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1989年的春天，25岁的安徽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这是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象征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有人说“海子是在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在以农业经验为根基的一套话语系统中所诞生的最后一位‘大诗人”（张清华《一次性写作，或伟大诗歌的不归路：解读海子的前提》），也有人称他是“最后的浪漫主义乡村抒情诗人”“农业文明的殉葬者”。他自杀时随身携带的书中——生态文学经典之作——梭罗的《瓦尔登湖》，就是其中标志之一。海子崇拜梭罗，他自己的诗也无疑具有鲜明的“生态”色彩，他从故乡出走，生活在城市之中，却醉心于抒写乡村、麦子、土地、大自然。在众声喧哗的1980年代，工业的进步，商品经济、大众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的出现，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一点点驱逐着农耕文明，敏感如诗人海子，内心怎会不为此震动？通常认为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國的生态文学开始萌生。
一、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生态文学最初以1980年代兴起的生态报告文学为代表，这基本是共识，代表作家作品有：徐刚的《可可西里》《伐木者，醒来》、黄宗英的《小木屋》、哲夫的《淮河生态报告》、王治安的《国土的忧思》、沙青的《依稀大地湾》等。作品以实地调研、写实观察为基础呈现生态问题，在引起社会关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着文学性欠缺、停留在表面、具有时效性，所以难以产生持久影响等不足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大为繁荣。1991年，经国家环保局批准，“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创办文学刊物《绿叶》，多次举办研讨会，发表“绿色宣言”“绿色倡议”，出版多种生态文学系列丛书，如“碧蓝绿文丛”“人与自然丛书”“人与动物系列丛书”“生命状态文学丛书”等。生态文学硕果累累，报告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家有乔迈、李青松、王治安等。小说方面有哲夫的“黑色生态批判”系列（《黑雪》《毒吻》等）、郭雪波的“大漠生态小说”（《银狐》《沙狐》等）、朱玛拜的“草原生态小说”（《蓝血》《生存》等）、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等），还有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陈建功的《放生》、铁凝的《秀色》、谌容的《死河》、张抗抗的《沙暴》、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空山》、胡发云的《老海失踪》，以及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等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大批关注动物的小说也常被划入生态文学范围，如杨志军的《藏獒》、叶广芩的《老虎大福》，还有以狼文化为代表的系列小说，包括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散文方面以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周晓枫的《鸟群》、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李存葆的《绿色天书》、林宋瑜的《蓝思想》、李景平的《绿歌》、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红柯和李娟的新疆系列散文、鲍尔吉·原野的蒙古草原系列散文等为代表；
诗歌方面，以于坚的《棕榈之死》、李松涛的《拒绝末日》、雷平阳的《云南记》、华海的《华海生态诗抄》等为代表。儿童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家有饶远、刘先平、方敏等人。
生态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如模式化、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虽然有对生态的关注和忧虑，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有的太过关注生态的阐发而缺乏文学性和可读性。汪树东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王彪的《生态文学：“主题先行”下的书写困局》等，分析了生态文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一书中，赵白生的《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吴秀明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龚举善的《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理性审视》、赵树勤与龙其林的《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的迷误及其思考》等文章也对生态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分析。
二、生态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与生态文学的繁荣相比，生态文学的研究与讨论也呈现出蓬勃态势，代表学者有程虹、王诺、汪树东、王宁、鲁枢元等人。程虹是较早从事生态文学研究、译介的学者（不过她使用的是“自然文学”概念），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美国生态文学的著作《寻归荒野》，还出版了《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等论著，翻译了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西格德·F.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等。以王诺为代表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也主要关注国外生态文学，出版有“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包括《欧美生态批评》（王诺）、《美国生态文学》（夏光武）、《英国生态文学》（李美华）等。汪树东主要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文学，出版有《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此外还有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等。
生态文学研究兴盛但却混杂，“文学生态”系统并不和谐、平衡。首先是概念的纷繁。生态文学的定义至今仍存在歧义，没有统一的概念，“各个地区的叫法不同，如日本叫‘公害文学，美国叫‘荒野文学，中国台湾叫‘自然写作，大陆普遍的叫法是‘环境文学”（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另外还有很多容易混淆的概念，如“自然文学”（程虹《自然文学的概念与渊源》）、“大自然文学”（赵凯《大自然文学论纲》）、“绿色文学”（童庆炳《漫议“绿色文学”》），生态文学在多种概念中游离、模糊、交叉重叠、边界不清。虽然生态文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但概念却众说纷纭，至今很多研究著作和论文仍然在概念的辨析上花了很大篇幅，诸多概念的比较研究仍屡见不鲜，多是在各种大同小异的名词中绕圈子，绕来绕去最后仍然不甚明晰。其次，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和应用呈现两极化倾向，一是窄化，一是泛化。前者过度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科学性、写实性、非虚构等，导致能纳入生态文学框架下的作品较少，不为大众所广泛知悉，且文学性不够高，把生态文学窄化为反映生态问题、生态危机的报告文学、非虚构。后者过度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生态思想、意识，但凡沾上生态、自然的边都归入生态文学之中。再次，与概念相对应的范畴也存在较大争议，学界对哪些是、哪些不是生态文学仍然有很多不同意见，不同论者所论述的对象不一致，因此较难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最后，关于生态文学诞生的地点、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文学是现代工业社会才出现的，具体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为标志。有的则把生态文学追溯到更远，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就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丹尼尔·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作为生态文学例证。斯炎伟编选的《中外生态文学评论选》里也包含了对中国古典诗词作者的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王先霈）、《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陈玉兰）。是不是书写自然、涉及生态的作品都可以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呢？不少论者对此进行了批评和质疑。
因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一些作家的很多作品在今天被冠之以生态文学，但是这些作家却并不以生态文学而闻名。而那些相对来说更加专业地从事生态写作的作家，往往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生态文学边界模糊，在概念、范畴、历史梳理等方面缺乏共识。并且，随着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大批与生态文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层出不穷，一些主题文学，如“动物文学”（韦苇《动物文学概论》）、“河流文学”（蒋林欣《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海洋文学”（段波《“海洋文学”的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等，它们与生态文学的交叉、区别和特质又体现在哪里？很多学者认为一些作品不能算作是生态小说，如姜戎的《狼图腾》不是生态小说，而是动物小说。再比如，生态文学较少提到科幻文学，但其实科幻文学有大量写到生态危机、充斥着环境末日的作品，如日本小说家星新一的科幻微小说《喂——出来》的主题就是环境污染，描写了人类过度排放垃圾而被反噬，揭露人类对环境破坏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篇小说还选入了中国的语文课本。很多科幻小说都有生态危机、末日背景，如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微纪元》等，在科幻的世界里，地球已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些关注人与自然生态问题的科幻小说是否属于生态文学？与传统生态文学相比，科幻小说有哪些新的审美特征与文化规律？
显然，生态文学有着浓厚的“正名”焦虑，以及由此带来的“名”与“实”的种种辩驳。这一现象与学科自觉紧密联系，也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成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正名”，没有定义，就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执着于此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落入“画地为牢”的局限当中，这是一个颇有悖论的正常现象。冯友兰在《名教之分析》中指出“名教”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胡适在《名教》一文中指出：“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了，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对生态文学的辨名，有着落入“名教”的风险，忽略了文艺的特殊性，文艺无法像科学一样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目前生态文学的很多定义就尝试更精准地界定，也有学者指出这类定义重生态而轻文学，所以生态文学很多文学艺术性不够高，生态文学研究也成了与文学不太相关的“生态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生态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个障碍（吴秀明等《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
与生态文学存在的问题相比，生态文学研究的“各自为阵”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三、倡导大文化研究视野
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详细区分了生态文学、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将生态文学界定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思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这指出了概念的主导性质，但在实际的论述中，生态文学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如他认为“生态文学自古有之”，认为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中有很大部分就是生态文学。
无疑，生态意识在不断地发展、流变，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社会的生态意识、内容也是不同的，不同国家、地区也存在差异。与之相应，生态文学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内容。如果按照恒定不变的标准去框定，去套用西方理论，则会限制学科的发展。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也存在范围狭窄、缺乏理论体系等问题。
面对当下生态文学研究的种种困境，应该倡导一种大文化研究视野。当然，这不是否定生态文学概念阐述的必要性，确立生态文学的定义、范围和研究目标，以及区分其他相关易混的概念，这仍然是有价值的，但也是有限度的。针对生态文学的正名问题，有论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承认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生态文学，是指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自然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一些作家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对自然、社会、人等领域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症状加以反映，对其形成的现实、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揭示和批判，对其未来的前景或后果予以展示或预测。广义的生态文学，是指凡是在其创作中具有一定的生态思想、生态意识、生态情感、生态趣味、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史上那些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喜爱自然、表现自然、赞美自然的文学作品。”（闫慧霞、高旭国《生态文学的称谓与界定》）从研究现状来看，确实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生态文学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范围、注重理论框架和方法的创新。应该提倡生态文学是一个有着主导倾向但又富有弹性、蕴含着诸多可能的相对的概念，使用时也不必刻意去强调狭义与广义。
这是因为生态系统本身就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由各种因素共同组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综合体系。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紧密联系的，大到高山、原野、海洋、河流、动物、植物，小到一棵树、一座孤岛、一条小渠，当今完全、绝对没有人类活动痕跡的孤立的自然也是不存在的。方方面面的人类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都会对生态产生影响。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就提出了“蝴蝶效应”，即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轻轻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引起两周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爆发一场龙卷风。这是因为蝴蝶扇动翅膀产生微弱气流，会改变身边的空气系统，由此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形成连锁反应。吉狄马加在诗歌《我听说》中也写道：“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惊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去“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过分强调自然、忽略人类作用，无疑也十分偏狭。人生天地间，离不开生存环境，必然要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可以说没有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可以脱离环境的。因此，也有论者指出可以用生态学的视角切入一切作品，如鲁枢元就在《“自然”主题的现代衰变——兼及“生态文艺潮”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以‘自然生态保护或‘环境保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为‘生态文艺，是非常狭隘的。‘生态文艺学，决不应当只是研究以生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在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
因此，对那些具有生态意识、思想、色彩或表现环境、自然的作品，不必纠结是否属于生态文学、有多大程度属于生态文学，不应该仅停留在“生态文学”是与否的辨析上，不必拘泥于学术的严格规定。像梭罗的《瓦尔登湖》、法布尔的《昆虫记》等经典著述往往并不规范：“案例的举证多于概念的解析，事件的陈述优于逻辑的推演，情景的渲染胜过明确的判断，随机的点评超越了旁征博引的考据。这些看似不规范的学术著作，既深潜于经验王国的核心，又徜徉于理性思维的疆域，全都成了生态文化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经典，即我这里所说的‘绿色学术经典。”（鲁枢元、刘晗《绿色学术的话语形态》）不能因为是“生态文学”概念提出之前的作品而简单摒除，也不是把生态成分提炼出来条分缕析，而是着重于作品本身、整体的生态审美价值与意义。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应该从文化研究上进行拓宽，不仅仅从生态的视角进行审视，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和环境元素，还应多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审美价值、思想资源，等等。生态文学研究的大文化视野还应该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视野，与其他相关领域建立密切联系，推动生态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生态文学远可以追溯至更广、更远。很多文学流派、思潮都与生态关联，如寻根文学就有鲜明的生态反思意识，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就写到了江水的污染导致鱼大量死亡的问题。还有乡土小说，等等。再比如，沈从文描写乡土世界的小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消融，如《边城》《阿黑小史》，同时他也揭露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批判都市文明，如《黄昏》《泥涂》《腐烂》。还有徐志摩的诗（张晓光《徐志摩文学创作和生态美学思想》）、闻一多的《死水》、郭沫若的一些诗等都可以纳入生态文学的视野中，甚至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童庆炳就说过：“我们想到孟浩然，想到王维，想到李白，想到苏轼，想到历代的山水诗和花鸟画作者，他们在创作时不可能有什么‘环保意识，但他们笔下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外物的真情，对生命的赞美，对天人合一的理想，无不带着‘绿意。我敢说，他们是‘绿色文学‘绿色艺术的先驱。” （《漫议“绿色文学”》）他所说的“绿色文学”等同生态文学，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与欧美生态文学有完整的系统相比，中国的生态文学虽然成绩斐然，但是在整体的历史梳理与建构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当前国内的生态文学研究大多停留在零散的案例分析和现象描述上，并且是以西方生态文学及理论为参照。虽然生态是事关全人类的大事，与所有人息息相关，但生态文学产生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是有差别的，过度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就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为此，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价值观，如果摒除了传统到现代的丰厚积淀，那么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也有些论著就在主体阐述之前进行了梳理，如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第二章就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她梳理了中国传统生态精神，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中隐约的生态意识。但这些只是作为背景介绍，并未有全局的整体观照，也缺乏与作品阐述的深度融合。
四、传统生态思想的资源利用
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唐代和尚寒山的诗崇尚自然，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识，20世纪美国著名的生态诗人和生态思想家加里·斯奈德就深受寒山的感染，他翻译的寒山诗影响最大，使寒山在欧美受到青年狂热追捧。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曾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而是设法化之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安乐哲也主编有《道教与生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佛教与生态》等书。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热爱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诗意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起兴手法总是先言花草树木等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核心部分就是“天人合一”，发端于老子，成熟于庄子，“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儒家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以说，中国古代先哲深谙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意象、意境，是一种“物态化”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对象的存在而获得自身的存在，物即我，我即物，物化于我心，我心化于物。”（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也不乏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文艺类型，如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
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少论者挖掘中国古代生态理论的现代价值，如杜维明提出“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就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在面对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时应该借鉴的宝贵智慧。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化学污染、电子垃圾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生态文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自然、感受自然、探索自然的途径，更在于它通过艺术的手法，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爱。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蕴含无尽珍宝，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并创造性转化为当今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资源，并在世界文学中建构中国生态诗学。
2000年，刘慈欣发表科幻小说《流浪地球》，将生态危机与太空探索相结合，后被改编成两部同名電影在2019年、2023年上映并引起巨大反响。在网络世界、新兴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复杂和不确定的挑战和风险，生态文学的理论也亟须更新发展。生态文学在关注环境生态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类精神生态的建构，用诗性守候心灵家园。
责任编辑 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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