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莉 莉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清代学者型官员陆陇其撰辑的《问学录》共四卷，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为其中年之作，集中体现了其学术倾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编大旨，主于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然与王守仁辨者少，而于近代之说调停于朱、陆之间，及虽攻良知而未畅者，驳之尤力……盖明之末年，学者以尊王诋朱为高，其势几不可遏。陇其笃守宋儒，力与之辨”(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65，第826页。。从这个意义上看，《问学录》也反映了明末清初理学思想发展的状况。该书兼采诸家之说，参以个人见解，是研究陆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值得指出的是，《问学录》在传播过程中有两个比较典型的版本：其一是《正谊堂全书》本，仪封张伯行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
其二是《陆子全书》本，有光绪十六年(1890)海昌许仁杰识语。两种版本著录的内容有显著差别，前者是删节本，后者可称足本。这两种版本的不同，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它们对陆陇其学术思想的传播各有何优长与不足？张伯行所刊《问学录》所作删节，是特删“辨难牵引之太繁”，还是另有隐衷？删节的效果如何？其间蕴含的学术史意义何在？这些都值得问学者深入探讨。
清代吴光酉等所撰《陆陇其年谱》云：“壬子十一年……先生访吕石门于禾郡，彼此恨相见之晚。一时往复，皆关学术人心。详《卫滨日钞》中。遂辑《问学录》。”(2)吴光酉、郭麟：《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0页。“《问学录》辑成。先生束发受书，即知崇尚朱子为入圣之阶，深恶讲家与作文之背注者。至是与石门语，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别立宗旨厚诬天下也。遂辑成是《录》。嘉、隆以来阳儒阴释之学，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遁辞知穷，而学者得不惑于邪说矣。”(3)吴光酉、郭麟：《陆陇其年谱》，第30页。这两段文字，交代了《问学录》的创作缘起，即陆陇其结识明清之际的一代大儒吕留良，深受其学术观点影响，有感于当时学界存在的“阳儒阴释”的实际，欲发明朱子理学思想，发心挽救世道人心，由此则《问学录》一书的立意和主旨可明，其批判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
《问学录》一书，陆陇其在世时尚未付梓。对此，有两种文献可资佐证。一是陆咫威所作陆氏《行状原本》有述：“所著述，有《灵寿县志》《松阳讲义》，及《评选编年国策去毒》五十篇。手订先生《一隅集》，已刊行。尚有旧本《四书大全》，旧辑《四书讲义》《读礼志疑》《读朱随笔》《问学录》《卫滨日钞》《随记》，其《语录》《文集》方在汇辑，俱未授梓。”(4)陆咫威：《行状原本》，载吴光酉、郭麟：《陆陇其年谱》，第201页。二是《问学录》文前有清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张諴序，谓沈初(即所谓“沈少司马云椒”)任职四库全书馆时，于浙江采得《问学录》，既进呈，又命胥吏抄录一部以自藏。又云，《问学录》原稿尚未刊行即已散佚，惟少司马沈云椒、东城倪氏有钞本。沈氏请张諴校正，出示《问学录》两编，当即《问学录》及其《续录》。初编得自田阪曹氏，续录则本诸《三鱼堂日记》，沈氏加以删削，命曰《问学录续录》。
《问学录》沈氏进呈之本，后来未收入《四库全书》，仅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据许仁杰在《问学录》中的识语“是本乃从钱唐丁丙借录，经平湖张宪和雠校过”可知，《问学录》后为丁丙所藏。结合张諴序与许仁杰识语可以推断，丁丙之本，即是沈氏钞本之传钞本。陆氏《问学录》原稿之存亡已无可考，而《陆子全书》本更为接近《问学录》原本全貌。
今访《问学录》一书，其馆藏情况如下。一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正谊堂刻本，藏南京图书馆，不提供阅览。二是清同治五年(1866)刻《正谊堂全书》本，作《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四卷，题“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受业诸子仝校”。此本前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序，各卷末有“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谊书局重校开雕”牌记，《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南京图书馆有藏。三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宗培等刻《陆子全书》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刻“陆子全书”，鱼尾下刻“问学录”及卷次。卷首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序、乾隆间邑后学张諴序、目次。凡四卷，二百五十条。目次末有光绪十六年(1890)海昌许仁杰识语。南京图书馆有藏。此外，还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正谊堂全书》本排印本《问学录》等。
关于《问学录》的删节，《陆子全书》本和《正谊堂全书》本俱有明确交代。张伯行在书序中讲道，刊订是书，“于卷中，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陆子全书》本《问学录》中有许仁杰题识，曰：“足本《问学录》向未梓行，其编入《正谊堂全书》者，删节本也。”此外，《四库全书》本《松阳钞存》有陆陇其之孙陆申宪跋：“伯行刻陇其遗书四种，惟《读礼识疑》《读朱随笔》为足本，《松阳钞存》及《问学录》均删节失真。”(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四，第799页。今经对校，《正谊堂全书》本确为删节本。《陆子全书》本的信息量较之《正谊堂全书》本要丰富得多。
《问学录》原本(此即用《陆子全书》本代之)诸卷著录条目数如下：卷一辑录48条，卷二辑录47条，卷三辑录89条，卷四辑录66条。凡四卷，计250条。据初步统计，《正谊堂全书》本删节各卷的条目数为：卷一删去19条，卷二删去16条，卷三删去46条，卷四删去29条，合计删去108条。《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所删节条目占原书总条目数的43%强。以上统计数字均是整条删去的内容。此外，还有部分删节的文字。据粗略统计，卷一、卷三各计1小段，卷二、卷四各计3小段，共涉及8小段文字，其中少的有二三十字，多的达三四百字。《正谊堂全书》本的删节现象，如果细致分类，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说明。
第一，删节《问学录》原本先贤语录或事迹条目情况。
从《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所删节的段落来看，涉及的有代表性书目如下：《论语》与《孟子》(卷三1条)、《左传》(卷二1条、卷三1条)、《周礼》(卷三1条)、《中庸》(卷三1条)、《史记》(卷三1条)、《朱子语类》(卷二3条中删2条、卷三32条中删21条)、《程氏外书》(卷三1条)、《性理大全书》(北溪陈氏、卷三1条)、《西山读书记》(卷四6条中删1条)等。
从删节的文字所涉及王阳明之前的先贤语录(或事迹)来看，有老子(卷三1条)、孔子(事迹，卷三3条)、孟子(卷四1条)、闵子马(卷二1条)、王荆公(卷三1条)、二程子(卷二10条中删3条、卷三1条)、杨龟山(卷二6条中删2条)、李果斋(卷二1条)、朱子(卷三9条中删4条)、胡炳文(卷四1条)、胡季随(卷三1条)、史伯璇(卷三1条)、薛文清(卷三10条中删1条)、曹月川(卷二1条)、章枫山(卷二3条)、何椒邱(卷二1条)等。
以陆氏引述《朱子语类》为例(有部分段落与其他书目或人物并处一条目中)，《问学录》所引用处多达三十五六条，(6)按，此处用概数“三十五六”，主要是因为个别段落删除了部分文字，未按照一个完整的条目来计入，后面的“二十三四”同此。而《正谊堂全书》本删去的有二十三四条。
第二，删节《问学录》原本明儒、阳明门人及后学条目情况。
《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中，涉及明儒或明代学人话语而被删除者尤其多。例如：罗整庵(卷二4条中删2条+1处)、湛甘泉(卷二1条)、何景明(事迹，卷三1条)、李文利(卷三1条)、史莲勺(卷三3条)、吕泾野(卷三1条)、焦弱侯(卷三1条)、王元美(卷三1条)、陈几亭(卷四1条)、唐鹤征(卷四1条)、王维桢(卷四1条)、高景逸(卷一5条中删1条、卷四4条中删3条)、董思白(卷四1条)、徐文贞(卷一3条)、程策(卷一1条)、卢格(卷二1条)、胡敬斋(卷四5条中删1条)等。另，对明末清初学者话语加以删除者有之，如陈确庵(卷四1条)、陆桴亭(卷四3条中删2条)、盛珍示(卷四3条)、诸庄甫(卷四3条中删1条)、黄陶庵(卷四1条)等。
值得指出的是，《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对于书中涉及的阳明门人、后学或宗王学者的话语删除较多，其著名者如罗近溪(卷一2条)、尤西川(卷一1条)、王龙溪(卷一1条)、李见罗(卷一6条中删5条)、顾泾阳(卷一1条)、邹东廓(卷三1条)、黄省曾(卷四1条)等。
第三，删节《问学录》原本异于朱子学、阳明学之学者条目情况。
如果说张氏认为陆氏“门户之见”过深，删除阳明一脉学者的言论或事迹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该本中，对那些记录与阳明学观点相左的学者言论被删去的情况，则需要费一番功夫加以审辨。以明中期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罗钦顺整庵先生为例，陆氏在《问学录》中介绍或述及罗整庵的有5条，分别是卷二“祭章枫山文”1条、朱子论“理不离乎气”1条(删除小字“《学约》载罗整庵一条云”)、王湛之学1条(删)、《困知记》谓云云1条(删)，卷三“嘉靖时不惑于异学者”1条。于此，则颇令人费解，究竟何以非删不可。
第四，删节《问学录》天文、历法、地利、河渠、刑律等条目以及对西方学术的关注情况。
《正谊堂全书》本对《问学录》中大量涉及天文、历法、地利、河渠、刑律之说皆加以删除。陆氏所著录的条目中有多条涉及律例(卷四1条)，冬至、夏至、黄道(卷四1条)，极昼、极夜、岁差、黄道之天、列宿之天(卷四1条)，潮涨潮落(卷四1条),节气(卷四2条)及星宿运行规律、经度、维度、辨地之圆体与方体(卷四1条)，实得朱子自然哲学之真传。他又引用诸多西方学者的著述，如李文利的《律吕元声》、阳玛诺的《天问略》、熊三拔的《简平仪说》以及南怀仁的有关学说，而《正谊堂全书》本均删而不用。从这点来看，张氏与陆氏的学术主张和进路或许有较大不同。
上面提及的南怀仁，值得特别作一介绍。南怀仁，比利时籍天文学家、科学家，清初很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也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等。由此可以想见，清初对于西学与自然科学的推崇，俨然已成为一种时代风气。陆氏既尊朱子之格物方法，也受到当时西方学术潮流的熏染，故能在这部专门致力于“道问学”的著述里留出大量篇幅、选取诸多文段，记录西方研究成果，可谓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善于吸取他人之长的学术品质，这是很多后来诟病陆氏严守门户者未能了解或有所忽视的地方。若删去不录，后世无以知陆氏学术之特质，不能不令人遗憾。以《问学录》卷三为例，原本共著录了89条，《正谊堂全书》本删去46条，可以据此想见陆氏原本之规模。
针对上述大范围的删节现象，有必要思考：同一个作者的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机构刊刻，何以会有如此大的不同？究竟是何种思想在指导张伯行对他所刊刻的图书加以删节？删节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是时代学术风气转变所致，还是个人学术倾向异同使然？是他不赞同陆氏的主张，还是为了进一步弘扬陆氏的学术思想？张氏和陆氏的学术视野有何不同，他们的著录理念和张氏的删节之举对今天考察朱陆异同以及理学思想在清初的传播有哪些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可以加深我们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认识。下面，笔者重点分析张伯行删节的原因。
首先，张伯行刻书删书，是专门针对陆陇其之书而为之吗？
在刊刻前贤著作时加以删节，对于张氏来说，已有前例。在福建任职两年间，张伯行先后刻印诸多文献，对所选刻的典籍多有删改。例如，刻薛文清《读书录》，张氏取“前、后两《录》，节其重复，梓为成书”；
刻罗整庵《存稿》，“举其精要者授之梓”。据考证，正谊堂所刻陆氏的著述共有四种，即《读礼志疑》六卷、《读朱随笔》四卷、《问学录》四卷、《松阳钞存》一卷。其中，《问学录》和《松阳钞存》两书有重复，张氏删去《松阳钞存》与《问学录》的重复部分；
删订之后，《松阳钞存》仅存二十余条。这样来看，张氏刻书而删书，定有他所秉持的尺度和准则，不只是针对陆氏的图书加以删节了。
其次，张伯行刻书删书，确系“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吗？
关于《问学录》的刊印与删节，张伯行在书序中说道，刊订是书，“于卷中，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问之意。盖正学既明，异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与较，而且聪明未一、识见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杂于目前也”。这里，张伯行概要地说明了刊刻《问学录》时对原书进行删节的原因和原则：其一，原编“辨难牵引之太繁”；
其二，“正学既明，异端自息”，所以不必“切切然与较”；
其三，学者们的学识修养有高下，如将各种观点一起放在面前，不利于学者辨析审查，因此而删订，“不至于使是非邪正交杂于目前”。似乎这样做，才有利于学术思想在学者中的弘扬流传。
兹举李见罗一例，以见其余。陆氏《问学录》原书共引六段李见罗的文字，张氏刻本删其五，仅存其一。
李见罗之学，盖睹良知之弊而欲救之也。故其学以修身为本，止至善为宗。曰“修身为本”，不但外不骛于家国天下，亦且内不狃于心意知物，其意欲以实救虚耳。然身如何修，必使此身无不合于理，然后可谓之修身也。故又以止至善为始事，曰“至善原不离身，则不堕空虚；
修身即是止至善，则非滞形器，故八目总归修身，三纲总归一止”，其说是矣。然如何能知至善而止之，则程、朱“居敬穷理”之说，岂可不用乎？乃见罗则曰：“止为主意，修为功夫，立命归根，全在一止。格致诚正，不过就其中缺漏处检点提撕，使之常归于止耳。”又曰：“《格致补传》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直以知在心，理在物，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义外也，则是以程、朱穷理之说为非矣。”又曰：“守其常觉常照者，以运量于事事物物之间，以是为尽性至命之宗也。”我不知其解矣，则是以程、朱居敬之说与阳明致良知之说皆非矣。然则见罗之所以求止者，不求之事物之理，不求之此心之灵，果何从而得所止也？我恐其所见为止者，未必是真止，亦与良知之弊同归而已……见罗又曰：“至善妙入，声臭俱无，最不容于拟议。故孟子止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子止言‘修身为本’。故止于至善，则修身为本之命脉也；
修身为本，则止于至善之窍门也。”又曰：“修身为本，人知其为经世之宗？”谁知其为性宗，此其力反平实，以矫良知之弊，用意深矣。然不直宗程、朱，岂得即为正学哉？
笔者按：以上所引为《正谊堂全书》本所删。述朱宗朱，此陆氏为学之大宗旨所在。这段文字中，陆氏字里行间处处以程朱为标杆，既肯定了李见罗学说着力用意深处，也匡正了李见罗学术之失，指出其“以程、朱穷理之说为非”，指斥他“不直宗程、朱，岂得即为正学”的问题。
陆氏所录关于李见罗的诸条文字，既是学问功夫所系，又可匡正学界对朱子学问误解之处，故陆氏多方摘引，不厌其详，以纠其失。如果不详《正谊堂全书》本究竟出于何种考虑而予以删节，则甚为可惜。若说此处选取李见罗条目过多而删节，似也不妥。因为其他卷内采择薛文清语计十条，张氏仅删去其一，则“辨难牵引之太繁”的假设也无法成立。卷四引许钟斗两段文字，列出两条，《正谊堂全书》本俱存不删。可见，也不是出于一位学人仅取其一则言论。
最后，是学术风尚有所转变而使张伯行刊书时非删不可吗？
试对比陆氏与张伯行的年龄：陆氏生于1630年，卒于1692年；
张伯行生于1651年，卒于1725年。正谊堂刻印《问学录》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其时距陆氏离世不过十几年，且均在康熙时期，从宏观的政治学术背景来看，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文化政策倾向、理学的学术地位等方面当无实质性变化。从陆氏所著录的条目来看，其所涉猎的知识领域颇为广泛，其论辩也甚严格。
综上所述，张伯行删书并非专门针对陆陇其其人，也非简单地欲其简洁明快，也不是时代环境的变迁使然。客观来说，张氏对于陆氏，是怀着一种敬仰之情的，否则他不会利用职务闲暇研治流传陆氏的学术著作，这从他赴福建途经陆氏家乡驻留并收集其著作可见一斑。由此，本文此处虽然分析、揣测其删节原因，也绝不意味着张氏在学术上与陆氏有所抵牾，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
首先，从陆氏述朱宗朱的坚定性来看，张氏对《问学录》的删节已然背离其初衷。
陆陇其宗朱学为正学，抨击王学是“阳儒阴释”，“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不可胜言”。他所辑录的《问学录》一书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宗旨。他指斥那些背于朱学者为非正学，“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7)陆陇其著，周军、彭善德、彭忠德校注：《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2013，第4页。他排斥陆王，特别反对王阳明致良知之说，抨击阳明是“阳儒阴释”。《问学录》便是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的代表作之一。对于《问学录》一书的大旨，陆陇其之子陆宸征等所撰《长泖陆子年谱》有比较精准的评价：“辑《问学录》。订所见罗近溪、李见罗及嘉、隆以后讲学阳儒阴释者得失同异，一一订其真伪。”(8)陆礼征、陆宸征：《长泖陆子年谱》，载吴光酉、郭麟：《陆陇其年谱》，第234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编大旨，主于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然与王守仁辨者少，而于近代之说调停于朱、陆之间及虽攻良知而未畅者，驳之尤力”(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七，第826页。。这几家的论述，对于我们走近陆陇其、理解陆陇其，以及评价张伯行刊刻而删节《问学录》的做法可以起到统摄精神、指引方向的作用。这是与清初的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因而后来他受到了清廷的大力推崇。
兹举二例，以略述其删节之得失。陆氏在卷三中纂辑云：
又曰：“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恰似有一个小底仁，有一个大底仁，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意，仁便是这般气象。春、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义，一界子是仁之礼，一界子是仁之智。此皆合义、礼、智以言仁也。”观此数条，仁之名义可知矣。罗近溪辈止以浑然与物同体为仁，是知有爱，而不知爱之理，知偏言之仁，而不知专言之仁也。
上述引文中“观此数条”云云，系陆氏针对引文所作的按语，专门阐发他本人对于孔子思想核心“仁”的理解，兼论前贤立论之得失。从前到后，陆氏不厌其详地援引《朱子语类》中的数段文字，专辨“仁”字之义蕴。该小节述仁分四界子，曰仁之仁、仁之义、仁之礼、仁之智，谓仁为心之全体，合义、礼、智以言仁。需要注意的是，此处陆氏长篇累牍引述，意在为批驳阳明后学罗近溪的理论观点找论据，其思想来源就是理学大宗朱子的学说。或许张伯行并未深入体会其中况味，以为陆氏的摘录过于繁杂，似无必要，故而删节不用。对此，如果用“武断”来评价张氏的行为当不为过。陆氏援引先贤文字，可谓有的放矢，目标精准，观点鲜明，旨在为评述罗近溪辈“止以浑然与物同体为仁”做铺垫，是“知有爱，而不知爱之理”，“知偏言之仁，而不知专言之仁”。此正陆氏用心所在，即捍卫理学之学术本旨，弘扬理学之精神，反对阳明弟子及其后学附会或作歪曲理解；
而此条被删，显失陆氏学术用心，可不惜哉！
又，陆氏在卷三中还纂辑有一条曰：
朱子时有未定之论，如《语类》所载：潘时举问曰：“先生向作《克斋记》云：‘克己者，所以复礼，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功。’是如何？”曰：“便是当时也说得忒快了。”盖朱子初间，亦因明道谓“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故如此说。后来恐流入佛氏之学，故谓克己又须复于礼，此可见其穷理益精处。若王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定论》，则是诬之而已。
按：此条陆氏引朱子对于“克己”与“复礼”关系的认识和表述前后有不同，究问“克己”之外是否需要“复礼”的功夫，揭示出后来朱子在穷理方面的认识越来越精准和严谨，并斥责阳明学之讹，正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非。上段文字的末句 “若王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定论》，则是诬之而已”，为陆氏论述的落脚点。而此条一旦被删，自然无法窥见陆氏纂辑整本《问学录》的用心。如此，则陆氏所谓问学一途，欲求其入正避邪，则变得无所依托了。
除罗近溪外，尤西川、王龙溪以及邹东廓、李见罗、顾泾阳、徐文贞、黄省曾等，本是陆氏评点的重点对象，陆氏正欲借着对他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点评，潜挽世道人心；
而《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删而不用，远悖陆氏本意，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陆陇其本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倾向，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一点，读之者不可不晓其得失，不能不生出憾缺之意。
其次，从陆氏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吸纳的自觉性来看，张氏于《问学录》的删节，显然已缩小了陆氏本具的规模与胸襟。
兹举《问学录》原本中的两例加以说明。其一曰：
自昔言南北极者，皆有定度，曰：“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即蔡九峰注《尚书》，亦主此说而已，又皆以地为方体。故程子曰：“天圆则须转，地方则须安静。”朱子曰：“《通鉴》说：‘有人适外国，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处。日入地下，而此处无所遮蔽，故常光明。’是亦以地为方体也。既以地为方体，则南北极出地，便当有定度矣。”西人之说则曰：“地为圆体，悬于空际，上下四旁，皆有人居，四方之人，各以所居子午线为午时，太阳在东方，甲居东方者为午时，日轮在其天顶故也。乙居西方者，即为子时，日轮至天顶须六时故也。”其详见阳玛诺所著《天问略》中，从古言历，未有若此之明确者，虽北极出地之不同，郭守敬亦尝测得之，然不知由于地圆之故。故终有未尽，今观《不得已辨》中言杨光先于历理毫无所谙，见于“大地非圆”一语，则此固言历之本也。
此条述天、地、经度、维度、南北极、昼夜等，辨地之圆体与方体，陆氏盛赞阳玛诺所著《天问略》言历之明确。此陆氏善于吸收西学研究成果之证明。《正谊堂全书》本删去不录。
其二曰：
西人熊三拔所著《简平仪说》云：“或闻一年为一昼夜，不信也。”愚闻之西国人，彼亲所经历，无足疑者。近检《元史·郭守敬》“四海测验，二十七所”内云：“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又检《唐书》载：“贞观中，骨利干国献马使云，其国在京师西北二万余里，夜短昼长，从天色暝时煮羊，足才熟而东方已曙。”即此二端，亦足征北土有极长极短昼夜矣。第元人所至止于北海，未至六十五度以北，故夜尚有十八刻，骨利干所居亦未至六十六度半弱，故夜尚有一两刻可煮羊脾。若更北渐短，必至无夜，又更极北极在天顶，必至一年为一昼夜。若骨利干国夜短昼长，是彼中夏至暨冬至，必反而昼短夜长，如其刻数，而史书不言，则传说未尽也。世间耳目未经，而理之所是，不得不信，否者彼北极下人，又肯信吾以百刻为昼夜哉。此一条与朱子所引《通鉴》正同，而明白似过之，是岂朱子之不若西人哉？盖历法一事，非一人一代所谓推测，自唐虞以来，渐久渐精，故后代之历，往往密于前代，即如朱子云：“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极只在北辰边，而极星依旧动。”亦非前代之人皆不若宋人也，事以渐而精也。西人之历，亦其相传之久而精，有佐吾中国圣贤之所未及，故虽其教不可从，而至其论历，则固不必泥前代之成说而骇而摈之也。
此条述陆氏信服西人熊三拔所言极昼、极夜理论，是陆氏善于吸收西学研究成果之又一证明。陆氏复引朱子语，述北极与北辰之别，明事以渐而精。陆氏于此条间作按语曰：“此一条与朱子所引《通鉴》正同，而明白似过之，是岂朱子之不若西人哉？”陆氏一向尊朱，而在昼夜理论的阐发上，陆氏笃信西人的观点，认为认识都是逐步地累积而提高的，故云“盖历法一事，非一人一代所谓推测，自唐、虞以来，渐久渐精，故后代之历，往往密于前代”，以作为对自己上述疑朱言论所表现出不敬的一种回护和掩饰。陆氏所谓“西人之历，亦其相传之久而精，有佐吾中国圣贤之所未及，故虽其教不可从，而至其论历，则固不必泥前代之成说而骇而摈之也”，也见其视野开阔，实有真知灼见。
严守理学阵地的陆氏能善于吸收当时西人的研究成果，用以格物致知，诚为可贵。这一点，当继承了朱子对自然哲学进行探讨与研究的传统。《正谊堂全书》本加以删节，失陆氏本意甚远。以今人眼光观之，实在是科学推广、科学教育普及的一大损失了。张諴在《问学录序》中也明确指出，“其书阐明古昔圣贤之蕴，文章政事之源，旁及天文、地利、河渠之说，有体有用，巨细不遗”。可能在张伯行看来，这些天文、地利、河渠之说，似与格物致知不相涉，故而一一删除。
最后，从《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的删节效果来看，我们应该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一方面，通读《问学录》全书可以看出，陆氏在选材上是非常考究的，其间辑录了诸多先贤的语录、文字，借以阐发他本人对儒学、理学的理解，涉猎范围极其广泛，其学术思想也从中直接或间接地得以反映。比如，《问学录》卷一中，他“感叹敬斋之学，真今日学者之律令格式也”。他注重躬行实践，这也是其尊奉朱子的重要原因。《问学录》卷四云：“朱夫子出，不得不从躬行实践上说。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
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语语语着实。”该书辑录的过程，其框架的设置、素材的遴选，已经蕴含了陆氏的学术思想与主张，这一点即是陆氏的一大学术贡献。张氏之删节，一定程度上也掩盖和埋没了陆氏的学术发明。
另一方面，张氏刊刻《问学录》，期冀该书能更好地流传，以裨益于学者，可谓用心良苦。《问学录》是研治理学的重要读物之一，张氏刻本虽有删节，其用意是使陆氏的学术主旨更加鲜明，因而对他所理解的“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加以删削，但是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于传播陆氏的学术是功是过，是益是损？可谓见仁见智。此外，也涉及对原书文本深度理解的问题，往往会因人而异。这可能也反映出张氏与陆氏在学术视野、学术兴趣、学术理路等方面有各自的侧重，所以欲其丰满还是欲其简洁，自然有不同的倾向。不过，张伯行在《问学录》序言中又指出：“稼书先生独毅然指其非而不顾，非诋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无两是，论无两可，此先生《问学录》所以见志也。今观其书，学术醇正，原本深厚，于近世诸贤所论，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学而未逮也，因为刊订是书，使天下知先生之书实与考亭相表里。”由此可见，张氏之删节《问学录》，不是出于对陆氏学问的贬抑，而旨在弘扬其学说，弘扬理学大道。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平心而论，正谊堂刊刻《问学录》并加以删节，其初心在于传扬陆氏著述，借以促进理学思想的传播，而不是贬抑陆氏。为达此目的，正谊堂采取了删繁就简的思路和方法，自谓“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俾读者更加有效地进行阅读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举措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删节《问学录》之后，客观上部分埋没和掩藏了作者陆陇其的本心和用意，使该撰述的特色如人物批判的针对性、学术视野的广阔性、学术辨难的有效性等大打折扣，这或许是张伯行在刊刻时所始料未及的。
所谓人物批判的针对性，主要是崇尚正学，借言申志。正如前文所述，《问学录》成书的主旨十分明确。陆氏旁征博引，辑录先贤文字，以抒发自己的学术情怀，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深入发明理学思想，意欲挽救世道人心。这是与明末清初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风气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学者或以尊王诋朱为高，或调停于朱陆之间，或为阳儒阴释之学。对此，作为学者型官员的陆陇其，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心捍卫朱子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正统，因而不遗余力地对阳明门人及后学进行学理上的揭批。在文献汇编的过程中，他反复摘引，不厌其详，可谓有的放矢，用心良苦。
所谓学术视野的广阔性，主要是指《问学录》一书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学术思想、观点和主张，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以丰富个人对理学思想的理解，格物致知，兼收并蓄，显示出陆氏的学术规模与胸襟。他对于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的敏感，相比同时期的诸多儒者来说，的确是十分突出的。他善于吸收新思潮、新观点，在材料安排上别具匠心，视野开阔，这与他对阳明后学旗帜鲜明的批判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也是陆氏学术的一大重要特征。用西学养料来佐证、充实理学思想，与清初提倡实学、注重学习自然科学的时代风气是一致的。由此来看，陆氏在学术上并不是保守的。
所谓学术辨难的有效性，主要是指《问学录》鲜明地表达了撰辑者个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态度和学术理想，敢于亮剑，“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以俾学者不惑于“邪说”。陆氏欲尊朱，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不得不力斥阳明门人及其后学(而不是主要针对王阳明个人的)，这也是时事所迫。因此，原书大量援引阳明门人、后学或宗王学者如罗近溪、尤西川、王龙溪、李见罗、顾泾阳、邹东廓、黄省曾等人的学术观点作为靶子，予以批判。正因如此，有人诟病陆氏持门户太严。其实，这也正是一位学者所应该保持的一种品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贬抑什么，毫不加以掩饰。陆氏治学所体现的立场鲜明、敢于担当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由此可见，陆氏其人，一方面抨击阳明学，虽理学系统中的一些歧见也不见容；
另一方面扬弃西学思想，即使是西人的自然哲学也丝毫不予以忽视。这两方面均体现在陆氏的学术思想中，形成了其治学的独特风格，真朱子之功臣、问学之典范、发明儒学之志士、捍卫理学之先锋。张伯行对《问学录》大量文段的删节，虽未触及其根本，但伤害了其枝节，有违陆氏之学术初心，所谓对阳明学的批判成了“无的放矢”。
今日学者，如果忽略该书的两种版本现象，就不能对这一段曲折历史了然于胸。后来之人阅读《问学录》时，如果不见《陆子全书》本，而仅阅《正谊堂全书》本，将难以知晓正谊堂所删节的文字，或以为陆氏之原书真如这般面貌，其为惑误当不小矣。幸两书俱存，为后来学者管窥清初学术思想发展状况提供了一面真实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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