动员全国人民声援，同时决定派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摧残革命势力，屠杀中共党员，北方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设在北京的书记部总部被查封，陈独秀、马林等人被通缉。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3年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中共中央驻留北京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秘密领导中国革命活动，到公开组织领导中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在促进国共合作进程、与共产国际密切联系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足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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