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承甫，王华华，郑圆皓，王立昆，张 卫*
(1.广州大学 教育学院心理学系/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2.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3.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1]。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心理基础，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认同尤显重要。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国家认同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2-4]。研究表明，代际传递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3,5]。然而，国家认同代际传递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尚不清楚。因此，非常有必要考察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机制，以期为促进大学生国家认同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
(一)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是指父母将其价值观、态度、行为等传递给子女，使得子女也表现出与父辈相似或相同的特性[6]。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7]。据此，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父母国家认同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父母国家认同会耳濡目染地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此外，国家认同水平高的父母往往也具有较好的自我认同，从而能从容不迫地积极教养子女，更多地对子女表达温暖。父母的积极教养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也能通过促进家庭、学校、同伴等环境因素间接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及调节家庭、学校、同伴等环境因素对子女国家认同的影响[8]。截至目前，已有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效应[5,9]。例如，孙艳等人采用访谈法，以10个北美华侨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父辈的国家认同会通过日常教育和互动来影响子辈的国家认同[5]。再如Vermeulen和Kranendonk采用访谈法，以810个土耳其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父母的双重身份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显著影响青年人的双重身份认同[9]。
(二)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尽管父母国家认同是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其作用过程(父母国家认同如何影响子女国家认同)尚不清楚。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指出，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能力和关系需求)获得满足时，将有助于促进其自我认同，并使其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身心健康；
然而，当个体的这些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将迷失自我、陷入自我认同混乱，从而出现抑郁、焦虑等适应不良[10]。研究表明，重视青年学生的需要与发展，增进其心理需求满足，有助于提升其国家认同[2]。柴民权和管健的研究指出，基于心理需求满足而形成的个体认同有助于促进国家认同[11]。宋新伟和陈占芳研究也指出，国家认同是个体的合理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12]。综合上述理论与研究发现，有理由相信心理需求满足是重要的中介“桥梁”，可串联起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国家认同之间的代际传递。一些间接的证据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研究表明，心理需求满足是家庭因素影响子女自我认同、职业认同等的重要中介过程[13-14]。综上，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
H1 心理需求满足显著中介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效应。
(三)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尽管父母国家认同、心理需求满足对于大学生国家认同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均等地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父母国家认同通过心理需求满足进而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中介过程存在个体差异。经文献回顾，本研究认为心理资本可能是调节这一国家认同代际传递机制的重要个体资源。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自我效能，以及乐观、希望、韧性等积极心理特质[15]。Hobfoll认为，乐观、希望、自我效能感、韧性等心理资本要素是个体的关键性心理资源，具有管理和调整其他心理资源以应对外界环境来获得理想结果的功能[16]。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心理资本也是个体认同发展的重要保护性预测因素。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显著正向预测职业认同[17]、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18]。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19]指出，个体具有内在的动力去保护目前拥有的资源，以及获取新的资源。根据该理论，低心理资本的个体对资源的损耗比较敏感，获取额外资源的能力也较弱；
相反，高心理资本的个体，不容易受到资源损耗的威胁，具备较强的获取额外资源的能力。国家认同水平高的父母一方面会鼓励子女把握时代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会为子女把握时代机遇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如情感温暖)。值得注意的是，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主动性，能较好地感知外界支持和机会，以及有更广泛的注意、认知和行动范围，这促使其能从时代和父母给予的机遇和支持中获益，从而满足其心理需求，进而极大地促进国家认同的发展。与之相反，心理资本水平低的大学生对损耗敏感，缺乏安全感，不能较好地感知父母的支持和理解，也难以抓住父母所认同的时代机遇，从而不能较好地通过实践来满足其心理需求，进而妨碍了其国家认同的发展。综上所述，心理资本是父母国家认同、心理需求满足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调节变量。一些实证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间接证据。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有助于缓冲竞争力感知对人力资源从业者离职倾向的不利影响；
离职意向与心理需求不满足、职业不认同密切相关[20]。类似地，也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可有效衰减大学生学习压力对抑郁焦虑情绪(与心理需求的不满足密切相关)的风险效应[21]。这可能是因为心理资本高的个体能较好地整合内外在资源，从而有助于应对职场竞争和学习压力。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
H2 心理资本可显著调节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关系；
具体而言，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促进效应在高心理资本大学生中显著强于低心理资本大学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合自我决定理论[10]和资源保存理论[19]，拟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心理需求满足和心理资本在大学生国家认同代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本研究聚焦两个问题：一是心理需求满足是否显著中介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效应；
二是这一中介路径是否受到大学生心理资本的调节。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研究假设1和2，并整合两个假设，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直观地呈现了本研究的假设概念模型。
图1 本研究假设概念模型
(一)研究对象
被试为来自广东省、湖南省、江西省的6所公办本科高校的2 594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 059人，女生1 535人;大一926人，大二888人，大三780人;文科1 098人，理工科1 496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9.38岁，标准差为1.37岁，年龄范围介于17—25岁。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国家认同问卷
选取李春玲和刘森林[3]研究中使用的国家认同问卷的4个正向项目进行测量。原问卷共5个项目，其中一题为反向题，当纳入该题时，问卷信度明显下降，故删除此反向题。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一年里，感知到的国家认同的程度。样题如“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取4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国家认同水平越高。此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2.父母国家认同问卷
改编自李春玲和刘森林[3]研究中使用的国家认同问卷。问卷共4个项目，所测内容与本研究的“大学生国家认同问卷”相同，仅主语从大学生变成其父母。删除反向题原因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卷”相同。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一年里，父母国家认同的程度。样题如“我父母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取4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父母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此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3.心理需求的满足量表
采用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与受挫量表[22]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分量表进行测量。问卷共12个项目，测量了自主、关系和能力三个方面需求的满足。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一年里，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样题如“我感到我能成功完成有难度的任务”。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取12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需求满足水平越高。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4.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简版积极心理资本量表[23]进行测量。问卷共12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一年里，感到乐观、希望、自我效能、韧性等的情况。样题如“遇到挫折时，我能很快地恢复过来”。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取12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5.控制变量
鉴于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心理需求满足[10]和(或)国家认同[3]的显著影响，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家庭经济状况采用一个项目进行测量，即“你家的经济状况如何？”。采用五点评分，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取得大学生被试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教学班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是经过培训的大学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作答时间约10分钟。被试在完成问卷后获得一支签字笔作为劳务报酬。本研究获得了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
在数据分析之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检验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为18.93%，低于临界值40.00%，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描述统计采用SPSS 20.0进行，而中介效应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分别采用SPSS PROCESS的Model 4和Model 7进行数据处理。选用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bootstrap样本量N= 1 000)。
(一)描述统计
表1列出了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国家认同显著正相关，表明父母国家认同是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促进因素。此外，父母国家认同、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显著正相关，而心理需求的满足与大学生国家认同呈显著正相关。这为进一步检验心理需求满足在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国家认同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支持。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二)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SPSS PROCESS的Model 4对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进行数据分析。将性别、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纳入所有回归方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标准化处理所有连续变量，以便统一量纲。结果发现(见表2)：在方程1中，父母国家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β= 0.29,SE= 0.02,t= 15.46,p< 0.01, 95%CI[0.25, 0.33])；
在方程2中，心理需求满足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国家认同(β= 0.11,SE= 0.01,t= 7.36,p< 0.01, 95%CI[0.08, 0.14])。采用偏差矫正置信区间方法对间接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父母国家认同 → 心理需求满足 → 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间接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031 5，SE为0.005 4，95% CI 为[0.021 0, 0.041 9]。
表2 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效应检验
(三)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采用SPSS PROCESS的Model 7对心理资本在中介路径“父母国家认同 → 心理需求满足 → 大学生国家认同”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见表3)：在方程1中，父母国家认同(β=0.18,SE=0.02,t= 10.83,p< 0.01, 95%CI[0.15, 0.22])和心理资本(β= 0.47,SE= 0.02,t= 27.69,p< 0.01, 95%CI[0.44, 0.51])均可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需求满足，且二者的交互项可显著预测心理需求满足(β= 0.04，SE= 0.02,t= 2.68,p< 0.01, 95%CI[0.01, 0.07])；
在方程2中，心理需求满足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国家认同(β= 0.11,SE= 0.01,t= 7.36,p< 0.01, 95%CI[0.08, 0.14])。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来直观地呈现父母国家认同和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交互影响，即心理资本的取值为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时(M±SD)，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效应。结果发现，父母国家认同与心理需求满足的正关联在高心理资本大学生中的效应(βsimple= 0.23，SE= 0.02，t= 9.46,p< 0.01, 95%CI[0.18, 0.27])显著强于在低心理资本大学生中的效应(βsimple= 0.14，SE= 0.02，t= 6.43,p< 0.01, 95%CI[0.10, 0.19])。
采用偏差矫正置信区间方法检验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心理资本水平下的显著性。结果发现，父母国家认同通过心理需求满足而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的间接效应在高心理资本大学生中(效应值0.024 5，SE为0.004 8，95% CI 为[0.015 9, 0.034 5])显著强于低心理资本大学生(效应值0.015 5，SE为0.003 7，95% CI 为[0.009 6, 0.024 2])。因此，“父母国家认同 → 心理需求满足 → 大学生国家认同”这一中介路径受到心理资本的调节，即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法，首先考察了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否是父母国家认同影响大学生子女国家认同的重要中介，然后探究了这一间接影响是否因为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发现。
(一)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与研究假设1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心理需求满足显著中介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国家认同有助于促进其子女的心理需求满足，进而提高子女的国家认同水平。研究表明，国家认同有助于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24]。国家认同水平高的父母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本体性安全，不仅自己的角色和行为适应较好，而且会鼓励子女相信国家、把握好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锤炼能力、报效国家。人生赛道上，机遇“赋能”对于成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父母国家认同有助于促进子女在积极主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心理需求满足。进一步地，当大学生感到心理需求获得满足时，将自发地产生自我认同，感恩国家的悉心培养(产生国家认同)。中国青年普遍发声：“生逢其时，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我们机会成就梦想。”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首次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采用实证研究考察大学生国家认同代际传递的中介机制。本研究结果支持自我决定理论[10]，从实证上证明了基于心理需求满足的自我决定有助于国家认同的生成。
(二)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与研究假设2一致，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显著调节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关系。具体而言，父母国家认同与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的关系在高心理资本大学生中显著强于低心理资本大学生。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心理资本有助于放大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促进效应。这一研究发现与资源保存理论[19]相一致。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高心理资本的大学生能更好地感知国家认同对父母生活的积极影响，从而在耳濡目染中学习父母的态度和行为，习得社会适应能力，促进自身心理需求满足。然而，低心理资本大学生不能较好地感知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这妨碍了其心理需求满足。另一方面，国家认同水平高的父母会更多地鼓励孩子勇于迎接挑战、把握时代发展机遇，而心理资本高的大学生能较好地整合内外在资源去积极应对挑战，哪怕在绝望时也在寻找希望，这使得他们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心理需求满足。然而，低心理资本大学生面对挑战或机遇时往往关注其消极面，选择退缩，或者不能较好地整合内外在资源进行应对而常常导致应对失败，这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实证研究也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可有效提升大学生和职场青年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20-21]。本研究首次从实证视角证明心理资本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中也具有促进效应。因此，本研究发现建设性地丰富、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19]的应用领域。
(三)教育启示
本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母的国家认同水平有助于提升其大学生子女的国家认同。因此，有必要提升父母国家认同水平。其次，本研究也发现，心理需求满足是父母国家认同促进大学生子女国家认同的重要中介“桥梁”，这提示我们需要积极关注促进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需要关心大学生成长，让大学生感受到理解和温暖(满足关系需求)、获得成就感(满足能力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发展机会和充分的能力训练，以促进大学生潜能的开发和社会适应，感受到自我控制感(满足自主需求)等。最后，本研究还发现，高水平的心理资本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这提示我们，学校和家庭有必要重视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促进其自我效能感、希望感、乐观感和韧性的提升。
(四)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完善。其一，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且父母国家认同数据来源于大学生报告，这使得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多渠道收集数据。其二，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推论受到一定的限制，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虑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检验本研究变量的因果关系。其三，本研究仅从心理需求满足视角探究了大学生国家认同代际传递的中介过程，未来研究可从其他个体因素(如国家信心[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5])或环境因素视角探究中介机制。其四，本研究仅探究了心理资本在中介路径“父母国家认同 → 心理需求满足 → 大学生国家认同”中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从其他个体因素(如文化认同[26])或环境因素视角探究其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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