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远（河南省平顶山博物馆，河南 平顶山 467000）
青铜鬲，是中国远古史上青铜时代与鼎、尊、彝等并称的器型之一。鬲的样式与鼎相似，其不同点在于足部。《尔雅·释器》云：“鼎款足者谓之鬲。”款足，即阔足，也就是说鬲与鼎相比，前者的足更为疏阔。《汉书·郊祀志》：“鼎空足曰鬲。”三国魏苏林在《汉书音义》中注曰：“足中空不实者，名曰鬲也。”《尔雅》成书于汉代，这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对鬲的形制及其与鼎的区别有了清晰的认识，即鬲器的三足均为空心，而且不能像鼎那样明显地将器腹与器足区分开来。许慎《说文解字》“鬲”条：“鼎属，实五觳，斗二升曰觳。”说明鬲的容量在汉代已根据“觳”的容量形成定制，其容积一般约为六斗（12 000毫升）。鬲器出现较早，由远古的陶鬲演变而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商周时期，青铜器流行，“鬲”字出现于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之中，才为这一束颈、袋腹、三足的特殊器物提供了定名的依据，如铭文中常见的“尊鬲”“宝鬲”等。关于鬲的作用，《礼记·丧大礼》曰：“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仪礼·士丧礼》也有“新盆、槃、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的描述。郑玄注曰：“重鬲，鬲将悬重者也。”所谓“重鬲”，就是将三尺长的木棍一头钻孔，贯以竹篾，代为神主，陶鬲悬于两侧。所以鬲器早先作为一种应用于丧礼的饪食器出现，是学者所公认无疑的。到了青铜鬲阶段，青铜鬲除了用来烹煮粮食、小牲以外，在敬神事鬼的商周时期，也常常作为陪葬用的冥器和陪嫁的滕器。
从出土器物的分布范围来看，青铜鬲主要分布在北方的中原、关中、山东等地，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和巴蜀地区亦有发现。最早研究青铜鬲的文献资料见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此书收录作者所见宋以前青铜鬲共11件，作者为每件鬲器记录了出土的时间、地点和尺寸，每件鬲器皆摹有图像，还对铭文进行了厘定与推敲。两宋以后至清代乾嘉学派出现以前，金石学式微，对于青铜鬲的考据发现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乾嘉以后才逐渐复苏，出现了收录青铜鬲图样的《西清四鉴》、考释款识铭文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愙斋集古录》等，清末民初有罗振玉于省吾，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容庚等青铜器研究学者也对各类青铜鬲进行了器型、铭文、器物组合关系上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笔者试以时代为主线，略述商代青铜鬲的早期形制，进而探究青铜文化的灿烂时代—西周时期青铜鬲审美造型的演变。
青铜鬲源起早商，最早见于中原地区的郑州商城遗址的二里岗文化遗存。此时鬲的形制仍接近夏家店等原始社会文化的陶制筒腹鬲，佐证了青铜鬲由陶鬲演化而来的观点[1]。如图一所示的“人”字纹青铜鬲，通高19.3 cm，口径13.4 cm，是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鬲的典型代表，具备此阶段青铜鬲立耳、敛口、侈沿的特征，折沿有明显的台，圆唇突尖，腹壁竖直，分裆较高，袋足细长，足部呈圆锥状，颈部饰有一周弦纹。此时期的青铜鬲应当是自陶鬲初步演变而来，审美造型上仍保留陶鬲的呆板特征，制作粗糙且受工艺限制，器壁较薄。其上的“人”字凸弦纹，是唯一的纹饰特征。
图一 商代前期 “人”字纹铜鬲 1954 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二里岗上层偏晚的早商时期是青铜鬲的萌芽期。此后，随着商代青铜冶铸技艺的演变，青铜鬲上逐渐出现了更加精细的纹饰，足部也慢慢由钝足向柱足演变，这一变化和商代青铜器整体自粗犷尖锐向肃穆庄重的风格转变走向相似。青铜鬲以人纹为主，兽面纹、云纹、雷纹、弦纹、连珠纹等也多有得到运用，兽面纹甚至出现了较为规整的面部和身体。
到了商代晚期，器物的立耳被进一步加高，出现了明显的器颈，腹部也由原先的深腹变成浅腹，柱足成为主流，同时会在器物边缘装饰齿状扉棱，纹饰也由器足、器沿和器颈覆盖到大面积的器腹与全身，云雷纹、兽面纹被普遍应用，同时还出现了列旗纹和罕见的鱼纹等。商代晚期的青铜鬲上开始出现铭文，但一般仅有两三个字，多指器物主人的族徽、锻造日期等。商代青铜鬲的造型演变，奠定了西周青铜鬲的基本形制。
（一）西周早期
进入西周纪年，在继承安阳殷墟青铜器风格的基础上，青铜鬲的造型再次发生变化。宝鸡纸纺头、河南鹿邑、山西曲沃等地出土的青铜鬲，与商代青铜鬲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分裆处较低，且有向平裆演变的趋势。西周早期的青铜鬲已经和青铜鼎的形制较为接近，立耳部分为方形，轻微束颈，腹部更浅，几乎全部是柱足，耳部与足部俯视呈五点状。此时的纹饰仍以云雷纹、兽面纹、回纹为主，其他纹饰为辅。由于商王朝灭亡，周初即开启分封制，除了西周围绕宗周、成周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以外，姬姓子孙和商代贵族后裔被列土封王，就封的诸王不仅扩大了西周的统治范围，还将青铜器的冶铸工艺带向各地[2]，因而在湖北、河北等地也有大量的西周早期青铜鬲出土。
（二）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分裆鬲仍是青铜鬲的主流型制，器型变化不大，如图二所示的师趛鬲，为一件传世青铜鬲，是目前已知的青铜鬲器中造型最华丽、体积最大的一件。该鬲高50.8 cm，口径47 cm，重48.8 kg，侈口、折沿、束颈、附耳、分裆，腹部为袋形，有平滑扉棱，足部为柱形足，是仿兽足的蹄形。由于未经泥土掩埋，鬲表面被打磨后上蜡，因而品相保存完好，青铜的素玄之色中泛着亮光，极为精致。师趛鬲的纹饰包括3种纹样：腹部的回形纹，上凸6条巨型回首夔龙纹；
颈部的双首夔龙回曲纹；
耳部内、外两侧的重环纹。铭文铸于鬲器的内壁，共29字：“唯九月初吉庚寅，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趛。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趛。”大意是说，在九月的第一个吉日，也就是庚寅这天，师趛为已故的父（文考圣公）、母（文母圣姬）铸了这件青铜鬲，希望子孙万代永远作为珍宝来使用。“趛”是作鼎者的族名[3]。
图二 西周中期 师趛鬲 传世器 故宫博物院藏
在分裆鬲以外，西周中期也逐渐出现了联裆鬲等形式，并在此后与平裆、联裆的青铜鬲共同成为西周青铜鬲的三大主流形式。此期间的青铜鬲纹饰搭配方式由简入繁，所使用的纹饰类型颇多，素面纹、卷曲纹、直线纹、雷纹、夔龙纹、兽面纹等多种纹饰并行，是西周青铜鬲外观发展上的重要过渡时期。
（三）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西周晚期，青铜鬲的型制、风格逐渐定型，器体更宽、体腹更为厚重，宽大于高、器沿上斜是其显著特征，无耳的鬲开始出现。此期青铜鬲的纹饰于腹部常见上下或左右的间隔分层，如陕西西安发现的仲枏父鬲，就包括上层的流云纹和下层的饕餮纹两种纹饰，也有使用多组纹饰分层装饰的风格，如上层窃曲纹配以下层的夔龙纹。铭文字数长短不一，长者可至38字，短者也有15字左右。如图三所示的应姚鬲，就是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13的一件典型西周晚期诸侯国所铸媵器。该鬲高11 cm，口径16.1 cm，器沿为折沿，较宽，且微微上斜，短束颈，腹部断面呈弧三角形，平裆，三柱足内侧各有1个平面。腹部纹饰较为简单，为环饰一周的波曲纹，并有3个竖向、扁薄的扉棱与三足相应，将纹饰等分为3组。铭文铸于口沿处，有13字“应姚作叔诰父尊鬲其永宝用享”。应国是西周初期至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的一个姬姓封国，虽史籍记录极少，但从应国墓葬中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可见列国分封时期中原小国为求政治稳定，与王畿内的封国积极实行联姻的外交策略。学者根据同墓器物及其铭文推断，“应姚”可能是来自姚国，嫁叔诰夫为妻，这件器即其夫所作，“应姚”又或是与应侯敔相关的某任应侯的夫人。
图三 应姚鬲 西周晚期 河南平顶山博物馆藏
西周晚期，以“列鬲”（即两件以上的相同青铜鬲）随葬出土的青铜鬲变得常见，这一方面反映了此期间的青铜鬲在从食器向礼器转变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与鼎、簋相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周长期安定统治下青铜冶炼技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由于“天下共主”，青铜鬲的冶铸达到极盛，在外观造型的审美上，各诸侯国与王畿之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统一，这种统—直持续到春秋早期[4]。直到周王室衰微，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国基于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格，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中晚期，青铜鬲的发展迎来另一个高峰，并最终带着灿烂的时代光芒，与其他青铜器共同走向战国后的衰落。
青铜鬲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自商至周数百年不绝，并在西周青铜冶铸工艺的极盛下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无论是作为服务于婚丧嫁娶、敬天事鬼的礼器，还是作为“取其爨火”“资以熟物”的饪食之器，青铜鬲都达到了与青铜鼎、青铜尊齐名的社会地位，成为两周时期贵族墓葬的必备器物，也是祭祀用食器组合的重要成员。回溯青铜鬲的演变历史，能够辅助研究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审美风向的变化、社会阶层的构成，青铜鬲所蕴含的方圆相融、曲直相形、纹饰繁缛等审美特色与造型艺术，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其纹饰、铭文背后的历史信息，至今仍吸引着学者不断深入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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