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
诗人昌耀生前，写了两大类别作品：一类是诗歌，一类是书信。
昌耀的诗歌作品绝大部分收入《昌耀诗文总集》-书中，而这部书也同时收录了他写给邵燕祥、雷霆、黎焕颐、骆一禾等友人的四十四封书信，但这四十四封书信只是他遗留书信的一小部分。
对于一位昌耀诗歌的研究者来说，想要了解昌耀的生命历程和诗歌历程，仅仅研究昌耀的诗歌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昌耀的书信。
昌耀书信是研究昌耀诗学最可信、最重要的原始资料。而若想研究昌耀的书信，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他生前散落在全国各地诗友、读者手中的书信原件。2018年，我先后找到了被《昌耀诗文总集》遗漏收录的“集外书信”四十余封。但我清楚，这些书信远远不是昌耀书信的全部。于是，2019年11月，我又“重操旧业”，重新开始了寻找昌耀书信的工作。
一
11月30日上午，我浏览着诗人刘小放老师的朋友圈。
说起刘小放，对于广大诗歌爱好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中国诗坛的一位著名诗人，1944年出生，河北沧州黄骅人，历任《诗神》《长城》杂志主编、河北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
著有詩集《我乡间的妻子》《草民》《大地之子》《刘小放诗选》等多部；
曾获《诗刊》1981-1982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中国新诗百年“十佳田园诗人”等一系列奖项。
在浏览刘小放老师朋友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他写的一段话：“199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大地之子》，当代大诗人公刘先生读后，接连给我寄来三封长信，语重心长，逐一作了评点，让我受益终身，永难忘怀。”同时，小放老师也晒出了公刘先生写给他的三封信的照片和一张两人的合影。看了照片后，我产生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于是，我请刘小放老师将公刘先生写给他的书信的原件拍照给我发来，以便我整理研究。没想到，刘小放老师在翻找、拍摄公刘先生书信的过程中，居然发现了昌耀写给他的四封书信，真是意外之喜！
刘小放老师向我讲述道：“我与昌耀于1983年秋，同时参加了新疆石河子杨牧主持召开的‘绿风诗会，全国各地一百余位诗人到会，那是一次诗的盛会”。
“绿风诗会”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文联《绿风》诗刊编辑部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盛会，影响巨大，人数众多。1983年9月1日至9日，“绿风诗会”在新疆石河子市召开。前来赴会的老中青诗人、诗评家、编辑出版工作者和文联工作者，共达一百五十多人。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铁衣甫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王玉湖、库尔班·阿里，《诗刊》主编邹荻帆，著名诗人阮章竞、辛笛、公刘、周良沛、罗洛、丁耶、克里木·霍加、王洛宾、王家新、边国政、叶笛、刘小放、刘益善、林希、唐晓渡、梅绍静、曹永正、侯德健等也参加了这次盛会。
“绿风诗会”结束之后，刘小放和昌耀便成了互相通信联系、互相切磋诗艺、互相交流友情的诗友。刘小放说：“1989年我出访西宁，再次会晤昌耀。从西宁赴西藏的时候，行前昌耀特赠送我一本《海涅诗选》路上阅读，以免寂寞。1998年我又与昌耀同时出席中国作协在江苏张家港举办的诗歌座谈会。诗会上，他经常与我同桌挨着吃饭，他总把海鲜等美味拨给我。”
二
通过刘小放老师的讲述，我了解到，自1983年开始至1998年，在这十五年间，刘小放与昌耀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们之间的通信远远不止这四封，只是由于工作岗位的变换和家庭住所的搬迁等多种原因，最终只留下了这四封珍贵的书信。
昌耀写给刘小放的书信最早的写于1989年，最晚的写于1998年，跨度正好是十年。
那时候的刘小放担任着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长城》杂志主编，而昌耀担任着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事着专业创作。
下面，将昌耀写给刘小放的四封书信全文抄录如下：
（一）
小放兄：
不久前我曾在寄给你的信里谈到美籍台湾诗人非马，拟向贵刊推荐一组他的诗作，但不知贵刊有此兴趣也未，故望兄给我一信。但我即今尚未收到来信，而我已将此意告知非马。（非马希望尽量同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国内的读者沟通，我不知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他的这一良好愿望。）我不致使贵刊为难吧？希谅。
我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也不是一个鉴赏家，我不具备成家的素养，我辑录的这组诗作及撰写的短文，未必是合适的，请斧正。
我与非马通信约有年许，我谨望他与贵刊亦成为朋友。他本人也一再向我表示愿与大陆诗坛多一些沟通，今年五月或八月他将访问大陆。非马通信处是：
Mr.WILLIAM MARR
737 RIDGEVIEW ST.
DOWNERS GROVE，IL 60516
USA
希望近期得到你的来信，预祝
春节愉快！
昌耀
1989年1月2日
我的通信处是：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
（二）
小放兄：
新年好！
我去年十月就去了本省民和县巴州的一个回族村落搞“社教”，至今已约三个月。前天，单位接我们回西宁度元旦，而明天（3日）一早我们又将回到那里去，本月中旬这期社教才得结束。
精装一大册的大著《大地之子》回到此间才收到，这么珍贵，这么昂贵的馈赠我又如何回报呢！我仍旧只有那一本书，约编的两三本连影儿也不见，有的已逾三年了！那么，就只好空手向兄说一声感谢，深深地感谢！
《诗神》那里有我一组诗稿，未知兄是否审读了？望教正。
请代我向《诗神》编辑部诸位同仁致以节日问候！
常联系。
如握！
昌耀
1992年1月2日
（三）
小放兄：
近好！
9月24日惠书并夹寄的现钞10元，均已收到。鄙人的“书讯”发表以来，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朋友及包括您这样的诗人朋友给予的有力支持。目前已预售出近300本，我已经很受感动，感到销出的数字也很可观了。物价暴涨，人心浮躁的今日，还有少数朋友垂顾拙作，能不感动，能不称足么？非常感谢您。
我已就拙著出版事宜向有关方面交涉，相信发稿无大问题。请朋友们放心。
不知《诗神》可否代我发一“书讯”？
还是让我按自己实行的程序告诉您所订“编号本”序号吧，您不致觉得怪异。太一本正经（生意人似的）？序号是0226号。
征订仍在继续中，请兄便中向某些朋友告知。
望常赐教。
如握！
昌耀
1993年1月
（四）
小放兄：
您好！
诗稿寄上，请审阅。这是我颇用心写的一篇稿子（《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姜注），采用“独白”“对白”的诗体形式，但愿给予关注并赐教。
如蒙发表我将深感荣幸。但请排版方式照本人手稿所示进行。此外我还另有一篇未写完的较长的诗作（《20世纪行将结束》——姜注），我已不打算再写完，若作为“残篇”与寄上的这篇诗稿同时刊出可能别具风味——后者更要短一些，但题旨与前者颇接近（却多一些洒脱）。等待兄的决断。
握手！
昌耀
1998年12月11日
通信处
青海省文联
邮政编码：810008
电话号码：略
在这四封信中，昌耀热情地向刘小放推荐了美籍台湾诗人非马的诗歌作品，介绍了自己参加“社教”的工作情况，详谈了自编诗集《命运之书——昌耀诗作四十年精品》预订出版的艰辛过程，阐述了自己最新创作的诗歌价值。尽管，这四封信每封的篇幅不长，但是，却首次披露了昌耀的两首重要作品《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和《20世纪行将结束》的创作构想，对于研究昌耀晚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堪称研究昌耀诗歌生涯的“第一手资料”。
三
说起《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和《20世纪行将结束》这两首昌耀的重要诗作，就不能不提到首发这两首长诗的刊物——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长城》。
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界，《长城》是一家创办历史悠久、文坛影响广泛、刊登佳作众多、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刊物。该刊创办于1979年6月，以“办一流刊物、发一流作品”为初心，以“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事业”为使命，主要以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先后刊发了田间、孙犁、徐光耀、汪曾祺、高晓声、贾大山、莫言、余华、格非、刘震云等全国各个时期优秀作家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同时发现、扶持、培育了大批优秀文学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城》自1983年至2009年，在长达二十六年间先后刊登了著名作家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等二十八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优秀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长城》编辑们的“慧眼识珠”。
1998年12月中旬，昌耀将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创作完成的两首重要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和《20世纪行将结束》寄给了刘小放。此前，他曾经将这两首诗稿寄给了几家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但是，却被接二连三地退稿。
刘小放收到昌耀的書信和诗稿后，认真审读。作为一位多年从事诗歌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刘小放凭借自己敏锐、独到的眼光，认定昌耀这两首风格奇异、与众不同的长诗堪称中国诗坛上不可多得的宏构佳篇，决定破例发表。因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同时主办着诗歌刊物《诗神》，所以当时的《长城》是不发诗歌作品的。
1999年3月，在最新出版的《长城》第2期上，刊登了昌耀的两部重要诗作：第一首是写作于1998年2月17日至20日的《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灵魂与肉体的浸礼：与俄罗斯和俄罗斯诗人们的对话》；
第二首是1988年写作、1999年1月9日整理完毕的《20世纪行将结束：影物质。经验空间。潜思维。正在失去的喻义（一首未完成诗稿的断简残编）》。
《长城》编辑部对昌耀的这两首诗歌高度重视，不但专门为他单独设立了“长城重金属”专栏，在目录上将他的作品篇名列为头条位置，使用了十二个页码，而且还在题头专门配发了昌耀在俄罗斯拍摄的一张照片。
昌耀收到《长城》编辑部寄来的两本样刊后，看到自己这两首“历经投稿磨难”的长诗终于公开发表在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上，欣喜地露出了笑容。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和《20世纪行将结束》是昌耀晚年创作的两首重要力作，尤其是前者，更具有极高的诗学价值。
对于《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这首长诗，著名诗歌评论家、
《昌耀评传》作者燎原给予了这样的深度解读和高度评价：
“这部作品约8000字，既是昌耀面对这一题材，也是由此引发的他对自己人生和社会理想回顾总结的，一次穷尽性的书写。就形式而言，这是一篇无法用现成的文体归类，但却可视之为交响乐式的作品。整部作品共分五个部分，《之一：独语》《之二：与俄罗斯的对话》《之三：我们在涅瓦大街狂奔》《之四：与俄罗斯诗人对话》《之五：独语》。从文体上看，除了居于中间的“之三”是分行排列的诗歌外，两边的其余篇章都是“独语”或对话式的诗性散文文体。这样，又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交响乐式的严谨结构；
中间的这段诗歌仿佛一个中轴线，外侧的‘之一和‘之五以作者‘独语构成一种对称；
内侧的‘之二和‘之四以对话的形式构成了另一种对称。这只是就它的形式结构而言，把这部作品视之为交响乐，更因为其中以时政评论所统领的有关历史、山河、人生、社会、现实、理想等广阔场景中，多声部的宏大叙事，以及作者风起云涌的言说语势和激情。这样的现象几乎令人惊诧：自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踏入俄罗斯的那一刻起，昌耀这位在1990年代长期流连于社会底层的‘诗歌流浪汉，立时恢复了他封存已久的民族诗人或国家诗人的感觉，其诗思更是如喷泉组群，反冲出此起彼伏的壮观花雨。”
而对于《20世纪行将结束》这首长诗，我认为，同样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该诗虽然被作者自己认定为“断简残篇”，而实则是断简不“断”，残篇不“残”，意蕴深远，哲理深刻，是生命体验和情感历程的结晶，充满了血和泪，充满了史与思，读后发人深省、令人伤感。
据考证，《长城》刊登的《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和《20世纪行将结束》是昌耀临终前最后一次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因此，无论是对于昌耀本人来说，还是对于昌耀读者来说，均具有特殊的意义，更是一种特殊的纪念。
而刊登昌耀临终前创作的两首重要长诗，无疑是《长城》为中国诗坛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本栏责任编辑 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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