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让我想起那些奇人异事，民间艺人，他们像神一般存在，肉体消失，灵魂还在，他们的故事，如朱镛所写，朱二憨、泰惠老人、王师嬢、捕蛇者、老队长、朱石青、杨俊锡……他们在曾经的具体的乡土中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鲜活的存在，对应的是曾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人物碑记和乡野杂记，有关手艺人和居住者，这些民间话本、传说传奇和村志野史，无不在一方水土中口口相传。作为写作者，仅仅是记录吗？不，关于乡的自我意识、自然地理、文化史学、社会人类学，隐没在所谓的故事、传说、民间和田野上。无疑，它的来路和去向，在这片土地上，人物脸谱和故事传奇像楔子深刻插入乡土的变迁史。
……朱镛对乡土的必要田野考察和人物志的经验，即便是在时间和文化的差隔上，在有限的地理上，呈现出一个云南边地的中国经验、故事和文学现实的版图。这些宏阔的想象和地理空间，即使是呈现某一个暗角和角料，但不影响我对云南乡野的幻想。
尽管它不一定那么斑斓，不一定很云南昭通，但它是他个人史。那里有他具体的博物学和田野志，或者说在那片土地有他写作的专属名词，这关乎他的文学主张和理想。在他的地理和时间，乡土是紧张的、对立的、贫困的、挣扎的、悲伤的……但我仍然看到那片大地对天空生机勃勃发的向往。
从先民的谱系中，朱镛所见是乡土的图腾，出生地的基因，居住地的密码，尽管他每走一步，荆棘丛生，需要拔云见日，但他之所见，除却田园风光，更多是人的性命、命运、成长和未来，唯有他们决定着乡土的可能性。
也許不必宏阔俯瞰，他只需细微，俯身的体察，并偶尔张望、休憩、向下的感知和分辨，随之的乡的体味、温度、湿度以及方言、乡风、民俗、地方性和秘密部分，信手拈来。在这之外，他对接的是区分于地理意义的世界性和时间之外的时代感，它可能是一件沉睡的老旧的物象，生生不息的光影，肉体和精神的生死游历。所谓乡土，普遍的和局限的部分，日常和神性，此消彼长……
因此，在一个开放的叙事环境下的多向度表达，散文有必要从各类抒情中解放，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重新打量我们的行为和伦理，思量美学的原则。我想，乡土不只是自然生态的意义，而是田野的、宗教的、伦理的、地理的、博物的、社会学的乡土进行考量，在此展开问题的表达、突破、思索，再回到人。当新的经验不断被书写，被包裹，被打破，技术翻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能否将旧有的故事重新散发野性的、人性的、斑斓的光泽，这或许是乡的意义，在未来时间也在现在时间里，我们拥有感知的力量。
《捕蛇者默》的朱二憨是一个传说，《咫尺天涯》的王师嬢同样是一个传说，那么《呼吸的水塘》的朱石青何尝不是一个传说，因为在走失的时间里，擦亮这些记忆中的人，让我艰难分享了他们的善良、狡黠、愚昧、无畏等，他们没有消失的柔软之光，又照在今天又一代人的田野，周而复始。而《寻找自己》的杨俊锡呢，不同的是他是新时代中奋发青年的形象，但这一曾经熟识的脸谱化人物，被朱镛重新激发和革新，“术”不再是技艺，策略、方法而是道，是形，不可名状。大概是这样的经历，他将乡土的人物志区别于各种典籍志异和传奇故事，将人异化为非人，将物异化为超人，赋予他们无比的力量，人在神化后，他们也无所不能。他将人还原于巨大的乡土现实中去。
每一代人所处的乡土，在志怪、乡村传奇和野史中左冲右突，事实上，写作者作为审视者和申辩者，终将跳出自我命名的风暴中，对乡土千变万化的审察同时，请对于我或我们一并自省，将我身处其中，我能做什么，我又做了什么。当然，所有拷问必要在框定的现代文明中进行反省、修辞、叙事……
（责任编辑：孙婷）
黄海兮 诗人和小说家，现居西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日》，长诗《余哀》及小说集《朝花》等，计二百余万字。有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有少量作品被翻译成英德韩日西班牙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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