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斐蓉
提 要:本文以明代嘉靖年间宁波的收藏家、书法家丰坊对张旭《古诗四首》的鉴定为重点,讨论丰坊在鉴定法书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同时推论卷末为什么会出现两篇署名均为丰坊的鉴跋,其指使者为谁,以及此卷从华夏、到项元汴及其子项玄度的流传中谁是此卷最有可能的改装者等问题。
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夏天,收藏巨富华夏(1494—1567)①华氏是无锡望族,以富庶和孝亲闻名。华夏字中甫,又作中父,号东沙,国学生时曾游乔宇、王阳明之门。在王阳明得罪刘瑾,被流放后,华夏也受到牵连,从此隐于乡,在故址上建“真赏斋”以贮收藏。其收藏中,显赫名迹有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袁生帖》,唐代的《万岁通天帖》等。嘉靖初年,华夏将它们合刻成著名的《真赏斋法帖》,是明代最早的私家刻帖。邀请丰坊前往无锡赏鉴古物。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中②丰坊在华夏真赏斋驻留的时间,据其在华夏藏品上的款署时间推测而来。《东观余论》款署“嘉靖已酉六月癸亥”,《宝斋山林集拾遗八卷》为“己酉六月甲子”,晚《东观余论》一天；
《古诗四首》卷后款署为“嘉靖己酉中元节(七月十五日)获观于东沙真赏斋”；
《夏承碑》后为“嘉靖己酉中伏日道生题”；
《娄寿碑》后为“嘉靖己酉中伏日,道生观于真赏斋”。《真赏斋赋》后的款署为“嘉靖二十八年屠维作噩,月在鹑火之次,日在参”。即1549年的六月三日。完成万余字的赋文,想必需要一段时日,所以,丰坊在五月份时就应该在华夏处了,也即至少从五月到八月。,丰坊过眼了真赏斋中几乎所有的收藏,古籍、法书、名画、碑帖、青铜器、玉器、瓷器、砚台、大理石插屏、几、香等等,并记录和题鉴了一批最珍贵的藏品③这些著录在丰坊为华夏作的《真赏斋赋并序》中,全篇共10542字,其中序4241字。此赋最早被明代郁逢庆全文录于《书画题跋记》中；
清代《石渠宝笈》卷十五附于文征明《真赏斋图》后；
清代陈元龙(1652—1736)编的《御定历代赋汇》卷八十二收入,但是注文并未录入；
光绪戊申(1908)著名学者缪荃孙(1844—1919)从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中抄出,刊刻于其所辑的《藕香拾零》丛书本中。。
题鉴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张旭草书《古诗四首》卷,今天它被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近几年,这件铭心绝品多次展出,引来观者如潮。
遗憾的是,多数人对于卷后有两段均标注为丰坊,但书法风格完全不同的小楷题跋并未深研,致使一些人在引用丰坊小楷书法时误将后一段伪托的小楷作为标准件,而无视前一段的真迹风格。
同样,围绕此卷出现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如:丰坊是如何鉴定的? 为什么他的意见不被重视? 为什么卷后会出现两段不同的题跋? 其目的何在? “指使者”又会是谁? 诸多问题,促使笔者想作一番梳理和探讨。
一
丰坊(1494—1570后)字存礼、存叔,后改名道生,字人叔、人翁、人季,号南禺,又曾号南禺外史、南禺世史、南禺病史,别号西郭子、西农、天野人,浙江鄞县(今宁波)人。
丰坊少警敏好学,是正德十四年(1519)的解元,嘉靖二年(1523)的进士,授礼部主事,第二年因随父谏“大礼议”事受杖阙下①“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嘉靖年间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由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没有后代,“兄终弟及”,庶支的堂弟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如何称呼孝宗(弘治皇帝)和生父的问题上,世宗极力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正宗皇帝。因此,遭到大多数守护宗法制度的大臣们的反对,引起激烈的论辩。它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的政治斗争。丰坊和他的父亲丰熙也卷入此事件中,丰熙更是领袖者之一。嘉靖三年(1523)七月,因进谏无效,丰熙、杨慎、何孟春等八人带领二百多名大小官员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和孝宗皇帝,惹怒世宗。最终一百八十多名官员,包括丰坊及其父亲被廷杖,更有一百三十多名官员入狱(此事又称“左顺门事件”)。,迁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嘉靖六年(1527)京察中,被贬扬州府通州同知,在数次请辞后,允归故里。
从此刻意著述、深研书法、沉溺收藏,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
丰坊的书法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可比肩祝允明,如黄汝亨(1558—1626)说:“丰考功、祝京兆于笔墨踞曹、刘之间,虎视本朝,以皆得古人书法而逸出之也。”②(明)黄汝亨《寓林集》卷30,《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9 册,页521。范大澈(1524—1610)说:“国朝能书者虽众,惟宋仲珩,端木孝思,祝希哲,丰存叔四人为得三昧之妙,入右军之室。”③(明)范大澈《碑帖纪证》,“祝希哲书刻”条下。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8月版,页18567。汤临初则从书帖的见识与临摹两方面来比较丰坊与祝允明,认为他们各擅胜场,丰坊古帖见闻最广博宏富,临摹的功力胜过祝允明;而在书才上,祝允明比丰坊更胜一筹④汤临初《书旨》,见潘运告编著《明代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版,页298。。
明末苛刻的书法评论家项穆,曾勾勒出他心目中最完美的书家形象是:兼备丰坊与祝允明的天资、文徵明的学识、文彭的风逸和文嘉的峭健于一身⑤项穆《书法雅言》,见潘运告编著《明代书论》,页207—208。。
从存世的书法作品以及丰坊的书学论著《书诀》《童学书程》等来看,确不是虚言⑥关于丰坊的书法作品可参见拙著《丰坊存世书迹丛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其实,除一生致力书法外,成为“鉴赏家”亦是丰坊的志向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刻下一枚“鉴赏家”印以自许①据《石渠宝笈三编》记载,丰坊在题跋(宋)徐铉篆书《千字文》后的楷书释跋末尾所钤之印有二,为“存礼”和“鉴赏家印”。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页1375。。
由于今天丰坊存世的资料不多,要想了解他的鉴定方法无疑非常困难,而存世的这件张旭《古诗四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二
《古诗四首》的主体部分是由五种颜色、六段长短不一的笺纸连裱在一起,共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
书法龙走蛇舞,满纸烟云,观之使人荡气回肠。
关于此卷书法的研究,相关文章非常多,此不赘述。
卷后拖尾有三段长跋,第一段题跋的落款为“鄞丰道生书”,引首钤“四”“明”联珠印,末钤“丰氏人叔”“南禺外史”两印。
第二段题跋的落款为“鄞丰道生撰并书”,未加盖丰坊印章。
“并书”两字有明显的笔墨擦痕,显示为后人伪添。
这两段题跋都是小楷,前一篇书风浑厚古朴,与丰坊为华夏鉴题的汉《夏承碑》《娄寿碑》和古籍《东观余论》《宝晋山林集拾遗》上的楷书风格完全一致。②拙著《丰坊存世书迹丛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页194—195,203—206。后一篇跋书风秀雅,类似文徵明传派风格。
在丰坊传世的小楷中并未见过有此风格,可以断定此篇不是丰坊笔迹。
此卷拖尾的第三段题跋是董其昌所书。
以狂草书写的四首古诗中,前两首为庚信《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王子晋赞》与《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
此卷北宋《宣和书谱》著录为谢灵运所书,华夏在得到此卷后,对于作者一直心存疑问,以鉴识闻于天下的文徵明在看过后似也难以定论。③华夏重要的藏品,如钟繇《荐直表》、王羲之《袁生帖》、颜真卿《刘中使帖》、王方庆《通天进帖》等都有文徵明的鉴跋,所以,此卷他也必定看过,但是没有留下任何鉴定的文字,可见其难定论。因此,丰坊赴约真赏斋,此卷无疑是华夏让他鉴定的重点。
展观此卷,丰坊凭借他的鉴识经验,认为书风有唐人气息,且决不是谢灵运笔迹。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进行推理的。
由于论证的内容丝丝相扣,分段引述不利作全局观,因此,不惮其烦将主体鉴跋文字移录如下(加下划线的文字是第二段题跋中被删减去的文字)④引文中的分段为笔者所为,以示丰坊推论中的层次。此外,加下划线的文字为第二段跋文删掉的文字。:
右草书诗赞,有“宣和”钤缝诸印及“内府图书”之印,世有石本,末云“谢灵运书”,《书谱》所载“古诗帖”是也。然考南、北二史,灵运以晋孝武太元十三年生,宋文帝元嘉十年卒,庾信则生于梁武之世,而卒于隋文开皇之初,其距灵运之没,将八十年,岂有谢乃豫写庾诗之理? 或疑唐太宗书,亦非也。按徐坚《初学记》载二诗连二赞,与此卷正合。其书则开元中坚暨韦述等奉诏纂述,其去贞观又将百年,岂有文皇豫录记中语乎? 但记中“枣花”,帖作“棘花”；
“上元应送酒,同来枉蔡家”,帖作“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北阁临玄水”,帖作“北阙临丹水”；
“坐绛云”作“生绛云”；
“玉策”,石本同,而帖作“玉简”；
“天火练真文”,帖作“大火錬真文”；
“难以之百年”,帖作“难之以万年”；
“登云天”作“上登天”；
“爱清净”作“复清旷”；
“冀见”作“既见”；
“缤翻”作“纷繙”；
“岩下一老翁五少年赞”,帖“五”上有“四”字,以锻语工拙较之,则帖为优,记乃木刻,传写伪耳。
窃详是帖,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胜有庾稚恭、王子敬之遗趣。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李白、温庭筠诗皆称之,窦臮《书赋》述之尤详。季真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集》载赵兰坡与勤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
然东沙子谓卷有“神龙”等印甚多,今皆刮减。昔米老云：“古帖多前后无空纸,乃是剪去古印以应募也。今人收‘贞观’印缝帖,若粘着字者,不复入开元御府。盖贞观至武后时,朝廷无纪,驸马贵戚概请得之,开元购时剪不去者,不敢出也。”米又云：“《陈贤》草帖奇逸如日本书,亦有唐氏杂迹,字印与此卷正同。”意其实六朝人书。余按陈时庾信在周,南北为敌,未尝相通,山林诸集书画皆明著其目,兹独不然,何欤?元章、长睿又皆尝云：“秘阁所收务博,真赝相混。”然则《书谱》所纪,可尽信耶!
石刻自《子晋赞》后阙十九行,仅于“谢灵运王”而止,却读“王”为“书”字,又伪作沈传师跋于后。传师以行草鸣于时,岂不识“王”“书”二字耶?抑东沙子以唐初诸印证之,而卷后亦无兰坡、草窗等题识,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
从这段长跋中,可以看到,丰坊论证的层次非常清楚。
第一步他通过印章,确认《宣和书谱》所记载的《古诗帖》即是此卷。
接着,他考证出古诗内容前两首为北周庾信的《步虚词》,后为南朝宋谢灵运的《王子晋赞》与《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两赞。
丰坊见此卷时,各帖间的次序是杂乱的,所以,考证出内容需对古书相当熟悉。
其后,丰坊再据《南史》《北史》记载,证实谢灵运死后八十年庚信才出生,如谢氏是作者,怎么可能预写庚信之诗? 此证确凿,显然华夏非常赞同。
华夏怀疑此卷可能是初唐人,并且是唐太宗所写。
为驳证华夏观点,丰坊又考证出卷上四首诗实出于徐坚的《初学记》。
《初学记》是唐开元年间徐坚、韦述等奉唐玄宗诏编纂而成,晚于唐太宗近百年,同样道理,唐太宗不可能是这些诗赞的书写者。
为进一步证明《初学记》与此卷的关系,丰坊还将两者进行了文字上的校对,指出有十二处差异,同时辅之以他所见的拓本,认为卷上用词更胜刻本《初学记》,且是由于书籍在流传翻刻的过程中所据底本不佳之故。
在否定书者是谢灵运、唐太宗后,第二步,丰坊对书写者进行推断。
他认为是唐人所书,且书法带有东晋时期的庾翼(305—345)和王献之(344—386)的笔意。
在丰坊的目鉴经验中,他认为欧阳询、孙虔礼、张旭、怀素的书风与都与之不类,而贺知章是可能书者。丰坊的理由是贺知章的《千字文》《孝经》《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与此卷相仿佛①贺知章(659—744)字秀真,号四明狂客,会稽永兴县(今杭州萧山)人。从唐代的郡治范围而言,与丰坊为同乡。贺知章曾读书于宁波月湖中,宋绍兴十四年(1144),郡守莫将在贺知章读书的地方建“贺秘监祠”,此祠今仍存在。。
贺知章在四明一地活动时间很长,他的墨迹和石刻留存此地不少,丰坊还收藏过草书《千字文》、章草《孝经》以及《龙瑞宫记》三帖②乾隆《鄞县志》卷23,《续修四库全书》,第706册,页531。,且将《千字文》和《孝经》摹刻上石③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见骆兆平编纂《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月版,页175。。
可见,丰坊极为熟悉贺知章书风,定此卷书者为贺氏,决不是信口开河。
为进一步论证书者为贺知章的观点,第三步,丰坊又转向文献史料。
文献记载贺知章的草书在唐代十分有名,李白与温庭筠的诗集中都有称赞,窦臮的《书赋述》叙述尤为详细。
此外,徐坚《初学记》刻本在贺知章时已十分流行,贺氏是有机会见到并抄录的。
丰坊还找到宋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其中有记载宋宗室赵与勤曾藏有贺知章的《古诗帖》,丰坊认为此帖极有可能就是这卷《古诗四首》。
尽管丰坊的理由比较充分,但是,许多疑问尚待解答。
华夏对卷上有唐初印章被抹一点不解。
丰坊引用米芾之言,说在唐开元时许多古帖要“剪去古印以应募”。
此外,由于米芾曾言陈时有《贤草帖》奇逸如日本书,与此卷相类,华夏疑问会不会就是六朝人所书。
丰坊解释陈时庾信在北周,南北为敌不相通,因此不可能写庾信的诗。
另外,丰坊还引米芾、黄伯思说秘阁收藏书画为追求约博,所以藏品也是真赝相混,“《书谱》所纪,可尽信耶”,也即《宣和书谱》的记载,不可全信。
敏锐的丰坊还发现此卷为什么被说成谢灵运的真正原因,原来末尾一帖“谢灵运王”的“王”字被误认为“书”字所致。
石刻拓本在“子晋赞”后缺了十九行,止于“谢灵运王”,有人将“王”字的第一横刮去,使人误为“书”字。
然而,拓本后有沈传师跋,也记是“谢灵运书”,此作何解释? 丰坊认为沈氏以行草名于时,不可能辨不清“王”“书”两字,所以,判定其后的沈氏之跋应是伪。
可以说,对这些疑问,丰坊辩驳得非常漂亮。
但是,作为“受雇”之人,丰坊也要兼顾“雇主”华夏的感受,所以他又委婉地说:“抑东沙子以唐初诸印证之,而卷后亦无兰坡、草窗等题识,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这种俟定之语显然是客套话,丰坊内心是坚信己说的。
《古诗四首》卷从北宋《宣和书谱》著录为“谢灵运书”以来,到明代嘉靖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丰坊是第一位对作者提出异议并详细考证之人。
他从庚信、谢灵运的生卒年得出书者不可能是谢氏,又据石刻本指出前人误读“谢灵运王”为“谢灵运书”亦是造成后世托名谢灵运的原因之一,这些有理有据的论证让人信服。
从考证中可以看到,丰坊的思辩是严密的,态度是谨慎的。
他主要依据笔法和书风,在总体把握时代书风的基础上,在自己的“经验智库”中进行类比排除,锁定目标。
接着,又考证大量的文献史料、书画著录,层层深入,以接近最为可靠的结论。
这种鉴定是建立在他对古代文本以及历代刻帖和书法极为熟悉的基础上,也与他热衷史学以及博闻广识密不可分。
仅这次鉴定,就涉及《南史》、《北史》、《宣和书谱》、石坚《初学记》、窦臮《述书赋》、米芾《云烟过眼录》、《宝章待访录》和《宝晋山林集》等历代史论、类书、书画著录、书法理论方面的书籍,此外,还有李白与温庭筠的诗文集,以及此卷的石刻拓本等等。
三
丰坊的贺知章之说,并未被广泛认同。
围绕这件《古诗四首》卷的论辩还在继续。
嘉靖后期,华夏的多件藏品,包括此卷书法陆续被项元汴(1525—1590)购得,项氏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右题中已极详备如此,余又尝见宋嘉祐年不全拓墨本,亦以为临川内谢康乐所书,妙入神品。今幸获睹真迹,殆不虚语,笔势纵逸,使人真有临云之想。书于五色笺上,其笺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玺,为庸人擦去,可惜。装背错序,细寻绎之,方能成章。第前二篇,见近世所刊六朝人诗《庚信集》,味其词气,颇不类谢公,为可疑。深愧浅陋,不能考订以破数百年之惑,而使妙迹不遇知音,悲夫! 墨林子项元汴①汪砢玉《珊瑚网》,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5册,页722。。
可见,项元汴在得此卷前曾见过宋嘉祐年间的不全拓本,书者为谢灵运。
但是,当他得到此卷后,发现前二篇在词气上不类谢灵运,所以心疑之,并为自己无力去考订致使“妙迹不遇知音”而深感遗憾。
显然,项元汴此时并未见到丰坊的原跋。
我们可以推测,《古诗四首》卷和丰坊原跋并未同时入项氏之手,因为华夏当时并未将之装裱在一起,同时代友人题跋并不是古物,何况丰坊的结论并未使此卷增益身价。
项氏见到此卷时,描述它是“装背错序”,只有“细寻绎之,方能成章”,今天藏在辽博的这件手迹内容并无错序,显然,经后来重装,且丰坊的两篇鉴跋也被裱在一起。
通过两跋内容的比较,我们发现抄跋删去了丰坊原跋中许多重要的考证文字,正如前文引文中那些标下划线的文字所示。
其中删去:丰坊考证谢灵运与庾信的生卒年;考证此卷非唐太宗所书的观点;丰坊认为《宣和书谱》不可尽信的观点;丰坊反驳或是陈时人所书的观点;连最后一句“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也被删掉,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削弱丰坊对此卷的主观判断。
与此同时,抄跋又增加了一些文字,其中有“元章及黄长睿尝云,秘阁所收晋宋法书多用碧笺,唐则此纸渐少耳”,其意似想从用纸上提出新的看法,即此卷早于唐代,甚至就是六朝人所书,以相合于米芾的鉴识。
显然,丰坊的观点,哪怕不是谢灵运己铁证如山,也不是删改者想要的。
项元汴过世后,此卷为其子项德弘(? —约1619后)所藏,万历三十年(1602)项德弘持卷请董其昌鉴跋①此可从董氏跋语中有“余故为项玄度正之”,且款署“万历壬寅中元日董其昌跋”中得知。,董其昌定此卷为张旭所书,并将之刻入《戏鸿堂帖》。
张旭是唐代赫赫有名的草书家,加之董氏在明末鉴赏圈一语九鼎的影响力,故后世多沿用其说,这也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张旭《古诗四首》的原由。
其实,从董其昌的跋文中可知,他的鉴定十分粗略,他认为此卷笔法与张旭《烟条诗》《宛陵诗》两帖相同,且“狂草始于伯高(即张旭)”,所以就断定是张旭所书。
董其昌未能深考文献,其武断的鉴定与丰坊严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形成明显的对比。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指责丰坊和文徵明附和《宣和书谱》的谢灵运之说,不能深考,“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顾庾集自非僻书,谢客能预书庾诗耶? ……丰人翁乃不深考而以《宣和书谱》为证,《宣和》鉴书如龙大渊辈,极不具眼……”从这些辞气中可知,董其昌此时也没能见到丰坊的考证原文,他所见的应该是后一篇删改的丰坊伪跋。
观察原卷,发现丰坊伪跋与董其昌的跋是在同一张纸上,此纸明显异于丰坊原跋用纸。
《古诗四首》卷在清代入藏内府,被《石渠宝笈》定为赝品,深埋于故纸堆中。
直到现代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著名的书画鉴定家们无不对它进行过考证,如谢稚柳、杨仁恺等人认为是张旭所书②谢稚柳：《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收入《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页40—46。亦可见《鉴余杂稿——中国古代书画品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页45—50。杨仁恺：《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载《中国书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页298—304。,启功通过纸张的颜色结合古代五行排列方位及卷中的避讳,认为是宋人所作③启功：《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见《启功书法丛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月版,页47—51。。
徐邦达则从草书发展递变规律及“玄水”为“丹水”避宋赵氏始祖“玄朗”,认为此帖不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102),且认为是否是张旭所书仍可研究①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徐邦达集》,北京：故宫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0册,页127—132。。
张珩认为五纸中前数行是元明人笔,中间是类黄庭坚的宋人书,末尾有唐人笔格,但终不能定论,所以暂且沿袭张旭旧说,并感叹“古法帖中有不可论定者,此卷其一也”②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标点整理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4月版,第2册,页841。。
可见,鉴定此卷确非易事。
在鉴定家们的鉴定中,对丰坊的两跋只有徐邦达和张珩有所讨论。
徐氏指出后一篇“字体似文徵明一派,非道生自书”,可谓确论。
张珩则详细地对一真一伪的产生,以及为何将之装裱在一起进行了推论:
其跋即前丰跋,末行款下“并书”二字似后添,意此是人叔初稿,东沙倩人代书以入卷者,后南禺稿定,复自书,以贻东沙,遂致并存卷中耳。此跋小楷绝似文嘉,则东沙属休承代书者,故南禺跋来而仍存于卷中,其下“并书”二字,或即东沙增入,休承未肯为南禺捉刀,而东沙必欲以南禺跋为重,不得不如此,近时好事家亦往往为之,古今心理,如出一辙③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标点整理本)第2册,页844。。
张珩认为先有后一跋,是华夏请文嘉代书。
前一跋是丰坊定稿后送给华夏的。
比对前后两篇文字,此说不足为信。
张珩注意到抄跋后的“并书”系后添,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认为“并书”两字是华夏欲借丰坊之名增重,且文嘉又不愿屈尊,所以华夏自行涂改,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综合分析题跋、原作纸张、钤印的印泥颜色以及重装此卷的最大可能者,我们发现项德弘才是“并书”添款的最大嫌疑者。
丰坊伪跋和董其昌跋在同一纸上,正如上文已及,是项德弘持此纸请董氏题跋,当时纸上已有一段丰坊的伪跋。
其次,丰坊的原跋与伪跋上都有项元汴的钤印,但是印泥颜色明显不同,伪跋上的六枚颜色呈暗红色,原跋上的为鲜红色。
其三,此卷装裱者当是项德弘。
目前卷上的六段书法用纸的骑缝均盖有项元汴的印章,已纠正项氏初见此卷时“装背错序”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不是项元汴所为? 如果在项元汴时已将此卷改正,那么,丰坊原跋也必会装裱在一起,董其昌决不会视而不见。值的注意的是,丰坊原跋上的项元汴印章是项氏本人所盖,确凿无疑,因为原跋前的一行隶书“丰南禺书谢帖跋”是项元汴手迹。
如果伪跋“并书”两字是项元汴所为,其加盖的印泥色差绝不会如此之大。
更何况,项元汴死后,其宏富的收藏和未竟的事业为项德弘所继承和发扬①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版,页50—52。,要利用其父印章加盖,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请得董氏题跋后,项德弘将原来顺序错乱的四首诗,以及当时还未上裱的丰坊原跋,装裱在了一起,且时间不早于1602年。
四
《古诗四首》卷是书法鉴定史上悬之未决的著名公案之一,虽然它今天被归入张旭名下,但其中究竟仍待商讨。
通过丰坊对此卷的鉴定过程及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到,丰坊的鉴定是建立在收藏、学识、博见以及书法能力的基础之上,是个人综合知识的应用。
他将书风与文献考证紧密结合的方法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方法在今天仍不失是鉴定书画的最重要方法。
当然,丰坊能参与这件公案的鉴定,也决不是偶然。
其次,从书风鉴定上来看,董其昌定张旭与丰坊定贺知章的方法其实一致,也即以个人见识经验为据,但是,丰坊的鉴定无人认同,而董氏的结论至今仍存。它表明,在鉴定中话语权的重要性,有时鉴者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影响力,在引导真相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丰坊一真一伪的两跋表明,窜改鉴题以增利增价,在书画鉴藏史上决不会是孤例。
第四,从丰坊鉴语中可以感受到,邀鉴家与藏家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尤其当观点不一致时,鉴家如何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哪怕你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自信,也绝不可忽视“雇主”的意见,这种关系,今天亦然。
第五,当我们在认识丰坊小楷时,千万不要将后一篇伪跋当作他的鉴定标准件,否则误人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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