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玲
关键词：曶鼎铭文拓本题跋印章价值
四川博物院藏有《曶鼎铭文》拓本一件（图1），纸本，纵66、横41厘米，出自清乾隆年间钱坫之手，为沈树镛旧藏，上有张廷济题跋二则，四周钤印十一方。拓本画面古朴厚重，保存完好。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鼎作为礼器，从夏代晚期开始沿用至魏晋，延续了两千余年，在宗庙祭祀、宴宾客及日常生活中承担着重要作用。铭文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情况的重要史料。商周时代，贵族若有大事，即会铸造青铜器物，铸刻铭文以纪之。铭文从商代最初个别青铜器上铸刻几个字，标明器主族氏，到西周时代铸刻几百个字，内容包括历代君王事迹、颂扬祖德以及记述世袭官职、土地交易、刑事诉讼、战争、婚媾、宴饮田猎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祭统》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名，而明著之后世者也。”①认为鼎的重要作用就是称颂先人的美德，记载自己功绩而传至子子孙孙。
曶鼎，乃西周中期懿王元年重器。清乾隆戊戌岁（1778），被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1730？1797）在西安得到，藏于灵岩山馆。嘉庆二年七月毕沅病逝，身后受和坤贪腐案牵连，“（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视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②从此原器下落不明。有关曶鼎的记载，最早见于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右曶鼎沅得之于西安，嘉定钱献之（坫）为作释文时，沅所撰《关中金石记》未及收录。兹携来山左署中，因即编入《山左金石志》。”③后他又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对曶鼎的铭文和器型做了记载：“右曶鼎铭四百零三字，摩灭者三十一字，疑者四字。器为镇洋毕秋帆尚书沅所藏……献之云：鼎高二尺，围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④此后，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三中对曶鼎的形状、大小做了更加详细的描述：“鼎高二尺深九寸，围四尺铭三节，二十四行，行十七八字不等。今藏镇洋毕氏。”又“鼎足作牛首形，艺文类聚引三礼鼎器，图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⑤足见曶鼎器型之精美。
从四川博物院藏拓本上看，曶鼎铭文共24行，行16至17字不等，第1至11、17、18行最末一字均受蚀，其余末行之字半蚀，完整存367字，字体整齐遒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铭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载曶受王命，继承祖考的卜官职务，铸造此鼎以祭祀文考宄伯。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王）若曰：“曶，令（命）女（汝）更乃祖考司卜事，錫（赐）女（汝）赤雍□（市）、□（鸾）用事。”王在？，井叔錫曶赤金、鬱，曶受休□（命）□（于）王，曶用茲金乍（作）朕文孝（考）□（宄）伯□（？）牛鼎，曶其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寶。⑥
此段铭文有81字，蚀7字，存74字。疑1字。
第二部分，记载曶和限、效父等用一匹马、一束丝交换五名奴隶。
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为□，□事（使）厥小子以限讼于井叔：“我既卖（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絲。”限曰：“则卑（俾）我赏（偿）马，效□（父）□卑（俾）复厥絲□（于）質。”效父迺许，曰：于王参门，□□木榜，用徵诞卖（赎）茲五夫，用百锊，非出五夫，则□，迺又（有）□金，井叔曰：“在王廷迺卖（赎）□（用）□（徴），不逆付，曶毋卑（俾）弍于。”曶则拜稽首，受茲五，□（夫），曰□（陪）、曰恒、曰龖、曰、曰，事（使）寽（锊）。以告，迺卑（俾）□以曶酉（酒）及羊、兹三寽（锊），用至（致）兹人。曶迺每（诲）于□次□舍矢五秉，曰：在尚卑處乃邑，田□田。则卑（俾）复命曰：“若（诺）。”⑦此段铭文有182字，蚀21字，存161字。疑1字。
第三部分，记载曶控告匡季纵奴搶禾，要求赔偿的诉讼。
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东宫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罚大。”匡迺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嗌、用臣曰？、□（曰）胐、曰奠，曰：“用兹”。四夫稽首曰：“余无卣具。寇正□不出，鞭余。”曶或以匡季告东宫，曶曰：“弋唯朕□（禾）赏（偿）。”东宫迺曰：“赏（偿）曶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来岁弗赏（偿），则付秭。”迺或即曶用田二，又臣一。凡用即曶田七田，人五夫，曶觅匡卅秭。⑧
此段铭文有137字，蚀4字，半蚀1字，存132字。未详者4字。
曶鼎自发现以来，其铭文备受关注，以郭沫若、罗振玉等为首的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考释，如今曶鼎已成为研究西周社会奴隶交换、土地制度及贵族之间讼事的重要史料之一。
与其他青铜器的拓本一样，《曶鼎铭文》拓本分为“未剔本”和“剔后本”两种。“未剔本”保留了原器的风貌，因早拓而完整，字口浑朴但字迹模糊，行间紧密，四周斑驳极自然，低凹处若用指拓隐约有指纹可见，且墨网格线粗壮有力，第二十行、第六七“兹四”二字左有极细、极锋利擦线此为原拓之证。⑨20世纪80年代，马子云在四川博物院看到此拓本后，非常兴奋，鉴定他系清中期墨拓“未经剔锈本，笔划较肥，是可靠的原器拓本”。认为“毕氏殁后，家人将其鼎沉之太湖中，拓本甚希，可为珍品”。⑩他的“剔后本”与“未剔本”几乎同时出现，原因是镕剔手艺在乾隆年间已十分精湛，能将漫灭的文字几乎重新剔出，重剔后的铭文“字画朗晰，于老眼临抚尤宜”，“兹四”二字细线隐约可见。重刻本大多为剔后本。伪本也颇多，有以锌板、铜板影翻推拓做伪的最难辨别，但伪本“兹四”二字细线均不可见。
目前，除四川博物院外，存世拓本均藏于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是：上海博物馆藏《张叔未旧藏吴侃叔释文》拓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藏《秋谷藏》拓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藏《灵岩山馆藏》拓本;上海图书馆藏《捃古录金文》原拓已剔本（《殷周金文集成》所收本）;何子贞藏本（《殷周金文集成》所收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藏边成《曶鼎八家真本汇存》，中有：①翁覃溪藏何梦华手拓未剔本（上虞罗氏）;②江建霞藏未剔本（仁和陈氏）;③吴思亭藏钱献之小篆释文本;④陈朗亭藏钱献之手拓本（诸暨边氏）;⑤朱筱欧藏黄小松释文本（钱塘胡氏）;⑥张叔未藏吴侃叔稿书释文本（仁和吴氏）;⑦何子贞藏本（仁和陈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收本，与《殷周金文集成》所收本同）;⑧邹适庐藏本。台北历史语言研究藏《簠斋积古金文》原拓本（清同治光绪间陈氏簠斋精裱折装拓本，高阳李高侗旧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善斋金石拓本余存》原拓本（刘体智旧藏，1974年傅斯年图书馆黏编装拓本）。
四川博物院藏曶鼎拓本下端有张廷济跋文二则：
跋文一：周曶鼎嘉定钱献之坫长乐室所藏旧拓本，此铭是真古文尚书，是真孔安国传墨缘鸿室，稀有奇珍，虽易以右军真迹，当视为俗书。张廷济。
跋文二：曶鼎为天下吉金第一神器，弇山尚书身后籍产时曾未入于薄录。好事者悬金搜访，查无踪迹，世间有日少无日增，宜得者奉为瑰宝。旧有吴侃村（叔）老友拓本，书此跋尚称惬意，今复录于此。
结合文献，考证题跋和印章，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条重要信息，拓本见证了钱坫、张廷濟、沈树镛、赵之谦等清中晚期著名金石学者之间的学术探讨及友谊，弥足珍贵。其重要价值在：一、他是清中期“未剔本”，提供了器物最原始的拓本样貌，为了解西周金文提供实例。曶鼎发现后，作为毕沅身边重要幕僚之一的钱坫（1741？1806），见证了曶鼎的发现过程，并在毕沅处亲拓铭文，钤“献之所拓”朱文方印一枚（图2），在《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序中钱坫说：“时大府镇洋毕公得周曶鼎，铭五百余字，余为之释解。”证明了拓本的来源。二、拓本经张廷济题跋考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拓本转入“以图书、金石自娱”的张廷济（1768？1848）手中，藏于清仪阁，并被收录在《清仪阁金石题识》中，从跋文中可以看出张廷济对他的藏品采取了辨其真伪别其源流的严谨治学态度。经他考证，拓本系钱坫长乐室所藏，并钤下“张廷济印”朱文方印、“廷济”白文印、“廷济”朱文方印和“张叔未”白文方印各一枚（图3？图5）。三、他见证了沈树镛与赵之谦两人之间在学术和收藏两方面的“金石之谊”。沈树镛是晚清最有影响力的碑帖收藏家之一，所钤三方印都是好友赵之谦（1829？1884）所治：“沈均初收藏印”朱文印治于同治二年（癸亥、1683）、属“模古镜铭”风格的收藏印，“树镛审定”白文印治于同年冬（图2），融合浙皖两派篆刻风格的审定印，“沈氏吉金乐石”朱文印为同治三年（甲子、1864）治，属“模汉镜铭”风格的收藏印。沈树镛与赵之谦相识于咸丰九年（1859），同治二年（1866）又一起在京参加会试，有同年之谊。在交往中，沈树镛出资、出力帮助赵之谦完成《补寰宇访碑录》的编撰，“同岁生沈均初亦为此学者，毕力助搜讨，寒暑风雨，奔走告语”。赵之谦则与沈树镛一起考据他的藏品，二人的交往围绕“印学”和“金石”展开，切磋学问、相互请益，成就了一段深厚的学术友谊。
曶鼎，以一鼎之身集三种内容的铭文，在商周金文中极其罕见，他丰富的史料价值，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可惜佚失于兵燹中，只流传下寥寥几件拓本，异常珍贵。2016年，四川博物院藏《曶鼎铭文》拓本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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