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倩儿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译者风格，又称译者文体，是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翻译策略以及语言应用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个性化特征[1]。译者风格研究一共经历了修辞文体观、语言文体观、叙事文体观和语料库文体观4个阶段[2]。每一次的转变都伴随着研究范式、理论视角和方法手段的革新。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为译者风格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000年，Mona Baker首次提出用语料库方法对译者风格进行量化分析，关注个体译者在译作中所呈现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特征[3]。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打破了传统译学只关注译文和原文对等的研究局面，同时也克服了传统译者风格研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2002年学者张美芳将Baker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正式拉开序幕。该领域的研究从无到有，在动态发展中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与语料库翻译学的其他研究相比，译者风格研究仍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大背景下，译者风格研究有助于总结优秀译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国内近10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厘清该学科发展的总体态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期为未来译者风格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资源总库为数据来源，将检索主题设置为“‘译者风格’或‘译者文体’并含‘语料库’”。为保证每个年份数据的完整性，本研究暂不收录2022年的论文数据，将检索时间设为2012年至2021年。在此条件下对全部期刊进行检索，共获得196篇论文。经过数据处理和人工筛查，剔除稿约、会讯和访谈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信息后，共获取有效文献141篇，其中39篇发表在国内核心刊物上。文章利用EXCEL软件对检索结果进行汇总统计, 建立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数据库，从发文情况、研究内容、比较模式和描写参数4个方面，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发文情况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曲线图(图1)可见，近10年来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在2014年和2015年达到第一个峰值。虽然之后出现了小幅的回落，但很快在2017年和2018年迅速回升，并于2020年达到一个新的峰值。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从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渐有了燎原之势。另外，从图1还可以发现，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占比从2015年起虽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论文质量的下降，反而说明语料库创建技术得到更多的推广和普及。在起步阶段只有少数的学科精英掌握这种研究方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论文质量良莠不齐，但整体研究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二)研究内容
从文献类型看，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可大致分为4类(图2)：第一类理论阐释型，共有9篇论文，约占总量的6.38%；
第二类文献综述型，共有9篇论文，约占总量的6.38%；
第三类著作评介型，共有3篇论文，约占总量的2.13%；
第四类实证研究型，共有论文120篇，约占总量的85.11%，这类论文正是文章要重点研究并讨论的对象。
从研究文本的翻译方向看，中译外文本的译者风格更受学界关注，其研究数量约为外译中文本的3.3倍(图3)。这显然与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浪潮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通过比较不同母语文化下产出的译本之间的差异，或专注某些畅销书译者的翻译风格，来探索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佳翻译方法与策略，这对我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研究文本的类型(实证研究型)看，现有研究只有5篇论文以非文学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其余115篇均为文学翻译文本的译者风格研究。与非文学文本相比，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语言和复杂的情感留给译者更多的创作空间，这无疑为译者发挥主体性，形成独特鲜明的翻译风格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因此，研究者喜用文学翻译文本作为译者风格研究的语料来源。
从文学文本的体裁看，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小说的译者风格研究更受研究者的青睐。据统计(图3)，关于小说译者风格研究的论文共有64篇，约占总量的55.65%；
散文译者风格研究28篇，约占24.35%；
诗歌译者风格研究次之，共20篇，约占17.39%；
戏剧译者风格研究数量最少，只有3篇论文，约占总量的2.61%。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统计将一些典籍文献，如《孙子兵法》(诸子散文)、《论语》(语录体散文)和《尚书》(古典散文集)等都列入了散文大类。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典籍文本的译者风格研究备受关注，这些研究在散文类中占很大比例。而对于现代散文的研究，除了朱自清先生的部分作品外，其他文本几乎无人问津。
(三)比较模式
Saldanha将译者风格研究分为“源文文本型”(source-text oriented)和“目标文本型”(target-text oriented)[4]，目前国内研究基本属于这两种类型(表1)。“目标文本型”研究由Baker首创，主张抛开源文本，只关注目标译本，来考察译者下意识的或习惯性的语言行为特征。这类研究多采用语内类比的模式，既可以将翻译文本与目标语非翻译文本进行类比，如李家春以中国城市概览的英译本为考察对象，以美国城市概览为参照，比较中国译者的翻译风格与原语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异同[5]；
也可以是翻译文本之间的类比，这种类比模式相对比较复杂，国内研究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考察不同译者在翻译风格方面的差异。这些译者所翻译的源文本各不相同，因而排除了源文本的影响因素。这是Baker所倡导的以目标语为导向的译者风格研究，但目前国内这类研究为数甚少，只有2篇论文。第二类研究以同一个译者的不同译作为对象，分析这些译作在语言结构运用和翻译策略应用等方面表现出的共性特征，以此来归纳译者的翻译风格，胡开宝认为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者风格研究[1]。如侯羽通过对比葛浩文的多本译作，考察其翻译风格的一致性[6]。但这类研究数量也不多，仅有6篇论文。第三类研究将同一作者的翻译文本与目的语创作文本进行类比，目前国内只有1篇相关论文，通过比较张爱玲英译小说与英文创作的小说来研究张爱玲的翻译风格[7]。
表1 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比较模式(2012—2021年)
与“目标文本型”研究不同，“源文文本型”研究采用语际对比的方式，关注译者“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4]，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这种方法将源文本纳入译者风格研究的限制性因素，弥补了类比方法中忽略源文本的局限[8]。语际对比主要是源文本与翻译文本之间的比较，具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单一文本对比，即一个文本对应一个译本的比较。事实上，基于这种比较的研究多为具体译本的翻译语言特征或翻译风格分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译者风格；
第二类一文多译对比，即同源文本与多个译本的共时比较或历时比较。国内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多译本的对比研究成果显著，共有95篇论文，占总量的79.17%。但目前此类研究以共时的比较居多，鲜有历时的动态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比较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单一模式的比较研究，开始探索多元复合对比模式，其中包括：1)同一比较模式下的复合对比，如黄立波、朱志瑜在考察葛浩文和戴乃迭两位译者翻译风格的同时，以4位英语作家的原创小说为参照，比较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差异[9]；
2)不同比较模式之间的交叉对比，如李德凤、贺文照和侯林平在研究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的翻译风格时，将蓝氏译本与其他3个译本进行对比，同时又将蓝氏的不同英译作品进行类比，交叉验证[10]。这些学者根据具体语料的不同，将源文文本型和目标文本型两种模式融合贯通，相辅相成，实现对译者风格全方位、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
(四)描写参数
要想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翻译事实背后的翻译规律性特征，就需要经过观察、描写、判断和推理等步骤，描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11]。黄立波将现有译者风格研究中的描写参数大致分成4类[8]：第一，形式类参数，即以语料库工具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比，具体包括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词汇密度、词汇丰富度、关键词、高频词和独特词项等；
第二，语言类参数，如目标语中特有语言项、译者偏好词、文化特有词项、外来词、连接词、人称代词、语气助词、情感词、搭配和语义韵等；
第三，叙事类参数，通常以叙述视点、叙事结构或叙事话语等的语言表现形式为切入点，如自由间接引语、指示词、情态和及物性所表征的叙述视点转换，报道动词体现的叙事结构变化以及囊括言语表达、思想表述和书写表达的叙述话语差异等；
第四，综合类参数，常见的有译文可读性和可表演性等。
表2统计了采用不同参数组合描写的论文数量。从表2中可见，目前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形式类参数进行描写。其中，将其作为单一参数考察的文章就有28篇，占总量的23.33%。形式类参数所体现的往往是浅层的或局部的语言特征，仅使用这一种参数进行描写，很难捕捉到译者更具规律性的语言使用特征。为此，大多数研究者会结合其他参数进行描写，与语言类参数一起组合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共有53篇，占总数的44.17%。其中有对《尤利西斯》译本中个性化用词倾向的考察[12]，对《红楼梦》不同译者处理原文同一语义韵的差异比较[13]，对《水浒传》两译本连接词数量、类型和频率等数据的对比分析[14]，还有对《棋王》两译本文化特色词不同翻译风格的比较[15]等。相较于语言类参数丰富的考察维度，综合类参数和叙事类参数所描写的内容较为单一，前者惯用“可读性”和“可表演性”两个维度对小说和戏剧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后者则多以“say”和 “tell”两个报道动词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当然，如果一、两种参数无法覆盖译者风格的全貌时，还可以运用多元参数组合来进行观察和描写，譬如卢静从句长、报道动词、特殊句式和独特词等方面综合分析了《聊斋志异》两个译本的译者风格[16]；
王瑞、黄立波从形式数据统计、实词使用和可读性等多方面考察贾平凹小说译入与译出文本的文体差异[17]。
表2 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描写参数组合(2012—2021年)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摸索出一些有别于Mona Baker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日趋成熟，但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 研究内容有待扩大
目前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在内容分布上出现了厚此薄彼、比例失衡的现象，具体表现在：第一，重文学翻译轻其他文体。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学翻译作品，较少涉足非文学翻译文本。第二，重小说轻其他体裁。由于小说读者众多，一文多译的现象较为普遍，更易于开展研究，因此多数学者选择小说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其他体裁的研究相对滞后。第三，重笔译轻口译。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中国优秀文化作品翻译的出版力度，笔译在文化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备受关注。受此影响，国内译者风格研究也主要以书面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另外，口译语料库的创建难度系数大，语料的收集和标注费时费力，因此，关于口译译员的风格研究寥寥无几。第四，重译出轻译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学肩负着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使命。然而，在现实的对外传播中，中国文学频频遇冷，其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远低于预期的效果。因此，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成为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焦点。第五，重热门作家译者轻其他。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作品的译本以及翻译家葛浩文的风格研究层出不穷，对其他作家和译者的研究关注不足。
有鉴于此，今后可以从5个方面丰富本领域的研究内容。第一，加大对非文学翻译文本的研究力度。虽然与文学作品相比，在非文学文本中译者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的空间相对有限，但仍然会留下译者的痕迹。第二，重视对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的译者风格研究。这些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应当把这些作品的译者风格放在与小说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尽快把口译译员的翻译风格纳入研究的范围。口、笔译分属不同的语体和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译员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有很大不同，基于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成果显然不适用于口译研究。第四，不要忽略对译入作品的译者风格研究，尤其是英语世界主动译入的作品，这些译本所呈现的中西译者风格差异极具研究价值。第五，加强对其他优秀译者的研究，同时，一些在域外传播效果不佳的作家作品也值得关注，可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索更易达到理想传播效果的翻译风格。
(二)研究方法亟需完善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是基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主要方法。定量分析需运用各类参数对大量翻译现象和事实进行客观的描写，而国内大多数研究往往把侧重点放在对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等形式类参数的描写上，对其他参数只做简单的考察。这种相对初级的定量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译者的翻译风格，但解释力明显不足，无法真正反映译者风格的全貌。要探究更加复杂的本质特征，亟待更可靠和强有力的统计方法。因此，有必要拓展研究参数，运用多维分析的复杂统计算法，来提升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18]。
定量统计方法的适当运用，可以使具体研究建立在严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但定量研究只提供对真实翻译文本的客观描述，并不提供对翻译现象的解释[19]。对译者风格研究而言，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解释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定量分析需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揭示数据背后蕴含的规律和意义。然而，国内很多研究仅停留在对风格的描写和识别层面，解释的部分寥寥几笔带过。还有一些研究者在解读数据时，带有预设痕迹，或出于个人经验性的推测和总结，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应当避免主观臆断，在描写的基础上深入语境，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译者实际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翻译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有条件的话，可以与译者进行书面或口头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翻译思想和个人经历，再结合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等相关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和诠释[20]。
(三)研究思路有待拓宽
囿于语料库统计工具有限的观测维度，现有研究多采用上述4个参数进行描写，不少文章相似度高，模仿痕迹明显。可喜的是，面对语料库研究的技术瓶颈，一些研究者不落窠臼，开始思考译者风格研究的新路径，他们或建立数学模型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21]；
或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考察译者风格的差异[22]；
或利用多维分析的方法使译者风格研究从静态描写转向多译本之间的动态对比[23]。
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但对整个译者风格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语料库翻译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译者风格研究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大胆拓宽思路，打破学科壁垒，借鉴语料库文体学、计量风格学、计算语言学和文本数据挖掘等相邻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和认知等其它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充分体现研究的跨学科特点。
近10年来，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成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也逐渐呈现出研究视角狭窄，量化指标单一和跨学科创新不足等问题。未来译者风格研究应紧随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和研究理念的转变，不再止步于浅层语言特征的描写和局部风格的考查，而是将译者风格研究置于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毕竟，对统计数据的意义建构才是基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关键所在[24]。只有不断地丰富研究理念，扩展研究疆域，拓宽研究视角，提升研究手段，才能实现深度的、可持续的跨学科融合发展。这不仅是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也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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