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琴 李发耀
摘要：农村电商扶贫政策作为我国扶贫开放事业的一项创新，其在全国范围内得推广扩散有着明显得中国特色。文章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从时间、空间、路径模式和动力机制四个维度来探讨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这一创新政策的扩散规律。研究发现，农村扶贫政策扩散随时间推移明显呈现出“S”型曲线增长趋势；
空间上区域邻近效应显著且以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为基本扩散路径；
在扩散过程中主要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层压力、横向治理竞赛与学习和立体使命四种动力系统的影响，其中立体使命是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得以扩散的前提和基础，四个动力系统贯穿于电商扶贫政策创新扩散过程的始终。
关键词：农村电商扶贫；
政策创新扩散；
动力机制
引言
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正式纳入扶贫的政策体系后，电子商务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电商扶贫通过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加强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带动了偏远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贫困地区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对于农村贫困地区来说，电子商务已经融入到农业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已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农村地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政策创新，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过程可视为创新扩散。文章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分析视角，研究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创新扩散过程，探讨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在扩散进程的时空变化趋势、路径模式及其背后动力机制，期冀为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扶贫政策的推广扩散提供借鉴。
1、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1 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相关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Jack Walker在《美国各州间的创新扩散》一文中对联邦体制内的政策选择与扩散现象进行研究，拉开了政策创新与扩散研究的序幕。随后，在Rogers、Gray、Berry等学者的努力下，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政策创新扩散是一项政策创新通过某种渠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社会系统成员之间被沟通扩散的过程”。[1]它是一个动态的波动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扩散会经历缓慢扩散期、急速扩散期和平稳扩散期三个扩散阶段，呈现出S型曲线的特征。[2]布朗和考克斯将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特征总结为三条经验性规律：即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空间上表现为近邻效应、中央系统层面背景下出现的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或短视效应。[3]政策创新的扩散通是学习、竞争、强迫和模仿四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4]在扩散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区域传播模型、全国互动模型、领导一跟进模型和垂直影响模型四种路径模式。[5]
1.2 研究框架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选取省级政府这一中间层级，从时间、空间、路径、动力四个维度来构建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创新扩散的分析框架，窥探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这一创新政策扩散的样态与规律，丰富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理论研究的内容及其实践应用范围。
2、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
2.1 农村电商扶贫政策扩散时空特征
（1）时间维度
以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发布年份为横轴，以某年省级政府发布该政策累积量为纵轴（个别政府因政策修订发布过多次，均计入当年数据），制作散点图（见图1）来考察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在省级政府层面的时间演进机理。可见，农村电商扶贫政策自创新以来，在省级政府层面的扩散时间呈“S”型曲线分布，符合政策扩散的一般规律。其扩散阶段为缓慢探索期（2008-2013）、快速扩散期（2014-2017）、平稳扩散期（2018-2020）三个阶段。
（2）空间维度
在地域维度上，将全国各省（港澳台地区除外）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来考察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政策的扩散进程。通过对各省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发布时间分析可知，地缘相近的省政策发布往往前后相继，扩散具有明显的近邻效应。如四川2015年5月发布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后，贵州同年11月也发布了该政策。此外浙江和江苏，湖北、湖南和山西等同一区域政府，发布时间也相隔不久。其次，在扩散趋势上总的呈现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扩散的趋势。
2.2 农村电商扶贫政策扩散路径模式
（1）自上而下层级扩散模式
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过程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影子，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显著。如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纳入精准扶贫体系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现明显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垂直影响。中央层级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发布后极大促进了省级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发布，而省级政策的出台往往又先于省内地市级政府，农村电商扶贫政策扩散呈现按行政级别由高向低的层级效应。
（2）领先-跟进横向扩散模式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会因为公共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势能差表现出梯度性的扩散特征，即政策创新会沿着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较低的地区扩散。在我国，这种扩散的路径模式集中表现为相同的公共政策及其活动从处于政策领先地位的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扩散。这种以发达地区为标杆，跟进、效仿发达地区的做法，形成了区域间的领先-跟进扩散模式。农村电商扶贫政策从处于政策前沿地区的浙江向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西藏等地区）的扩散便是区域间政策领先-跟进扩散的典型例证。
3、农村电商扶贫政策创新与扩散的动力机制
3.1 纵向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
压力型体制是指县、乡两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而采取的以绩效评价和奖惩措施相结合的一套管理手段和方式。[6]其运作特征是将目标和任务通过政治命令和行政压力在行政体系中层层向下渗透和扩散，[7]这种层层传导的压力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绩要求与逐级行政问责压力和自下而上满足民众需求的压力两个方面。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首先体现在我国的权威压力型体制制度层面，深化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正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中央政府的行政考核压力的刚性约束，才使得该政策得以扩散。其次体现在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自下而上压力的刚性要求。在双层刚性压力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组织各方力量参与到精准脱贫的工作当中去，主动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脱贫方法。
3.2 横向治理竞赛的柔性激励
治理竞赛是一种以政府间相对模糊的治理效能比较为基础的竞赛。在治理竞赛中上下级政府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科层型网络”，这种关系决定了其考核方式是以追求卓越为导向。[8]脱贫工作做的好不好，关键还要看成效。对于地方主政官员来讲，脱贫工作成效是考验地方治理能力和领导者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因脱贫工作做得好被提拔和重用的政府官员不胜枚举。因此，横向政府间在脱贫攻坚战中，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时的“卓越表现”可以为其在仕途上助力，留下好印象。农村电商在脱贫和返贫问题治理上有着“卓越表现”，成为政策创新的柔性激励，也是地方主官表功的主要成果。
3.3 橫向政府学习的内生动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想要如期实现这两项目标任务，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贫困治理体系，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扶贫领域改革，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着力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些都需要政府学习。农村电商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创新举措，在扶贫实践中有着“卓越表现”，为了如期两大目标任务，各地方政府自发地学习党中央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重要指示，学习政策先进地区的政策措施。
3.4 立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党的十九大提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现阶段这种初心和使命具体体现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正是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纷纷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军令状，争分夺秒，为了达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一使命，不负人民的重托，展开了激烈的治理竞赛，学习先进治理工具与经验，创新扶贫工作思路与方法。
4、结语
文章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政策创新扩散的时间、空间、路径及动力机制四个维度构建综合性分析框架，探讨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电商扶贫政策的扩散在时间维度上，呈S型曲线；
在空间在维度上近邻效应显著；
在扩散路径上，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和领先-跟进扩散模式；
且农村电商扶贫政策的创新扩散主要受压力型体制、横向治理竞赛、横向政府学习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四种动力机制的影响。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为统领、政府间横向与纵向作用关系相互交织的过程。因此，在扶贫政策的创新与扩散应坚守使命，充分发挥自上而下政治压力问责、考核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Rogers， E. M，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p.5
[2] [美]埃弗雷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3] Brown Lawrence A and Cox Kevin R，“Empirical Regulariti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no.61（1971.03）， pp. 551-559.
[4] David Marsh，J.C.Sharman，“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Transfer ，”Policy Studies， no.30（2009 03） ，pp. 269-288.
[5] F.S.Berry and W.D.Berry，“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P.Sabatier，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169–200.
[6]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7] 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第22-28页。
[8] 彭勃、赵吉：《从增长锦标赛到治理竞赛：我国城市治理方式的转换及其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1期，第63-70页。
作者简介：
朱忠琴，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政策过程理论研究。
李发耀，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扶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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