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娟
（广州华商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李贽（1527—1602 年），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戏曲、小说评论家。他在文艺理论方面反对复古，主张创作抒发自己的见解。李贽的文艺思想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以及后世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贽是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人，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残唐五代史演义》等都有评点，其中以对《水浒传》的评点最有名，此种文学评论样式的开创，对清代小说评点理论影响至深。
学界从哲学、文学、史学等多个方面论述李贽思想的历史价值。据不完全统计，百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创作相关研究专著约有74 部［1］。年谱、评传类的专著共有十多部，1934 年铃木虎雄编写的《李卓吾年谱》是世界上第一部李贽年谱；
1937 年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从各个方面评论李贽，对其文学主张与文论思想的分析研究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李贽文艺理论思想、文学主张及其影响的研究论文近200 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多部文学史著作都包含了李贽的文学思想，如1962 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明代文学史》，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李贽文论的章节。可见，无论是综合性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还是文学理论批评史，李贽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他的文论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其他研究专著如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将李贽置于明代政治史、哲学史及文学思想史的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中，力争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 世纪70 年代末，回族有关古代文论的研究整体来说尚处于沉寂状态，但对李贽文论思想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丰厚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至1979 年，共有68 篇研究李贽的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和《厦门大学学报》相继开设专栏并刊载了数篇论文。1975 年，对李贽的研究达到高潮，这一年共计发表论文26 篇。这一阶段对李贽思想的研究多倾向于思想的进步性、遵法守礼、反儒教、反理学等方面，采用阶级论与社会学的方法。其中，文论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李贽文艺思想中的反儒教、反封建道学以及对复古的批判。如华思理、庆思、戎为今、李世宁、李茂肃等人的研究。华思理认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李贽是开创评点长篇小说的第一人”［3］，还认为李贽的文艺批评锋芒直指儒家“文以载道”和复古倒退，主张文艺要诉心中之不平，扶植新出现的具有反封建斗争意识的小说、戏曲。华思理指出，李贽的文艺思想是在儒法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李茂肃认为“童心说”是李贽在文艺战线上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应“予以历史地肯定，看到它在当时的进步作用”。李茂肃还指出，李贽文艺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并肯定了他对通俗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李贽对《水浒》、《西厢》等的评论突破了封建文人的传统观念，具有明显的赞扬反抗斗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民主思想，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学评论”［4］。
其次，《水浒传》的评点。20 世纪60 年代，萧伍的《试论李卓吾对〈水浒传〉的评点》［5］、黄海章的《评李贽〈忠义水浒传序〉》［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集到的最早的评李贽小说评点的两篇文章。萧伍通过考证，认为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李卓吾批点的，而袁无涯列本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虽也署名李卓吾，却是伪作。这个观点反驳了胡适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黄海章则反对李贽的反封建思想，指出李贽不可能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来歌颂农民革命，只是愤恨封建统治者把有才能的人物“逼上梁山”而已。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大谈其所谓“忠义”，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20 世纪70 年代，陈谦豫、靳岱同、许玉琢、马成生等人对李贽评点《水浒传》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如陈谦豫认为李卓吾“第一个把小说提高到和诗文并列的地位”“他在文学上大胆地提出‘变’的理论，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论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小说与诗文，同为‘古今至文’”［7］。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 世纪70 年代末，论李贽思想的特点则突出其唯物辩证论，强调其精神主体；
研究重点则关注其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战斗性；
阐释其思想成因时，则较多关注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这些评论文章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能够反映出当时中国文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对李贽的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早期成果比较突出，尤其是对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较引人注目。蒋志雄、陈曼平、刘健芬、彭胜云等人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给予李贽的《童心说》高度评价。蒋志雄从文艺与客观生活、主观精神、社会道德三方面的关系，对李贽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评述，认为李贽的文艺思想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反封建性质，在我国审美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其后的文艺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李贽在艺术形象的评点中所体现的伦理理想，往往就是他在生活中所找到的美的因素的升华”［8］。陈曼平等称李贽美学观的中心就是强调绝假纯真，抒写真情实感，李贽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则崇尚自然朴素［9］。刘健芬认为李贽提出的“自然之为美”，“富有幻想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且带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新特点。李贽的这一观点，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提出的美学观点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他所写的《童心说》和《杂说》等论著,不只是单纯的文艺理论，同时还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批评”［10］。彭胜云运用美学范畴来评析李贽的“童心说”，揭示了李贽文艺审美意象的深刻内涵；
认为李贽“从美的创造主体、审美主体与创造三个方面论述了美的根源是美的创造主本的自由”，达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美学的最高水平［11］。
作为其文艺思想的一部分，“童心说”的提出，以及李贽以此为立论依据对若干文学现象作出的分析、论述，确立了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地位。李用存的《论李贽的文艺思想》［12］、汤晓青的《〈童心说〉与李贽的文学思想》［13］等论著，对这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另有学者对其小说理论作出更为具体的阐释，例如：张菊玲指出“童心说”是李贽小说理论的基础，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贽开重视小说之风气，从理论上打破了经史独霸的正统观念，为小说立足文坛争得一席之地［14］；
董国炎认为研究李贽的小说批评理论首先要确定范围，这需要与他的文学思想联系起来［15］；
马成生从总体角度分析了李贽小说理论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16］；
还有何士龙、黄中模比较分析李贽的小说评论与金圣叹《水浒》评论的异同［17-18］。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李贽研讨会的召开，李贽文论研究进入新的境界。大约有80 篇与文艺思想相关的文章发表，研究范围从“童心说”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小说点评的贡献与方法，扩大到散文、戏剧以及音乐美学方面的理论。“童心说”的美学思想与《水浒传》小说评点，比之20 世纪80 年代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方法与范式并没有明显改变。杨志恒、吕孝龙、刘支宇等人从李贽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述［19-21］；
朴钟学、龙慧萍、张文勋则从李贽思想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论述“童心说”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22-24］；
杨金洲、蔡锺翔、赵海梅等学者对李贽的“自然人性”美学进行论述［25-27］；
佐藤炼太郎和张志合、孙琴安从李贽评《水浒传》的艺术特点及其文学评点在历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入手进行论述［28-29］。其中，佐藤炼太郎等的《关于李卓吾评〈水浒传〉》通过考证李贽评点《水浒传》四种版本的真伪，强调了李贽评点理论对当时小说评点的影响。
20 世纪90 年代李贽文论研究的明显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范围扩大，在散文、戏剧与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生点。研究方法上也更多地采用比较文学与文化诗学的阐释方法。张建业、张绍梅从李贽散文及其与明中后期散文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在李贽‘童心说’文艺观的指引下，从‘性灵说’直到张岱的小品文理论，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散文理论体系。与此相呼应，在散文创作上也发生了新变，特别是小品文的创作鲜明地诠释新散文理论的精髓与要旨。由于这种变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首开近代人文主义文学的风气，故而说中晚明时期实质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新变期”［30］。杜卫、姚文放、彭书麟分析了李贽的戏剧观，并与金圣叹、莱辛等人作比较，发现李贽戏剧思想的特点：姚文放认为“李贽与莱辛的戏剧美学都带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他们强调戏剧的自然、真实，主张戏剧表现普遍的人性，要求戏剧为新兴市民阶层服务，发挥积极的社会功用……他们的戏剧美学都已超出了本身的意义，而起到了启发民心、照亮思想的社会启蒙作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31］；
彭书麟认为明代中后期戏剧论坛上加强了对戏剧叙事理论因素的研究，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李贽提出了戏剧文学要做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32］；
蔡仲德的《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吴静的《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则从音乐美学角度对李贽文论进行论述。
其次，从对《水浒》的点评，扩展到对《三国志》的点评。沈伯俊的《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李富生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伪及评点的进步思想》等文章是其中代表。
再次，李贽研究从国内到国外。主要有白秀芳的《近百年李贽研究综述》《李贽研究在美国及欧洲》《李贽研究在国外》等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李贽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动态的、全面的研究资料。
最后，研究范式向文化诗学转移。梁希哲、姜建明的《李贽与16 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王育济的《“异端”的别一层意义——李贽思想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理论方位》，左东岭、杨雷的《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陈洪的《论〈维摩经〉对李卓吾思想及文学批评之影响》，胡遂的《论李贽“童心说”“私心说”与禅宗佛性论之异同》，黄元英的《论李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向朝的《泰州学派与中国通俗文学的繁荣——兼论李贽的“异端”学说》等文章，从社会学、宗教学、文学史、文化史等角度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伴随研究方法与视野的转变，研究范式也随之转变，李贽文论思想的研究进入新的高度与境地。
21 世纪，关于李贽的文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童心说”的阐释及小说评点的影响方面。对于李贽的文论研究范围和方法都显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童心说”的美学内涵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俗文学的关系和影响成为一个热点，小说理论及评点得到新的认识与价值评论，比较研究的视野得到扩展。各高校、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纷纷以李贽文论作为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选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李贽文论研究的学术热潮，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多角度阐释及多种方法的应用，也使李贽文论的综合性研究达到新的高度与深度。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与中国古代文论领域的双重身份又使李贽文论研究处于一个十分奇妙的联结点，虽然成为文学与文论之间学科划分的难点，但同时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一个融合点。文化研究、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李贽文论研究处于文学研究的潮流之中，又推动了研究的进程。多重身份、多重声音使得研究者对李贽研究现状的评价难以全备。
陈碧娥、纪蔷依旧从“童心说”入手分析李贽的美学思想。徐其超、赵志军、苗田、路卫华等人延续了20 世纪90 年代的研究思路，挖掘李贽文论中的“自然人性”观点。徐其超则将李贽的文论思想与欧洲人文主义进行比较，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中外文论的比较层面，促进了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
闵靖阳的《李贽的文论思想》，于婧、肖琳颖的《百年李贽文学理论研究综述》两篇文章对李贽的文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这一时期，杨梅、付晓琳、袁彦博、姚瑶、徐烨、马铭捷等人所撰研究李贽的硕士论文共14 篇［33-38］，这些学位论文角度不同，方法多样，内容丰富，立意明确，极大地提高了李贽文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尽管20 世纪以来对李贽及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西方话语的介入、过度阐释、文化研究的泛化体现出当下中国文论研究中的症结。如有学者将李贽作为启蒙文艺的代表，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对比；
将李贽文学思想与鲁迅的文学思想对比：这些比较研究都有将其现代化的趋势。左东岭认为：“将史的研究与现代意义阐发区别开来，是学术成熟的标志。”［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