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昂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系，北京，100029)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参观人次的增多，博物馆承担的功能和展览策划观念都在不断丰富。那么，博物馆该如何参与到非遗保护中呢？本文试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从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关系中，探讨非遗在博物馆中进行保护和传播的价值。
(一)传统博物馆的建立
“在西方现代博物馆体制建立的初期，以时间、风格和流派为分类标准的展示体系逐渐形成。早在1793年，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就以‘年代顺序或大师的传承’，以及‘流派’对艺术进行分类。……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卢浮宫的这种空间布局给作为战胜者逗留在巴黎的欧洲君主们留下了深刻影响。例如，柏林兴建博物馆设计中其展品和展厅的空间布局方面都是对卢浮宫的模仿。”(1)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69-170页。这一时期的博物馆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宏大叙事，博物馆的入藏标准成为文化艺术的标准，在这样的分化中也形成了一种文化门槛和精英主义的倾向。“它不仅会强迫艺术家把大师的经典视为禁脔，避免其创作被人视作抄袭或缺乏原创，而且还会把开辟艺术史的新领域当作自己的使命。”(2)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35页。
过度分化和专业化带来的是僵化的标准和对结构和宏大叙事的反叛。尤其是随着现代大众的出现，博物馆从仅仅对少数人(例如为艺术家临摹学习)开放，转而对公众开放。大众文化试图打破博物馆建立起的文化壁垒和界限，以寻求宏大叙事之外曾被忽视的主体。这一理论倾向体现在博物馆的转型中，则是传统叙事和分类方式的改变。例如，以前在很多国外博物馆，中国展品多数都被按照材质种类分为玉器、青铜器、书画等，而在中国的博物馆中也几乎都会按照材质或是朝代分类。而现在的展览拥有更多元的视觉和展陈逻辑；
换句话说，现在的博物馆展览比之前的知识灌输式的展览更善于讲故事。
(二)北京故宫转型：从“皇宫”到“博物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但在展陈设置上却还是常常受到限制。常设展馆以材质的不同分别陈列馆藏于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说起钟表馆就想起奉先殿，书画展就想起武英殿，这样就将故宫本身的建筑重新以博物馆的需要空间功能化了，展览的类型、地点以及叙事逻辑都被固定下来。每个单独种类的展览中以政治王朝更替或材质子种类为叙事线，每件展品都被紧密地组织在这条时间或品类的逻辑线上，但彼此之间很难产生更多联系，也很难让普通观者产生一个整体的印象，并且博物馆中藏的同类器物很少有机会展出。“收藏量大、展出量小”正是故宫面临的一个难题，根据故宫2004—2010年进行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整理发布的数据，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达1807558件(套)藏品，但在现在的故宫展览中只能展出其中的0.5%。同时，故宫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大、开放面积小，但2016年之前只开放了30%。(3)单霁翔、毛颖：《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专访》，《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第12—19页、第127—128页。
近些年来国内博物馆的展览次数不断增多，以前的、固定的千篇一律的标准被打破，更多元的叙事方式开始出现，博物馆的展览和收藏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家名作。例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以“伪好物”为主题的展览，就将展览对象聚焦于商业性仿作即我们常说的假画。“呈现一批颇具水准的、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苏州片’”(4)清韵上品：《伪作也是好物？台北故宫展为假画正名》，https：//www.sohu.com/a/229210780_100110703，2018年4月23日。，这样的展陈思路别具一格，具有突破性。
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于1925年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在不断地调整思路，力图从新时代博物馆的功能和职能角度审视自身。“近40年来，全球博物馆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带动和全球经济、文化发展大环境的推动下，都经历了从重‘物’到重‘人’的工作重心转移，这类利用宫殿建造的博物馆也都以服务公众、服务社会为宗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91年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直在从‘故宫’转变为‘故宫博物院’的历程中探索前行，在古建筑修缮、藏品保护、陈列展览、公众服务、科学研究、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迈出了‘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故宫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一座真正的博物馆。”(5)单霁翔、毛颖：《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专访》，《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第12—19页、第127—128页。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一系列转型从其展览的变化就能够看出，近几年来的“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观鱼知乐——宫廷金鱼文化与故宫博物院藏金鱼题材文物联展”“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这类展览都是围绕一个小的文化主题，不拘于时代和展品的材质类别，而将与文化主题相关的藏品按照更有文化关照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类展览不仅更具趣味性，也为观者提供了回顾历史的不同视角。
在博物馆转型以及随之带来的结构、功能变化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之前被忽略的文化，开始被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重视，以更加积极的角色出现。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何？我们该如何看待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
2006年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全国都在提倡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被如何认识呢？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6)尹彤云：《博物馆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第4期，第6—12页。。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实践、表述、知识这类非物质性的对象，同时也包括“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这类我们以往认为是物质性的东西。因此，站在这一定义的角度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
(一)文物修缮中的非遗保护：宫廷技艺
2004年，在韩国汉城(现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主题为‘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各国博物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这突出表明世界博物馆界正在将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7)单霁翔：《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第46—54页。可以看到对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博物馆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一个挑战。北京故宫作为一个传统资源最为丰富的宝库也在不断调整策略和角度，以前维护故宫中的建筑和其他物件的文物修缮仅仅是被视为博物馆的一种日常工作，但实际上，这些技艺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故宫在由一座皇宫转型成为一座现代性博物馆过程中所要整理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对于博物馆来说，这些宫廷技艺不仅仅是要作为一种展示的内容，也是他们必须传承下来的手艺，这也是许多文物本身维护和修复的要求。以古建筑修缮技术为例，故宫的传统建筑作为修缮对象，不仅单方面的是古建筑需要能工巧匠的维护，匠人为了更好地传授营造技术也需要真正的古建筑作为“教具”。同时如果不给年轻的技艺传承人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些文物实体，他们也无法深层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技艺。此外，对这些上百年的文物进行修复，也是记录、宣传非遗的好机会。《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一部故宫文物修复类纪录片就在青年人中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这类文博纪录片将视角集中于故宫中文物修缮的工艺和匠人，也激发了更多年轻人对这些传统技艺的学习兴趣。
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实际上是与非遗技艺密不可分的，对于故宫文化的传承，珍贵的文物和传承修缮技艺的匠人二者缺一不可。在故宫乾隆花园倦勤斋的修复中，就出现了为了修缮倦勤斋而寻找非遗传承人的情况。“墙的装潢，材质是小叶紫檀，浅浮雕和透雕刻出山水画作，有些动物用薄如纸的竹潢刻出后，再镶嵌上去。为打破小叶紫檀颜色偏黑，心理易压抑的感受，工匠们用灵巧的双手，把竹子经过12道工序，拉成头发丝一样的竹丝，然后开水煮再染色，晾干后，拼成万字纹图案，再镶嵌在小叶紫檀中间。由于竹丝染成咖啡色后，在黑色的紫檀中间，这一搭配立刻收到奇效，产生视觉美，心中的感受非常愉悦。但是要修复这些竹丝和竹潢画，科技部犯难了，由于这一工艺‘失传’了，故宫内部也没有这一手艺人，而全国会这一手艺的也是‘冷门’。后来好不容易在浙江东阳，找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何福礼，才解决了这一难题。”(8)黄栋华：《修复故宫倦勤斋》，《北京文摘》，http：//bjwz.bjd.com.cn/html/2016-06/02/content_39500.htm，2016年6月2日。何福礼正是浙江省唯一的竹编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何福礼带领徒弟们一起完成了对倦勤斋的修复之后，不仅提高了竹艺在全国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了这项非遗，同时也让这项技艺有了与其他博物馆、高校接触的机会，为竹艺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好的平台和关注。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需要重新进入博物馆，而是一直作为故宫博物院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载着优秀的中国文化。
那么为何近年来在实际展陈中，博物馆的展览环境总给人产生一种“脱域”(9)这里的“脱域”，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现代的“时—空延伸机制”被嵌入一套新的环境中，大众传媒和艺术世界的全新展示、传播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其自身文化空间，从而成为一种象征原有地域性文化的符号。尽管现代性语境下，人们相对于传统更容易关注创新和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生活的全部抛弃。过去作为被现代性不断反思的主题与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在离开原境之后只能成为唤起认同的标本？这涉及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原真性”等重要问题。的不和谐感？正如周浩玲在《时空观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陈展》中指出的：“进入博物馆陈展，这种脱离原有文化场域的展示，如何做到以‘活态’形式还原其文化内容，就得将其原生的空间进行‘脱域’呈现。”(10)周浩玲：《时空观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陈展》，《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9期，第217—218页。“脱域”作为众多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在故宫的非遗保护中并不凸显，因为作为明清皇宫，宫中使用的器具和工艺都是顶级的，而这些一流的传统技艺正是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数量众多的非遗本就是被这座原本的皇宫所需要的——明清时期，众多匠人在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馆、处、作、厂等作坊工作以维持整个皇宫的运行。甚至对于许多技艺来说，故宫拥有的文化空间(11)因此，“文化空间”在保护非遗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场所是可以找到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存留，具体讲，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事件所选定的时间”。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中界定“文化空间”为：约定俗成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它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常常提到“文化空间”，它主要指有价值的文化活动的空间或时间。和材料、器物能够为技艺的发挥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也能够有助于其技艺的传承和生长。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出现的钟表修复技术，在电子表越来越普及的时代，故宫这类钟表馆藏丰富的博物馆才是更加需要这项技术的地方。因此，故宫并不仅仅是一个放置收藏着大量文物的陈列所，为了更好更深地挖掘其文化内涵，保存传统技艺，非遗的保护是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二)展览策划中的非遗保护：民俗逻辑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民俗文化的主干内容之一。“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12)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0—56页。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反映节日物质生活层面的传统，而且体现了节日精神生活方面的传统。
但在民俗节庆这类非遗的保护中，存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与商业高度结合之后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节庆民俗失去了其文化历史内涵，变成一场消费狂欢。北京故宫博物院对重要节庆文化的展出和保护中，怎样避免这样轻浮的民俗形式主义成为重点。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农历“新年”，实际上每到新年全国各地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北京故宫举办的2019年“紫禁城里过大年”活动，就体现了更加具有民俗文化的展览思路。本次展览不仅仅是将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众多和过年相关的藏品展示给观众，而且是依托故宫的历史建筑、器物为载体，融合中国独有的年节习俗。通过一系列的活动，重现明清在紫禁城这座皇家宫殿中的年节的仪式感，让大家重新参与到过年的活动中，从而唤起“年”这个节日独有的民俗魅力。原本仅仅是陈列在展柜里的宫灯、天灯通过仿制的方式重新进入民俗节庆的语境下，同时贴在宫门上的门神和对联使得故宫不仅只是一座存放珍贵文物的陈列室，而且重新有了人气和活力。为了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故宫还准备了年节风俗体验活动、盖章留念和拍照区域，活动期间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花园、慈宁门外广场还展示中华老字号传统小吃、特色美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观众不仅仅通过视觉，也通过味觉和嗅觉感受过年的气氛。(13)展览信息来自故宫官网以及故宫文化：《“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发布》，https：//www.sohu.com/a/283583341_701666，2018年12月21日。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在对节庆民俗类非遗进行保护的时候必须警惕忽视文化内涵的问题——仅抽取节庆形式而走向轻浮或商业化。非遗所需要继承保护的显然不光是节日中民俗的形式，也包括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借助文物展览、文化空间还原、数字化重现等等手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展现节日的完整面貌。
除了我们日常的民俗节日，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再庆祝的节日，如清代的“万寿节”。故宫博物院“天子万年——清代万寿庆典展”就展示了清代以皇帝、皇太后生辰为节日的万寿节，“令观众从中领略清代宫廷庆祝寿诞的盛典。展览不仅展出大量相关文物，还根据院藏《康熙万寿庆典图卷》《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卷》及《乾隆万寿庆典图卷》精心制作了视频，配合展览进行现场播放，既丰富了展览内容，又让观众近距离、全方位地欣赏清宫各幅万寿庆典图”(14)故宫博物院官网：《重新改陈效果提升故宫博物院“天子万年——清代万寿庆典展”再度开放》，https：//www.dpm.org.cn/show/226192.html，2014年1月9日。。这些展览依托于故宫多年的文物整理、修缮以及强大的故宫学术研究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将节日的形式复原出来，其中实际上凝结着许多传统工艺、文化典故、民俗习惯的研究和展现。
(三)展陈空间中的非遗保护：虚实结合
尽管故宫中拥有如此丰富的非遗资源，故宫也借此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研究体系，但如何将之展现出来依旧是一个难题。文化空间是非遗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那么在博物馆中如何再现这种空间？
1.实在空间
现在国内很多博物馆选择老房子或是古村落作为再现非遗的重要场所，传统建筑空间能够使人们在了解非遗之前，在进入传统建筑的时候就能体会到非遗所在的文化空间带来的直接感受。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在的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至今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皇宫，曾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本身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故宫博物院展示给大众的第一件‘文物’，就是世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古代宫殿建筑群，代表着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因此它具有大多数博物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最大的木结构古建筑群、最大的藏品量和观众量、最丰富的文创产品创意源以及历代传承的修复保护技艺，等等。”(15)单霁翔、毛颖：《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专访》，《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第12—19页、第127—128页。这种实在空间带来的真实感和在场的体验也是虚拟空间无法比拟的。当然，实在空间必然面临着局限和困难，尤其是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的展陈对展览环境的要求苛刻。当本身也是文物的古建筑不能达到展览要求的时候，数字展陈空间成为重要的展陈空间。
2.数字空间
在当前博物馆越来越多，参观人次和受众也不断变多的情况下，数字技术的引入能够更好地提高观看体验和互动性，也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因此许多博物馆在布展时都会或多或少地选择一部分由数字技术呈现的内容。但目前很多博物馆的数字化还停留在对文物的数字化整理上，“对于博物馆来说，这只是基础数据的一部分，所涉及的博物馆的展览、教育、传播以及日常管理行为等其他方面则是更为复杂多样的，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这些行为进行信息化所产生的将是更为动态、庞大的数据库”(16)冯乃恩：《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理念与实践综述——以数字故宫社区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1期，第108—123页。，而非遗的数字化也是展示非遗文化空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博物馆的由“物”及“人”不是指完全放弃文物的展示，而是围绕“人”，挖掘、展示文物背后的依附于“人”的精神遗产和文化活力。北京故宫的“数字故宫”的项目就不仅仅是文物的线上数据库，而是向社会公众展示和汇报故宫博物院用现代技术记录、保护、研究古建筑和文物藏品的一个项目。(17)单霁翔、毛颖：《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专访》，《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第12—19页、第127—128页。2019年7月6日亮相的“紫禁城600”则是故宫迄今第十款App，也是首个聚焦故宫古建筑文化的App。据介绍，该款产品汇集了大量故宫专家的研究成果，引领用户探索建筑知识和它背后的宫廷故事。同样是故宫首款建筑主题微信小程序的“故宫：口袋宫匠”，则将故宫屋檐上的脊兽化身为可爱的“紫禁城建造小分队”，呆萌谐趣。(18)《数字故宫再升级 第十款App“紫禁城600”全新上线》，中国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221407326345874&wfr=spider&for=pc，2019年7月16日。同时，2020年初至今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促使许多展览、拍卖转为线上形式，这也许成为一个新的契机，借以推动观众对数字、线上的博物馆展示的接受程度。
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较为传统的博物馆，在非遗的保护中有自身的优势。为了避免博物馆非遗保护常常出现的“脱域”问题，必须紧紧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优势制定非遗保护计划。从北京故宫的角度来看，依托庞大的收藏品和整个故宫建筑群，故宫可供非遗对接的点实际上有很多。因此，对它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非遗，并且如何将其与故宫已有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推动非遗更好地进行保护传承。
首先不能将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完全割裂开来。正是建立在故宫大量的珍贵文物基础上，非遗保护才有了根基和需要，而不是强硬地将与故宫无关的非遗内容置入故宫，把故宫仅仅当作一个展陈的场所。虽然也是一种方式，但实际上的展陈效果则并不好。
同时，博物馆机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一些“边缘文化”“小众文化”逐渐进入博物馆的视野，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现代体系下博物馆的多元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这也正符合非遗保护对博物馆的要求。
综上所述，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博物馆所起的并不是全能和无差别化的作用。每个博物馆在思考非遗保护的时候，也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而定，不同类别、地区和体量的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也不尽相同。而对于北京故宫来说，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在共同营造故宫原有文化空间上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
在非遗的展示上，要特别注意“博物馆策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时，必须要超越传统民俗展的叙事结构，选择主动打破静态民俗文物展的模式，重新建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价值的叙事文本”(19)王美诗：《话语视角下的非遗活态展览——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例》，《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第81—86页。。
当然，北京故宫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宝库，在非遗的保护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已经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政府牵头申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作用，但也时常成为装点用的形象工程，或是随着领导班子的变更无疾而终，具体的保护实际上并没有落到实处；
其次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简单地与商业结合，成为招揽旅游的噱头和符号，“商业元素过度地渗入，往往使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目的迷失在手段之中”(20)单霁翔：《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商业文化所吞噬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常忽视了其初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的，是百姓生活中的民俗文化遗存，保留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千百年来的传统，并深深渗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样，对非遗的传承也不能脱离百姓。现有的官方一手包办，显然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缺少了民众的参与和自觉传承，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只能是一种纪念的形式。此外，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适合，或不能全靠博物馆来进行保护。在这部分缺失的功能中，学校、家庭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与流行文化更多地接触碰撞，反而能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