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鹤婷 苏蕊
内容摘要：《理性终结之处》是华裔作家李翊云的写作突破之作，她在这部小说中抒发了自己遭遇的丧子之痛。母亲和去世的孩子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为了探究对话的形成机制，本文以巴赫金的时空体相关理论为指引，分析发现作者在小说中建构了多重时空体，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界线，并且体现了作者尝试在小说中传达的主题：理性的保留以及情感创伤的治疗。
关键词：李翊云 《理性终结之处》 多重时空体 对话
李翊云是一位在美欧文坛上备受瞩目的华裔美国小说家。像马严君玲一样，她一开始并不是专职作家。在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她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在加入写作培训班后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于是她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在2002年加入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她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多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收录在《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2005）和《金童玉女》（Gold boy，emerald girl，2010）两部小说集中，她也以此斩获了一系列重要奖项：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2005，2011）、美国笔会海明威奖（2006）、怀丁作家奖（2006）等等。2010年她被纽约客评选为最杰出的20位40岁以下的青年小说家，2020年凭《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2019）赢得了美国笔会/简·斯坦图书奖。
国内对李翊云作品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早期有关中国故事的书写以及对其作品的介绍。张智义在介绍《像他一样的男人》（A Man Like Him，2008）时，评价李翊云和哈金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学界独特的风景线[1]。戴月行从作品、作者和读者的三维立面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得出李翊云一方面作为“自我”来凝视它者的读者，同时又作为少数族裔被美国主流社会当为它者凝视着[2]。唐蕾、俞洪亮从个体、群体、语言符号意识等三个层面解读了《千年敬祈》中所描绘的中国转型期间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 揭示作品中体现的文化无意识，以及作为获得语作家的李翊云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建构身份的心理机制[3]。郑海娟较早地关注到了《理性终结之处》这部小说，她从主题变化、语言特色和书写的疗愈对其进行了综合地分析概括。在她看来，从李翊云2017年出版的《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2017）里，就已经可以看到李翊云写作的转向了，而《理性终结之处》则进一步地实现了她写作风格的突破[4]。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李翊云转向后的《理性终结之处》这部小说，以此丰富这部小说的研究视角。
2012年李翊云遭受了精神问题，两度自杀未遂[5]，在经历了入院治疗后，她的写作方向也随之变化，开始转向长篇小说、回忆录的创作。2017年她遭受了丧子之痛，其子文森特自杀身亡，在她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中，书写了一位华人作家母亲和其身亡的孩子之间的对话，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母子间的对话自始至终贯穿着这部小说，它成为李翊云缓解丧子之痛的一种方式。正如她谈及自己创作初衷时所说，一旦被生与死分开，就有时间和空间进行长谈了。[6]这种超越生死的对话成为阅读和理解小说的难点和关键，因而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重点。对话的发生总要依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话不仅仅是一种关系。像所有的关系一样，它需要边界，对巴赫金来说，建立这些边界的工具就是被理解为时空体的时间和空间。”[7]31因此，本文将从巴赫金时空体的相关概念出发去分析对话背后所依赖的多重时空体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以此促进对对话的理解和小说主题的探究。
一.多重时空体的表现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开篇中，给出了时空体的明确定义，“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8]269可以说，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时空体，这一点从皮尔的解释中可以看出。皮尔在阐述时空体概念时说，“时空体是一种理解经验、塑造世界的方式，它为叙事事件的呈现提供了‘基础，一系列时间标记与空间特征结合在一起，共同定义了特定的历史、传记和社会关系。”[9]64在《理性终结之处》中，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被灵活使用，具体的时间标志和空间标志共同构建出了不同的时空体，小说的对话和叙事由此展开。这些时空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当下、妄念和过去的时空体。
（一）当下的现实时空体
现实的时空是“我”或者是作者所身处的时空，在这个时空之中，作者作为主人公，一切的时间和空间标志都随作者而搭建和变化，这一时空不断地向前、向远运动发展。从秋天开始，作者在家中与邻居交谈，到冬天作者驾车去工作，再到圣诞节前夕作者做了蛋糕直至作者做新年计划，现实时空體下包含着作者所有真实生活中经历的具体的小时空体，它们都随作者而转变，可以说作者在哪，小说中的时空体就在哪，作者是这个现实时空体的主宰。这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人就是其时空体论述的主人公，并且，人本身就是时空体[10]57。作者在这一时空体中可以无拘无束地书写她所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因此读者可以从这一时空中把握到作者的情感和态度。也正是在现实的时空中作者可以不必考虑孩子的感受、毫无掩饰地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例如她悲痛地思考到，自己在这个灰暗潮湿的早晨，什么都抓不到，在看不到孩子的时候，自己能抓住什么呢。[11]36在现实之中，她经历着情感的伤痛，只有在现实之外的地方她才能找到与孩子对话的可能，才有得到精神的慰藉的机会。作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时空体以及多重时空体的构建是有意识和敏锐的，她搭建了另一重时空来寻求对话的发生。她毫不避讳地交代了她在现实的时空中所做的正是她一如既往所做的那样——写故事[11]9，只是这个故事产生于她的妄念，也构成了她的妄念。通过妄念，她创造出了不可能发生在现实时空中的母子对话。
（二）“妄念”的时空体
“妄念”一词来源于作者，她在痛苦和理性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这样的妄想：我们曾经给尼古拉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我再做一遍，这次用文字。[11]48巴赫金认为时空体这一概念重要的是它表示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12]269。同时，“时空体被烙上作者的思想和意识的印记，它的时间和空间在作者思想的统一架构下才能达到和谐存在的境界。”[13]形式上，妄念这一时空是作者有意构建出的，它完全是文字的世界，既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它属于作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只有在这个时空中母子间的对话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内容上，妄念时空体全部由母子间的对话构成，对话也正是作者创造出这一形式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场，在这个功能场中，艺术作品中的哲思性因素，都向着时空体靠拢。”[14]在对话中，作者和儿子尼克莱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生命、死亡、情感、时间和文学等等，这些抽象的概念正是因为在妄念时空体下显得饱满充实。在妄念时空体中，尼克莱和作者被死亡这条界线隔开，阴阳两隔的人共同探讨关于死亡这一界线等的问题，流露出的思想观念更加地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例如在讨论尼克莱的朋友是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时说到，尼克莱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这就是他们现在更愿意想到和记住他的方式。“不是我，而是我的死”[11]72。与逝者进行对话这一不可能发生之事的发生另一方面成为了理性的终结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充当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安慰剂。
（三）回忆中的过去时空体
在三重时空体当中，只有回忆中的过去时空体是作者和尼克莱共同真实地存在和生活过的，作者反复地回忆过去正是出自对尼克莱克制不住的想念，因此过去时空体贯穿于小说始终，体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佩里诺将时空体用于研究过去发生的故事如何被叙事者重现并与当下的叙事时空建立联系，以及叙事者所采用的语言策略从而达到了时段重合的效果[15]。可以说明的一点是，事件、行为、人物和主题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体中被设置和重置，设置和重置的方式使得索引能够被排序为社会文化上可识别的集合[16]。通过话语语境的重现，李翊云联系起了无数个过去的小时空，它们按照逻辑顺序重组在妄念时空和现实时空左右。过去时空体因此分布得很散，时间横跨作者青少年时期、尼克莱出生前、尼克莱孩童时期、尼克莱青少年时期、尼克莱自杀直至现实中今天的早些时候；
空间则横跨了旅游过的地方：中国、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以及较为细节的例如加州旧公寓的房间、尼克莱上的幼儿园、中学、和学校的街道拐角等等。除此之外，过去的时空体中还包含了另一种时空——文学中的时空，其中以尼克莱初中时创作的一个故事最为深刻。这个故事发生在1917年的苏联，主人公是一个五岁的男孩尼克莱，因革命爆发，他和她的妈妈、保姆一起坐火车逃往圣彼得堡。尼克莱穿着一件新外套，他在火车途中一直拨弄着一颗扣子。之后扣子松了，他的外套也不再新了[11]27。在这一故事的背后也反映出作者记忆之精准，这在她对尼克莱过往的细节和时间描述的确切上也可见一斑，这些叙事无一不展现出一位母亲对孩子细致而又深沉的爱，同时也透露出母亲对孩子的不舍与失去孩子的痛苦。
二.多重時空体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认为，在一位作者的创作范围内，可以存在许多的时空体，一般来说其中有一个时空体是涵盖一切、或是居主导地位的，各种时空体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相互关系[10]454。在《理性终结之处》中，妄念时空体虽看似单一、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但对话的边界在小说中是有迹可循的，在不同的时空体间，不仅可以看到它与其他时空体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观察到它们间的壁垒和界限。对话作为小说的主体，赋予了妄念时空体在多重时空体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将妄念时空体作为研究中心后发现它既依赖于过去和现实时空体，同时又与它们有着鲜明的界限，这体现了作者在理智与情感边缘游走、摇摆不定的状态。
（一）“妄念”时空体对过去和现实时空体的依赖
妄念时空体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过去与现实时空则是建构它的稳固根基。妄念时空体的时间基本是以现实的时间为依据的，因为妄念时空的主人公——作者，是处在现实的时空里的，依作者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但我必须活在现实的日子里”[11]，即她不能脱离于现实的时间。作者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标志，“在和邻居闲聊和回到这一页的间隙中”[16]9，足以证明妄念时空体的时间源于现实。妄念时空体的空间则处于文字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者正在创作的小说之中，正如尼克莱所说“我现在在小说中”[11]118。妄念时空体中发生的情节只有母子间的对话，即对话构成了妄念时空体的全部内容。时空体作为历史配置的比喻，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如何”在相关时空体中被调用，以影响在话语事件中可能发生和确实发生的事情[16]。作为对话参与者的尼克莱，他的话语很大一部分取材于过去、或依赖过去、或作者根据过去的他所作出的猜测，这样才能使尼克莱以至于整个对话显得真实并达到预期效果；
同时作者的话语也依赖于过去，母子间的话题不会、更不能摆脱过去，否则对话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意义。在这里，过去时空体被作者极大地调用到了妄念的时空体里，从而成为了这一时空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作者理性的认知和巨大的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产物，因此保证了整个话语和妄念时空体的仿真性和情感慰藉的效果。
（二）“妄念”时空与过去和现实时空的界线
虽然妄念时空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和过去时空体，但作者并没有让它们含混不清，它们之间反而有清晰的界线和壁垒。正如作者感到宽慰的那样，“他现在看不到我的眼泪了，真是种怪异的解脱。”[11]42正是妄念与现实的壁垒使尼克莱无法看到现实中的美好的秋景、阴沉的天空、作者的眼泪和圣诞树等等，作者也无法看到尼克莱的笑容和眼神，尼克莱永远都只能停留在作者创造的妄念时空体和过去的时空体之中。一旦妄念时空体穿破了壁垒，妄念与现实混为一谈，作者也将真正变成“这个世界估计觉得我已经疯了”[11]9，因此，不同时空体间的界线和壁垒正是作者为保持理性所做的努力。过去时空体由于其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标志，例如“他在爱丁堡的一家商店里说过同样的话”[11]15，以及作者提及过去时的惯用话术“我记得……”这些都较为明确地与现实和妄念间隔开来。另外，作者对于语言时态的把握也是区分不同时空体的一个重要依据：当触及过去时空体时，作者大多将时态从一般过去时转换为过去完成时。显然，作者是有意将多重时空体进行区分的，也正是作者的理性构成了不同时空体间的壁垒。但作者的理性也有被难以抑制的情感所冲破的时候，为此，她甚至不惜试图打破不同时空体间的界线。“你来跟我们一起住不也很好吗？”[11]35这是作者在自己的理性以及妄念时空体的边缘做出的危险的试探，而她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是在“铤而走险”[11]35，这充分展现了作者作为母亲的难以抑制的情感与保持理性之间的冲突。
三.多重时空体建构的意义
（一）现实的指引
话语是一个系统，该系统建构了我们认识现实的方式[17]。作者通过在妄念时空体中与尼克莱进行对话，不仅做出了对现实的决定，还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写作做出了评判。通过对话，作者和尼克莱探讨了如何处理他留下来的东西，于是作者得到了尼克莱的羊毛围巾，听取了尼克莱的意见不去翻阅他写的诗歌、不使用他原创的短语、不去做他的纪念册等等。与此同时，作者也对自己做出了改变，例如重新开始使用“永远”这类词、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不再伪装自己、尝试烘焙和妄想等等。虽然小说命名为“理性终结之处”，即和逝去的孩子进行对话是在一个没有理性的地方才能进行的，但作者仍然通过妄念时空的创造保留了自己的理性，妄念时空体也有自己的规则和运作规律，这也是作者试图保持理智的证明。妄念时空体中的对话作用于引导现实，可以理解为作者深层的理性在发挥作用，通过妄念中的对话让其浮出水面，指引现实中的自己去妥善应对和处理尼克莱离开这一事实。
（二）心灵创伤的缓解
“时空体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12]275通过过去时空体和妄念时空体的双重影响，尼克莱这一形象被生动地建立了起来，读者感受到了他的年轻、聪敏和完美主义。这一形象的建立同样也出于作者的私心和愿望：能够再次“见”到尼克莱，与他交谈，得到情感上的慰藉，从而暂时逃避现实的悲痛。书写创伤、直面创伤事件、重温创伤经历正是作者所努力做的，她一遍遍地回顾尼克莱自杀当天的情形、一遍遍地重复他们最后的对话、一遍遍地尝试说服自己理解孩子的做法。她将自己充分地暴露在痛苦面前，重新经历、感受并以此克服这种痛苦。在过去时空体中，她重提了一些尼克莱自杀的讯号，潜意识里她很清楚这件事不可避免：他的故事中男孩们的死亡、他的早慧、对完美主义的追求、对生命和痛苦的理解，以及老师和其他家长的提醒、作者的预感等等，这些讯号和尼克莱的话语都在与作者试图挽留他，以及希望自己在过去做些什么从而能改变现状的想法作斗争。作为一位母亲，她克制不住地希望尼克莱还能出现在现实时空体中，为此她不惜试图挑战妄念时空体的规则，“我希望能带你看看我们的房子”[11]35。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做了最后一次斗争，终于她的理性决定结束对话。妄念时空体的构建既为作者提供了一处创伤的治疗地，同时也成为了作者理性的加油站，帮助作者艰难地理解和接受尼克莱的选择，并逐渐缓解失去他的痛苦。
现代人在当今社会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压力，成年人如此，未成年人亦是如此。早在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就显示，自杀已成为15-29岁人群的第二死因[18]，这一调查结果令人惊心。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更有无数个早早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和家庭，他们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李翊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亲身经历书写了自己的创伤和内心的挣扎，希望本文对这部小说的分析可以为这一群体带来可以借鉴的创伤疗愈方法。
《理性终结之处》是李翊云写作的突破之作，其中她展现了作为母亲对孩子无以复加的爱与内心挣扎。本文以巴赫金时空体相关理论为指引，重点关注了支撑母子对话发生的三重时空体，揭开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界线，以及多重时空体背后所映射的主题：有关理智与情感以及丧子之痛的缓解。本文希望可以以此成为研究此小说对话的基础，并进一步拓宽对这一作品的阐释视角和方法，也希望能够提高大众对未成年人自杀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父母的心灵创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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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丝路文献中的处境化改写研究（项目编号2022HZ14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苏蕊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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