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提格特-维尔茨
德国奥格斯堡位于纽伦堡南面约100公里处。其在近代早期就已经拥有广泛的贸易网络，也因此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方基石。接下来的文本将围绕这块基石展开。在2008年一次惊人的水下考古行动中，考古学家在西非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发现了一艘古老的葡萄牙沉船“波姆耶稣”（Bom Jesus）的残骸。这艘船于1533年3月7日启航，目的地是印度果阿（Goa）和科钦（Kochin）的贸易港口。这两个港口以胡椒、肉桂、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的交易而著称。这些香料运到欧洲后，以比原价高出近乎千倍的价格出售。“波姆耶稣”在到达好望角之前就因遭遇风暴而沉没，无人幸存。直到2008年之前，人们都对“波姆耶稣”的命运一无所知。
考古学家从“波姆耶稣”的残骸中发现了近千件文物，其中大约有2500枚重达22公斤的金银币，堪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贵金属发现之一。这些硬币来自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地，主要用于在印度购买商品。除此之外，还找到约20吨铸造成半球状的铜制品，同样来自欧洲。这些铜块上铸有一个三叉戟标志，是奥格斯堡富格家族的交易徽记。这是近代早期德国南部贸易公司进行非欧洲贸易的第一个物证，也是一个轰动性的发现。在雅各布·富格尔的管理下，奥格斯堡的富格尔贸易公司迈入巅峰时期。当时的富格尔被称为“富豪”，拥有难以置信的财富，用今天的货币来衡量，他的财富约为 4000亿欧元（今约合28072.8亿元人民币），在那个时代无人能与之匹敌。富格尔曾经用他的财富帮助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加冕。他在意大利威尼斯学习过当地的银行业务，这成为其商贸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从1493年起，他开始在中欧进行铜贸易。这批于“波姆耶稣”沉船上发现的铜制品在1533年运往印度，于2008年的考古发掘中重现天日。
德国奥格斯堡的国际贸易始于1505年至1506年间。彼时，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一世装备了一支由20多艘船只组成的远征队，途经非洲前往印度。此前，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在非洲的途经停留地包括蒙巴萨（Mombasa）、莫桑比克（Mosambik）和梅林德（Melinde）。到达印度后的贸易主要在果阿、卡利卡特（Kalikut）和科钦完成。船队成功地把高利润的香料、原料和其他异国奢侈品带回了欧洲。1505年至1506年间，南德贸易公司获准参加前往印度的行程，并派出三艘船出航。富格尔和韦乐森（Welser）家族对此次航海进行了投资。他们派出巴尔塔萨·斯普林格（Balthasar Springer）作为代表前往印度。斯普林格围绕此行写了一篇内容详细的游记，记录了旅途中的见闻及其与不同人的相遇和交流。此游记于1509年以书籍形式出版。书中插图应出自阿尔布雷特 · 丢勒（Albrecht Dürer）的学生沃尔夫 · 特劳特（Wolf Traut），不过图像绘制较为粗糙。在当时欧洲人的视角下，书中人物形象具有浓郁的原始气息。
早在1508年，斯普林格就已经通过活页发表了他的旅途见闻，其中的木刻插画出自画家汉斯 · 布格克迈尔（Hans Burgkmair）之手。他是当时奥格斯堡最有名望的艺术家，曾像丢勒一样探访威尼斯，在威尼斯深入研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并在之后同丢勒一样效力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布格克迈尔的木刻版画栩栩如生，与沃尔夫 · 特劳特的画拉开了很大距离。斯普林格的文本体现出他的创作兴趣基于他对异国毫无偏见。这些插图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关注并被多次重印。时至今日，这些图文仍然是研究16世纪早期非欧洲文化生活环境的重要和可信民族志资料。
汉斯·布格克迈尔的木版画《古津之王》是1511年的新版本。古津位于印度西部馬拉巴海岸（Malaberküste in Westindien）的坎纳诺尔（Cananor）。此画表现了当时古津的统治者坐在几人抬的轿子上的场景。轿子前为长号手和鼓手，之后是全副武装的卫士，其中一个正在为国王打伞遮阳。除了斯普林格的报告，汉斯 · 布格克迈尔的绘画还取材于葡萄牙外交官汉斯 · 迈尔（Hans Mayr）撰写的旅行日志。画面中包括服装、物件和武器在内的元素忠实于文本描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文化异化。汉斯 · 迈尔的报道可能是在奥格斯堡获得的，目前存于德国康拉德 · 波洛廷格图书馆。
除了富格尔和汉斯·布格克迈尔，康拉德 · 波洛廷格（Konrad Peutinger）亦是16世纪初奥格斯堡的杰出人物之一，是奥格斯堡大臣和皇帝的亲密顾问。他受过高等教育，曾在意大利学习，并与欧洲重要人文主义者有着良好的关系。波洛廷格和人文主义者一样关注古典。他在奥格斯堡研究古罗马文化遗产，是一位考古学先驱。波洛廷格在其一生中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和异国物品，这些物品并非出自欧洲，而且大多是动植物。迄今为止，这些收藏品散落于各地，虽然大部分已经遗失，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份1597年的清单重建他的收藏体系。波洛廷格拥有据称来自印度的弓、木头、树根和蜗牛等物品。众所周知，这位人文主义者还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这只鹦鹉后来被制作成为一件标本藏品。汉斯 · 布格克迈尔是波洛廷格的朋友。二人一起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艺术项目服务。布格克迈尔于1518年创作了一件祭坛画，中部画面以圣约翰的《启示录》为表现主题。画中的风景被画家设置为非欧洲的热带环境，其中可见棕榈树和充满异国情调的鸟类，右侧树干上还有一只绿鹦鹉，种类约为环颈鹦鹉（Psittacula krameri），这种鸟类也发现于印度。此处有两个疑问，画中鹦鹉是否为波洛廷格的鹦鹉？它是经第一次印度远航来到德国奥格斯堡的吗？
两幅创作于1520年左右的水彩羽笔画同样出自汉斯 · 布格克迈尔。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位奥格斯堡大师在何种背景和何种目的下创作了这两幅画。画中描绘了两位深色皮肤的男子。他们身着异国情调的服装，手持新奇的武器，围着带有羽饰的腰布，拿着造型奇特的棍棒和斧头。显而易见，这些并非是欧洲的物件，也不是来自非洲或印度的武器。带羽毛的缠腰布会让人联想到阿兹特克人（Azteken）的头饰。一个罕见的例证存于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博物馆。这件可能为祭师头饰的缠腰布第一次出现于1596 年安布拉斯城堡的一份物品清单中。布格克迈尔显然知道这是阿兹特克人的物品。他对盾牌和武器的表述与阿兹特克人物品的特质相符，只是误解了头饰，将其识别为了缠腰布。目前尚不清楚汉斯 · 布格克迈尔从何处看到过这些阿兹特克物件，在其朋友波洛廷格的物品清单中也无相关记载。
西班牙军事家埃尔南 ·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于1519年登陆中美洲。作为外交礼物，科尔特斯从祖祖辈辈便生活于当地的阿兹特克人最后一位统治者蒙特祖马二世（Moctezuma II.）那里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批宝藏。这批宝藏被他作为战利品运到了欧洲，成为一种掠夺的凭证。这批宝藏中有大型金银圆盘和贵重金属制成的护腕、护胫。汉斯 · 布格克迈尔描绘的羽毛饰品出现于这批宝藏清单之中。遗憾的是，大多数阿兹特克工艺品消融于漫长的岁月中，好在尚有一份1522年的材料对这段往事有所呈现。1520年，丢勒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看到了这些正在展出的宝藏。这位来自德国纽伦堡的艺术家对此惊叹不已：“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能让我心动的物件！”值得注意的是，丢勒并未画过这些物品。笔者猜想，也许这是因为阿兹特克工艺品对他而言过于陌生？
奥格斯堡奖章获得者和金匠克里斯托夫 · 魏迪茨（Christoph Weiditz）曾在 1528年至1529年间进入西班牙宫廷。魏迪茨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他的雇主科尔特斯。科尔特斯把阿兹特克工艺品带到了欧洲，帮助欧洲人了解了阿兹特克人的服饰和习俗。与丢勒不同的是，魏迪茨利用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自己所谓的服装书中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阿兹特克人。我们可以在作品图片中看到两个阿兹特克人在玩一种名为波塔波（Pokta-Pok）的球类游戏——他们正在用手臂和腰部接住并弹起一个橡胶球。魏迪茨力求尽可能忠实地描绘这一活动，而他的这本服装书也因此成为研究没落的阿兹特克文化的重要来源。魏迪茨于1532年定居奥格斯堡，成立了一个雕塑作坊，一件刻画毒蛇的克娄巴特拉小雕像是出自这个雕塑作坊的代表作。这件小型艺术品是他为一位受过人文教育的收藏家制作的，使用的材料是象牙。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魏迪茨的象牙来自何处，但据笔者推测，应该是在长途贸易中于非洲或亚洲某地获得的。关于大象，还有一些相关的轶事。奥格斯堡的大象很出名。汉斯 · 布格克迈尔分别于1508年、1516年在作品中描绘了巴尔塔萨 · 施普伦格（Balthasar Sprenger）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凯旋游行的场景，其中就有大象形象。大象在他的木刻版画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再现。这种真实刻画表现对象的方式是汉斯 · 布格克迈尔的典型风格。根据大耳和长长的獠牙可以精确识别，画中的大象是一头非洲象。中世纪以来，大象在欧洲广为人知。公元802年，哈里发哈伦 · 拉希德（Kalif Harun arRaschi）曾送给查理曼大帝一件珍贵的礼物——白象阿布·阿巴斯（Abu Abbas）。
在奥格斯堡的艺术市场中，魏迪茨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维克多 · 凯泽（Viktor Kayser）。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位雕塑家的生平知之甚少。他于1552年或1553年去世，以制作小尺寸作品称著，偏爱选用产自阿尔特米尔（Altmühltal）和索尔恩霍芬（Solnhofen）的石灰石作为雕塑材料。这种石材表面呈灰色，因为看起来能使人联想到古典大理石而备受欢迎。凯泽的一件带有“Kayser”字母组合的浮雕存于柏林，曾被捷克布拉格工业家卡尔 · 阿达尔伯特 · 冯 · 兰纳 （Karl Adalbert von Lanna） 所收藏。兰纳是一位慷慨的艺术和手工艺赞助人。目前尚不清楚这件作品在被蘭纳收藏之前的历史，也不知其最初是为谁而制作的。从风格上看，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大概在1530年。作品塑造的是苏珊娜（Susanna）和两个老人，该主题出自《圣经 · 旧约》，在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中很常见，阿尔布雷特 · 阿尔特多弗（Albrecht Altdorfer）也表现过这一主题。凯泽在创作这件浮雕时并未专注于按照《圣经 · 旧约》中原本的故事来塑造，而是更多地展现苏珊娜躯体的细节。就全球交流的视角来看，浮雕中的这一表现方式非常有趣。恩斯特 · 班格（Ernst F. Bange）指出，树木和云朵交织形成的奇特形态其实是受中国古典美术的影响。迈克尔 · 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对此进行了深度补充，认为浮雕底部框架的龙饰同样来自中国。可见，中国漆器装饰和明代织物为该浮雕形态设计和装饰图案的模板。除此之外，这件浮雕还能令人联想到中国瓷器上的绘画。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凯泽在何时、何处研究过中国艺术和文化器物。据笔者猜测，他应该是见过一些奥格斯堡商人的收藏品。富格尔早在1493年就已经与葡萄牙商人协商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考察。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初，中国货物就已经流通于长途贸易线路中。葡萄牙人1511年后经马六甲航道运往欧洲的除香料外，就包括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1518年出现于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在当时引发过极大的轰动。
中国同样有航向西洋的远征船队，其中众所周知的航海家就是郑和。他在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郑和庞大的舰队拥有长达59米至84米的巨型帆船。他访问了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并且把西方外交官和各种珍宝带到了中国，其中的一头长颈鹿被当时的朝廷奉为吉祥动物。郑和于1433年去世后，中国并未停止与西方的海上贸易，仍然是东亚最强大的海上贸易大国。中国船队肯定深入过非洲，肯尼亚蒙巴萨岛耶稣堡（Fort Jesus in Mombasa）墙上的墙绘就是一个物证。耶稣堡是葡萄牙人于1593年建造的堡垒，这里的墙绘中可以看到葡萄牙船只、阿拉伯单桅帆船和中国帆船的形象。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在郑和之后，中国和欧洲之间仍然保持了海上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
（本文系云南省高校数字化艺术创作科技创新团队项目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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