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恨歌》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出版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一经发表，就广受读者关注与认可，并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世人称作“现代上海史诗”。作者以散文化的细腻笔触、全知的叙事视角讲述了上海都市女性王琦瑶在时代漩涡中的传奇与悲剧。“声色各异的上海弄堂”“带着阴沉之氣的流言蜚语”“俯瞰城市的鸽群”“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上海的城与人在作者细致入微的描绘下一点点铺就开来，读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壮阔而又生动的上海图景。作者以一个冷静旁观者的视角追溯旧时的上海，纠缠不清的人与物间夹杂着感动、苦痛与轮回。在20世纪90年代怀旧与伤感的时代标签下，王安忆在对王琦瑶的日常生活书写中融入了对女性命运与城市、时代关系的思索。作为上海精神的缩影，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无数上海女性的命运。自主选择的错位人生，在两性纠葛、都市变奏的宿命巨网下，“王琦瑶们”的悲剧是时代的影射。小说与古诗《长恨歌》同名，王琦瑶40载的光阴依然能引发红颜薄命的怜惜感，但此恨非彼恨，文章结合上海文化环境，从主观选择和客观影响分析王琦瑶结局的必然性，探究其形象的世俗悲剧色彩。
关键词：《长恨歌》；
王琦瑶；
都市女性；
女性意识；
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9-00-03
1 命运的多重预示
在《长恨歌》第一章中，作者宕开一笔，从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写起，实则通过对这些意象的描绘勾画城市的过去，引出弄堂女儿的一生。王安忆说这部长篇“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与城市中的女人这两种意象相互交织，共同经历时代洪流中的福与祸、喜与悲。
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弄堂是大片大片的暗，“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1］11。那暗衬托着上海城市的光影，也在光影背后默默承受着外来文化的侵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入。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的影响下时局动荡，此时上海的文化环境是杂糅的、畸形的，开放与保守、自由与压迫并存。这种畸形的文化渗透进低暗的弄堂，编织出浮华的幻影笼罩闺阁，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柔弱女子无法回避地承受着社会变革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于浮华中求实，在清醒中沉沦。时代的暗是王琦瑶难以逃脱的现实，而这一切只有局外的旁观者看得最为真切。
站在城市的制高点，拥有全知视角的鸽子将目光所及处尽收眼底，“它们飞来飞去。其实是带有一些绝望的，那收进眼睑的形形色色，都免不了染上了悲观的色彩”［1］35。鸽子作为城市的见证者，“这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都瞒不过它们的眼睛”［1］26。罪与罚、福与祸交织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麻木而又不自知的人群的悲喜讯，在鸽子锐利而又清醒的眼光中早已有了答案。从王琦瑶女学生时的第一次亮相，到40年后被他杀的深夜再现，鸽子的现身是前后呼应，也是悲剧的早已注定。这种呼应在死亡情形的重现下更为神秘诡谲，“她陡然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森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1］55。预言起于片场，作者有意的设置，让王琦瑶深陷宿命的神秘感之中，悲剧气息始于此，更添一丝人生如戏的感伤。
开篇“长痛不息”的王琦瑶为文章铺就了一层悲凉的底色，而在真正走进王琦瑶的世界后，便愈能体味作者在开篇的预示，她是弄堂的女儿，也曾是上海的宠儿，她曾主导上海的文化与风光，但出身平凡又怎能长久地守住云烟一般的繁华？王琦瑶犹如一朵娇嫩的开在墙角的花，因命运的眷顾她拥有过春风得意的美好时光，然而她不甘于这片孕育她的矮窄天地，试图向上攀缘，去追求本不属于她的生活，并赌上了本可以平凡稳定、静享岁月的一生。“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王琦瑶的生命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不免令读者错愕、怅惘。王琦瑶传奇的一生以悲剧落幕，此恨绵绵，然而一切都有迹可循。
2 自主与妥协
王琦瑶的一生在苦海中挣扎，短暂的人生轨迹上交杂着转瞬即逝的光鲜，铺陈着无尽的阴暗晦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形象，起初就深陷命运的桎梏难以挣脱，王琦瑶很多时候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处境并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但也正是这种清醒的自主意识将她从局外推向局内，使她今后徒劳地挣扎，寻求着虚妄的依靠，陷入不可逆转的宿命。
生长在上海，王琦瑶承继了这座城市所孕育出的精明坚韧的品质。作为上海的市民阶层，弄堂里的王琦瑶更“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地做人，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1］18。面对一件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目的的事情，王琦瑶便会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来对待，以免期望落空。这是上海人的踏实，也是在这座集聚欲望和功利的城市中小市民的生活信条。
面对程先生的一往情深，王琦瑶视而不见。面对爱情和利益，王琦瑶毅然选择了后者，成了李主任的金丝雀，她不惜用青春与名声来换李主任庇佑下的风光生活。然而她从未想到，她一生的悲剧都会由此开始。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1］396李主任飞机失事是她繁华梦破碎的开始，更带来了她需要用余生来疗愈的痛。王琦瑶表面上克制，然而在邬桥和上海的辗转往复印证了她内心伤痕的难以平复，她需要终其一生寻找可依靠的“实”来填补情感的“虚”。
解放后平安里的孤灯清影未能抚慰王琦瑶那颗浮动的心，康明逊的出现再一次激起她内心的情愫。同样的聪敏坚定，以伪装示人，两人的暧昧对峙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愈演愈烈，他们把爱情留给当前，寻求实在。面对一个事先承认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摆脱责任的男子，王琦瑶的“你放心”是活在现时现地的无奈妥协。聪敏精明如王琦瑶，她看得清两人情感的本质与结局，但坚守的理智终究未能抵过现实的温情。“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1］546看不见的未来让当前的相恋变得更加真实，王琦瑶避难就易地接受着一时的欢爱。然而怀孕的猝不及防让这场飞蛾扑火式的末日相爱被迫终结，此时长恨歌之“悲”也鸣奏到了高潮。王琦瑶的第二段恋情以康明逊的逃避尴尬收尾，她也在这两段感情中耗尽了生命的大部分热情，徒留一盒黄金、一个女儿，唯独没有爱情。
作为上海精神的缩影，王琦瑶骨子里的坚韧顽强使她无论被命运弃置到哪一隅，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与此同时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从最初跟随李主任的牺牲自由，到与康明逊相爱的不顾未来，王琦瑶的底线越来越低，底气也逐渐不足。在王琦瑶算计萨沙保全康明逊名声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逐渐背离道义，显得卑微又可怜。
步入暮年后的王琦瑶，在与青年老克腊的畸形爱恋中显得更为迫切和荒诞。此时的王琦瑶年近50，但姣好的面容和残存的风韵让老克腊看到了旧上海的光影与浮华，而王琦瑶也得以在老克腊身旁缓解难耐的寂寞，重温旧时辉煌的记忆。在这段交往中，他们各取所需，但精神价值的不对等交换注定这段畸恋的短暂易逝。老克腊不属于那个时代，他的怀旧是一时的情怀，他只是很爱那时节的气氛，但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2］。而王琦瑶经历了数次情感纠葛，在得到与失去中徘徊，迷失了方向，也逐渐失去了选择的资格。卸下所有的自尊，用金条换老克腊几年的陪伴，是她最后的挣扎与彻底的沉沦。雕花木盒中的金条，是她用青春的代价换来的，也是她的精神靠山。在拿出金条的那一刻，她的灵魂便抽离了，徒留一具衰老的空壳。精明如王琦瑶，年少时用青春换金条，年老时用金条易青春，沉沦如她，看得清处境，却步步陷入精明的陷阱，以自己的美作筹码时，也将自己推向欲望的漩涡，推向不可逆转的悲剧宿命。
3 时代与过客
不同于平常人家的女子，出生于弄堂的王琦瑶看似人生道路上有自由的选择，实则被上海旖旎的幻象牵引着，在繁华褪去后，跟随这座旧城隐入时代的烟尘。她一生中的诸多变故，是自我选择的代价，也是她作为城市的边缘人、时代的小人物难以摆脱的宿命。西蒙娜·德·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生在弄堂，平常人家的背景让王琦瑶足以安稳度过温饱无忧的一生，但天生丽质让她获得了一次次机会。无论是豆蔻年华还是临近暮年，她都因独有的女性魅力而获得了平常女子难有的选择。“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1］396这些选择的余地，这些女性价值实现的机会，在上海这座城市被无限放大。
可在当时依旧是男性主导的上海，女性“被看”的价值显现反而意味着其个体意识的隐没，这代价的沉痛在王琦瑶悲凉无奈的一生中得以印证。“可那仇和怨有光有色，痛也是甘愿的。”［1］394上海这座城给予了王琦瑶现代性的想象，却没有给予她现代性的出路。在男权意识形态主宰的旧社会，她没有独立存活的信心与勇气，每一次依靠他人的欲望满足都使其承受着愈来愈大的代价。在男权社会，作为女人的不安全感和依附性在王琦瑶被选择和抛弃的交替中逐渐增强，失爱的焦虑使她无法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在错误的对象上耗费了情感与时间。李主任给予了她等待的痛苦，康明逊为她留下了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老克腊剥夺了她生命最后的平静，看似一直在寻求依靠的王琦瑶被骨子里的惰性牵绊着，在被动的等待中陷入束缚，挣脱不得。
这座杂糅了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城市所孕育的两性关系是王琦瑶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但这也离不开时代影响下的人情人性。王琦瑶自身的光芒吸引了很多人，但他们或是为她的美貌而来，或是为她的“沪上淑媛”光辉而来，很少有人真正被其内心所吸引，向王琦瑶本身走来［3］。时代环境下的感情世界与功利目的难以剥离，她一生都在交往，却一直都在错过。王安忆曾说：“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既荒凉又没有根基，当外国资本涌入进以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外来文化的涌入侵蚀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基，没有信仰的群众在浮华面前乱了阵脚，随波逐流，金钱、利益左右着人们的三观。
功利与孤独在王琦瑶人生之初就埋下了伏笔，与人交好是因为王琦瑶爱利用他人的劣势来凸显自己的优势，蒋丽莉则羡慕上海“三小姐”的名气。而王琦瑶生命中的几个男人也都别有所求，李主任需要以王琦瑶的美抚慰权力场上的疲惫，康明逊索求王琦瑶的温存以填补情感的空缺，老克腊则是稀奇于王琦瑶昔日的风华以满足怀旧的心，唯独程先生的精神之爱真实又绵长，但两人的错过喻示真情在人心淡漠的时代的渺茫与无力［4］。
王琦瑶的生命蔓延着孤独的气息，甚至亲人之间也难有温情。父亲的软弱和母亲的爱慕虚荣使王琦瑶的冒险行为没有被及时制止，诞下女儿后的王琦瑶没有受到父母应有的照顾反而被恶语相向，而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更是在嫉妒心的作祟下与她难消隔阂。王琦瑶自顾自地走在偌大的上海城里，在孤独中承受着错误的代价，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挣扎着沉沦。
4 结语
40年间，王琦瑶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也与这座城市相互依靠，共生共息。在起起落落的一生中，周遭的人来来往往，王琦瑶始终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善变的人世间。她的结局早已注定，在片场女演员孤独死去的预示中，在自我选择的幻影中，在城市与时代裹挟下的无力挣扎中。她是王琦瑶，也是芸芸众生。40年的光阴不经意流走，绵绵无期的恨是时代与命运的回声。夹竹桃的枯荣拉开了轮回的序幕，随风而逝的生命又为小说增添了悲剧意味。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11，26，35-38，55，394-396，546.
［2］ 李一之.上海心·流水情·塵世错爱：论《长恨歌》中女性悲歌之源［J］.语文学刊，2010（2）：82-84.
［3］ 苏童.王琦瑶的光芒：谈王安忆《长恨歌》的人物形象［J］.扬子江评论，2016（5）：13-16.
［4］ 周繁花.《长恨歌》：不仅仅是红颜薄命：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意识［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4）：118-121.
作者简介：徐菁（2002—），女，江苏无锡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
猜你喜欢都市女性王琦瑶长恨歌——都市女性自爱力系列">宝 怡 | 厚爱悦己，恣意向上——都市女性自爱力系列中国宝玉石(2020年4期)2020-09-23女性修辞视域下都市女性形象的构建——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2期)2020-07-24《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物化爱情——用马克思“交换—消费”系统解读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1期)2020-05-20——笔画设计">长恨歌
——笔画设计颂雅风·艺术月刊(2019年7期)2019-12-20此恨绵绵无绝期神州·上旬刊(2019年5期)2019-06-06沪上淑媛速读·中旬(2019年5期)2019-06-03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做人与处世(2017年24期)2018-02-26兰峪水，长恨歌传奇故事(破茧成蝶)(2015年5期)2015-02-28中国小妞电影对都市女性身份建构的影响研究初探——以《失恋33天》为例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6期)2014-03-01理性思考 深切同情——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法探究《长恨歌》的主题语文知识(2014年12期)2014-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