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颖慧
自我国大力开展媒体融合工作以来，全国媒体自上而下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融媒体中心，构建起了融媒语境下的传播新体系。而在这个新体系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础，同时也是媒体信息传播的“前线”。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肩负着信息传播的重担，更具有服务群众的重要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应该融入社会治理当中来。
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一般都非常“本土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本地民众非常接近，在本土的治理工作中极具贴近性优势。其次，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不断发展，其各项服务功能都非常完善，特别是在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媒介”作用，在推动基层治理方式革新的同时，也展现出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我国在融媒体时代推动社会治理前进的重要方式。那么，它究竟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发挥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我国传播系统的基层单位，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其产出的产品也要围绕着“本土化”来进行，只有紧紧抓住“本土化”特色，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引导功能。这是因为，具有本土特色的内容产品具备“贴近性”，能够拉近媒体和受众的距离，也就自然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引导功能。媒体在传播这种极具本土化特点的信息时，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强化和受众的情感联系，改变受众的认知方式，而这个过程就是县级融媒体中心践行社会引导职能的过程。
具体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本土化的媒体机构，肩负着维护地方和谐发展的责任，所以其新闻的生产要为当地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当舆论方向呈现偏离时要及时进行引导。特别是当地出现热点新闻、热点事件时，往往会受到公众的重点关注，一些虚假的信息会同时出现在网络上，对公众的认知造成干扰。这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可通过新闻发布、滚动报道等方式，向当地受众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满足受众对真实信息的渴求。此外，还可以新闻评论的方式向受众传达旗帜鲜明的观点，增强其识别信息真假的能力，帮助其进行理性思考，以达到激浊扬清、凝心聚气的目的。
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项城市融媒体中心迅速组织优势力量，开设了《疫情一线》《专家声音》《武汉直击》等20 余个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栏目，每天播报与疫情相关的新闻。此外，还迅速启动了应急传播系统，分别在不同时段循环播放疫情相关信息，借助户外音柱、通村大喇叭实现了疫情信息传播的全区域覆盖。项城市融媒体中心还与各社区进行合作，迅速组织起了“基层专员队伍”，这些基层抗疫人员将所负责辖区的防控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上传至融媒体中心，借助网站、公众号、客户端等形式进行传播，在第一时间向当地受众传递了真实信息，有效阻止了谣言的传播。而且各种防控视频、图片、文字报道的传播也能提振当地民众抗疫士气，增强战“疫”胜利信心，对当地群众齐心协力抗击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文宣”类新闻产品的传播也能有效凝聚人心，提升地方知名度和影响力。比如，融媒体中心可制作与当地风俗民情、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相关的内容，再以短视频、H5、图片、文字、动漫、VR 等形式进行宣传，以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濉溪融媒体中心为展示濉溪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地制作了一个集音乐、动漫等元素为一体的互动作品《看濉溪》，该作品推出后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喜爱，起到了刷屏效应。濉溪融媒体中心还在其公众号上举办了柳孜文化园开园、韩村红色旅游季等直播活动，深入挖掘了濉溪当地的旅游资源，将当地的民情风貌、优秀景色向全国传播，极大提升了濉溪的知名度。
作为我国传播系统的基层单位，县级融媒体中心除了具有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这是因为它属于“体制内”单位，借助体制优势能够和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进行合作，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为民众提供便捷服务，同时基层政府也能借助融媒体中心的技术便利提升自身办事效率。比如，昆明市下辖各区县自融媒体中心建成以来就一直在积极探索“融媒+政务”的可能，2019 年5 月，盘龙区融媒体中心客户端“云融盘龙”上线运营，它将政务服务融入客户端中，民众只需借助手机就可完成一系列事项的办理。
除了为民众提供政务服务的便利之外，融媒体中心还能借助各种技术手段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将一些“线下”的文娱活动迁移至“线上”，消弭文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场限制，有效提升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比如，为了直播好2019 年元宵节民间社火表演活动，临猗县融媒体中心派出了规模宏大的采访队伍，共派出包括台长、总编在内的20 余名工作人员，还投入包括航拍设备在内的八部摄像机，人力、物力的投入保证了直播活动的完满举行。此次直播活动中除了本地民众外，还有全国其他地区的观众共16 万人次涌入直播间观看社火表演，不仅为全国观众奉献了精美的文化盛宴，更将临猗县本地的文化特色和发展成果向全国展示，借助网络的传播力使更多的民众了解社火这种文化、了解临猗这个地方。
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可为当地民众和企业提供各项线上服务，在践行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能实现经济效益的创收。比如，为农民带货直播、开展线上购物、助力复工复产等。兰溪融媒体中心在疫情防控的大形势下，为助力当地复工复产，利用自身传播渠道和技术便利，发布了上千条就业信息，实现了企业和应聘者的“零接触”沟通，此举不仅符合疫情防控的要求，同时也为当地数十家企业解决了用人难的问题。再如，2020 年7 月2 日肇源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快手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带货直播”活动，主持人和推荐官一道担任带货主播，将肇源县当地农产品在网络上进行直播销售。通过此次直播活动，不仅使肇源县当地农产品被更多的人知晓，而且借助直播这种新形式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产品的销量。
由此可见，“服务职能”是“中心”的核心作用之一，通过多方合作，借助技术便利，特别是随着5G 技术的商用，在未来更多的服务项目将出现在“中心”的产品矩阵中。
由多方参与的协商共治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实现“协商共治”的重点在于激发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搭建起便于沟通交流的“桥梁”。对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借助自身技术便利为多方协商共治搭建“桥梁”。
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可称为多方协商共治的沟通枢纽。具体来说，当地方政府发布政策之前，可事先借助融媒体平台向群众征集意见，了解群众关切，以便政策更加符合群众的切实需求。比如：安吉县融媒体中心就在政策发布之前通过官方或民间平台进行话题设置，广泛吸纳群众意见、深入了解民众关切，就可能引起分歧的项目，事先向群众进行解释、宣传。此举不仅很好地引导了舆论的走向，也极大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其次，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作为多方协商共治的“平台”，借助自身在节目制作上的优势，打造出形式各异的问政节目。民众可以通过融媒渠道进行线上问政，表达自身诉求，政府工作人员可与群众进行交流、沟通，最终促使问题的圆满解决。比如，项城市融媒体中心创立了“新闻+监督”的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打造起一个全民参与的监督平台，构建起了“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马上就办》栏目的开办更是大大提升了问题的解决效率，民众可以通过《马上就办》栏目表达自身诉求，针对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问政，促进问题的及时解决。
由此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及承担着“纽带”和“平台”的职能，更扮演着“缓冲带”的角色。有了它的存在民众才能更好地表达自身诉求，在沟通和交流中实现社会治理的协商共治。它虽未直接参与其中，却是协商共治形成的前提，在政府和民众间发挥着“缓冲”作用。可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构建多方协商共治的“地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治理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地基”又是“出发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因其“贴近性”能够直接与民众产生意见交换，有助于实施舆论引导，同时也能将国家的方针、政策以更加亲民的形式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所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的角色是多样的，既有引导功能、服务职能，也有桥梁作用。笔者认为，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未来的工作中应不断进取，除了践行好“新闻传播”的职能之外，还应努力开创更多的形式进行社会引导、社会服务、搭建桥梁，更好地践行自身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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