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崴 李娇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塑造新型产业集群。在智能化背景下，如何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的耦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我国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政策的价值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具主义取向到当前的跨界融合价值取向，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调适。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尚存在主体自适应性匮乏、主体单向聚集、信息流失序、共生性弱化等多重困境。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解释框架，可从四个层面重塑跨界融合型人才的培育路径：主体自适应方面加强系统外界跨界融合，主体聚集性层面形成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机制，信息流层面加强系统内部知识域与技能域、专业群与产业链及师资建设跨界融合，共生性层面建构“智能技术→教育→产业→区域经济”的有机循环交互机制。
［关键词］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
跨界融合；
价值转向；
路径重塑
［作者简介］黄崴（1960- ），男，河南信阳人，广东培正学院校长，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65）李娇（1990- ），女，湖南衡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在读硕士。（广东 广州 51063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评价体系与监测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JA190013）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2-0035-08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融入各行各业，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科技驱动力。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构筑我国人工智能的先发优势。社会各子系统都融入一个以智能技术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之中，颠覆传统产业生产结构。为了适应生产技术的变革，世界各国创新工业化发展模式，美国率先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我国则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關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重构了经济和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进而冲击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知识与能力结构。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封闭式单一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产业边界融合与共生发展格局，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全方位、多领域的跨界融合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如何调整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的关系，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育模式的变革成为引领智能智造产业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二、价值嬗变：智能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标的变迁
1917年，黄炎培发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提出要确定职业教育制度并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可行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既是教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经过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影响，从培养“技术工人”转变至培养“跨界融合型人才”，其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7年）。1952年《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提出培养身体健康具有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一技术的人才；
1954年《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提出以“四级技工”为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标；
1958年马文瑞在全国技工学校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倡技工学校要牢记勤俭办学思想，培养“三好”新工人。这一阶段技术技能培育目标主要以培养程序式—动手操作能力的技术型工人为主，目标单一且工具化，虽然培养过程中有不同系统的协调与合作，但尚未有人才能力结构的跨界融合概念形成。
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1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培养具备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专门人才。人才培育目标转向人本化，培养过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开始显现出人才能力结构的跨界融合性。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技能型人才这一概念；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0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服务一线的专门人才，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呈现紧密联结。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各行各业开始出现精细化的职业分工，人才培养逐渐呈现跨界融合性。
第三阶段是在互联网背景下（2012—2016年）。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培养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阶段由于互联网和高新产业的结合，带动大批复合型企业崛起，推动人力资本结构的复合化，开始形成人才培养的跨界融合性。
第四阶段是进入人工智能发展时期（2017年至今）。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加快培养智能性、创新性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高阶认知能力、终身学习素养、跨界融合思维；
2019年教育部《关于召开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通知》提出培养“人工智能+N”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推动智能+行业的跨界融合。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正值产业结构升级重组阶段，智能化生产系统对社会活动方式的转变导致对人才的需求向学历高层次化、知识技能高阶化转变，重视培养跨界融合型人才。
鉴于此，职业教育需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及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一方面，跨界融合多元能力成为未来职场的基本要求，从业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通用职业能力等，还要具备默会知识迁移能力、多专业跨学科的融合能力、创新能力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将智能技术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使其系统内外产生多维变革。从微观教学方式、内容、评价到宏观院校治理产生多重变革，进而优化培养模式、提升学习体验、促进系统内外资源整合，增强教育成效。因此，从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的价值目标变迁历程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跨界融合人才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育模式变革的新动向。
三、固守边界：复杂论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多重困境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理论）最早由学者霍兰（John H.Holland）提出。该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系统内成员即主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以及与环境反复的相互作用，成为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多从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剖析智能技术冲击下职业教育人才培育模式的变革，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难以解决现代化信息技术给职业教育系统带来的问题。智能时代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肩负重要的社会职能，与其他系统间有着复杂的网络联系。部分学者提出要以CAS理论为基础构建新型人才培育系统。一是CAS 理论能有效克服传统封闭空间下忽视个体主动性、适应性，不能与周边环境共生性的问题。有学者从CAS理论审思职业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认为诊断改进是主体自适应性的体现，同时具备聚集性特征。二是CAS理论具备信息流的特点，系统内外部主体间存在信息交换、资源互换的关系，能产生信息再循环效应。三是系统内外各主体间通过能量交换、自我调节向有序结构的共生模式发展，当主体间形成聚集效应后，共生关系将在集聚内产生。鉴于此，该理论的特征可归纳为主体自适应性、主体聚集性、信息流、共生性。
（一）主体自适应性匮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跨系统组织边界固化
主体自适应性是指主体主动依据自身发展目的与周围介主体、环境交互融合，在此过程中自觉学习、适应的过程。在CAS理论中，特定的适应性主体由环境中各适应性主体组成并相互适应。随着生产技术智能化，工作环境场所也日趋复杂，工作内容交融创新，传统的知识技能由于其单一、不成体系，已无法适应高科技工厂，给人力资本带来新挑战。因此，系统中各主体应主动创新来适应新变化。如在顶层设计方面，政策制度、资源配置、权力制衡均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相匹配。智能+产业环境下，市场和行业企业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来适应变化；
职业院校则应探索新方式、新理念与行业企业发展相融合；
在个体层面，教师、学生和家长都需根据环境的变化主动寻求突破以适應社会大系统。
一是行政部门主体适应性匮乏。职业教育系统的学历与资格证书价值配置不合理带来的问题。目前职业教育仍以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学历证书是鉴定人才层次的标准，不以能力为标准，职业技能证书的效能被弱化，导致人才层次与能力不相符。二是职业院校的主体自适应性匮乏。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0年公布的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从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高职学生占比最高为39.48%，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38.1%，中职学生占比11.8%。这说明职业教育人才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但在招聘来源方面，校招、内部培训和推送、职业培训机构招聘的人数均低于社招人数，说明新职业人才主要依靠社招，也表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内培人才不能满足岗位要求，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智能化产业需求衔接力不足，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提升。三是个体自适应性能力偏弱。由于职业教育升学渠道未打通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技能人才被视为廉价劳动者。职业教育是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变现的重要平台，同时科研成果转化需要具有跨界融合能力的人才。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上仍秉承以就业为导向，多以培养劳动力为目的，不能充分挖掘学习者的个性特质，导致人才无创造力、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二）主体单向聚集：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组织跨边界障碍
聚集是把相似的事物聚集成类，主体依赖于复杂系统中主客体间的交互作用，再次聚集增加新的等级层次，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聚集，主动重塑结构和方式。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使其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等群体的支持。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的主体不仅有学校，还包括企业、政府。德国的“双元制”融合育人模式以及日本的企业主体式育人模式，都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企业内稳定的学徒制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知识与技能的融合，使学习者将技术转化为具身技能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使企业和职业院校均达到良好的聚集效应。
我国很早就提出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目前仍以院校培养为主，职业教育存在主体单向聚集格局，未能形成正向循环聚集效应。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权力单向聚集。政府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干预过度，院校组织结构变革、办学及人力资源权力行使往往需要依附于行政权力，院校缺乏自主权，使职业教育跨界融合机制不畅，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另外，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生产总值的偏离度较大，“普通高职高专的经费总量不及普通本科的1/4，生均经费不及1/3”②，财政投入不足，管理部门的体制机制较为僵化，导致政府相关部门与职业院校无法形成有序的主体聚集效应。二是企业参与办学地位的缺失，未形成联动机制。企业在学校管理及专业建设方面多为被动参与，将人才培育纳入企业战略的较少，与学校的合作取决于劳动力带来的短期价值，产教不能深度融合，技术链与教育链断层。而且由于教育资源无法聚集，使职业院校只能吸引一些低端产业企业与之合作，封闭的系统内低端产业盛行与职业院校的孤岛效应带来整个产能的低效。产教融合不能良性发展主要在于企业与学校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形成聚集效应。三是智能技术不能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同频共振效应。职业教育仍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以存储知识的形式为未来职业做准备。但未来工作性质变化大且快，若不能符合智能技术发展要求，将出现大面积劳动力结构失调。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态度较为保守，这将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技术适应性，制约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的耦合协调性。综上，行校企信息凝聚方向失焦、职业院校与企业员工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天然信息屏障，导致人才链与创新链、教育链与产业链断层。因此，丰富聚类形式是解决产业升级、结构变革的关键一步。
（三）信息流失序：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信息流失序
信息流是指主体与环境产生联系并促进主体间有效互动，最终形成更高层次的节点。智能时代职业与教育的连接点是跨界融合型人才，通过人才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实现教育生态平衡。当人才无法满足产业需求，科研成果无法得到转化时，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仅在学校内部运行，不与外界交流，那么教育将会走向无序。因此，围绕跨界融合型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群建设、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师资状况均是人才培育的信息流。
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针对技术变化适时调整人才培育价值体系。智能时代出现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一是专业集合度与智能产业耦合度不高。专业集群是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织形式，专业设置及专业结构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广泛，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突出，助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转型。职业院校会针对新兴产业增设专业，加强学科交叉、资源互补和跨界融合，但智能专业涵盖的学科和涉及的行业领域较多，使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难度加大。二是人才培养方案未能对接智能时代的需求，课程体系与前沿领域难以对接。人工智能课程需保证前沿性和学科交叉性，课程实践内容应符合人工智能的系统观念。教学不仅是对经典理论的传授，更要使学生具有应用能力。三是师资与智能实训基地建设不足。“双师型”教师尚无统一的概念，通常要求教师既具备一定的实操能力，也具备学识和教学技能。但针对人工智能开设的新专业方面，并未根据实际教学内容，细化“双师型”教师评定标准，“雙师型”教师数量少，缺乏必要的实践培训。
（四）共生性弱化：个体就业能力结构的应用性落差
共生性是指集群内各主体相互合作、共享资源、内外互补，产生共生效应，促使各主体和系统适应力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接受社会的支持并向社会输出人才、科研成果等；
企业接纳人才并向社会输出优质产品和高质量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政府进行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及教育资金投入等，促进主体间跨界融合。
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智能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呈现出新结构：一是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和企业，学校输送优质人才给企业或者帮助企业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体现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但目前职业院校内部支撑力以及服务企业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人工智能技术被简单化。培养的人才只能适应低端技术工作，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能力不足，导致就业竞争力不强，产业转型速度与从业人员能力层次更新的速度不一致，高水平、高质量技术人才短缺。二是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学生与产业、院校间产生共生关系。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学生具备自主学习、创新创造、技术重组等高阶思维能力。因此，在职业教育人才培育体系中，建立跨越多元主体的支持体系，塑造主体间跨界融合的“立交桥”成为关键环节。
四、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路径重塑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探析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内在联系与规律，以实现跨界共治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张翌鸣指出，职业教育中“跨界”是研究者为探索职业教育运行的内在规律跨越相关的“定界”，为解决实际问题和实践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信息。朱成晨等提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融合型教育，其本身发展就体现了跨界思维。跨界思维是智能时代的基本能力，职业教育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赋予了“跨界融合”新的内涵：一是跨系统边界融合。职业教育与政府、企业、社会等系统的内外部要素边界交互，构建人才培育的资源跨界整合共治模式。二是系统内部组织跨边界融合，实现专业链对接产业链跨资源配置，促进知识界域与技能场域的融合，为促进学生个体层面的跨界融合素质养成打造支持界面。三是个体层面的跨界融合。强调个体要具备跨界思维与跨界工作能力，具备“人工智能+N”的多维综合能力素养，要成为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岗位能力结构迁移与未来职业角色转换的可持续发展人才。
根据CAS理论，系统由众多异质主体组成，异质主体与外部环境交互的过程是复杂系统主要动力来源，通过主动适应及融合，创新复杂系统的空间结构。复杂适应系统内介主体和主体间表现出强依附的共生关系，通过聚集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跨生态系统的共生。因此，从复杂适应系统角度来探讨跨界融合技术技能人才培育路径，应从主体自适应方面加强系统内外跨界融合；
在主体聚集性层面形成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机制；
在信息流层面加强系统内部跨界融合，通过专业链对接产业链跨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人才培育的资源因素跨界整合共治模式；
在共生性层面建构“智能技术→教育→产业→区域经济”的有机循环交互机制，为促进学生个体层面的跨界融合素质养成打造支持界面。
（一） 从顶层设计出发，加强主体自适应性能力
一是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主体自适应性，划清行政权力边界。传统依附于政府的科层式管理不利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亟须从顶层出发赋权增能，提升院校自主创新办学水平。同时，办学主体多样化易使管理产生混乱，设立统一的跨部门协调制度有利于促进畅通政校行企合作通道，从宏观层面统筹教育资源分配。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既要能引领相关主体落实责任，又要能提升政务效率。例如，界定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边界，鼓励行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促进管理效能提升。二是增强职业院校主体自适应性。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职业院校创新能力，面向市场形成跨界融合开放系统。职业教育的属性决定了人才培育是基于职业需求来选择知识，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建设一个科学完整的人才需求预测体系，构建教育和职业跨界融合的需求机制，促进人才链和产业链融合。三是强化行业、企业的主体自适应能力。企业应主动参与职业院校办学，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共同开发专业、学科和课程等，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师资培训支持体系，加强自身适应性和核心竞争力。此外，要加强职业教育的工具与价值理性跨界融合水平。人才结构的多样性是社会发展分工细化的体现，教育分化是由于社会职业的多样性。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服务于社会发展，体现职业价值的人才。综上，只有增强各主体自适应性，才能形成立体交互链接平台，保障各主体的利益需求。
（二）丰富聚集形式：建立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机制
一是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产教融合是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生产效率双重提升的重要渠道。如德国的产教融合平台——学习工厂，其构建了真实的工作场景与空间，创造了实践教学情境，促进了校企间利益融合、技术融合、文化融合、人员融合、管理融合和制度融合，实现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跨界融合。同时，职业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升技术服务能力，满足企业内在发展需求，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二是提升企业育人主体地位。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需要跨场域教学，如集团化办学。首先，支持开展混合所有制办学，出台产教融合资产管理、受益分配等制度，推进区域职教集团建设，落实企业主体地位。构建“政府支持、企业协同、学校统筹”的立体化办学保障机制，为跨界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其次，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应为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制定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准入标准，颁布相应政策制度督促企业真正融入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过程。同时，鼓励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共同进行技能等级证书开发，借此将企业核心技术知识融入人才培育过程。三是在职业院校推广智能技术的应用。政府应加大对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资源研发的财政投入，推动校企共建虚拟仿真实践平台，培训教师掌握前沿微观算法在宏观系统的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实践平台，创新跨界融合人才培育方式。综上，在三者形成互动机制的基础上，职业教育才能形成正向聚集效应，辐射新能量汇入各方主体形成丰富聚集效能。
（三）信息流：加强专业群与产业链对接、系统内部知识域与技能域及师资建设立体融合
一是加强专业群与产业链对接融合。职业院校要预测产业需求动态，根据产业和企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与企业合力更新专业课程，使学科专业集群高度对接产业集群，促使教育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高度融合。为使职业院校和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意见统一、目标一致，职业院校需要与企业共同商议年度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以此创造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建立长效沟通机制。二是加强知识域与技能域的跨界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人才技能培养应及时在功能耦合的学习工厂中完成跨界融合。课程的设置应根据新兴产业的职业标准、特征进行完善，课程内容的设计和选择应根据职业活动的要求与需求，将新技术、新工艺融入教学内容，实现知识与技能的融合。技能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育培养，同时，培训过程要对接企业实际岗位工作过程，融入职业素养、企业文化等，使知识和技能得到应用和转化并进行经验的积累，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化，最终形成跨界融合能力。三是提升专任教师的实践能力。跨界融合人才培养质量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师资队伍质量与水平。教师团队的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企业实践水平是职业院校教师提升职业素养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场域需构建“多层政策支持体系—校本实践技能提升平台—企业实践平台”③的立体式教师专业实践技能培育载体，推动教师通过参加企业实践提升教学与科研能力。职业院校要为教师制定个性化的专业发展路径，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实训场所的设施设备，增设智能化教学设备，帮助教师进行虚拟企业环境实训，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紧跟市场发展节奏。同时，以教师先进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迅速适应社会、市场发展的跨界思维与能力。因此，信息流是保障职业教育链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是跨界融合型人才培养能否实现的内在源流。
（四） 共生性：建构“智能技术→教育→产业→区域经济”的有机循环交互机制
智能时代背景下，国家、教育和人之间由单向度服务关系转化为相互助力、共生共存的关系。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将重塑教育发展新生态，使规模化教学转为个性化教学，多元化教育生态体系成为可能，促进了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智能技术赋能产业，打破了传统的生产链生态，使其迈向智能化新形态。与智能技术融合是时代之需，智能产品与创新成果彰显了智能时代的价值。因此，亟须形成智能技术融合的有机循环交互机制。一是“智能技术+教育”将丰富职业院校的治理方式，提高管理效能。智能技术的融入将提升职业院校在管理、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效能，促进不同系统协同发展。改变传统简单机械的教学劳动，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同时，创新教学方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使个性化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成为可能。二是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效应带来生产效率提升，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有利于发展新技术。智能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了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行业与产业跨界创新，人机互动融合，扩宽了技能深度，拓展了专业广度。人工智能既能为职业教育赋能，也能加快优势产业发展，创造新的职业需求，使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跨界融合型创新人才成为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三是以市场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跨界融合的方式，将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构建跨界融合人才培育新生态。系统内外各主体对职业教育的输出和价值进行认可，才能形成经济域与教育域的共生共享，谋求自身高质量发展。因此，职业院校应将满足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与人持续发展协同共生共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标的价值变迁溯源，提出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价值转向是促进智能时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引领人工智能层面突破的根本动力，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智能时代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面临的多重困境，并构建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路径。跨界融合在人才培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使职业院校学生适应社会变革、技术革新、产业发展，能够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流动，成为具有扎实知识根基、开阔视野胸襟、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高端综合应用型人才和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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