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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美德伦理系统

时间:2024-04-07 10:15:01 来源:网友投稿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不同于其他民族爱国主义之处在于其有独特的美德伦理支撑,也因此铸就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德性价值,使其呈现出一种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基质,表现为一种仁民爱物、民为邦本的仁爱主义和民本主义特质,具化为一种天下主义的价值追求,并通过崇尚正义、讲求诚信等品质构成一个有机关联的美德伦理体系,不断生成且促进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广博义理和精神操守,同时也新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性或民族品格,形成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国德或国家德性。

[关键词]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美德伦理;国家德性

[作者简介] 王泽应,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及由此所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比较而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既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支撑着中华文明自古及今地向前发展,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独特作用,是与其自身的美德伦理精神滋养及其价值拱立密切相关的。或者可以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因其特有的美德倫理精义获得了一种行稳致远的价值功能,成就了一种“岂无龃龉,终归和协。岂无干戈,终化玉帛”“虽则纷披,根终为一”“虽则纵横,源终不竭”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体意识,陶铸成了一种有根有魂而又开明友善的伦理气质和襟怀。

一、 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美德伦理奠定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

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爱国主义的发展史和伦理图谱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始终将和平

崛起、和谐发展、和平共处视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坚持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同国际主义、健康的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内主张共同富裕、国外主张和平共处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既立足古代天下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化为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并且以务实的态度致力于亚洲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以及中非、中欧、中美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最大的诚意致力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意识和奉献意识。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1]423-425这种底气和自信来自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撑和价值观自信,来自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伦理美德的道义滋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历程的坚定信念。“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唐·韩愈《答李翊书》)建筑在五千年文明沃土之上的当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坚实基础,有着源远流长的血脉传承,有着卓尔不群的精神风骨,更有着广大精微的伦理神蕴和无穷魅力。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平主义的王道文明。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主张以和为贵的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友好。“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106-107历史上,中国即使在最强盛的时代也从未对外扩张,没有留下任何海外殖民的记录。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1]370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岁月,深知和平的可贵,盼的就是和平,求的就是稳定,因此决不会把自身遭遇到的苦难强加于他人或他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最注重和谐、最看好和睦、最崇尚和美的人民和民族,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也没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价值偏好。

尚和合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十分置重的伦理美德。和谐是社会政治治理的目标,合作则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和衷共济,自古以来受到中华民族的高度肯定和推崇,并被化为一种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精神均强调“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形成了“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协和万邦”的价值观,不仅主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要和谐相处,而且主张人与自然之间也要和谐相处,人自身的身心灵肉之间也要和谐共生。中国的故宫三大殿都以和命名,有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中国的太极图注重阴阳、动静、阖辟、盈虚、隐显之间的和合共生。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协和万邦的有容乃大理想,对内追求克己,对外追求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推崇以道理服人的王道。“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1]89中华民族注重“和合”思想和价值追求,使得中国人在面对他者、面对异质性要素的强力冲击时,总是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原则,力图与其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并行不悖,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根性,和而不流,群而不党,讲究有原则、有主体性的和谐共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兄弟民族的关系一直是以和睦相处为主流,“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2],数千年来成为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中华民族的尚和合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上,而且也体现在与域外民族和他国的关系对待中。孙中山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3]246-247中国共产党人是尚和合精神的继承者和光大者。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和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都讲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热爱和平、注重社会和谐、注重亲仁善邻、讲究和睦相处的传统和精神,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只会是机遇,而不会是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设想,特别强调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在多种场合阐释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华文化崇尚和合的传统和精神。习近平倡导同心维护世界和平,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之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1]30在习近平看来,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深刻认知和自我把握,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知和精准把握。

二、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的优秀品质拱立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义理大厦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置重的对祖国和国家的爱,本质上同儒家所崇尚的仁爱、民为邦本以及民本思想和德性,包括取信于民意义上的诚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浸透着对全体国民的爱、对天下众生的爱,有一种仁民爱物、民贵君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德性伦理灌注其中,从而成就仁爱主义、民本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博大伦理精神和情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儒家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爱”以及墨家所倡导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有着一种内在精神的关联,从而使得这种爱国主义充满着对人民生命的尊重。

仁爱是儒家伦理所崇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伦理原则和伦理美德。孔子建立的仁学就是以讲仁爱为主体内容的。仁爱在具体的道德生活中要求从孝悌开始,扩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而达到仁民而爱物。“仁的精神贯通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生命;仁的观念,乃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4]22“中华民族唯得此天德大用,得此天地精神,才浩浩不息,绵绵相续,卓然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其谓内心之仁德,不过是得此天地生生之大仁,反诸身,涵诸心,生化浑融,纯一不二者,不过是人于天地间获此大德而具生生之理而已。”[4]22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者曰仁。中華民族体此天地之大德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就一种既源于天道又补充和完善天道的人道,此即如王夫之所说的“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5]890。这一过程也是人自己“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5]883的过程,是人弘扬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并成就自己内在本质的过程。中华民族获此仁民爱物的仁爱意识,陶铸了自己的心胸,陶冶了自己的情感,也为民族共同体的扩大、凝聚以及结成坚如磐石的内在关系注入了一种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和价值滋润。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仁爱精神并以仁爱精神待人接物的民族。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了“仁”的观念,《左传》《诗经》多处谈论到“仁”,而孔子对“仁”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并将其与人的本质和人性联系起来理解,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既把“仁”理解为“爱人”,指出“仁者爱人”,更对这种“仁者爱人”作出了“忠恕之道”的分殊式界说,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同时,仁爱不只是人我之间关系的对待或处理,还有一个人群关系的对待和处理,那就是“泛爱众”或者往更高一点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里仁》)。孔子还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视为仁者应该有的胸怀,并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以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等命题。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人格平等的仁学思想体系。孟子主张行仁政,推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并认为仁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罗近芳在谈到儒家文化精神时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中间又何纤毫间隔?故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6]一部《论语》,“仁”出现了109次,足见孔子对仁或仁爱的重视,而且孔子讲义、礼、智、信或其他诸德,也总是不离“仁”,常常是“仁义”或“仁礼”并称。孙中山先生谈到,仁爱是中国固有的好道德。仁爱的精义是“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7]“仁”之种类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和救国之仁三种,革命者的“仁”就在于救国救民,使国家摆脱奴役,使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化中讲仁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始终不渝地坚持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求解放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书写了仁民爱物的新的历史篇章。

如果说仁爱主要侧重于人我之间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建构起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彼此成全的伦理关系,那么民本主要是侧重于国民关系视域,要求将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建构起有民斯有国、本固邦乃宁的伦理关系。民为邦本、以民为贵,凸显了人民在国家民族共同体中的基础性地位、本源性地位和至上性地位,夯实了人民对国家民族共同体兴废存亡的本根性和决定性根基。在中华民族的认识中,共同体得以形成并且获得稳固性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统治者或精英人物,必须建基于人民的利益维护和价值认同。因为决定江山社稷根本命脉和前途命运的是人民。人民的利益维护和价值认同本质上构成中华之“道”的根本内容,所谓“得道”其实就是“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够“得天下”。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最终决定国家命运、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将古代中国社会所讲的重民本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和评价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邓小平将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提出了“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8]。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就指出,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不渝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头,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9]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主张始终植根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诚实守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也以言行关系表达并确证了国民关系,从而凸显治道伦理的价值基质。《管子·枢言》将诚信视为治理天下的枢纽,指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贞观政要》有言:“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又说:“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论诚信》)因此,在中国古代,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国家立国之基。所以孔子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价值判断,说明了诚信对于治理国家的重大意义。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十分注重“信义”之德的,对于朋友讲“言而有信”,对于治国讲“民无信不立”,讲信修睦、信用诚实始终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伦理美德。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3]245他以商业贸易为例,指出中国人做生意彼此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形成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定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3]245。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讲诚信的传统美德,并予以发扬光大。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9]430,胡锦涛还把诚信友爱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强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诚信建设,诚信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专门作为重要的一条被写入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推动道德实践养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将诚信建设纳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主张建设诚信政府、诚信中国,彰显了以诚信为“天下之结”的重要意义,为建设可爱之国奠定了坚实的美德伦理基石。由此可见,仁民爱物的中国,民为邦本的中国,诚实守信的中国,建立起爱国主义的义理大厦,使其精深厚重、清纯高远,成为人们钟情倾慕的对象和守望依持的家园。

三、 崇正义、求大同赋予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以中道共享的美善基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公平正义、公道正直,并以公平正义之心待人接物、处世应对。儒家追求“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為邪所媚”(明·汪天赐《官箴集要》)、“唯公然后可正天下”(《傅子·问政》)。贾谊《新书·威不信》也说:“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崇正义是我国传统社会名、事、礼、乐、刑、罚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其中中正的观念则体现着“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易经》)的道德律令,也是“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书·洪范》)的王道之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秉持大中之道,注重正义、公平,讲求公道正派,以不偏激、不过分、不狂妄为基本的人生处世之道,是故“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里的“元”和“宗”即超越一切私见、私欲和私利的公道正义,是不偏不倚的王道大德。崇正义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汇通天道义理而理性自觉的民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崇正义的传统美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把公平正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社会。《尚书·洪范》最早提到了“大同”一词,“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用来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同心同德的状态。《礼记·礼运》则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图像,其主要内容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各得其所,世界太平。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和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信念。近代以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推崇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并指出:“遥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盖实乎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11]康有为专门写了《大同书》,认为大同世界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理想世界,“夫欲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得养,人格皆具,人体皆健,人质皆和平广大,风俗道化皆美,所谓太平也”[12]。“大同之世,人心皆仁,风俗尽美”,在大同世界里,“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13]。孙中山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14]孙中山还将大同世界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认为大同世界强调政权公之天下,而他的三民主义也是以政权的天下为公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的,使“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15],这就是国民平等之制,亦即三民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崇尚天下为公的求大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追求,并为之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奋斗,终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此后又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度、政策及具体举措上均作出了设计和部署,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其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关注和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人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连续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发展战略,使数亿人口在短短十几年里成功脱贫,书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辉煌篇章。

四、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因其特有的美德伦理而具有无穷的魅力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同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明和传统美德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传承和发展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故而体现出仁道主义、民本主义、和平主义、天下主义以及诚信为上、正义为本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追求。从世界爱国主义发展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既是有根有魂的,又是开放包容的,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狭隘的和盲目的,它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有着“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共存品质,有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伦理特质和精神禀赋。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伦理美德和崇高品质受到国外很多有识之士的肯定和好评。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指出: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16]58-59利玛窦还根据自己的仔细研究对一些断言中国征服了邻国并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一论断的错误在于“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16]59。利玛窦强调指出:在中国凡是有教养乃至有地位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自远古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意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16]59-60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认真地比较了中西文明,认为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而中华文明显著的优点是合理的人生态度或和平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他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在罗素看来,中国人的宽容和友善“超过了欧洲人根据他们本国的生活经验所能想象的极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贫穷悲惨,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更为幸福。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该民族建立在比我们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基础上。不安定和好斗不仅造成了明显的罪恶,而且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不惬意,无法享受到美的愉悦,使我们几乎没有沉思的美德。”[17]364-365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主张吸收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而对那些不好的东西则加以拒斥。“西方不好的东西——兽性、不知足、随时准备压迫弱者、贪婪”,这是中国人极为反感而又厌恶的,中国人只“希望吸取西方好的东西,尤其是科学”。[17]372罗素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并把眼光投向未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现代世界極需要它们。在这些品质中,我把和平的态度放在第一位,它寻求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17]374世界人民期盼和平、呼唤和平并希望过和平的生活,只有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精神才能给世界和平提供一种价值的引领和道义的支撑。如果按照西方那种霸权主义和“零和思维”及“丛林法则”,不管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如何发展,人类终将是不幸的。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对中华文明和中华美德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因素进行了概括,指出其中包含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精神、儒教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儒教和佛教具有的合理主义精神、人要支配宇宙就要遭到失败的天人合一精神、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然而是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的共生主义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是人类最需要的宝贵财富。汤因比极为欣赏和推崇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8]294又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8]295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中也对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表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那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18]290中国人没有海外扩张和殖民的野心,也没有留下任何对别国侵略的记录。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侵略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池田大作赞同汤因比关于世界统一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他认为“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18]295。池田大作早在1968年9月8日发表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就坚持认为中国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他指出:“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中国问题已成为实现和平的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19]3所以他提出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为中国准备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其参加各种有关国际问题的讨论、要广泛推进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要立即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等建议,并特别强调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有助于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发展,更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1984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池田大作谈到了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尚文”而不是“尚武”的国家,他指出:“与世界文明史中经历过盛衰荣枯的其他强大帝国相比,在中国历史中,很难发现单凭武力,明目张胆地推行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的例证。尽管一时性的武力主义也曾勉强推行过,但毕竟很快便为文化及文明那大海般的力量所吸收。中国被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其卷帙浩繁的史书中,只消信手翻阅几册,就可发现其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性和伦理感。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尚文的国家,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抑制唯力是视的武力侵略主义。”[19]79-80池田大作不仅盛赞中国的和平主义,而且还对中国的人本主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中国的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他说:“‘中国的人本主义原型,是在春秋末期乱世,人在拼命寻找生存意义的艰难苦斗中形成的。同样地,在混沌的今日,当人在摸索如何创造历史时,中国的传统对于构筑新的人类世纪将作出巨大贡献。”[19]111他对中国的大同思想亦有相当的称颂和褒扬,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大同思想蕴含着“共生的道德气质”。池田大作十分崇敬周恩来总理的品质和人格,认为周总理的品质和人格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和人格,他富含深情地说道:“放眼大局而不忘细节,心藏秋霜信念而脸露春风笑容,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对方的心为中心,既是中国良好公民又是世界主义者,经常把温和而公正的目光投向人民,这样卓越的人格”[19]120-121体现了“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的崇高的道德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道德品质和优秀人格,“定会为世人瞩目,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被赋予极大的期待”[19]121。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立于其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传统美德及民族精神正在引领着人类爱国主义发展的潮流。我们相信,熔铸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成果和精神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赢得具有公道之心、追求和向往和平生活的人们和国家的尊重和好评,并促进世界各国爱国主义的健康发展,真正产生那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伦理效应。“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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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池田大作.我的中国观[M].卞立强,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20] 梁启超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37.

(编辑:杨增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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