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贵阳 王思博 陈寅岚
摘 要：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内生压力与外生冲击，稳经济保民生成为当下第一要务。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稳经济政策措施既要立足当下，应对短期经济低迷的困境，又要着眼长远，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可持续绿色新动能。从短期目标来看，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纾困帮扶市场主体是稳增长的政策着力点。考虑新冠疫情等的冲击，投资的稳增长效应更值得期待，也是将绿色低碳转型纳入稳经济政策的重要切入点。国家出台的稳经济政策措施，涵盖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内容，但也存在潜在的碳锁定风险。经济下行不仅导致结构性失业与绿色就业不足，而且使得绿色低碳转型财政承压明显，低碳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难平衡。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绿色复苏、零碳竞争、公正转型等方面的经验，未来我国不仅要将绿色投资作为稳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而且要从供给数量与结构匹配入手破解当前失业困境，通过加快零碳产业布局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力争在稳经济目标下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关键词：稳经济；
稳增长；
“双碳”；
绿色低碳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5-0018-1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特别是受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等超预期事件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形势越发严峻复杂，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为此，我国既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持续改善社会民生，又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背景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借鉴历史经验，制定稳经济政策措施，将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考量，探索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平衡的绿色包容性增长机制。
目前关于绿色低碳转型的已有研究相对丰富，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聚焦于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政策落地及有效治理路径选择等［1-2］；
二是聚焦于制度环境、经营者低碳意识、重点领域突破等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3-4］；
三是从金融政策的角度入手，探究绿色金融助推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5］，以及金融政策在绿色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6］等。
针对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现有研究主要观点如下：绿色低碳转型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存在不利冲击，但是从长期来看，有序转型可缓释通胀压力、改善就业结构［7］；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可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助力低碳转型发展［8］；
经济复苏与绿色转型发展存在共赢的可能，“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存在正向协同效应［9］等。现阶段，探讨最新稳经济政策措施与绿色低碳转型要求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文献较为少见。
本文重点探讨稳经济要求下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及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潜在绿色影响，并结合国际经验，针对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困难与挑战，提出面向未来转型的政策建议，以助推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在当前稳经济目标下，探究绿色低碳转型逻辑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能够为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与优化提供参考。
一、稳经济目标下绿色低碳转型的内涵
在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新阶段，正确认识稳经济目标是合理制定绿色低碳转型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
（一）稳经济目标下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起点
稳经济的核心是稳增长和稳就业。2021年和202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2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三重压力”的挑战将会持续存在并增强。实现5.5%左右的GDP增速预期目标，并将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调节必不可少。作为稳经济的关键和稳就业的动力，稳增长意味着拉动有效内需，破解内需恢复不充分、供需结构不平衡难题，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因此，稳经济不是单纯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速回升，而是要创造长期经济增长新动能；
稳就业要求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需求提升，解决中长期就业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劳动力错配问题［10］。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上位目标，充分就业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奥肯定律认为，GDP每增加1%，就业率大约上升0.5%，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问题等同，两大目标互为因果，是形式不同、本质相同的“发展过程”，能够协同实现。就发展经济学而言，刘易斯、托达罗等人提出的经典理论模型均将就业问题分析建立在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的基础之上［11］。经济增长未必会实现充分就业，但它是拓宽就业水平阈值的主要途径，也是充分发挥就业政策效应的前提。同时，只有辅以加强教育培训、增加实习过渡岗位、提高岗位补贴等就业激励措施，才能显著减少非自愿失业比率，提升就业整体水平。反之，就业政策措施效能将无法充分释放。
（二）稳经济目标下绿色低碳转型的内涵
1.激发市场主体绿色发展动能
地区经济发展、就业環境改善均与市场主体直接相关。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壮大市场主体规模、培育经济新动能、扩大经济体就业供给的关键路径。新冠疫情等超预期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表现为接触型服务业、低收入人群、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更易受到影响［12］。这不仅增加了周期性失业波动偏离稳态的程度，而且加剧了绿色低碳转型技能偏向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以及随之产生的摩擦性失业问题，使得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显现。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占据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既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主要力量，又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政府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达产，既需要采取精准补贴措施，又需要加强营商环境建设，降低中小微企业运营风险，综合采用直接给予救助的“输血”方式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造血”方式，以实现保市场主体的目标。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是提振企业信心的关键。绿色领域投资回报率低、周期长，中小企业的存续以盈利为基础，导致其绿色低碳转型动力不足。政府需要从系统层面进行规划部署，为市场主体“画好”运行边界［13］。除鼓励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和技术创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之外，还要完善绿色金融、碳交易等政策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2.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与绿色就业形成良性闭环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动力和前提，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提高就业需求水平、避免失业率的上升。理论推演和国际经验均表明，绿色低碳导向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释放更多更高质量的绿色就业机会，提升就业需求水平。相对于传统产业，绿色低碳领域的就业岗位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不同或有所提升，处于转型或退出阶段的产业释出的劳动力学历、技能、工作经验与之匹配度低，易导致结构性失业。这意味着，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就业堵点不仅局限于劳动力需求侧，更在于劳动力供给侧，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与稳增长稳就业的关键。这就需要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宽青年就业途径等措施，促进就业供需匹配，不断提升就业整体水平。除此之外，充分就业有利于防止需求不足与预期转弱之间形成相互加强的通缩螺旋，防范滞胀风险，保障经济增长，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为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奠定基础，从而拉动绿色经济增长。
二、稳经济目标下的绿色低碳转型机制
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下行压力空前增大的背景下，稳经济成为保障民生的首要政策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越发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求稳经济政策保持生态文明战略定力。就理论层面而言，在外部条件一致的限定下，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转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如何将绿色低碳转型嵌入稳经济相关措施之中，实现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求以及各界关注的热点。
（一）统筹兼顾经济发展的长期和短期目标
长期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社会对重污染高耗能发展路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产能规模扩张为主要手段，虽然能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但与长期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相悖，难以在短中长期目标间找到均衡点。考虑到当下极端气候频现，以及远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指引，推进稳经济工作需要兼顾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可持续发展多重目标。将绿色低碳转型要求纳入稳经济政策目标，既是政府宏观调控引导的结果，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制度法规不断完善、绿色消费需求激增等引致绿色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边际收益不断上升的自发过程。投资是应对经济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是兼顾、链接经济发展长短期目标的关键。当前，政府投资聚焦“两新一重”重点领域，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甄别、筛选绿色投资的对象和体量，同时辅之以更高的生态环境标准，以符合稳经济目标下的绿色低碳转型要求。考虑现阶段市场信心不足、消费低迷等实际情况，消纳绿色投资引致的产能增长需要辅以绿色消费、绿色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充分赋予“三驾马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内涵，兼顾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生态环境福祉，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以绿色投资兼顾短期经济复苏与长期环境效益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新冠与流感病毒共流行等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受挫，外贸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短时间内难以大幅度提振。相较之下，将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更好发挥投资对于稳增长的关键性作用，是兼具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务实之选。一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且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有效投资可以优化经济结构，带动消费市场拓展与出口增长。连续性、稳定性投资还发挥着稳定预期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的作用。投资向绿色领域倾斜能够加快传统投资更新迭代，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的深度变革，且连续、稳定的投资政策环境有助于稳定绿色经济预期。2008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倡导“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呼吁各国政府重点投资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绿色产业，从而兼顾生态系统保护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需求。现阶段，各国除了要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外，还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及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因此，走绿色复苏之路成为各国共识。更有效配置投资于基础设施、建筑物低碳节能改造、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产能等领域，将创造出极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机遇。这不仅能刺激经济复苏，而且能依托绿色低碳转型塑造产业核心竞争力，带动国际贸易和制造业转向绿色低碳竞争［14］。
三、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潜在绿色影响
面对经济发展新的下行压力，中央于2022年5月推出了六方面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又于8月发布了19项接续政策，以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并回归正常轨道。这是中央为稳住经济、稳定就业、恢复发展而作出的重大部署。2022年5月以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落地，效果正在不断显现，我国经济延续了恢复发展的态势，并持续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迈进。
（一）稳经济政策对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印发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在强调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同时，多处融入绿色低碳转型长期目标，强化了中长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韧性，主要体现在财政金融、投资消费、能源安全三个方面。
在财政金融政策中，着重向绿色领域倾斜，要求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行业企业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拓宽专项债券支持领域，不仅包括已经包含的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领域，还纳入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项目；
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构建便于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融资的金融债券绿色通道，为培育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构建良好的融资环境。
在稳投资促消费政策中，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提升相关领域市场活力，自觉将高质量发展要求纳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并启动相关试点工作，不断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产业与消费的助推作用，创新优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站）投资建设经营模式，加快提升充电设施在商超、住宅等场所的覆盖率，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倡导家电企业履行廢旧家电回收责任，多措并举提升绿色消费水平。
在保能源安全政策中，确保传统能源安全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发挥煤炭优质产能对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作用；
加大能源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抓紧推动实施一批绿色能源项目，如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水电项目及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预计“十四五”期间投资规模相较于“十三五”期间将上涨20%［15］；
明确地方储备责任，使得相关专项再贷款和合格银行贷款能够对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形成有力支撑。
综上，现阶段“双稳”政策将会对绿色低碳转型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为经济绿色增长带来强大动能。一是政策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迅速发展。这有助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带动上下游消费和产业发展。二是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风能、太阳能得到更广泛利用，成本继续下降。抽水蓄能的物理储能，铅酸、镍氢等化学储能以及超导储能等前沿科技出现新的发展，电网也将加快升级。三是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加快升级。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电采暖等电气化运营迎来广阔发展空间，碳捕获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提速。
（二）稳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碳锁定风险
当前稳经济政策在兼顾绿色低碳转型长期目标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在调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仍存在潜在的碳锁定风险。稳经济政策在促增长、稳就业的同时，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与“两高”项目的反弹，刺激化石能源消费量增长，加重环境污染，削减政策绿色引领效果。
消费复苏政策对高排放、重污染的商品存在一定依赖性，例如相关政策强调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并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将汽车作为拉动消费的重要载体。不可否认，加快汽车产业发展，既能够直接带动上下游相关的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又能够通过扩大居民活动半径，间接带动餐饮、旅游、商贸、物流等产业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是全面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相关政策并未对新能源汽车普及给予恰当的关注，传统能源汽车消费乃至相关产业链蓬勃发展可能带来碳排放总量反弹。
稳投资相关政策要求扎实开展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点，核准开工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当前，我国仍将政府规模投资作为增加有效内需、提振经济的主要手段。不可否认，政府主导规模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复苏。我国于2008年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機的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但结合历史经验，经济刺激措施如果缺乏绿色低碳转型考虑，就会对“双碳”目标的实现造成阻碍。一般而言，传统固定资产投资对“两高”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较强，可能造成产能大规模过剩，必须通过内需消费与外贸出口消化。否则，过剩产能便无法最终转化为消费，导致相关投资不可持续。
在保能源安全政策中，要求建立健全煤炭产量激励约束政策机制，加快保供煤矿手续办理，支持符合条件的露天和井工煤矿项目释放产能。一些地方仍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认识不足、盲目投资。虽然此项政策能够在短期发挥稳增长、稳就业的作用，但释放了煤炭行业利好的信号，增大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压力，易形成碳锁定效应，对“双碳”目标实现造成阻碍。
四、我国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矛盾较为突出，外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且不确定性增大，加之极端气候常态化等新问题逐渐显现，使得当前的稳经济政策不同于一般性的刺激政策。中央冷静应对多重内生压力与外生冲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然而，稳经济要求下的绿色低碳转型既要照顾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目标，又要满足中长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要求，仍面临较大挑战。
（一）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掣肘绿色转型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之国际政治环境复杂严峻，对外贸易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提振经济增长、平稳就业市场、稳定物价波动等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第一，我国经济从疫情中恢复仍需较长时间。当前我国出口指标分化、消费复苏放缓、资金空转等问题凸显，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修复，经济复苏前景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第二，居民消费复苏阻力较大。市场预期转弱、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下降等均对消费复苏造成阻碍。第三，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将大范围、大概率陷入滞胀状态，导致海外市场收缩，国际市场前景并不乐观。在全球经济整体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虽然我国稳增长工作成效开始显现，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较好的阶段，容易塑造更多有利因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当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难度增加，需要占用较多有限资源与政策空间。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施政力度与策略空间受到限制，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将受到较大阻碍。
（二）经济下行下的绿色转型财政承压明显
我国经济恢复回升总体态势在延续，但基础尚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17］。在应对短期周期性波动带来的经济下行和失业率上升等挑战的过程中，应兼顾长期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目标，不能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政府公共投资成为提振经济的重点。财政部出台落实“双碳”战略的财政支持计划，将投资聚焦于“双碳”领域。政府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防止企业收入急剧下滑，以及对中小企业常态化的减税降费或延迟缴税，引致财政收支保障能力明显下降。加之财政民生保障支出持续加码，导致财政超负荷承压，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压力更为突出，这削弱了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能力。此外，由于企业经营普遍面临困境，将更多资源用于应对生存危机，即使中央和地方提供财政和金融专项资金扶持企业绿色转型，企业也难以配套相应人力、物力，相关扶持资金对推动绿色转型的效果受限。
（三）经济下行导致结构性失业与绿色就业不足
尽管我国就业形势逐渐好转，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就业市场呈现需求不足和结构矛盾：经济下行引致就业岗位数量下降；
岗位供给与就业技能、预期不匹配，引致就业供需结构性失衡。2022年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5.6%，9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19.6%。2023年第一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分别达5.5%、18.3%，就业形势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形势依然较为严峻。绿色低碳转型虽然会带动就业需求增长，但其创造的绿色就业岗位相对于传统就业岗位对劳动者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被淘汰传统产业的劳动力难以在短时间提升相应技能，绿色就业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较为突出。绿色低碳转型使得高度依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家庭和社区不得不面对就业岗位的调整、竞争甚至淘汰，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就业问题需要各方关注。
（四）低碳减排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较难平衡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节点，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减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相关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第一，对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性认识不清，不能全景式地看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造成用短期的困难来否定长期目标，过度牺牲长期利益来解决短期问题的风险［18］。自2021年全球出现“能源荒”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部分国家重启煤电，全球化石能源的暂时性反弹现象可能动摇绿色低碳转型定力。我国部分地区强调短期的困难，将能源安全简单地视为煤炭安全，盲目上马“两高”项目，与长期碳中和愿景背道而驰。第二，部分地区忽略当前能源系统转型实际，片面夸大新能源的潜力、否定化石能源的作用或采取“运动式减碳”“拉闸限电”等过激措施，以致基本民生需求难以保障，增加了转型过程中不必要的代价或阻力。第三，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决策者为了在短期内提振经济、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可能出现回归长期形成的高碳排放发展路径的倾向。在实踐中，忽视恰当权衡长期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与短期稳增长目标的重要性，容易走顾此失彼的极端道路。第四，由于短期要求与长期目标的优先性不同，部分政策措施可能超预期地改变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存在潜在的碳锁定效应。
五、绿色低碳转型的国际经验
面临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多重挑战，世界各国不仅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以应对基本民生保障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需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增强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制定目标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助推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为此，各国展开积极的实践探索，相关经验体现在绿色复苏、零碳产业布局、公正转型三个方面。
（一）以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复苏
“绿色复苏”理念的提出经历了两个阶段［19］：第一个阶段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绿色新政”的概念。第二个阶段出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人类发展面临生命健康的威胁，强调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应对生态问题、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还是俄乌冲突后的经济萧条，贯穿于这两个阶段的全球挑战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复苏倡导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支持和加强绿色投资，将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重要考量。例如，法国政府预计投资300亿欧元，用于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和零碳化。欧盟宣布向140个关键运输项目注入近22亿欧元，构建起绿色综合交通网络，助力交通运输业实现脱碳目标［20］。
以消费配合投资发展绿色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能力、创新财政激励措施等方式，为培育居民绿色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日本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构建绿色消费法律体系，使得政府、消费者、生产者在助推绿色消费过程中权责分明。英国、美国、瑞典等国家制定实施碳标签制度，倒逼生产者开展低碳技术研发推广［21］。欧盟各成员国相继推出各种优惠政策，激励低碳出行消费行为。
绿色复苏不是简单地使经济发展回到原有的轨道和水平，而是“包容性绿色复苏”，落脚点在于提高绿色就业水平。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绿色复兴计划”，希望通过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低碳经济体系，并借助新能源投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据测算，在新能源领域每投资10亿美元，能够为美国创造约2万～3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每年可减少6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22］。
（二）加速布局零碳技术和产业
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外生冲击下，国际碳中和整体趋势并未转变，全球零碳产业布局仍在加速。各国开展较为激烈的低碳技术竞争，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布局，重视储能技术研发推广。
一是出台战略规划，保持政策框架的一致性。日本将《绿色增长战略》升级为《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调整原有重点发展产业，形成了海上风电、太阳能、地热、新一代热能等全新的14个碳中和战略产业体系，通过标准化改革、税收减免等多种手段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持。德国较早将新能源战略重心定位于氢能，以海上风电为“绿氢”制备提供电能，打造“绿色氢能”完整产业链，并将“氢经济”作为新的增长引擎以克服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推动“绿氢”产业发展是欧盟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欧盟规划2030年将电解绿氢产能扩大到40吉瓦。到21世纪中叶，欧洲氢能产业可创造约540万个就业岗位，年营业额可达约8 000亿欧元［20］。
二是为降低创新成本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美国发布“变革性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发起“能源地球”计划、颁布《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通过税收抵免加大光伏、风力发电产业投资力度。同时，积极推进本土研发，降低关键清洁能源成本，并迅速推动商业化应用；
对社区太阳能给予特别支持，大幅度降低国内用能成本。英国将能源高效利用作为推动绿色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并设立碳基金和减排基金，不仅能够为制造业低碳发展转型过程中所需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且会对市场前景良好的低碳技术进行商业投资［23］。
（三）积极探索公正转型的政策机制
稳经济目标下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公平和包容的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到21世纪中叶，全球将新增约2亿个工作岗位，减少约1.85亿个工作岗位。其中，涉及化石燃料开采与生产、化石燃料相关电力行业岗位需求将分别减少900万个和400万个［24］。如果不以公正公平的方式做好过渡，转型将给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家庭及社区带来收入和生计损失。《巴黎协定》中明确提及，希望在促进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也能够实现劳动力的公正转型，促进体面的工作和高质量就业。
社会治理是公正转型的先决条件，利益攸关方的异质性和实质参与至关重要。德国为在2038年前实现完全退出燃煤发电的目标，给予退煤地区400亿欧元补贴，并为电厂员工提供再培训再就业项目，完善安置机制［25-26］。政府成立了包含多类别利益主体的“产业成长、结构变革与就业委员会”来制定退煤行动方案。煤炭委员会由来自政府、产业、工会、采矿区、研究机构、环境组织、周边受影响地区社区的28～31位代表组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聚集有助于在关于煤炭的两极分化讨论中建立共识与支持。
设立专项基金补充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财政资源。欧盟筹备推出公正转型机制，创建公正转型基金和社会气候基金［27］。前者是“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的一部分，侧重于绿色就业，将吸引1 000亿欧元的公私部门投资，用于帮助传统能源产业工人学习获得能够匹配未来就业岗位的工作技能，激励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及投资清洁能源和改善住房隔热等间接降低能耗、增加工作岗位的领域。后者侧重为个人提供收入支持的补偿机制，预计2025—2032年筹集1 444亿欧元，为成员国公民在高效供暖和制冷系统、更清洁交通等方面投资提供資金，帮助弱势公民应对能源转型增加的成本［28］。
六、面向未来的绿色低碳转型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央冷静应对，及时提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力度，合理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助力国民经济企稳回升。然而，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挑战。未来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好稳经济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系，不能照搬以往单维度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而应将绿色低碳转型充分纳入“双稳”目标。
（一）将绿色投资作为稳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外生冲击。在此情境下，应在增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对市场主体纾困帮扶的过程中，将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纳入民生保障对策之中。相对于消费、出口而言，投资能够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发展，是将绿色低碳转型纳入稳经济政策措施的切入点。促进投资增长是拉动经济快速复苏的有效路径，不仅能够带动投资前后端相关产业发展，而且能够增加工资性收入，刺激消费需求，激活内循环市场。投资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会引发生产、消费增长的连锁反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要不断提高对绿色低碳领域的投入支持力度，为绿色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考虑到绿色领域投资回报率较低、回报周期偏长的特点，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此类投资中的主导作用，才能在稳经济投资过程中兼顾长期生态保护要求与短期经济刺激需求。我国应将投资领域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鼓励发展的产业倾斜，加快新能源产业、电气化与智慧电网、氢能、储能技术、CCUS负碳技术等碳中和重点领域项目投资建设，利用水利工程、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民生项目投资的巨大需求潜力，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适度提前开展投资建设，通过新能源项目建设、老旧工程改造、交通多式联运规划等方式将低碳发展目标纳入项目规划，从而发挥绿色产业投资乘数效应，促进绿色就业、生产水平提升，不断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引领稳经济要求下的绿色低碳转型。
（二）从供给数量与结构匹配入手破解当前失业困境
现阶段我国面临失业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经济系统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又有前期防疫管控等刚性约束的影响，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调节措施对提振经济的效果有限。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点更为特殊，不能简单照搬以往经验，从单维度的经济刺激上寻求解决方案，而应从总量、结构等方面多措并举加以应对。第一，充分认识当前失业问题的多重制约因素。当前的失业问题，既有经济增长疲软所致的岗位供给不足，又有环境制度规则趋紧下产业空间迁移或结构调整所致的结构性失业，还有劳动力流动受阻引致的摩擦性失业。为此，应积极创造过渡性工作岗位，吸纳失业人口，破解当前失业困境。引导应届毕业生通过过渡性工作岗位，积累经验、找准方向，进而实现就业匹配。第二，政府相关部门需要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促进投资、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就业市场整体需求。充分借助绿色低碳转型机遇，加大绿色领域投资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迭代，创造更多绿色就业岗位。第三，促进非正规就业与职业培训相结合，提升再就业群体职业技能，提升就业整体水平。要理性看待化石能源等传统高碳产业退出，重点关注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富煤省份的就业人员公正转型，最大限度地降低绿色低碳转型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三）加快零碳产业布局，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早，并且掌握众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在工业文明赛道上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弊端日益凸显。全球发展正由“高碳能源低碳化航道”全面转向“能源零碳化航道”，迈入零碳赛道，不仅会实现碳减排甚至碳中和，还将实现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多目标共赢，实现超越“净零碳”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29］。当前，各国正积极转变赛道，加快布局零碳产业。21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对绿色低碳研发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2020年相关投入增长至80亿美元，跻身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技术研发支出国。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获得的国际专利数量占比已超过75%。其中，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电池的国际专利数量占比超过50%［29］。在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我国企业占据“半壁江山”，宁德时代、协鑫集团分别位列第一、二位，与隆基绿能、中国能建一起跻身该榜单前十。我国在绿色发展赛道起步扎实、开局良好，在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储能技术研发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未来不仅要应充分发挥零碳产业发展起点优势，加快相关技术研发推广与产业建设，保持领先地位，而且要提早考虑零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30］，保障锂、镍、钴、稀土等新兴产业矿产可持续供给，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重视科技创新赋能，提高产业链高技术含量环节比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风电光伏市场，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布局光伏、风能以及配套智能电力控制系统，让新能源产业链和技术走在全球前沿，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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