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伟
提 要：绘制于12世纪末的《病草纸》出自日本后白河上皇的宫廷绘师之手，是一部以疾病为主题、图文并茂的绘卷作品。先行研究主要关注《病草纸》与《饿鬼草纸》《地狱草纸》在绘画风格等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将《病草纸》视为佛教艺术“六道绘”的一环，即通过形形色色的疑难杂症来表现“人道”的苦相。本文将《病草纸》置于东亚的视域下重新理解，着重比较《病草纸》与《村医图》等宋代图像的异同，指出《病草纸》具有较强的风俗画和“戏画”特征，患者的失态形象、旁观者的嘲笑表情等，都暗示着这是一部旨在满足后白河上皇等平安时代末期没落贵族猎奇欲与自尊心的绘卷作品。
绘制于12世纪末的《病草纸》网罗了眼疾、痔瘘、侏儒、肥胖、失眠等令时人备受折磨的疑难杂症，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画卷（日本学界称为“绘卷”）。所谓“草纸”，又称“草子”，一般指以日文（假名）创作的随笔、说话故事等散文作品，以区别用于正式场合的汉文（真名）作品。《病草纸》每段场景描绘一位患者，并伴有简短的日文（即“词书”），用以叙述相关的病症。
《病草纸》原为卷子装，一般认为由后白河上皇（1127—1192）的宫廷画院（绘所）负责制作，并珍藏于后白河上皇的宝库——京都莲华王院。伴随着王权的衰落，莲华王院的藏品大量流入民间，《病草纸》也依据疾病场景被切割成多幅残片，单独装裱并散落四方。例如，江户时代尾张（今名古屋地区）的大馆高门（1776—1839）就藏有“鼻黑父子”等16幅图。1黒川春村著，吉川躬行編，黒川真頼補：《考古画譜》第11巻，東京：有隣堂，1901年，第7頁。大馆高门是日本国学家，师从本居宣长，同时又跟吉田玄觉学习医术，曾任日本大名一条家的侍医。他之所以珍藏《病草纸》，或许正是看中其在日本文学史和医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后来，名古屋的富商关户守彦（1869—1934）购得包括大馆高门旧藏在内的17幅《病草纸》残片。其中的“风病之男”等9幅残片于昭和二十七年（1952）被认定为日本国宝。日本文化厅于昭和六十一年（1986）购得上述9幅残片，并于平成二年（1990）交由京都国立博物馆保管。2关于《病草纸》的流传经过，加须屋诚做过详细梳理。参见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17年，第44、106—113頁。其余《病草纸》残片辗转流传的过程也较为复杂，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目前公认的《病草纸》残片共计21幅，基本信息如表一所示。
表一：《病草纸》残片一览表1表格由笔者绘制。“参考病症”一栏，参见服部敏良：《病草紙の医学的解説》，家永三郎編：《日本絵巻物全集Ⅵ地獄草紙·餓鬼草紙·病草紙》，東京：角川書店，1960年，第61—65頁。“尺寸”一栏依据目前最新的测量结果，参见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44頁。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于1950年制定《文化财保护法》，将重要的文化遗产评定为“重要文化财”（简称“重文”）并加以保护。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物还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简称“国宝”）。考虑到流传情况、艺术价值等因素，各残片的评定时间和等级结果有所不同。另外，近年来有《针治疗》（大和文华馆藏）等疑似残片逐一披露，但不少学者仍持有疑问，认为应是后世之作。目前学界认为绘制于12世纪的《病草纸》仅现存21图。
仅以现存的21幅图计算，最初的卷子本《病草纸》就长达8.37米，宽约0.26米，其内容之丰富可见一斑。但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病草纸》的生成背景，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议题与难点所在。著名医学史学者富士川游很早就肯定了《病草纸》作为医学史料的价值，3富士川遊：《医史料病草紙》，《中外医事新報》，1909年1月号。杉立义一进一步指出《病草纸》与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医心方》存在关联，认为《病草纸》所以囊括如此多的疾病或许是为了制成“病例集”，供日本宫廷医疗机构典药寮参考。4杉立義一：《〈医心方〉と病草紙》，《日本医史学雑誌》，1992年4月号。然而，《病草纸》着重叙述疾病带给患者的生活困扰，并未涉及专业的医药信息，与其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资料，不如视作一部情节性较强的说话故事集。
目前，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从《病草纸》与同时代的《饿鬼草纸》《地狱草纸》在画风方面的相似性出发，将《病草纸》也视为“六道绘”的一环，即通过形形色色的疑难杂症来表现“人道”的苦相。田中一松、福井利吉郎两位学者较早论述了《病草纸》的宗教思想，认为或许受到《法华经》譬喻品、方便品的影响。1参见田中一松解説：《日本絵巻物集成9餓鬼草紙·地獄草紙·病草紙》，東京：雄山閣，1930年，第78—85頁；
福井利吉郎：《六道絵巻解説》，東京：大和絵同好会，1931年，第31—50頁。小松茂美进一步推测《病草纸》应该是与《饿鬼草纸》《地狱草纸》一并制作而成，三部绘卷共同组成一整套“六道绘”，认为《病草纸》集中描绘了凡人的苦恼。2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地獄草紙·病草紙·九相詩絵巻》，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144頁。不过，自下店静市《〈病草纸〉真的属于六道绘吗？》一文起，3下店静市：《病草紙は果たして六道絵なりや》，《アトリヱ》，1933年8月号。反驳之声便不绝于耳。近年来，山本聪美指出《病草纸》与北魏时期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论及“人道”的内容存在相似性，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具体的佛典佐证。同时，山本聪美也承认，尽管《病草纸》记录的21种疾病名称在《正法念处经》中都可以找到，但二者的文字内容与叙述方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4山本聡美：《〈病草紙〉の典拠：〈正法念処経〉身念処品と現存二十一場面との対応関係》，村重寧等編：《日本美術史の杜：村重寧先生星山晋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竹林舎，2008年，第169—192頁。如“见黑口虫。住于髓中。若虫瞋恚。能令髓融。以伤髓故。令人色恶。曲脊身伛。行走不便”，5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脩大蔵経》第17巻，東京：大正新脩大蔵経刊行会，1989年，第387頁。《正法念处经》等佛经将佝偻、失明等病因归结于“虫”“风”等业力的果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画有啃食身体的虫（图一）、灼烧罪人的火焰等，从而将所受的罪孽具象化。《病草纸》则没有类似的表现，其笔下的患者也不像《地狱草纸》《饿鬼草纸》中的罪人那般骨瘦如柴、面目狰狞，而是多了几分现实的笔触。就《病草纸》的内容而言，并无明显的因果报应与厌离秽土的思想，甚至不少异疾的患者本身就是手持念珠、身着法衣的僧侣（图二），却成为路人嘲笑的对象，可谓是对礼敬三宝教义的违背。其次，疾病仅为“四苦八苦”之一，能否完全等同于“人道”的苦相还有待商榷。一般而言，“六道绘”的“人道”更多地是通过生、老、病、死和天灾人祸等一系列苦相来表现，并突出因果循环之理。
图一：12世纪末《地狱草纸》（局部）（奈良国立博物馆藏）6图片来源：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地獄草紙·病草紙·九相詩絵巻》，第52頁。
图二：12世纪末《病草纸》之《侏儒》（九州国立博物馆藏）7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35頁。
图三：12世纪初《源氏物语绘卷》（德川美术馆藏）1图片来源：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1源氏物語絵巻·寝覚物語絵巻》，第8—9頁。
近年来，增记隆介将《病草纸》置于东亚语境下的尝试极富启发性。他一方面考察了《搜神秘览》《夷坚志》等中国传世文献与《病草纸》文字叙述之间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病草纸》的图像与《历代帝王图》《村医图》等唐宋绘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增记隆介依然将《病草纸》定性为佛教艺术，并进一步结合敦煌壁画、水陆画对佛教文化脉络中的疾病母题图像进行了考察，认为《病草纸》虽然选取了世俗性的疾病题材，与《村医图》等唐宋绘画在图式方面也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但表现的仍是佛教思想中的“人道”场景。2増記隆介：《〈病草紙〉と唐宋絵画》，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201—213頁。与学界一般将《病草纸》和《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等“六道绘”结合起来考察的做法不同，本文不囿于宗教绘画的成见，注意到《病草纸》可与《鸟兽人物戏画》《年中行事绘卷》互相参照，通过比较中日两国遗存的同时代图像和相关文献记载，本文认为从“风俗画”的角度，3国内学界一般认为“风俗画”以宋代最为典型，是指以民间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与之相对的是表现宫廷、贵族生活的绘画。关于“风俗画”概念的界定与讨论，参见黄小峰：《人民的图画——〈清明上河图〉的重新发现与“宋代风俗画”概念的产生》，《艺术设计研究》，2009年第4期。或许能更好地把握《病草纸》的生成背景和“戏画”趣味。
12世纪末的《病草纸》是日本现存最早集中描写疾病的绘画作品，但疾病母题在先行的日本文学绘画传统中可谓俯拾皆是。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来自大陆的医药知识在日本得以传播。成书于984年的《医心方》是日本人丹波康赖广搜医籍、博采百家的一部医学巨著，其中征引的不少汉籍甚至已在中国散佚。创作于11世纪初的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囊括了《医心方》中记载的胸病、脚气、眼病、腹病、风病、疟疾、咳病等多种类型的身体性疾病。此外，鬼魂作祟、源于情感生活中的爱而不得、嫉妒等精神性创伤（心病）也被纳入平安时代对疾病的认知范畴。
例如，《源氏物语》中的柏木卫门督因心力交瘁，突然卧榻不起，挚友夕雾大将赶来探望。4[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778—779页。作为《源氏物语》图像化的首部作品，12世纪初的《源氏物语绘卷》细致地再现了这一场景：画面右侧摆放着唐代山水样的屏风，柏木卫门督戴着“立乌帽子”，身披“直垂衾”，卧于床榻；
夕雾大将头戴“垂缨冠”，侧坐一旁；
画面左侧则放置着多重几帐，五位侍女微微低头，以袖掩面（图三）。这幅图伴随的“词书”解释道：“柏木日渐消瘦，肤色更显透亮，无精打采般地卧于病榻，比平时的容貌更胜几分。”5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1源氏物語絵巻·寝覚物語絵巻》，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8頁。不惜笔墨地美化患者消瘦后的病姿，可谓是平安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审美取向。11世纪日本著名随笔集《枕草子》中就列举了多种情形，认为牙疼时捂着红肿的面颊着实惹人爱怜，患有心口痛的少女会引起贵公子们的同情与关心等。1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428页。在描绘患者柏木卫门督的面部时，画师也采用了日本传统的大和绘技法——“引目钩鼻”，即不区分男女与人物面部特征，统一绘以细长的线状眼和钩形鼻。这种脸谱化的处理虽然丧失了人物个性，看似面无表情，却便于观者代入不同的人物视角，根据周遭环境，揣摩画中人物的心情。
反观《病草纸》，每位患者因不同的病情举止各异，但都呈现出一种丑态。他们的面部没有采用“引目钩鼻”的技法，而是以夸张的表情生动地传达出疾病带来的苦痛。以《牙齿晃动之男》（图四）为例，身着葛袴的患者张嘴露出粗大的牙齿，只见他眉头紧蹙，眼珠向左转动，左手食指伸入口腔，右手捧腹等细节都传达出患者疼痛难忍、坐立不安的情绪，男子面前丰盛的菜肴与疼痛难忍的牙病之间更是形成一种强烈对比。《病草纸》中的患者形象既没有《枕草子》描写牙疼时捂着红肿面颊时的美感，也不像《源氏物语绘卷》那般使用“引目钩鼻”技法含蓄地对病态进行美化，而是抓住苦痛的瞬间，将疾病导致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四：12世纪末《病草纸》之《牙齿晃动之男》（京都国立博物馆藏）2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17頁。
对于《病草纸》中的患者形象，现有研究认为是受到了佛教艺术“六道绘”或“法华经绘”的影响。诚然，良医救治病患是佛陀度化众生的重要譬喻；
日本学者鹰巢纯、中国学者丛春雨等人很早就指出敦煌莫高窟第321窟南壁的初唐壁画就保留着呕吐的病患等表现民众生活的“形象医学”图像资料，以达到方便说法的目的。3参见鷹巣純：《嘔吐者の図像：六道絵と法華経絵の図像的接点》，《美学美術史研究論集》，1993年12月号；
丛春雨：《敦煌壁画“形象医学”的历史贡献》，《中医文献杂志》，1998年第4期。近年来，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法华经变相图》得以公开，其譬喻品就画有侏儒、盲聋、背伛等多种疾病，作为谤经罪孽的恶果。山本聪美最早指出该变相图（图五）与《病草纸》中的《侏儒》（图二）、《伛偻乞食法师》（图六）、《弓背之男》等在症状表现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似性。4山本聡美：《発心の図像：中世仏教説話画に描かれた病と障害》，《障害史研究》，2021年3月号。
图五：南宋《法华经变相图》（局部）（日本静嘉堂藏）5图片来源：山本聡美：《発心の図像：中世仏教説話画に描かれた病と障害》，《障害史研究》，2021年3月号。
图六：12世纪末《病草纸》之《伛偻乞食法师》（九州国立博物馆藏）1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25頁。
但是，《法华经变相图》中的3位病患为戴着幞头的平民装束，双手抱于胸前，除身形有异之外，人物面部表情、举止近乎一致。《病草纸》描绘的侏儒（图二）、伛偻男子（图六）则稍显灵动。例如，侏儒身着法衣，左手持念珠，右手执纸扇，张嘴作回头状，额头上的皱纹表明他已有一定的年纪，然而壮硕的身躯仅跟孩童一般高。山本聪美认为《病草纸》的侏儒可能参考了《正法念处经》等佛典，如《正法念处经》卷七“地狱品之三”记载：“若于前世过去久远有善业熟，不生饿鬼、畜生之道。若生人中同业之处，得侏儒身。”2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脩大蔵経》第17巻，第38頁。诚然，以因果循环之理来解释疾病的缘由，而后寻求法会、祈祷等诉诸于佛教的救赎手段是古人面对疾病时的普遍认知。不过，绘卷的“词书”记载：“有位侏儒时常到京都化斋，孩童会在他背后嘲笑、谩骂，侏儒回过头来怒斥，孩童更笑他是傻瓜。”3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34頁。绘卷的文字叙述并未言及侏儒等残疾乃因果报应所致，更何况该名侏儒还是一位信奉佛教的僧侣。此外，伛偻男子也是一袭破旧袈裟，右手持杖。无论是画中人物对患病僧侣的嘲笑，还是画师将病患身份设定为僧侣而进行丑化，无疑都有不敬三宝之嫌。因此，默认将《病草纸》与《地狱草纸》《饿鬼草纸》一同置于“六道绘”“经变画”等佛教艺术脉络中的做法可能失之偏颇。
对于《病草纸》，本文认为更应该结合创作年代稍早的日本绘卷《鸟兽人物戏画》，从“戏画”角度进行考察。所谓“戏画”，一般指以较为简洁、轻妙的笔法，对事物进行一定的夸张或变形，从而带给观者滑稽与幽默的感受。藏于京都高山寺的《鸟兽人物戏画》创作于12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最早的漫画，现存甲、乙、丙、丁四卷。《鸟兽人物戏画》各卷的笔触、画风有所不同，通常认为是由多位画师分别绘制而成。各卷所描绘的内容也没有明确的关联，其中甲、乙卷描绘了青蛙、兔子等拟人化动物，最为知名；
丙、丁卷描绘的主要是僧侣等人的娱乐场景，受到的关注较少。
图七：12世纪中期《鸟兽人物戏画》（局部）（日本高山寺藏）4图片来源：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6鳥獣人物戯画》，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100頁。
其中，丁卷的卷首部分就描绘了一场侏儒艺人的表演（图七）。一位面容老态的侏儒脚踩圆桶，头上罩着一个特大的笼子。一般认为这是在表演源自中国的“脱笼”杂耍，轻妙而奔放的线条更加凸显了侏儒艺人动作的迅捷。画面右侧，左手持小鼓、咧嘴而笑的男子与《侏儒》（图二）中持扇比划的老僧较为相似；
头戴乌帽子、吹奏横笛的男子也与《侏儒》中贵族男子的严肃神情比较接近。虽然《鸟兽人物戏画》是以墨线为主的白描，与施有淡彩的《病草纸》在技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人物造型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以纪实性的笔触营造出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幽默感。
由上文可知，12世纪末创作的《病草纸》即便置于日本绘画传统中亦稍显另类，它既与浓墨重彩的大和绘《源氏物语绘卷》相去甚远，也不宜放入“六道绘”的佛教艺术脉络，而从《鸟兽人物戏画》的“戏画”角度出发方能窥得一二。不过，由于日本保留的同时代“戏画”作品有限，而且有学者指出《鸟兽人物戏画》乙卷中的动植物形象与宋代花鸟画具有一定相似性，1猪熊兼樹：《平安後期における宋画受容——〈鳥獣戯画〉乙巻を対象として》，土屋貴裕編：《鳥獣戯画研究の最前線》，東京：東京美術，2022年，第408—410頁。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戏画”在日本形成某种传统之前可能受到的外来影响。本文认为《病草纸》继承了日本的“戏画”精神，与宋画的趣味颇有相通之处，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宋代风俗画的图式和风格也对平安时代后期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主要探讨《病草纸》与宋代图像之间的异同。
作为表现医事题材的早期绘画，《病草纸》中《眼病治疗之男》的构图与南宋画家李唐的《村医图》（又名《炙艾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村医图》中，某郊外树荫下的病人袒露上身，张大嘴巴，似乎是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他的四肢被旁人牢牢地按住，只能任凭村医在背上施展手术；
身旁的老妇神色严肃，少年仅以右眼瞥视背部创口，孩童则直接扭头转向一旁，不同年龄段的阅历与反应得以细致地表现出来；
村医坐在一把简陋的椅子上，腰间挎着工具袋，右手执小刀，专心致志地用炙艾法处理患处；
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助手，笑着从一堆行李中拿出一张膏药（图八）。《病草纸》的《眼病治疗之男》虽设定为室内场景，但其角色造型如同脱胎于《村医图》一般。图中一位长须男子趴在木凳上，双目紧密，伸长脖子，正在接受医师的治疗；
医师头戴乌帽子，跪坐于一块绿色垫席之上，只见他神情严肃，右手持针对准患者的左眼；
身旁的女子手持黑色器皿，用以接住患者右眼滋出来的鲜血，女子喜笑颜开，似乎是对治疗的效果充满期待；
医师身后的男子候于一旁，左手扶膝，等待着医师的差遣。此外，《病草纸》还增加了4位旁观者，他们推开房间的隔扇，面露喜色，注视着眼疾的治疗过程（图九）。
图八：南宋李唐《村医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网址：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584&Dept=P。
《村医图》以河上横亘的土桥为路径，暗示医师是外来的走方郎中这一身份，《病草纸》的文字部分则直接表明行脚医师的身份，其中写道：“近来，大和国（今奈良县）的一男子哀叹自己的眼睛有些看不清楚。碰巧此时门口走进来一个人，自称是专治眼病的医师……患者以为是神佛相助，赶忙邀进家门。”3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14頁。对于《村医图》，以往的研究史表明观者几乎都会默认这名郎中手到病除，称赞其医德高尚。《病草纸》的结局则具有很强的反转性：“医师施以针灸，称不久自会好转就离开了。此后，男子愈发看不清楚，甚至其中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4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14頁。如此一来，观者先阅读绘卷的这段旁白，再面对《眼病治疗之男》的图像时，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诙谐，甚至与隔扇后旁观者们的视线合一，忍不住嘲笑起患者的滑稽和情节的怪诞。不请自来的医师并非“神佛相助”，反而彻底弄瞎了患者的眼睛。
图九：12世纪末《病草纸》之《眼病治疗之男》（京都国立博物馆藏）1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15頁。
《眼病治疗之男》是《病草纸》中唯一画有医师的图像，而且还是一位令患者处境雪上加霜的庸医。相较于《村医图》，《病草纸》在表现患者形象时存在不少类似的处理，但通过增加“词书”的文字叙述与旁观者的嘲弄视线等，呈现出明显的戏谑意图。增记隆介指出中国绘画中也存在庸医误诊的图像传统，但目前仅能追溯到山西省宝宁寺《右第五十六误死针医横遭毒药诸严寒众》等明代的水陆画。2増記隆介：《〈病草紙〉と唐宋絵画》，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207頁。从文学角度看，宋代有关庸医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基本都是对医师回春妙手的称赞。例如，南宋洪迈编纂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丁志卷第十七记载了一个题为《甘棠失目》的故事，与《眼病治疗之男》的内容非常相似。据说鄱阳县有位叫甘棠的眼疾患者偶遇行脚僧，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被4名侍女“分执其手足，取铜箸搜搅眶间”，3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77页。强施手术。可喜的是，患者最后双目明亮如初。故事结尾还特意强调这是“家人日诵观世音菩萨名，香火供事甚谨”的缘故。4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第677页。但是，《病草纸》中并无此类神医或能人异士，也可排除佛教思想的感召，并且其所描绘的不少患者，如佝偻法师、侏儒等本身就是佛教信徒，这都表明将《病草纸》视作“六道绘”等佛教艺术的看法有所不妥。更重要的是，《病草纸》的多段“词书”仅强调疾病的严重程度，如“可怜至极”“不胜其烦”“束手无策”“苦不堪言”等，却始终未言及任何救治之法。除《眼病治疗之男》外，《病草纸》的各种疾病场景基本没有描绘医师，即便在《眼病治疗之男》中有医师出场，最终仍以荒诞结尾。可以说，医师和旁观者等角色的存在更凸显了《病草纸》的戏谑态度，而不是引发对患者的同情心理。
《病草纸》的另一幅图《肥满之女》（图十）也值得推敲。一位大腹便便的女子将双手搭在两位侍女的肩上，该女子张嘴皱眉，停脚伫立，似有“上气不接下气”之感；
右侧侍女穿着高脚木屐，手指前方，左侧侍女身披彩色外衣；
另有一位身材相对矮小的侍女双手怀抱包裹，紧随其后，她们外出时的场景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一位年轻男子跪坐于地，左手抱着行李，右手指向肥胖女子；
旁边的年长男子望着肥胖女子哈哈大笑，伸手扶住快要歪倒的乌帽子；
在木门处歇息的妇女将斗笠置于旁侧，脱掉左脚的草履，忙着给婴儿喂奶。
在平安时代，肥胖被视为一种富贵病。如成书于12世纪的日本民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三话便记载了右大臣藤原定方之子——三条中纳言藤原朝成（917—974）因体态肥硕，欲学普通百姓食用茶泡饭来减肥，却忍不住往茶泡饭中加入大鱼大肉，最终自欺欺人，减肥失败的故事。5佚名著，金伟译：《今昔物语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1333页。《病草纸》将该肥满女子的身份设定为富裕的商人，其旁侧文字写道：“近来，七条附近有位靠放高利贷营生的女子。由于家庭富裕、衣丰食足，因而该女子身躯肥硕，赘肉过多，甚至行走不便。虽然有侍女相扶，但汗流不止，痛苦至极。”6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38頁。该图点明了患者所处的空间，即“七条”。现有研究根据《明月记》等史料指出，平安时代的京都七条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因而高利贷女子的地点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2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39頁。
图十：12世纪末《病草纸》之《肥满之女》（京都国立博物馆藏）1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38—39頁。
图十一：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3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4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值得注意的是，绘卷的文字内容虽未言及其他旁观者，画师却巧妙地在七条的城门下增设了休憩的母婴和两名男子。增记隆介指出，画中两位侍女搀扶肥满女子的图像传统可以追溯到《历代帝王图卷》的晋武帝像，而哺乳女子则与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货郎图》中怀抱婴儿的妇女较为类似，4増記隆介：《〈病草紙〉と唐宋絵画》，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209—210頁。堪称观察入微、眼光独到。本文进而认为，《肥满之女》的多种图式特征都可以与南宋《骷髅幻戏图》（图十一）相参照。例如，作为界桩的“五里”与《病草纸》旁侧文字所记载的“七条”，五里墩下站着的哺乳妇女和京都七条城门下坐着的喂奶村妇，肥硕的高利贷女子与干瘦的骷髅之间的强烈对比，只能靠侍女架着行走的女主同以线操纵傀儡的大骷髅等。加须屋诚认为该图“高利贷主”的身份设定其实是一种隐喻，即肥胖女子虽然在经济上独立，但身体上依然依赖着他人；
依靠自身能力，专心于哺育下一代的妇女则与肥胖的女子形成了充满张力的对比。5加須屋誠：《鼻黒の男とは誰か?〈病草紙〉の世界観》，《日本文学》，2000年7月号。关于《肥满之女》的这种诠释，以及它是否可以与《骷髅幻戏图》的图像深意相参照，6传为南宋画家李嵩所作的《骷髅幻戏图》因其表现内容之奇诡而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至今已产生了不少诠释该画作内涵的成果。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施莉亚：《李嵩〈骷髅幻戏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黄小峰：《繁花、婴戏与骷髅：寻觅宋画中的端午扇》，《中国书画》，2018年第5期。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支撑和进一步考察。本文主要关注二者在构图上的异同，尤其是相较于《骷髅幻戏图》，《肥满之女》的画面右侧多了一位直接朝向患者哈哈大笑的男子。在从右往左缓缓展开绘卷的过程中，观者很容易代入该男子的视角，从而不自觉地笑话起即将看到的肥胖患者。
图十二：12世纪末《病草纸》之《霍乱之女》（京都国立博物馆藏）1图片来源：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第23頁。
图十三：北宋王居正《纺车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1册，第108—109页。
此外，《病草纸》的《霍乱之女》（图十二）与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图十三）、《侏儒》（图二）与南宋马远的《踏歌图》（图十四）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霍乱之女》描绘的是某一郊外农家，披头散发的女子光着下半身蹲在廊道边缘；
只见她双手撑地，口中吐出一股不明液体，排向庭院的泄痢引来一只嗅觉灵敏的白狗；
3在古代，霍乱是包括胃肠炎等具有吐痢并发症状的疾病总称，并不仅限于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一名披着头巾的老妇右手放于患者额头，右手轻抚背部；
廊道上，长发女子端着一大碗汤药，步履匆匆；
屋内的妇女正擂捶着大石砵，身边则有一幼童独自在地板上爬行、玩乐。《霍乱之女》一图展现了全家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农家场景，与《纺车图》中的分工合作较为类似，是《病草纸》中为数不多的飘荡着一种温情的图像。不过，画面中闻着气味赶来的白狗可谓匠心独运，令人忍俊不禁。
前文已探讨过《侏儒》图中的患者形象，此处主要关注在街上偶遇侏儒的京都人士。一名身着狩衣、头戴乌帽子的男子左手指向侏儒，正与一位披着袈裟的法师交谈；
法师张大嘴巴，似乎在以手中的扇子比划侏儒的身高；
两名孩童手舞足蹈般地咧嘴大笑，引起侏儒的回首喝止（图二）。在该图中，侏儒与身后旁观者的呼应关系，孩童动作的跃动感与《踏歌图》（图十四）较为相近。陈佩秋认为，《踏歌图》“人物的比例不对，形象猥琐，好似漫画一般滑稽好笑”。2陈启伟：《名画说疑续编——陈佩秋谈古画真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前两句的评判是否中肯暂且不论，“滑稽好笑”的直观感受可谓是一语道出宋画与《病草纸》共通的“戏画”趣味。
图十四：南宋马远《踏歌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4册，第162—163页。
诚然，《踏歌图》的图式原有近、中、远三景之分，画面主体是山水之景，而人物仅占据很小一部分。除《村医图》外，《骷髅幻戏图》《纺车图》《踏歌图》等宋代风俗画也并非疾病主题，甚至有的作品具有表现家国理想的象征意味，3参见黄小峰：《编织家国理想的丝线：〈纺车图〉新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
杨佳焕：《马远〈踏歌图〉之重新释读》，《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是否直接对《病草纸》产生了影响仍值得商榷。遗憾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目前无法还原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对宋画的具体接受路径和明确的影响关系，因而本文尝试比较《病草纸》与宋代风俗画在图式上的异同，强调《病草纸》的画师增设了“词书”中并未言及的旁观者角色，通过其表情举止来引导观者发笑，进而将“戏画”的趣味进一步放大。
《病草纸》具有明显的戏谑态度，不禁令人对它的创作背景产生疑惑。首先关于《病草纸》绘师的记录，现仅存江户时代的资料。如《本朝画事》等记载《病草纸》的绘师为土佐光长，并把《伴大纳言绘卷》《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粉河寺缘起绘卷》《饿鬼草纸》等十余部绘卷均归入土佐光长名下。4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地獄草紙·病草紙·九相詩絵巻》，第146頁。从这几部绘卷现存的残片来看，彼此在整体画风上明显有别，很难想象都出自一人之手。不仅如此，《眼病治疗之男》《肥满之女》等《病草纸》的不同残片在线描质量、技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已有学者指出现存21幅图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为4大类。5佐野みどり：《病草紙研究（上）》，《国華》，1981年1月号。另一方面，绘师土佐光长原名为常盘光长（生卒年不详），其事迹现仅见于平安公卿藤原经房（1143—1200）的日记《吉记》。《吉记》承安三年（1173）七月十二日条记载：“御障子绘事等。仰云：‘御堂之内御所并左右廊可画廿八品也。于别御所者，可画平野并高野御幸也。可仰常盘源二光长者’。”6笹川種朗編：《史料大成》22，東京：内外書籍，1935年，第19頁。可知土佐（常盘）光长深受当时的掌权者后白河上皇重用，负责在最胜光院的御堂、御所描绘《法华经》二十八品、巡幸图等。由于常盘光长堪称当时宫廷画院的首席，于是大和绘土佐派将其称为土佐光长，与土佐光信、土佐光起一同视作先祖，合称“土佐三笔”。因而，关于《病草纸》的绘师为土佐光长这一论断，也存在后世附会的可能。鉴于目前的史料有限，既不足信又难以推翻，学界一般认为《病草纸》是由土佐光长负责统筹，其周边多位宫廷画师协作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绘卷的制作意图，或许只能从赞助者的角度进行考察。
图十五：原作12世纪末，17世纪中期住吉家摹本《年中行事绘卷》（局部）1图片来源：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8·年中行事絵巻》，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17頁。
《病草纸》最初珍藏于京都莲华王院。这座寺院建于长宽二年（1164），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后白河上皇为模仿奈良的正仓院，作为收纳藏品的宝库。据记载，除《病草纸》外，还有《地狱草纸》《饿鬼草纸》《年中行事绘卷》等多部绘卷曾藏于莲华王院。也是基于这一点，学界先行研究将《病草纸》与《地狱草纸》《饿鬼草纸》共同视作佛教艺术“六道绘”作品。不过，若将《病草纸》与同藏于一处的《年中行事绘卷》结合起来考察似乎更为妥当。2佐藤康宏最早将《病草纸》与《年中行事绘卷》《伴大纳言绘卷》结合起来，对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考察。参见佐藤康宏：《都の事件：〈年中行事絵巻〉〈伴大納言絵巻〉〈病草紙〉》，木下直之編：《講座日本美術史》第6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79—108頁。
《年中行事绘卷》被誉为日本的《清明上河图》，也是由后白河上皇为记录日本宫廷与民间的节日活动，命令宫廷绘师进行合作，于1165年前后完成。遗憾的是，《年中行事绘卷》原作共60卷，均毁于江户时期的火灾，现仅存后世摹本。其中，学界认为17世纪中期住吉如庆（1599—1670）、住吉具庆（1631—1705）父子摹写的住吉家藏本最接近原作风貌。例如，《年中行事绘卷》卷三描绘了农历三月三日的节日活动，其中的“斗鸡”场景颇受称道（图十五）。在神社前的空地上，两只公鸡伸长脖子、怒目对视；
下层贵族、平民围坐于四周，或咧嘴大笑，或挥手指点，或乐得前仰后合，或争得大打出手。《年中行事绘卷》以俯瞰的视角，用具有连续性的画面呈现了市井百态。反观《病草纸》，几乎不强调时间流逝、空间移动等叙事的连贯性，而是聚焦于疾病导致患者失态的瞬间，以接近于正方形的纸张逐一进行特写。21幅残片之间并无明显的排列顺序与关联，但都一目了然地表现了疾病带来的痛楚和旁观者的嘲笑。
《年中行事绘卷》和《病草纸》都带有一种对市井生活强烈的窥视欲，而这种欲望与两部绘卷的赞助者后白河上皇紧密相关。后白河上皇生于平安时代末期，此时以平清盛为代表的武士阶层迅速崛起，王权受到了极大挑战。后白河上皇仅在位4年（1155—1158），之后退位为上皇，不久又出家成为法皇，但依然掌握着实权，致力于平衡新兴武士阶层与没落贵族阶层之间的多方势力，维系皇权的稳定。同时，后白河上皇与宋徽宗比较类似，他对绘画、乐舞等非常感兴趣，除下令制作多部绘卷外，还命人搜罗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今样”，编纂成歌谣集《梁尘秘抄》，其中就有一首名曲：“生于世，且玩焉；
生于世，且戏焉。”1臼田甚五郎等編：《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2梁塵秘抄》，東京：小学館，2000年，第281頁。不过，后白河上皇似乎并不理解这首歌背后其实是游女等普罗大众的心酸疾苦与生活中的无可奈何，而只是以游戏的态度俯瞰世间。
在《病草纸》构建的世界观中，身患疾病的都是市井、乡野的男女，而上流贵族似乎不会沾染此类异疾。虽然这些疾病在当时比较少见，但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上流贵族就能免除病痛的折磨。根据史料记载，后白河上皇同父异母的弟弟近卫天皇（1139—1155）就身患眼疾，近乎失明；
公卿平赖盛（1133—1186）曾得过霍乱，吐泻不止；
官居高位的右大臣藤原兼实（1149—1207）患有风病，时常因病无法上朝。2小松茂美編：《後白河法皇日録》，鎌倉：学藝書院，2012年，第24、138、726頁。后白河上皇在晚年也疾病缠身，下肢浮肿。3小松茂美編：《後白河法皇日録》，第777頁。正如《肥满之女》一图将患者身份设定为市井商人，而非《今昔物语集》记载的右大臣藤原定方之子等上流贵族，《病草纸》刻意迎合了后白河上皇及其近臣，将患者身份基本都设定为原本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农民、商人和乞食者等，4从室内装潢与人物服饰来看，《病草纸》中的《嗜睡之男》《不眠之女》《口臭之女》等图像描绘的应该是下层贵族。而后通过旁观者的视线进一步增强了对疾病患者的歧视。《病草纸》对他人痛苦的旁观态度，将病患视作“他者”的陌生化处理，归根结底是为了肯定“自我”的健康，以及暗示与异疾的绝缘状态。
《病草纸》不少残片的“词书”还明确交代了患者所处地点，如“大和国平群郡”“位于葛木下郡的片冈”等。作为一种惯用的叙事手法，一开始交代患者所处地点无疑可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这些地点均位于京都及周边地区，有的患者甚至出现在京城的街道，不禁令人深思。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基于“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的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5[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8页。潜藏的社会危机会导致国家秩序紊乱，而这种失序状态对于健全社会而言，无疑会被视作疾病。在日本学者小峰和明看来，《年中行事绘卷》试图将整个京都的时令风物囊括于60卷的绘画之中，反映了后白河上皇在平安时代末期借助可视化的图像，以重申对国家的掌控这一权力欲望。6小峯和明：《院政期の文化と時代》，院政期文化研究会編：《院政期文化論集1権力と文化》，東京：森話社，2001年，第25頁。如果说《年中行事绘卷》是后白河上皇对皇权的一次正面宣传，本文认为《病草纸》则可视作后白河上皇对中下层势力的反向抵制。在动荡的平安时代末期这一社会语境下，《病草纸》中的疾病已经成为一种隐喻符号，折射出掌权阶层在社会危机下的矛盾心态。面对日益壮大的武士和庶民阶层，没落的平安贵族心怀不安，于是将其丑化为都城附近无药可医、低俗失态的病患。想必后白河上皇及其近臣在观看《病草纸》时，也会不自觉地代入旁观者的视角，通过歧视和排斥带有疾病的社会中下层患者，来强调自身及其政权的健康与健全，从而获得一种自我陶醉式的自尊心。
宽平六年（894），日本朝廷采纳了菅原道真《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的建议，停派遣唐使，开始大力发扬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先行研究主要关注来自大陆的“唐风文化”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在日本“国风文化”确立过程中所起的典范和参照作用。7关于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及其特征，参见丁莉：《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需要注意的是，“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并非二元对立，毫无交涉。虽然中日的官方交流伴随着唐朝衰微正式告一段落，但是民间的商船往来依然持续，来自大陆的文化输出并未就此中断，甚至在10世纪初大陆商船因为往来过于频繁而受到日本政府的贸易管制，被要求每次来航需间隔两年。1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続）》，東京：勉誠出版，2009年，第221頁。唐末五代的混乱局面结束后，宋朝开始重视海外贸易，赴日的宋商船只大量增加。1170年，后白河上皇还在平清盛的安排下，于神户港的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日本的贸易紧缩政策最终名存实亡。
据史料记载，除茶叶、瓷器外，宋商运往日本的还有虫药、《大观本草》等宋版医书。2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蔵書目録》，塙保己一編：《群書類従》第28輯，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91年，第191頁。此外，丹波莲基《长生疗养方》（1184）、荣西《喫茶养生记》（1211）等均对《大观本草》有所引用。宋朝十分重视医疗事业，除兴办医学院外，还积极整理医书，编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间接促进了日本对医学、疾病的关注。3韩毅：《宋代医学文献的外传与回流——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日本的传播、接受与回归国内为例》，《中医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另一方面，就宋代中日间往来的绘画而言，日本方面现存的零散记录主要是《法华经绘》、“高僧顶相图”等佛画以及水墨画。不过，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官方编纂的《宣和画谱》在总结日本绘画的特征时，曾提到御府收藏了两幅日僧进贡的《风俗图》，对其评价是：“蛮陬夷貊，非礼义之地，而能留意绘事，亦可尚也。抑又见华夏之文明，有以渐被，岂复较其工拙耶。”4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39页。在宋人看来，日本风俗画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仍稍逊一筹。为彰显华夏的风土人情，宋代风俗画也很有可能流入海外，受到日本人的关注。除李唐《村医图》外，宋代还出现过不少善画疾病的画师，如《南宋馆阁录续录》所载“王端《齿痛图》”等。5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3页。虽然此图现已散佚，但从名称来看，或许与《病草纸》的《牙齿晃动之男》较为相似。另外，上文提到的宋代风俗画大多精致小巧，制作时往往使用粉本，如题为李嵩的《货郎图》现存就有4幅，《骷髅幻戏图》在历史上也存在界桩文字为“五里”或“五里墩”等摹写内容略有差异的多件同名作品，6关于宋代粉本的运用模式，参见邵晓峰：《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上）》，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137页。因而这类风俗画很有可能以粉本或摹本等形式传入日本。
由于现存史料极为有限，暂不论《病草纸》是否受到宋代风俗画的影响，仅从平行比较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病草纸》与宋画都具有一种“戏画”的趣味，在关照现实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幽默感，只不过《病草纸》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宋画能令观者会心微笑，《病草纸》则如同漫画一般让人捧腹大笑。结合当时的创作语境，《病草纸》有意选取患者失态的瞬间进行丑化，并增设旁观者的视线，进而形成了旨在满足赞助者——后白河上皇等平安贵族自尊心的一种戏谑。《病草纸》不像奈良时代《绘因果经》那般，对众生的“四苦”怀有同情与慈悲之心。《病草纸》既不是引导众生笃信净土的佛教绘画，也不是客观描绘病状的医学类写生，而是将病患的哀伤与滑稽表现得恰到好处，作为一部表现中下层民众生活的风俗画，7平安时代的《病草纸》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杏雨书屋等地共藏有近10部江户、明治时期的摹本。此外，江户时代还出现了描绘疱疮、麻疹等当时流行疾病的“新撰病草纸”和“异本病草纸”，这类作品或许也可视作江户时代的“风俗画”，今后另撰文考察。参见立川昭二：《近世病草紙：江戸時代の病気と医療》，東京：平凡社，1979年；
林美朗、野嵜理：《異本病草紙に就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1999年4月号；
杉浦守邦：《〈新撰病草紙〉に見る疝気》，《医譚》，2011年6月号。以供后白河上皇等没落的平安贵族窥视与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