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兰 吴美桃
摘 要：国家意识主导下的道路开辟，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清朝以来，开发都柳江中上游以古州为中心的区域道路网络，不仅拓展了古州治理空间，也对古州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族群结构、文化形态等产生了整体性影响。道路沿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古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以道路为切入点，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机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都柳江；
路学；
秩序重建；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3 - 0023 - 11
一、引言
道路既是一种物质实体，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近年来，道路逐渐成为人类学进行区域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1。道路的特点是互联互通，这使得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网络化作用2。费孝通先生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指出，汉族通过交通要道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道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下的空间物质载体4，在增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开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与融合的积极作用，为增进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奠定了一定的空间与物质条件。本文从路学视角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以历史上都柳江中上游的古州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道路与国家认同形成之间的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运用找寻实例依据。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及向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崇山峻岭，地理形势复杂。历史以来，道路交通一直是影响中央王朝对地方控制力度强弱的重要因素。特別是明清以来，贵州交通意义更加凸显，改善交通成为控制贵州进而控制西南的重要措施，各种以军事或政治为目的的道路与驿站不断开通，成为国家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纽带。目前，一些学者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关注西南地区道路与国家整合的关系。如杨志强以“古苗疆走廊”为例，分析中央王朝如何依托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西南地区进行“一体化”整合，进而将其纳入统治范围1；
赵旭东和周恩宇探讨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黔滇驿道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的正当性2；
也有学者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关注道路开辟与国家力量介入后区域社会文化以及族群关系的变迁。王健等学者认为，都柳江水路疏浚后，带动了沿岸地区商贸的繁荣以及“苗”“侗”居民关系的变化3。不同区域的人群在保持自身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能动性地创造新的文化并纳入区域社会新的联系之中，由此展现了都柳江下游“区域”的结构化过程4；
还有学者以苗族独木龙舟节为例，探讨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水路的治理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苗汉文化融合产生的影响，认为清水江既是一条商业运输线，也是一条民族文化传播的路线5。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还较少关注西南地区道路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都柳江流域跨黔、桂、粤三省，河道的开辟不仅仅为中央政府在都柳江流域建立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也对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以来，朝廷通过对都柳江中上游以古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扩展与延伸，一方面强化了中央王朝的管理权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边远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
二、都柳江中上游水路疏浚与驿道开辟
都柳江是珠江水系的上游，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拉林、里纳，至独山城南流入三都，然后直下都江，再向东拐入榕江县，经从江县八洛以下入广西境，入粤后为融江、柳江6。位于都柳江中上游的榕江县，居住有苗、瑶、侗、壮、水等民族。在明洪武三年（1638年）置古州蛮夷长官司，俗称古州，为土司管理的辖区。历史上，黔东南地区基本上是未归封建王朝直接管理的“生苗区”7，即所谓“化外之地”。清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将目光聚焦到了黔东南这片“生苗区”，在此“开辟苗疆”，设置了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六厅，史称“新疆六厅”，开始了中央王朝的“王化”管理。古州厅正处在“生苗”的核心区，在“王化”管理过程中，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水上交通更优于山地道路交通，通畅都柳江河道对于“生苗区”的开辟和军事布防就十分重要了。
雍正四年（1726年），都柳江因其“通黔粤”的重要地理位置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云贵总督鄂尔泰依据黎平知府张广泗、副将李登科对古州八万地区实地考察的结果，给雍正皇帝上奏了一份涉及古州地区的山川河流、村寨布局、族群人口等的详细报告。鄂尔泰认为“生苗区”的“古州江临其前，又有都江潆其右，溶江绕其左，二水回抱，汇合南流，直达广西怀远县界”1，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生苗”居住的大小村寨沿江错落分布，因此，控制和保证都柳江河道的通畅对于开辟古州地区至为关键。鄂尔泰建议“先将八万、里古州之处通达都匀一带生苗设法布置，俾尽输诚。次将通达广西一带生苗，亦如法招抚”，之后“合之八万、里古州，开晓法纪，俾令输粮编甲”，再“度其形势，设立郡县，联络黔粤俾道路相通，略无阻碍，而统设一镇，分布营汛，以资弹压，庶使生熟群苗皆就约束，无复化外之民”。鄂尔泰这份详细的奏议令雍正皇帝意想不到，朱批称“八万、古州如此局面，不但出朕意外，亦天下人意想所不到，可徐徐相机料理”2。
清雍正八年（1726年），鄂尔泰在上奏古州鸡呼党等苗寨攻营时记载如下：
黔省苗疆自开通之后，楚省舟楫已可直达清水江，来往客商，现今称便。而古州，八万有都江河道，上可至黔之都匀府，下可至粤之柳庆府等处，船可通行，既便且近。因向有原未招抚之定旦寨及来牛寨两处生苗，尚在阻隔。经臣密饬该文武缓待，务俟营制既定，诸务就绪，然后相其顺逆，一举可毕，业将大概奏明在案。今古州一带现在安塘设汛，并设流官管辖化导。而定旦一寨，据密报复有伏草截路、伤害放马苗夫之事。是剿之有名，机不可缓。但查定旦、来牛之后路，俱紧连粤境，非粤兵协进，难以开通。臣巡视粤西，查得柳庆、庆远二府，计程到古州，缓不过十余日。……俟事毕后，即令开通河道3。
由鄂尔泰的奏折可知，清水江开通以后，湖南的舟楫可以直达贵州，促进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都柳江一旦开通，就可以从贵州都匀直达广西柳州，非常便捷。不过都柳江的上游地区还有定旦、来牛两个寨子阻隔其间，影响畅通。于是，鄂尔泰以苗民“阻隔河道”之由，调遣粤兵，分两路进剿定旦、来牛两寨。“一路从柳庆进，驻扎诸葛营；
一路从荔波县进，驻扎平宇江之上下”4。此役过后，“上至平宇，下至都江，沿河四十里余寨苗民，齐集军营砍款，用作良民”5。征缴定旦、来牛后，为确保都柳江航路畅通，清军在河道旁安营驻军，扼守江路。
疏浚的都柳江航运顺利通达广西，使古州厅成为黔、桂的水上交通枢纽，解决了外部通航问题。随后，古州的区域内部交通问题也提上了议程。乾隆八年（1743年），张广泗再次上奏：
古州挽送寨蒿營米，向须水陆盘运，自寨蒿陆运朗洞米石，亦险远难行，今勘古州至寨蒿有盘挨、干列二滩，开修舟运，较为便利，自寨蒿至朗洞有开出高表一带快捷方式，亦近至三十余里，嗣后二处运脚俱可酌减给1。
古州厅管辖的寨蒿地区位于都柳江和清水江分水岭的雷公山东南坡，山高林密，陆路交通十分不便。但寨嵩河却汇集了从雷公山流下的溪水，注入都柳江。张广泗考察了这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之后，认为疏通寨蒿河有解决区域内通航的价值。于是派人开凿了从古州厅到清江厅（今剑河）的河段，把清水江与都柳江连通起来。从此以后，“楚至粤，商艘直抵镇城（指古州镇）”2。古州也因此成为贵州东南部的交通中心。
清政府不仅疏浚了古州的水路，还开辟了相应的陆路，弥补了水路运输的不足，使水陆两道交通并行发展。据资料记载，清朝年间，政府修通了古州通往黎平、三脚屯（今三都）、丹江（今雷山）、清江（今剑河）、下江的驿道，其路面多以卵石铺砌，宽0.5 - 1米。
古州至黎平道：乾隆二年改道，由古州往东北，经六百塘、王岭、八匡、丰登坳、栽麻入黎平，榕江段长约34公里，是通往湖南的要道。
古州至三脚屯道：由古州城南沿都柳江溯流而上，经都江、腊酉、八开、定达、八蒙入三都县。榕江段长约62公里。是通往都匀、贵阳的要道。
古州至丹江道：由城西北沿平永河上行，经料理、平江、平永、宰告、塔石入雷山县，榕境段长约70公里。
古州至清江道：由城北沿寨蒿河上行，经六百塘、乐乡、平松、寨蒿、高表、朗洞至正岔入剑河县。榕境段长约90公里。
古州至下江道：由城南沿都柳江下行，经腊亮、八吉入下江。榕境段长约18公里，是南通广西的要道3。
至此，古州东西南北四方皆有陆路出入。由古州往东可由黎平干道至镇远，而往西则可由丹江、八寨至都匀，往北还可由丹江至清平或台拱，然后与交通主干道相接，往南则由下江可达丙妹。都柳江水道与四通八达的陆路叠加使古州厅地理优越性凸显，其地缘的重要性也急剧上升，成为黔省南部出省大通道。吴振棫在《黔语》一书对古州便利的交通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唐蒙古道闭塞累代，一旦开辟遂成康衢。陆行可舆，水行可舟，两省文符迅疾如驶。”4
三、从蛮荒之地到黔中大都会：古州地方秩序的重建
清王朝实施改土归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在黔东南的苗疆地区设厅治。升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从黔东南地区社会发展的角度再次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此后苗疆除禁扰累、严防范之外，兼宜从容治理，循序化导，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以期千百年久安长治，方可以云一劳永逸也。”1之后，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重建了这一区域的社会秩序。
（一）移民与社会结构的改变
清初以前，“古州为百蛮之地，自古不通声教” “苗族种类不一，黑洞苗、山苗最多，白洞苗、水西苗参错其间，瑶苗绝少” “苗人椎髻跣足，言语吱咿不可辨……苗人素不识字，无文卷，即贷卖田产惟锯一木刻，各执其半以为符信”2。自都柳江水路疏浚及驿道开辟以后，古州成为黔省东南部的出省大通道，屯军及外来移民渐次进入，逐渐改变了古州的社会结构。
1.军事移民
历史上古州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情况比较复杂，开辟苗疆过程中清军的征伐加深了民族隔阂。于是，清政府在交通要道之处大量驻扎军队，加强军事防备。一是设立镇营、驻扎军队。清政府开辟“新疆六厅”后，把贵州全省军队的大部分移驻到这些地区，以防范、镇压苗民的反抗，确保其统治的巩固。雍正八年（1730年）设古州镇，下辖中、左、右三营，乾隆二年（1737年）又增设朗洞营3。二是设塘置汛，防范通邮。古州厅共设4汛19塘，各汛塘都有军队驻守。中营分拨2汛7塘，官2员，兵丁99名；
左营分拨1汛5塘，官1员，兵丁66名；
右营兵分拨1汛6塘，官3员，兵丁285名。驻军“以资防范，且通邮递而捍卫行旅”4，汛塘都是建立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地方。如王岭汛为古州之扼要，八匡汛、都江汛为古州咽喉之地，滚纵汛为古州之犄角、保障之屏藩5。三是安卫建堡，实行军屯。“开辟苗疆”后，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各种摊派，给当地苗民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苗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终于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爆发了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民大起义。清政府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组织平定了苗民起义。战事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减少，为了更有效地管理黔东南地区，张广泗上奏朝廷：
逆苗绝户田产，应请酌量安插汉民领种也……，凡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并有十去其八九者。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所有绝户田产，实为繁多……且安插之法，当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如凯里、清平、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原系有汉人住居之处，面人习见，不以为怪，当先为举行……彼此联络通达之处，皆可次第举行。至于深险僻远之地，则姑弃置之，或以赏苗人之无田资生者，令其前往佃种，不必尽招汉民也。……若再得汉民相与错处，地方官善为循序化导，五七年之间，即可渐变为内地矣1。
张广泗建议对“逆苗绝户田产”清查，安排汉民耕种这些田地。为了避免苗汉之间的冲突，张广泗又提倡采取“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办法，在交通便利、原本就有汉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屯军。那些地理位置偏僻，远离交通干线的地方，则安排没有土地的苗人进行耕种。于是，新的屯卫制于乾隆元年（1736年）在黔省地区建立起来。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在黔省地区新辟的六厅中，一共设9卫，安109屯堡，屯军8 939户。古州为六厅之首，设左、右两卫，安40屯堡，屯军2 519户，屯军户数几乎占新疆六厅屯军总数的30%。古州设千总2员管理屯田事务。由古州同知兼辖贵东兵备道统辖2。左卫千总驻王岭汛城，辖22堡，共设百户17名，总旗30名，小旗151名，屯军1 681户；
右卫千总驻寨蒿汛城，辖18堡，共设百户7名，总旗16名，小旗82名，屯軍838户。古州厅初设通事23名，后委以土千总7人、土把总6人、土舍10人3。左右两卫屯田18 176亩。屯军聚居点称堡。军户以旗为单位，聚居堡墙之内。屯军平时务农，生产自给，农隙进行军事操练。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开操，至正月底结束。练兵期为四个月4。大批屯军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农用工具，通过与周围苗民的长期交往，客观上促进了古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2.商业移民
都柳江水道疏浚以后，从古州厅到黎平府这一带，食盐的进入渠道发生了变化，不再从遥远的淮盐区引进食盐，而是由广东地区引进粤盐，即由广东经都柳江水运至古州等地区。食盐经营由朝廷统管，在古州设有总埠，黎平、丙妹、三角屯分设子埠5。设盐埠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地的商人开始陆续进入古州做生意。清朝前期，榕江属羁縻之地，外来者不准入内，到处覆盖着原始森林。都柳江航道开辟之后，外地木商开始入境采购，木材成为古州重要的商品。古州南部的木材砍伐后通过都柳江运到两广地区，北部的木材则通过清水江运到下游的湖南等地。木材经营兴盛时期，古州木行商号多达数十家，不少人因经营木材盈利银两数十万至上百万6。随着木材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商业移民。为了便于商业运转，这些商业移民在各自的经营行业内建立起行业规范，并按省籍在古州建立同乡会馆，主要有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广东会馆、四川会馆以及福建会馆等。商业移民在采购大量木材的同时也将经济发达地区的产品带入古州，扩大了商业交换，使古州的商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古州众多的码头便是商业繁荣的见证。据榕江地方文史资料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年）起，政府动员民众陆续建了10个码头。古州商船往来如梭，每天有大量的船只停泊在河边，最多时达1 000余艘，各类货物吞吐量每天有上百吨1。
（二）“以科举行教化”——儒学教育的推广
开辟苗疆后，清政府意识到“武弁不能宣化，惟在示威”2，需要加强苗民的文明教化。
“俾其渐摩礼教，熏陶性情，化其丑类，彰我朝一统车书之盛”“行之既久，苗民渐可变而为汉，苗俗渐可化为纯，边未遐荒之地尽变为中原文物之邦矣”3。黔省官员张广泗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向朝廷建议在新辟的苗疆地区设立义学，让苗民接受儒学教育，参加科举考试。
黔省虽属遐边，叨蒙圣朝休养，德泽于兹，百年民物归醇，人文日盛，所以内地“熟苗”观感兴起，皆知从师受学，出而应试……彼之秀异者，教以服习礼义，庶几循次陶淑，而后可渐臻一道同风之效。4
在张广泗看来，如果对苗民之中天资聪慧者进行儒学教育，不久之后便能达到与内地一体化的效果。于是，古州地区大兴义学。义学主要设置在乡村，且多数在有军队驻守的地方。“就已安营汛之处，分别苗户多寡，各为设立义学……查上下两游附近黎平之古州已安重镇，周围苗户繁多，应设立义学二所”5。雍正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在古州地区共办了15所义学。
书院是清政府选拔人才重要的机构，也是朝廷在苗疆办学的另一种形式。相比义学，书院更趋向于官学化。从书院的主持人到办学经费、教学内容以及教师、学生的选择等都必须经过官府批准。自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先后在古州地区建立了西山、文峰、榕城、龙冈、萃英、榕春等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贵东兵备道道员余克襄与古州厅同知徐宏倡导捐资修建的榕城书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代著名儒学家郑珍就任古州训导，兼榕城书院主讲，古州大开读书风气。1由于书院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儒学在古州地区的传播速度。
科举制度对儒学在古州地区的发扬光大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古州同知徐宏奏请建古州厅学，将永从训导移驻古州厅，专司考课。接着在古州设置考棚，岁试、科试、院试改在古州进行3。从此，古州的读书人不必远赴黎平参加科举考试，兴起了古州的科举考试之风。始有苗汉士子参加院试、乡试、会试等科举考试。道光十三年（1833年）古州厅生员百余名，应试文童300余名，武童200余名。乡义学、书院等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科举考试点的设置，激发了古州少数民族读书的热情，使古州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科举人才。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古州计中进士1人，中举人12人，其中武举4人，贡生（即在生员中选取品学兼优、孝义两全者为贡生）44人，其中恩贡12人，拔贡5人，副榜1人，优贡2人，岁贡24人4。这些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人，一部分出任官职，另一些人则在家乡设馆授学，成为了古州地区儒学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如三宝侗寨的举人杨廷芳曾从学于儒学家郑珍，中举后致力于私塾蒙馆，教书育人，提升了三宝侗寨向化儒学的风气。
古州在开辟前“苗人素不识字”，经过汉苗社会文化长期的、频繁的交流，苗民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附郭苗民悉敦弦诵，数年来入郡庠者接踵而起”5。比之雍正年间的苗疆“生界”状态，如同天壤之别。
（三）发展集市贸易
黔省地区原本没有市场，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为了杜绝买卖不公平的现象，清政府官员积极发挥国家的职能，建议朝廷在苗疆地区设立市场。
苗疆地方，向无市场以通贸易，文武各衙门，俱分差兵役及通事、头人等，前赴各苗寨购觅，名曰采买官。虽现发价银，而所差兵役人等，或短价抑勒，或扣克分肥……既已增添营汛，又复安设屯军，食指浩繁，今既严禁兵役，不许下寨采买，则所需日用等物，购买维艰，亦属未便。应饬令各该地方官，在干通衢附近营汛屯堡处所，勘择宽敞地方，兴立场市，并即预定日期，出示晓谕各寨苗民及商贩人等，按期赴场公平交易。1
于是，古州厅的集市贸易就此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官府设置了南门城外场（逢酉日集期）、米场、忠诚堡场（逢卯日集期）、定旦场（逢巳日集期）、平引场、平江场（逢寅日申日集期）、寨蒿场、八开场、整冷场、羊色场等场集2。这些市场的设置以屯堡为中心，向四周分散。而且设置在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聚居相对密集的村落，以及水路交通要道上3。为了便利苗汉人民和商贩购销商品，各地错开赶场时间。有的以一、六为期，有的以二、七为期，有的以三、八为期，还有的半个月赶一次或两次，也有的按照地支场日赶场交易。
场集设置以后，各种货物在区域之间互通有无。古州地区有各种来自外地的商品，“贸迁成市，货币流通不减内地”4。据《古州杂记》记载：“珍果如椰子、荔枝、槟榔，皆有粤东附盐艚来者，并非古州所产，橄榄亦是粤来，树亦间有。水果有榛无芡，莲有实而不产藕。冬笋楚来，市价极廉；
春笋细瘦无味；
苦笋入夏盈市，大者如瓮；
荸荠、榛菰、慈姑等悉如江南。”“茉莉、夜来香先自粤来，今则民间遍植，每当盛夏摘置枕函，梦回酒醒，香迷斗帐，不减江南秦淮风味也。”5古州的土特产也大量销往外地。如火棉、桐油、五倍子（花）、毛皮、木耳、香菇、杜仲和其它的中药材等6。由于古州水陆交通便利，加之安设重镇，“四方商贾络绎往来”，雍正末年的榕江便已“商贾日众，南海百货亦捆载而至，古州遂为一大都会”7了。
总之，以都柳江水路为中心的区域道路网络开发，改变了古州地区的社会结构，儒学教育的推广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进一步重塑了古州地区的社会秩序。
四、道路、交流互动与国家认同
道路的开辟是国家意识在地方社会的逐步确立和整体展现，也是地方社会融入国家体系和建立国家认同的过程1。都柳江水道疏浚和驿道开辟不仅使古州纳入清王朝的管理范畴，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古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国家意识也逐渐注入民众之心。军事移民和商业移民的进入对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以及族群关系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清王朝在古州推行的儒学教育，从思想上强化了国家认识，培养了大批忠诚于王朝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在古州地区传播儒学文化，加速了古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道路沿线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认同，体现在他们对清王朝政治方针和战略决策的支持。古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表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即居住在道路沿线的坝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明显高于那些远离交通干线的山区少数民族。根据资料记载，清王朝进入古州设厅初年，也遭到了车江大坝侗族的反抗。雍正八年（1730年），鄂尔泰向雍正皇帝报告了古州车江大坝附近车寨、口、月、寨头、藏弩等侗寨造反的事情2。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黔省爆发了多年的苗民起义，地方官员和军队已无力抵抗。而古州车江大坝以杨廷芳、杨志泰父子为代表的侗族却积极组织地方团练来对抗苗族起义军。杨廷芳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举人，咸同苗民起义期间担任三宝地区团练款首。后因赴铜仁任教，将团练事务交付长子杨志泰。在地方史料的记載中，杨志泰文武兼备，为了保卫三宝侗乡的安宁，组织忠义大款，众人拥戴其为款首，款军以九十九垴大山为据点，坚守六七年之久，最终成功击退了起义苗民。至今，车寨还流传着杨志泰组织三宝侗族群众击败农民起义军的侗歌。
道路沿线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其次表现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体现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等经济文化认同，还涉及民俗、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认同3。在生产技术方面，随着交通的开辟，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到古州地区，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古州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坝区的侗族很快就掌握了这些外来的农业技术。历史上的古州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生苗区”，这些民族擅长稻作，但种植的水稻品种都是清一色糯稻，侗语称为“ouxjox”。糯稻品种的适应性很强，不管是在坝区还是山区种植，都能生长，但产量却较低，解决不了人们生活所需。开辟苗疆后，粘稻由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汉人传入，侗语称为“ouxgax”（意即汉人的谷种）4。乾隆二年（1737 年）安屯设堡后，屯军引种高杆籼稻，远比糯稻增产，很快受到欢迎。籼稻品种逐渐推广，稻谷产量逐年提高1。至光绪五年 （1879 年），已有糯、籼稻品种 28个2。地方官员和移民将杂粮和其他农作物品种也引到了古州地区。“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菽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之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诸有收获”3。乾隆十二年（1747年），任树森从河南购进木棉种让古州地区人们试种，民间“谋衣艰于谋食”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4。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入古州地区。古州地区地势崎岖不平，农田的灌溉主要依赖的是溪水和泉水。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很快得到推广，少数民族逐渐学会了使用水车灌溉。（光绪）《黎平府志》记载：“傍溪之田皆用水轮舀灌，一岁一补，三岁一新，田无旱涝之虞，此制元明以前无人道者。”5居于车江大坝的车寨正是由于当地居民使用水车灌溉农田而得名。此外，古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学会开凿水渠、修筑堤塘来解决灌溉问题。“灌溉之力，拦河上为溪水之流，随地势次第为堰而分之，使东西灌，又相田之卑高，为小沟，轮日泄闭，灌无不均，是坐食其利者也。故一溪若流百里，则百里近岸地皆上田”6。农作物品种的引入以及灌溉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大大提高了古州地区的粮食生产的能力，粮食产量明显增加。
交通的发展，为古州地区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使得该地区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文化以及儒家传统思想。车江大坝的车寨鼓楼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十七年（1891年）又重建。主楼方位采用坐北向南方式，为三重檐四角攒尖顶阁楼式建筑。底部有约1米高的台基，有旋梯直上顶层。车寨鼓楼的形式，各层飞檐翘角，翼角鸱吻，从外形上看，与汉族阁楼式建筑无异7。侗族鼓楼是侗寨政治、文化、娱乐和社交的中心，具有集众议事、击鼓报信、踩堂祭祖、迎宾送客、休息娱乐等功能，但车寨的鼓楼发挥的作用却不限于一般侗族地区的鼓楼，更主要发挥着传播儒学文化的作用。雍正八年（1730年），贵州巡抚张广泗“题建车寨、月寨、南关、北关义学”。车寨鼓楼建成后，便成为义学的教授点。车寨的举人杨廷芳（约1808 - 1875年）就曾在车寨鼓楼就读。他中举之后，于道光廿五年（1845年）邀请当时贵州著名学者在古州厅任榕城书院主讲的郑珍（郑子尹）到楼内讲学。据当地老人回忆，以前鼓楼后面有书院和东西两面厢房，厢房里面设有卧室，主要是为师生住宿准备。由此可见，车寨鼓楼承担着传播儒学的学堂功能。
古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还体现在他们对国家推行的正统礼仪制度的认可与接受。随着道路的开辟以及古州厅城的建成，清王朝开始在古州地区推行正统的礼仪制度。（光绪）《古州厅志》中的《典礼志》详细记载了通礼、家礼、婚礼、祭礼、丧礼、服制等内容。经过长期的礼仪教育与熏陶，车江大坝侗族的萨玛信仰逐渐与正统的社稷礼仪融合为一体，萨坛的建筑形式也由露天式变成了庙宇式。萨玛是侗族村寨崇拜的女性神灵，传说萨玛神力威大，能保佑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侗族地区的大多数萨玛祠都为露天式，而车江大坝的萨玛祠吸纳了汉族宗庙文化，在清朝期间逐渐由露天式转变为庙宇式。居于车江大坝的口寨通灵祠旁边的一块碑刻记载了萨玛祠的演变。
此我村鸡卦神坛也。始祖由浙右之粤，移徙雷州星县，沿河而上，寄迹于斯，自车、鲁及月、墨等处，共十二姓。越元、明、清，固不知来自何年……迨雍正平成后，乃迁居于是焉。立坛于池畔之西南角，以大石盖其上，每岁孟春，毕聚于兹，执鸡卜之，择其吉而从之，以为终岁平安乐业之兆，无不应验。然未有栋宇，不无阴雨祁寒，是以吾辈新起遮风避雨之举。至嘉庆二十年，众等会集，三姓同心建室于此，一举而两善……1
由碑刻内容可以得知，口寨以前的萨坛为露天式，形制是“以大石盖其上”，是一座与执鸡占卜仪式有关的“鸡卦神坛”。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地方人士的倡议下，萨坛的形制改成了庙宇式。有学者分析，口寨的“鸡卦神坛”由露天之坛变成有屋宇之坛，与清朝在古州地区推行的保甲户籍制度以及礼仪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2。车江大坝“三宝”侗寨中的章鲁村，祭祀萨玛的祠坛大门的门楣上直接用汉字书写为“社祠”，大门两边有一副对联：圣恩浩荡赐我无疆，母德汪洋临下有感。祠坛内布置着“萨玛坛”。每年正月或二月间，寨内村民都会缴纳份子钱购买祭品进行祭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对国家的认同。
五、结语
道路的开辟连接和拓展了古州的地理空间，也促进了不同人群之间互动交融与社会关系的调整，3加速了古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清政府无论是屯军、设置市场还是开办义学、书院，都首先考虑交通便捷之处，使得道路沿线的坝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高于远离交通干线的山区少数民族。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王朝国家开辟的道路是沿线各族人们之间交流互动的通道，也是增进民族团结、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以道路为切入点，可以展示区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族群结构、文化形态等整体性面貌，有利于理解西南地区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现状及形成机制，4也有利于从国家整合的高度理解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的差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经验。
［责任编辑：曾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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