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恶搞文化发展早期，被恶搞对象不断变化，恶搞者因为共同的兴趣而短期聚集在一起。经过发展，恶搞文化中出现了长时间针对同一恶搞客体聚集交流的粉丝群体。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存在恶搞文化的部分特性，但又发展出新的特点。博主“带带大师兄”的粉丝“嗨粉”是知名的恶搞粉丝群体，笔者通过“嗨粉”这一群体探讨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
关键词：恶搞文化;粉丝群体;文化研究;嗨粉
一、.恶搞文化追溯
恶搞文化起源于日本，是日本电子游戏中的一种亚文化，指针对特定主题进行解构，建构出讽刺幽默效果的娱乐文化。随后传到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最终进入大陆地区[1]。
恶搞文化发展的初期，参与的主体呈现无固定组织、无规则状态。时至今日，恶搞文化并没有消亡，恶搞文化的参与者甚至形成了粉丝群体，有组织地对同一人物进行恶搞。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體保留了恶搞文化的部分特性，又发展出新的特点，值得探讨研究。
二、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案例——“嗨粉”
博主“带带大师兄”是斗鱼的一名直播员，他在直播时行为夸张搞笑，其行为和语言被作为提供愉悦的文本，通过互联网传播，为观看的人提供了一个能够狂欢的空间。渐渐地，这些观众组成了粉丝群体，名为“嗨粉”。
在嗨粉群体中，“偶像”不再作为被崇拜的对象，而是做为被恶搞的对象。娱乐代替了喜欢，成为恶搞文化中粉丝群体与客体之间产生连接关系的关键原因。
三、恶搞文化中粉丝群体的继承
1.主体层面：青少年占主体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说：“在任何时期，青少年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2]青少年渴望得到关注与认同，却因自身的年龄与社会地位无法实现，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恶搞文化为青少年宣泄不满、彰显个性和寻求话语权提供了渠道。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他们只通过对符号文本的拼贴改编，就可与主流文化进行对抗。
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也大多由青少年组成。以“嗨粉”为例，在嗨粉群体中，粉丝多为大学生。多次的恶搞事件在网上不间断掀起热议，他们沉浸于自己制造出的舆论混乱的快感之中，完成了他者身份的自我建构。无关年龄无关身份，他们赢得了公众的关注。这种规模化的后果使恶搞文化中的青少年找到了存在感，吸引了更多圈外的青少年了解恶搞文化，使得恶搞文化中的粉丝数量不断壮大。
2.文本层面：互文性的文本链条
恶搞文化中的文本通常是带有互文性的二次创作成果，恶搞粉丝群体创造的文本保留着恶搞文化中对文本进行拼贴、戏仿、反讽等处理的手法。以嗨粉为例，通过对嗨粉创造的文本观察，发现这些文本基本是截取语义和情境的片段进行重构，最终形成夸张反讽的二次文本，试图挑起公众话题。
学者费斯克提出“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生产者式文本”是受众参与的大众文本，受众可按照自我意愿对文本进行重组，创造出新的文本意义。[3]恶搞文化的粉丝群体所创作的文本属于“生产者式文本”，他们从不同角度去瓦解恶搞客体的语言行为，生产出新的文本，每个作品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使得文本之间构成“互文关系”，这些文本形成了具有互文性质的文本链条。
四、恶搞文化中粉丝群体的新特性
1.客体层面：恶搞对象具有唯一性
在恶搞文化早期，恶搞主体对客体不具有高忠贞性。总结起来，早期的恶搞客体大致属于两种类型：一是知名人物及知名作品，这类客体体现了主流文化思想;二是社会事件或新闻人物，对这类客体的戏仿是为了达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效果[4]。
随着恶搞文化的发展，恶搞文化中出现了对恶搞客体具有高忠贞性的粉丝群体，粉丝选择的恶搞客体突破了早期的类型，挑选出最能代表草根文化的人物去与大众文化对抗。以“带带大师兄”举例，他草根出生，但却在嗨粉的帮助下受到了关注。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从恶搞客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自我无意识的投射，使得被选择的客体很难被其他人或物取代。
2.组织层面：有组织的恶搞群体
在早期，部分学者将恶搞文化视为草根狂欢。狂欢理论由俄国符号学家巴赫金提出，狂欢理论中参与者往往具有集群的特点。早期恶搞文化的集群性主要表现为人数众多，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与恶搞主体建立联系。
在发展的过程中，恶搞文化中出现了有组织性的粉丝群体，成员之间有等级性和差异性。马特·赫尔斯指出：“粉丝虽然分享共同的兴趣，但在相关知识、接近对象的权力及地位声望上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5]恶搞粉丝群体内，由于对恶搞客体的关注时长、熟知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不同粉丝在群体内的地位有一定差距。地位和声望高的“意见领袖”负责组织一系列活动，其生产的文本数量以及延伸的范围远远大于普通粉丝。普通粉丝大多数时候是在改编和分享“意见领袖”创造出的文本，主要负责在社群内外传播。看似混乱的恶搞狂欢行为，背后其实是有组织的群体输出。
五、结论
恶搞文化中的粉丝群体将主体身份和立场复杂化，这类群体既保留恶搞文化的部分特点，又发展出与粉丝文化相关联的特性。如何把控依托互联网为平台的恶搞粉丝群体，在其不衰反盛的情境中又该做些什么，这需要互联网进一步的规划与建设。随着恶搞文化中粉丝群体数量的增多，这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角度和议题。
参考文献：
[1]陆健泽.网络传播时代的恶搞文化解读——一个符号学的分析[J].新闻界，2016（02）：62-66.
[2]（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2.
[3]曾一果，李立.超文本奇观与符号游戏——对新媒体青年恶搞文化的媒介文本研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02）：14-20+136.
[4]马可.恶搞文化：从边缘颠覆主流走向主流的瓦解--胡戈恶搞“无极”VS全民恶搞“鸟叔”[J].今传媒（学术版），2013，000（001）：53-54.
[5]Matt Hills.迷文化[M].朱华盧译.台北：台湾韦伯文化有限公司，2005：79.
作者简介：张娜（1999-），女，汉族，海南海口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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