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如
内容摘要：基于丁玲的革命作家身份来解读其中的左翼立场和人道主义立场，是小说《水》常见的两种研究思路。实际上，在“向左”和“向人”的转变以外，《水》中留下了属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残余”痕迹，以及由此而生的新的迹象。本文立足于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从丁玲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出发，挖掘《水》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在形式、思想和作家创作追求上的文本证据，揭示小说在两大主流之外的“第三种声音”。同时，试图还原文本内部的“隐含作者”形象，进而展现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走向自我探索、自我调适、自我改造的道路选择，旨在为丁玲30年代的创作转型研究打开新的窗口。
关键词：《水》 丁玲 知识分子立场 隐含作者
《水》是丁玲在30年代初创作的、具有过渡性意义的一篇“新的小说”。作者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长期习惯于被压迫的农民，在遭遇洪水、饥荒、瘟疫等一系列灾难后，一天天地清醒起来，最终形成组织、集体反抗的故事。小说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了众多评论家和学者的青睐。一方面，钱杏邨、茅盾等人从小说“向左转”的文学史价值出发，将其视为“1931年左翼文坛上的优秀之作”①“农村加速度革命化在文艺上的表现”②，表现出鲜明的左翼立场。另一方面，以秦林芳等丁玲研究者为代表，关注《水》中苦难书写下的人性意义，以及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人道主义传统，为小说阐释和丁玲的文学道路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③
由此可见，左翼立场和人道主义立场是当前《水》相关研究的两种主流视角。而在这两种视角之外，小说也常被解读为1930年代“知识分子价值消融史”的开端。④也就是说，《水》中的知识分子立场沦为了被压抑、被遮蔽的“第三种声音”。然而，继《莎菲女士的日记》初涉知识者，再到《韦护》《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写知识青年的“革命加恋爱”，丁玲在进入30年代写作《水》时，是否迅速且彻底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还是一个问号。那么，关于小说中的“隐而未发”的知识分子立场，仍然存在一定的思考空间。
一.丁玲与知识分子立场
（一）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从词源上看，《辞海》将其定义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规定了这一群体的能力和职业，也暗示了“受过教育”的背景前提。意大利政治家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基本社会集团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被用于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强调了这一群体在社会关系上的“有机性”。⑤无独有偶，国内学者许纪霖同样指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强烈的公共关怀，将其阐释为具有“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⑥综合来看，知识分子是指受过教育而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在社会中通常从事脑力劳动，同时兼具独立精神和公共关怀的社会群体。按照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处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身上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身为知识分子的丁玲
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蒋家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母亲的启蒙下，她从小接触文学作品，吸取知识营养，求学过程中也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一步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知识分子作家的典型。如前所述，丁玲在早期创作时，一直将知识分子作为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上的重点。另外，在同样产生于1930年代，发表于《水》之前的两部作品《田家冲》和《一天》中，主人公也都是知识分子。丁玲将知识分子作为跳出个人恋爱的狭小空间，表现高昂的革命斗志的重要载体。但这两部作品受到了“知识分子中心论”批评，进而影响了她不再以知識分子为中心人物，转向“群众决定自己立场”的道路选择。然而，将创作重心由知识分子转向群众和革命，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立场。丁玲身为知识分子作家的独特个性和精神气质，同样影响了接下来《水》的写作。
丁玲在《谈自己的创作》中坦言，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对真正农民的思想、感情、要求，还只是一些抽象的表面的了解”。⑦她与党的具体革命活动以及农民的现实斗争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间隙，这是丁玲在创作时不可避免的局限，也意味着知识分子自我转型和自我解剖的艰难。然而，1931年全国十六省洪水泛滥的真实场景和农民的悲惨命运，牵动着丁玲的心。《水》中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离不开身为作家的丁玲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关注和及时反应，也离不开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丁玲对革命时期农民斗争问题的敏锐思考。
二.知识分子立场的文本证据
（一）形式上
从形式上看，《水》全篇虽然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写作对象，但在语言上却避免不了知识分子化的倾向。且不论“黯澹”“颓丧”“雄厚”等形容词是否太过于书面化而与乡土的气息不符，即使是在农民的日常口语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知识分子式的语言现象。当神神叨叨的老外婆抱怨人生太苦时，小说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三爷发出了自己愤慨的声音：“苦到尽头就好翻身，怕什么苦”，隐含了“农民翻身”的启蒙意识；
当受灾群众聚在一起，为前路而争执不休时，有人站了出来，喊出了“我们要在一块，我们要一条心”的口号宣言，带有知识分子式的强烈革命色彩。从另一层面看，这也是作家将知识分子立场所代表的的先锋革命精神迁移到农民身上，借农民之口传达自己知识分子式的革命理想。
另外，小说中选取了俯视而非平视的叙述视角，以及作家不自觉的评价口吻，也受到了知识分子立场的影响。例如，在紧张惊险的救堤场景中，除了对农民精神状态和实际行为的描写，中间还穿插着作家不自觉的议论：“极端的恐怖和紧张，主宰了这一群，这充满了可怜无知的世界”，站在上帝视角表达自己的同情。再如，将等待财主施舍的灾民概括为“用空肚皮装着幻想和欺骗”，在叹息中揭穿了他们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流露出作家对这群习惯于压迫和忍耐的人们的讽刺批判。这种视角属于在形式艺术上的知识分子倾向，使得丁玲在30年代转向群众时，总是站在比群众高一些的地位号召他们、教育他们，而难以真正地融入群众、与群众对话。
（二）思想上
作为丁玲30年代初“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水》有着十分明确的主题思想。小说开端，作家设置了一个“迷信老太婆”的典型形象，引出了“这一切的灾难到底该怪谁”的问题。从天灾的角度看，席卷全村的洪水来势汹汹、势不可当，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瘟疫更是让这些生来穷苦的农民雪上加霜。这些自然灾害力量巨大且不可控制，反衬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然而，“水”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天灾，其中也暗含着人祸的因素，只是这一因素还未被灾民所察觉。当活着的灾民越聚越多，却依然面临着压迫和死亡的威胁时，关于生存的群体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群众所共有的挣扎求生的力量，促使他们在思想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走上勇于反抗、勇于斗争的革命道路。从这一意义上看，“水”既是死神也是引路人，是广大受压迫农民起来革命的导火索。这体现了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发现问题、表现问题的敏锐。
再看小说中那些“逃过一劫的人”，也就是被作者选中、将故事继续下去的幸存者，大多有着强壮有力的外表、充满力量的内心和“一直向前”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思想隐喻。尤其是在《水》后半部分出场的、那个“黑脸裸着半身的人”，是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典型体现。他关于“种田的人哪里有好日子过”“我们不就在被人吃着”的清醒发言，如平地里响起的一声惊雷，得到了其他人的激烈回应。在小说结尾，群众都甘心听他的指挥，带着“互相给予的对于生命进展的鼓舞”，奔向革命斗争中“无限的光明”。丁玲将自己在革命形势中的深刻思想和进步观点，注入一个饱受压迫的普通农民身上，也就是将农民“知识分子化”，使之成为精神领袖一般的人物。这不但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揭示了压迫者吞噬人民力气和精血的残暴行径，也为现实中的广大群众指出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三）创作追求上
回到丁玲创作这篇小说的意图，除了展现1931年大水灾的残酷无情之外，更多的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揭示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无穷力量。着眼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转变，以及转变后对于革命道路的坚定选择，属于丁玲在左翼范式规定下对写作方向的把握，也离不开作家3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想和创作追求。当这群农民逐渐清醒过来，发觉自己生来就一直受到压迫者的欺骗，他们的心中迅速填满了坚决的、不再寄生的自信。那些在水灾中消极的、怨天尤人的诅咒慢慢变成了有力的话语，丁玲将其概括为一种“强厚的，互相给予的对于生命进展的鼓舞”。在小说结尾处，所有农民“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与之前第二部分里男女老少喧闹混乱的救堤场景形成照应，体现出丁玲的巧妙构思。在作家笔下，这群饥饿的奴隶们心中充满了反抗和新的希望，他们决心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沿着革命斗争的前进方向浴“水”重生。
三.“第三种声音”
（一）在“向左”与“向人”之外
回到30年代时代语境中，丁玲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有其特殊性的。按照许纪霖的理论，当知识分子进行自我理解时，通常有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两种趋势相反的思潮⑧。精英主义立足于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的文化背景，具体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情怀和责任意识，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平民主义则将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与群众相结合，将自己视为广大人民中的一分子。丁玲在《水》中展现的知识分子立场，恰好是这两种思潮的结合。一方面，以水灾作为题材背景，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和描写现实，是左翼文坛赋予她的时代任务。另一方面，深入农民真实生活、挖掘群众集体的力量，则反映了丁玲身为知识分子作家，对于人民中心文学观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追求。
《水》是丁玲在主持编辑左联刊物《北斗》时发表的作品，也是对初期左翼文学创作中“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反思和一次新的尝试。小说被公认为“已经清算了革命恋爱的公式”，不但是丁玲个人在创作上的突破，而且是当时左翼文学的一大进展，展现了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能动性。作为丁玲大步迈向人民的方向的作品，《水》的转向并非是陡然出现的，而是一个渐进的、有迹可循的过程。一是结合30年代的文坛形势和政治倾向，将革命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身上，相信大众是能转变、会转变的。二是在革命政治话语之外，继承“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从人性意义上发掘灾难中人的独特价值。同时，在丁玲看来，知识者只有和工农大众结合，把自己沉入到人民大众洪流中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她在30年代初的创作转型，离不开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展现出知识分子作家经过自我审视和思考后，走进人民、融入人民的方向选择。
（二）文本内部的“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是由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提出的叙事学概念，指“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
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即作者的“第二自我”。⑨我国学者申丹将其阐释为“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从作者编码的角度看，指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
就读者解码而言，它的出现不以作者的真實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⑩结合《水》的具体文本，在广大农民由“翻身”走向“翻心”的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到小说内部的“隐含作者”形象。这一形象融合了丁玲笔下民间和启蒙的双重视角，是作家知识分子人格化的代表。
《水》的民间视角指将农民作为叙述主体，把叙述重心放在群体的内在转变和逐渐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上。尤其是小说中对救堤场景的刻画，集中体现了农民群体不顾个人安危，只为保护亲人和家园而拼死护堤的悲壮。丁玲写农民的苦难与觉悟，就是写民间宝贵的“挣扎的力”。同样，小说的启蒙色彩十分浓厚，似乎一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这群跪着的人勇敢“起来”。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老一辈有关“天灾”“菩萨说”的迷信观念，正在被年轻的下一代推翻。二是在实际行动上，人们怀着“坚决的、不再寄生的自信”而非“乞怜和被骗的欢荣”，投入革命的火热斗争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天明。总的来说，《水》中的民间和启蒙两种元素并非处于对立状态，而是相互交织，共同指向丁玲对革命、生命之路的不懈探索。这体现了作品在文本意义价值层面的拟人格。也就是从表现个人精神苦闷的阴暗色调，转向写工农群众实际生活和有力斗争的广阔境地。
考察丁玲的文学道路，不仅要考虑她作为文学家表现出来的本质和可能性，还要探讨一个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应有的态度和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将《水》作为丁玲创作历程上的一次过渡和新的起点，那么就不难看出作家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自我解剖和艰难转变的痕迹，以及在过渡时期为创作转型所做的持续努力。实际上，无论是初入文坛时关注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言说，还是30年代初转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丁玲的知识分子精神从未熄灭。她既是一个崭新的青年作家，也是一位英勇的青年战士，同时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和人格样态的代表。在接下来的创作生涯中，她带着对人民大众的向往和对革命斗争的饱满热情重新出发，沿着《水》的方向继续写作，为30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论[M].上海：合众书店，1933：116.
[2]茅盾.茅盾专集.第2卷[M].唐金海、孔海珠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652.
[3]秦林芳.“苦难”与“求生”——丁玲小说《水》的人性意义[J].文艺争鸣，2012（07）：75-78.
[4]张福贵.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3.
[5]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4-425.
[6]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
[7]丁玲.丁玲全集第8集[M].张炯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80.
[8]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468.
[9]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0-84.
[10]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7.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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