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莉
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是赵之谦书法风格转变的关键期，本文以赵之谦的书法交游为切入点，探讨赵之谦此时书法观念的转变和书法风格的形成过程。
同治二年（1863）初，赵之谦入京，参加恩科春闱。应试不第后，赵氏留在京城，开始近两年半的客居生活。在此期间，赵之谦结识了一大批的金石益友，形成了以赵氏为中心的京师金石书法交游圈。这个金石书法交游圈由两个群体构成：一个是与其身份相差悬殊的达官贵族；
一个是与其同样嗜好金石且身份等级相差不多的艺友。
1.赵之谦与达官贵族间的交游
大学士寿阳文端公（寯藻）、吏部尚书武陟毛文达公（昶熙）、今大司空吴县潘公（祖荫）尤为引重，恒置诸宾席之首。四方贤俊会集辇下，争来识府君。下至资郎走卒，闻风引企，执金币以求文章、求书画者户屦常满。或时时谈说轶事，相夸诡为异人。夫以京都之大，品物之繁，而府君一儒生周旋其际，推襟送袍，匪日则夕。一纸之出，珍逾球琳。论者谓国朝二百年来不多觏见。①
上述材料引自赵之谦之子赵寿佺为其父所撰《行略》，虽非赵之谦所述，且多少有些夸大的嫌疑，然我们从中可以窥探赵氏的交游企图。祁寯藻、毛昶熙、潘祖荫三人在朝堂上均有着较高的阶品，且富于收藏，在书法艺术或金石学上有着较高的声望。通过与这一群体的结交，赵之谦能够得到仕途上的提携与经济上的支持：第一，在会试不第、客居京师的情况下，结交权贵无疑是通向仕途最便捷的道路，亦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这也是赵氏与他们结交的主要目的。第二，通过与这一群体的交往，极大地提升了赵氏在政治圈和书画圈的名望，为其日后的贩卖书画、筹钱捐官提供了便利条件，并积攒了人脉。第三，这些有文化造诣的权贵大多喜爱金石收藏，与他们交往可以得见大量碑版拓片，扩大了眼界。
2.赵之谦与同阶层艺友间的交游
这一群体的组成，得益于赵氏入京前的交游活动。
咸丰九年（1859），赵之谦随缪梓驻守于杭州，参加了秋季的恩科乡试，中举；
一同中举的还有胡澍与沈树镛②。在应考的过程中，赵之谦结识了沈树镛③。此时，二人仅初次相识，并无过多的往来，但为日后二人的京师同游埋下伏笔。咸丰十一年（1861），缪梓战死于杭州城，幕府散，赵之谦避乱于温闽，在此期间结识了魏锡曾。魏锡曾精于金石研究，在篆刻上建树颇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存世往来书信多达46通。在闽的情谊为两人入京后的金石交游奠定了基础。
同治二年（1863）前后，赵之谦与胡澍、沈树镛、魏锡曾先后会集京师。“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印边款：
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④
四人皆嗜好金石、擅书，是志同道合的挚友，除沈树镛极富收藏，家境殷实外，其他三人的经济和仕途状况相差不大。朋友相继入京，使得以赵氏为中心的京师金石鉴藏活动得以顺利展开。大家一起访碑寻古、钩摹古帖、收藏鉴赏，带走了同治二年（1863）应试不第的阴霾，成为赵氏在京师两年半间最为快乐的事情。在京期间，赵之谦还收朱志复为门生。
赵之谦本人对于金石学兴致盎然，而身边的好友也大多嗜好金石学。加之京师良好的金石环境，使得赵之谦在金石学的研究上越来越有进益。在京期间，赵之谦金石学著作《补寰宇碑访录》和《六朝别字记》先后成书。在与金石好友寻石问碑、撰写著作的过程中，赵氏“尊碑”的书学观念进一步加深。
以祁寯藻、毛昶熙、潘祖荫等为代表的达官贵族和以胡澍、魏锡曾、沈树镛为代表的同阶层艺友共同构成了赵之谦在京师期间的金石书法交游圈。前者为赵氏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庇护，以及丰富的收藏，提升了赵氏的社会地位与艺术声望；
后者则是赵之谦的挚友，友人间的寻碑访帖、品评鉴赏使得赵之谦的金石学研究与艺术创作更加精进。
与家世丰厚的收藏家不同，赵之谦没有丰富的金石藏品，大多是以访碑人的身份处于金石收藏活动中。赵氏在金石收藏活动中见闻的金石拓片，一部分来自访碑过程，另一部分来自金石圈内好友的收藏。通过金石收藏活动，赵氏得见大量的金石拓片，而丰富的金石见闻则直接作用于其艺术创作。
赵之谦致沈树镛、魏锡曾两位艺友的信札云：
《姬夫人志》乃弟奉赠老兄，令合一对者。顷得书，乃知此志尚未得，如价不昂，何不买之？弟近实无心无力购之矣。
《西狭颂》有一旧拓本，甚佳。去冬得之陕西估董姓，渠有汉中全分，索价每分八金。南中有人要否？弟则无力为之。
今日有人持《仙集留题》求售者，索六千，弟还价二千，如需购，必为觅来。此蜀碑，南中不易得也。
《吹角坝》，闻尚有一处有十数张可卖。此碑不易得，然必为购数纸，近日已探踪迹矣。”⑤
[清]赵之谦 校礼堂诗 纸本释文：凭谁凿破碧孱顔，万里飞来几席闲。有客袖中曾纳海，何人夜半解持山。浮岚隐见宜相对，曲径纾迂回未许攀。底事踏云夸汗漫，居然五岳片时还。校礼堂诗。赵之谦。钤印：赵之谦（白）
由上可见，赵氏在金石收藏中充当着访碑人的身份，为好友收藏提供优质的金石拓本。当然，赵氏亦热衷于金石碑版的收藏，无奈囊中羞涩，无法将这些拓本购买下来，于是怂恿朋友购买收藏，以方便自己能够时时鉴赏学习，亦是希望这些“宝贝”可以有妥善的安身之处。在致二人的书信中，赵氏多次提及向沈氏借阅钩摹拓片：
《季度铭》甚好，已加跋矣。
《刘熊碑》世间无拓本，仅天一阁本。此最古，多上列十五行。汪容甫先生藏本、巴俊堂本皆无可问者。均初忽买到一本，真奇宝也。……《汉石经》竟然为均初买到，价可谓大矣，拓本实佳。
《刘熊碑》方摹竟，适得手毕，谨藉使达览。
手示及《瘗鹤铭》俱收悉，拓甚佳。容即加墨。小印字多恐更不成，且俟明年篆字，弟亲来督责而为之。
《永元食堂》先奉上。《文叔阳》一种，今日能钩毕，再奉刷本之……《萧平忠阙》求借一摹，与《靖慧阙》成两屏幅。
《谯敏碑》真本否，望示之。前集石经峪十字，能检赐否？⑥
其中涉及拓片种类繁多，数量可观，亦不乏经典热门碑版。每当沈、魏二人入手新藏品，亦会主动告知赵之谦，邀其一同欣赏题字。在金石往来中，赵之谦积累了丰富的金石资源。
通过书信，能够窥探赵之谦在京期间金石收藏的活动概况，而通过赵氏的篆刻作品，亦可还原其在京师期间的金石鉴藏活动。赵之谦于同治二年（1863）初至同治四年（1865）八月在京期间，所篆有明确纪年且存世的印章130余方。在这130余方印中，自作印37方，为沈树镛作印36方，为胡澍作印15方，为魏锡曾作印11方，为周星誉作印7方，为刘铨福作印3方，为江湜和潘祖荫各作1方，为弟子钱式和朱志复分别作印4方、14方，还有一方是胡、沈、魏、赵四人共同审定印。
分析印石的收受者，不难发现，赵之谦此时的印作大部分是为京师金石圈内同阶层艺友群体而作，这一群体亦是赵氏书法交游的主要成员。从这些印章中，我们可以窥探赵氏在京师的金石收藏活动以及鉴藏活动背后隐藏的碑学观念。
赵之谦在京师为沈树镛所篆印章款文：
[清]赵之谦 为鹤泉书四体书 纸本 1865年款识：鹤泉四兄大人属作四体书。余于篆分非所长也，勉从其意，请分别教之。同治乙丑八月，撝叔弟赵之谦。钤印：赵之谦（白） 赵撝叔（白）
小蓬莱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均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是岁除夜，均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日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喜如意，遂记于石。
北朝书无过荧阳郑僖伯。均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
均初求《熹平石经》一年，风雨寒暑，几忘寝食。除夕书来，知己得知。因依故事，刻石志贺。
均初得元拓《刘熊碑》，至宝也。因为摹此，用正意矣。无闷记。
龙门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祥，字极奇伟，灯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⑦
沈氏酷爱收藏鉴赏金石拓片，每当得了新的拓片，都会告知赵之谦，赵氏为其刻印来纪念本次鉴藏。在与沈氏的交往过程中，赵之谦得以饱览其藏品，得见大量的金石拓片，这一点与信札中所得出的结论相同。
早在赵氏入京之前，其书学观念已经完成由“帖”到“碑”的过渡，形成“尊碑”的书学观念。在此时期，赵氏的书学取法在践行“尊碑”观念的同时，可以用“广泛”一词加以补充，即广泛的学习取法秦汉魏晋以来的各类刻石书法。诸如《开母石阙》《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篆书碑刻；
《刘熊碑》《戚伯著碑》《永元食堂》等东汉隶书；
《张猛龙碑》《大基山刻石》《刁遵墓志》《刘碑造像》等南北朝时期碑刻、摩崖、墓志、造像题记；
《宝塔下铭》《元次山碑》等隋唐时期刻石书法⑧，并将之运用到艺术创作中。
同治二年（1863）初至同治四年（1865）八月，是赵之谦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远离了温闽时期的战乱与流离，加之京师丰富的金石条件，此时期赵氏存世艺术作品的数量十分可观，其中有纪年的篆刻作品130余方、书画作品约89幅。正式的书法作品以篆书、隶书、楷书居多，行书大多出现在信札等日常书写中，未见草书作品⑨。
在有纪年的89幅书画作品中，有20幅作品仅存记载，未见作品；
有10幅未标明为谁而作；
其余59幅作品在款识处注有求书之人的名号。在标有求作之人的书作中，有5幅是为弟子朱志复而作、3幅为沈树镛而作、2幅为魏锡曾而作、1幅为胡澍而作。可见，赵之谦的书画作品大多是为不太相熟之人而作，是为应酬而作。这一点亦可从赵氏在书作款识中对求作之人的称谓看出端倪。在为求作之人作书时，赵氏对求作之人称呼为某某兄或某某仁兄，以示尊重。还有一种称谓，即在上述称谓的后面加“大人”两字，据笔者统计，落有“大人”款识的书画作品有20余幅。而落款称谓有“大人”二字的受作者，或为高官，或为文学大家。总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与地位，如鹤泉四兄大人⑩、少筠仁兄年大人、瘦梅二兄大人等。
[清]赵之谦 上参南斗 纸本释文：上参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为紫庭。
子孙亨之，分原而流，枝叶扶疏。《刘熊碑》残字。正斋四兄大人属书。撝叔弟赵之谦。钤印：之谦印信（白） 赵氏（朱）
通过统计赵之谦在京期间的书画作品和印作数目可知，同治二年（1863）间赵氏存世的篆刻作品多达80方，而有纪年的书画作品仅有14幅。在此后的一年半中，印作数量急剧减少，书画创作数量反而逐步递增，赵之谦的艺术创作重心呈现先篆刻后书画的趋势。抛开部分艺术作品遗失的因素，赵氏创作重心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同治二年（1863）会试结束后，其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寻访碑帖以及金石交游。金石艺友间的艺术往来以印石为载体，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到同治三年（1864）之间，赵之谦的艺术重心倾向于篆刻创作；
随着《补寰宇访碑录》成书，赵氏以寻访碑帖为主的交游活动有所减少，因此印作数量呈下降趋势。再者，赵氏于同治四年（1865）二次参加春试，仍然未中。于是他依靠创作书画作品，赠送、售卖给需要攀附且喜爱收藏书画之人，以应付日常开销，并得到仕途上的提携。
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的艺术创作中心偏向篆刻，有纪年的书法作品较少，仅有12件，此时的书风与其在温闽时相差不大。10月份所作《篆书佛·岁朝造像册》中的楷书落款初具“碑派”书风。
通过以交游为核心的金石收藏活动，赵之谦积累了丰富的金石资源，而丰富的金石见闻对其艺术创作起到直接的作用，影响其书法风格，并决定其书写时所用书体及书写内容。
同治三年（1864）间，赵之谦存世书作13幅。其中隶书临摹作品居多，篆书次之；
而在这之前，赵之谦鲜有隶书传世。临摹书作涉及汉隶《刘熊碑》《武荣碑》等。以《刘熊碑》为例，沈树镛于同治三年（1864）得《刘熊碑》拓片，此拓片并不完整，仅存下半段。赵之谦在致其他金石艺友的信札中多次提及此事，并大肆炫耀。赵之谦向沈氏借阅钩摹此拓片，为沈氏所藏《刘熊碑》作题记、注释，补写上阕缺失的内容。赵之谦于此年正月十八、二月、八月等多次临摹《刘熊碑》。将赵氏临作与《刘熊碑》原拓比对，可知，赵之谦采用了实临与意临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就形式而言，拓本《刘熊碑》破损严重，呈不规则的形状，章法为隶书刻石通用的行距大于列距的整齐排布方式；
而赵之谦在继承行距大于列距的章法布局的基础上，采用折扇、团扇、卷轴等多种形式，使得书作章法巧妙美观。再者，就单字而言，在字形结体上，赵书对《刘熊碑》进行实临，基本继承《刘熊碑》的结体，诸如“岐”“有”“恤”“州”等字，与《刘熊碑》拓本相似度较高；
在点画形态上，由于拓本中单字点画形态模糊不清，因此在笔画形态中，赵之谦采用了意临的方式，对原拓进行加工创造式临摹。例如“岐”字的捺画，在收笔处加重，而后提笔挑出，使得捺脚的下轮廓线弧度明显大于原拓；
又如“恤”的第一个横画，此笔画是赵氏横画的典型代表，在其“碑派”风格的隶、楷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即在起笔处有一向上的露峰尖，此笔画与原碑完全不同；
再如“有”字的两个撇画，原碑的撇画轻重变化不甚明显，线条均匀圆润，而赵氏的两个捺画则是起收笔处较重，中间轻，线条轻重变化极为明显，且笔画的收笔处最粗且方正，呈现立体、挺拔的感触，因此形成了与原碑完全不同的书法风格。
赵氏此时的部分书法创作得益于从好友处获得的金石见闻。也正是在此年，经过博览与实践，赵氏将刻石书法的厚重与方挺的点画特征正式融入到书法创作中。反观此时的篆书，结体与线条与入京前相比变化不太明显，风格介于邓石如和胡澍之间。
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所作有纪年书画作品55件，其中书法作品27件，楷书作品居多，隶书次之，篆书再次之。经过前两年时间的铺垫，赵氏的书法风格于变化中存在着统一性，书法风格成熟，各书体的风格趋于统一。此时书法作品中金石气息明显加重，尤以笔画起笔处最为明显。
赵之谦“碑派”书法风格于同治四年（1865）趋于成熟，源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京师丰富的金石资源与金石交游。通过金石交游，赵氏见到大量的金石拓片、累积广泛的金石见识，随后将丰富的金石经验游刃有余地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第二，受篆刻影响。在京师期间，赵氏的艺术创作重心呈现先篆刻后书法的趋势。在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三年（1864）间，其书法创作较少，存世书作亦不多，无法通过仅存的作品断定书风是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质变；
反观同治四年（1865）书作数目较之前两年有了明显增长，且此后的风格与之近似。因此，赵氏“碑派”书法风格形成于此年。第三，书法风格的形成具有滞后性。虽然赵氏入京前，其“尊碑”的书学取法理念已然成型，然书法风格并无明显的变化。可见书法风格的形成与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综上，同治二年（1863）初至同治四年（1865）八月是赵之谦艺术创作的高峰，亦是其书法风格转变的过渡期。借助京城良好的金石氛围，赵氏在入京后迅速构建起以寻访鉴藏为主的金石交游圈，其以访碑人的身份开展一系列的金石交游活动。受金石交游影响，赵氏初入京师时的艺术创作侧重于篆刻，其书法风格与入京前相差不多。随着《补寰宇访碑录》成书，会试再次落榜，赵氏的艺术创作侧重于书画。此时的书画作品大多是为应酬而作，借助书法作品结交权贵与名士，提高自身名望，获得仕途上的支持，换取经济来源，支撑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迫于应酬的环境下，赵之谦“碑派”的书法风格得以展现。
注释：
①[清]赵寿佺《黄清诰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同知衔江西议叙知县先考撝叔府君行略》，见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42-1248页。
②张小庄《赵之谦研究》（下），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447-455页。
③参考李慧连《赵之谦与沈树镛的交游——以金石交往为中心》，《书法赏评》2018年第3期，第37-39页。
④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⑤戴家妙整理《悲庵书札集存》，《赵之谦集》，第296、273、280页。
⑥戴家妙整理《悲庵书札集存》，《赵之谦集》，第277、273、292、293、297、298页。
⑦“汉石经室”边款、“郑斋金石”边款、“如愿”边款、“均初藏宝”边款、“福德长寿”边款，见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第96、105、124、128、118页。
⑧此处所列举的金石拓片，均取自赵之谦在信札和印作边款中的自述，是赵氏学习、取法、品评、鉴赏的对象。
⑨根据齐渊编著《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赵之谦编年印谱》；
刘正成主编、邹涛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71·赵之谦卷》；
阮荣春编《赵之谦书画集》等书整理，且不包含赵之谦信札作品。
⑩匡源（1815-1881），号鹤泉，山东胶州人。晚清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咸丰帝师，教育家。辛酉政变后，罢官任教，善书画。
[清]赵之谦 诗书天人七言联 纸本 1882年释文：诗书好在家四壁；
天人几何同一沤。竹亭属书，集苏句。壬午七月，赵之谦。钤印：赵之谦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